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藏书家考述（隋代）

隋代藏书家考述

第一节　隋代藏书家考述

开皇九年(589)，隋文帝平陈，一统寰宇，下诏曰：“……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这是他倡导教育、强化文治的开始，因此举符合民意，旋使其文教事业蓬勃发展。据《隋书·儒林传序》记载：“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由此可见其繁荣隆盛景况，这也促进了官、私藏书文化的发展。至其晚年，虽然一度“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但是，到了“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国子学、地方之学重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在此背景下，隋朝官府藏书十分发达，至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其官藏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达三十七万卷，而私家藏书由于隋朝短祚，尽管社会上藏书家很多，但见于文献记载的却寥若晨星。现就书传所载，分考于下：

陆爽(539－591)字开明，魏郡临漳(今河北临漳西南)人。父亲陆概之，北齐时任霍州刺史。陆爽少时聪敏，九岁就学，日诵二千余言。年十七，清河王高岳召为主簿。后迁中书侍郎，以文学知名当世。《隋书》本传记载：北周灭北齐，陆爽与名士“阳休之、袁叔德等十余人俱征入关。诸人多将辎重，爽独载书数千卷。至长安，授宣纳上士。”隋朝建立，任太子洗马，与左庶子宇文恺等撰《东宫典记》七十卷。因“其博学，有口辩，陈人至境，常令迎劳”。陆爽舍财货而携书籍入关，不仅说明其嗜书好学，而且更延续了其学术家风，使其子陆法言在音韵学上享誉当时，著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韵书《切韵》。

李德林(532－592)字公辅，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人。父亲李敬族，官历太学博士、镇远将军。魏孝静帝时，命当世通人整理书籍，以敬族为内校书，别在直阁省。德林少年聪慧，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并善于属文。母多病而不仕，留心典籍，为日后入世做准备。北齐任城王高蔆赏其才学，推荐德林担任政府官员，然所任“非其所好”，乃谢病还乡，从此名声大振。后主天统、武平中，德林备受重用，典掌机密。后进入从事著作和校理典籍的文林馆，与学者颜之推同判馆事。北周代齐，武帝、宣帝大赏其才，委以重任。隋开皇元年(581)，与太尉任国公于翼、高颎等同修律令。据《李敬族墓志》记载：“时燕、赵数乱，坟素无遗。公家有旧书，学又精博。”[1]德林博学，赖其家藏所致。(www.guayunfan.com)张盈(544－601)，字子谦，范阳(今河北固安西南)方城人。祖父张弘策，曾助梁武帝夺取萧齐政权。父亲张绾，梁时官尚书左仆射。其伯父张缅、张缵，皆当时的藏书大家，藏书数万卷。张盈年十六，解褐秘书郎，侍皇太子讲《周易》，历官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廷尉卿等。隋开皇九年，追补学士，入讲皇太子。据《张盈墓志》记载：张盈“通石渠经史，侍金华讲诵，家有赐书，世传儒业。”[2]可见，喜好藏书是张氏家族的门风。

姚察(533－606)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历仕梁、陈、隋三朝。年少时就诵书万余言，勤苦厉精，夜以继日，十二岁便能属文，为儒者所称。《陈书》本传载：“父上开府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梁元帝即位江陵(今湖北荆沙)，姚察任原乡令、著作佐郎。陈时历任中书侍郎、秘书监、吏部尚书等。“察在秘书省大加删正，又奏撰中书表集……察既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陈灭入隋，官秘书丞，诏撰梁、陈二代史。姚察“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且专志著书，白首不倦，手自抄撰，无时暂辍。尤好研核古今，是正文字，精采流赡，虽老不衰。”姚氏藏书家风，造就了姚察、姚思廉父子的史学成就，其为藏用结合的典型代表。

张业(525－610)字兰晖，南阳(今河南南阳)白水人。北齐武成帝时任玉州湘阴县令，卒于洛阳。据《张业暨妻路氏墓志》记载：“惟君名实高瞻，物望茂归，非唯书尽八千，抑亦兴敦三雅。”[3]

许善心(558－618)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今河北高阳)人。父亲许亨，梁、陈时著名学者，曾任陈朝领大著作，掌修梁史，著有《齐书》和《梁史》。《隋书》本传载：善心少孤，“为母范氏所鞠养。幼聪明，有思理，所闻辄能诵记，多闻默识，为当世所称。家有旧书万余卷，皆遍通涉。”有神童之称。仕陈，任补撰史学士，后加通直散骑常侍。陈亡入隋，除秘书丞，“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后历任太常少卿、礼部侍郎、给事郎等。善心家藏万卷，多为其父所积，其能够较早知名当事，应与之有关。

刘智海(生卒年不详)，武强(今河北武强西)交津桥人，平民藏书家。隋朝两大学者刘焯、刘炫尝借其家书，诵读十载。《隋书·刘焯传》载：“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智海为资助贫穷士人的典型代表，他肯长期将己藏书，借与他人阅读，体现了其人文关爱之精神。

张文诩(生卒年不详)，河东(今属山西)人。《隋书》本传载：其“父琚，开皇中为洹水令，以清正闻。有书数千卷，教训子侄，皆以明经自达。”文诩恃其家藏，“博览文籍，特精《三礼》，其《周易》、《诗》、《书》及《春秋三传》，并皆通习。每好郑玄注解，以为通博，其诸儒异说，亦皆详究焉”。后游太学，太学诸生多“请质凝滞，文诩辄博引证据，辨说无穷，唯其所择”。文诩不愿为官，灌园事母，以孝著称。

张希文(生卒年不详)，中山义丰(今河北安国)人。曾任定州主簿。据《唐故尚书吏部郎中张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希文“门多长者，家有异书，得茂先之博物，同孝威之高尚。”[4]可见其家所藏，有许多珍贵或罕见之书。

隋代肯定不止这几位藏书家，前面我们讲过，当时社会上喜好藏书的大有人在。《隋志·总序》记载：“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在此政策诱导下，社会上的藏书爱好者纷纷将家藏献出，“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同书《刘炫传》记载：“时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可见当时献书之夥之热，“一二年间，篇籍稍备”。炀帝时期的三十七万卷藏书，除继承北周的，加上副本，还有灭陈所得和隋人新著外，其中许多是征自民间的，可见私藏对补充官藏之贡献。

炀帝时，还曾大规模焚烧民间所藏谶纬书籍。《隋志·谶纬序》记道：“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当时民间所藏，除传统经史、谶纬书籍外，尤以佛经为多。据同书《道佛序》记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典浩繁，不仅说明当时佛教兴盛，同时也说明出版业非常兴旺，这就为私家藏书提供了来源。

社会上的鸿生巨儒肯定有藏书，如著名学者明克让，其父明山宾是萧梁时的大儒，志用稽古，参修“五礼”，主讲太学。明克让亦“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进入隋朝后，“于时东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至于博物洽闻，皆出其下。诏与太常牛弘等修礼议乐，当朝典故多所裁正”。山宾、克让父子皆因读书多、著述富而博学名高，享誉当时，其家定有藏书。再如柳，曾祖世隆，为南齐时之藏书家。《隋书》本传载：“少聪敏，解属文，好读书，所览将万卷……以其好内典，(文帝)令撰《法华玄宗》，为二十卷，奏之。”炀帝时，官拜秘书监，主修了官藏目录《大业正御书目》。一个读过近万卷书并好佛典的“才学之士”，一个祖上拥有藏书的好学之人，如无藏书，不可想象。另有公孙景茂，《隋书》本传说他“少好学，博涉经史……时人称为书库”。既称“书库”，不只说他满腹经纶，恐怕也指他家有藏书。还有那些负笈追师的士人，他们多少也有些藏书。《隋书·何妥传》记载：“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同书《房晖远传》也载：晖远“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马光传》又载：光“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至是多负笈从入长安。”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隋朝藏书者不在少数。一般来讲，聚书是一个持续关注、淘求的过程，有的家族几代人聚书，有的藏书家为此付出毕生精力。可以这样讲，唐朝前期的藏书家，大多在隋朝就有了藏书，隋朝因其统治时间短，一些藏书家在隋尚未著名就进入了唐朝，普通藏书者又不被记载，所以觉得较少。这是一个过渡时期，随着隋、唐政权的更替，随着唐朝教育的普及、学术的繁荣和科举考试学子对书籍的大量需求，唐朝的藏书家和私人藏书文化，在持续快速地向前发展，其藏书文化也愈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