中国元素的奇观与中国身份的谋定

二、中国元素的奇观与中国身份的谋定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是决定一个民族精神风貌、风俗习惯、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的“遗传微粒”。作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中国元素”代表的是全球化大潮中的“中国形象”，它包孕着中国文化精神的传统与现代、物性与神性，它容纳着中国文化形态的自然与人文、日常与信仰。启蒙主义时代，世界上流行的“中国元素”是瓷器、茶叶、丝绸和“礼”性；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世界上流行的“中国元素”是辫子、小脚、烟枪和贫弱；新中国成立的60年间，世界上流行的“中国元素”是中餐、功夫、中国印、和谐世界……这些“中国元素”将为中国文化承担起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时代使命。

关于“现代化”、“全球化”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台湾人文学者龙应台（1952—）认为:如果说，“现代化”指的是，在传统的文化土壤上引进新的耕法——民主制度、科学精神、工业技术等等，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共处哲学与生活模式；如果说，“全球化”指的是，随着科技与经济的跨越国界，深层的文化体系始料所未及地也冲破了国家与民族的传统界线。原来沿着那条线而形成的千年传统——种种律法、信仰、道德、价值，面对“全球化”，不得不重新寻找定义。“现代化”是很多开发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全球化”是一个正在急速发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已开发国家盘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发中国家在趁势而起的同时暗暗忧虑“自己不见了”的危险^[50]。龙应台指出: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是手段，保护传统是目的。譬如在环境生态上所做的巨额投资与研发，其实不过是想重新得回最传统最单纯的“小桥流水人家”罢了。大资本、高科技、研究与发展，最终的目的不是飘向无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己的历史、信仰，自己的泥土。越先进的国家，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国家，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越是手足无措，进退失据^[51]。

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化国家，虽然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但是在全球化影响下也难免遭受外来强势文化的侵蚀。要在全球共享的一体化经济趋势中脱颖而出，找到一块自己的立足之地，更需要将我国独特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发扬光大，锻造世界文明的“中国身份”是一条捷径却非坦途。大陆学界的基本共识是，文化时代就是一个高度重视文化产品的人文内涵和人文导向的时代。重视文化产品的人文内涵和人文导向，实施内容战略，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传承和创新）；当代艺术的经典化（扎根和提升）；高雅文化的大众化（融入当代趣味）^[52]。为了发展和壮大自己，我们既要继承传统，发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也要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吸纳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时代氛围下，我们应该将培养跨文化公民意识的能力当作未来全民教育的中心任务。跨文化公民意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面对本国的公民意识，二是面对全球的公民意识。简言之，公民意识意味着对全球社会的承诺、对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以及对全球社会的参与，还包括对自我和自身文化、对他人和他人文化以及对世界的批判和重新建构精神。

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于1997年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意在强调对文化自我的一种自知之明^[53]。“文化自觉”是在具有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对自己文化的来源、得失的清醒反思，它是要克服文化上的盲目性，是要建立从本民族的文化实际思考民族未来的宏观意识。当前，我们既要防止国内某些人为了获得国际奖项而制造中国的“伪民俗”以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有意无意间丑化中国形象，也要防止国外某些人为了各种政治目的而肆意歪曲和损毁中国形象。为了在新形势下开创中国文化外交的新局面、将文化的资源优势全面转化为文化的竞争优势，必须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在微观层面，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提升文化产业层次、通过法治渠道养成“按规则行事”的社会习惯；二是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先进文化、引领中国形象等，提升民族文化的国际地位，最终实现新时期、新环境下的中华民族崭新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立。

全球化逻辑的强势以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全面开放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文化的开放与融入，要使中国经济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是不可能的。在文化全球化的威胁和知识经济的要求下，文化上既要保持传统的延续性又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是任何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都必须认真解决的阶段性两难问题。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克服西方式“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语出《中庸》）的哲学思维，透视和对待多样性的文化及其相关交往行为，珍视和善待文明的丰富性及其特殊存在范式，努力实现“协作性竞争”、避免零和博弈，从而实行一加一大于二的正合博弈。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化建设与跨文化交往。人类社会存在着共同的价值，不能简单地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尊严、幸福、和谐等人类的普遍价值当做“西方的”或“中国的”；我们必须将中华文明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中华文明进入人类文明的主流^[54]。承继了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民族融合，全面“文化自觉”的中国既应该包蕴着地方性和多样性的杂陈，也应该渗透着本土性与外来性的张力；同时，现代化的冲击与全球化的挑战又使“文化中国”面临重重危机。中国古人有“君子恶速成”^[55]的说法，文化建设任重道远，跨文化交往纷繁复杂，非一朝一夕即见成效的，其间的艰难与曲折要求我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制定细致的实践策略，决不允许好高骛远或浅尝辄止，更不允许沾沾自喜或夜郎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