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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遗失在外的长子

时间:2022-04-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私藏遭禁与弛禁第一节 私藏遭禁与弛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治理国家方面,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措施,这些举措,对于巩固新生政权、推动社会发展、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且看秦始皇对焚书禁学,特别是对天下私人藏书禁绝的举措。“焚坑”两项举措,将刚刚兴起的私学和私藏几乎完全摧毁了。

私藏遭禁与弛禁

第一节 私藏遭禁与弛禁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治理国家方面,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措施,这些举措,对于巩固新生政权、推动社会发展、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始皇并兼天下,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各司其责的互监制,在地方推行单一的郡县制,“使黔首自实田”[2],统一文字、车轨、度量衡、货币、法律,修建驰道等,这些措施,本来非常便于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传播。然而,不久之后,他相继搞了“焚书”、“坑儒”事件,对自春秋以来才刚兴起的私家藏书,给与了沉重的打击。

且看秦始皇对焚书禁学,特别是对天下私人藏书禁绝的举措。《史记·秦始皇本纪》记道:丞相李斯请曰,“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3]“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从这句话看,秦始皇焚书前,社会上确实有一些私家藏书。《史记·六国年表序》载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这个“多藏人家”的典型代表,是孔子后裔孔鲋(约前264-前208)。《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记道:“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可见孔鲋家有藏书。又有孔腾(生卒年不详),孔鲋之弟,家中也有藏书。《汉志·书序》颜师古注云:“《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孔腾所藏的这批古书,至汉景帝时才重见天日[4]。再有伏胜(约前268-约前178),秦时之博士,家中亦有藏书。《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还有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老父,藏有兵书。同书《留侯世家》记载:张良于下邳遇一老者,老者出一编书与张良,“乃《太公兵法》也。”这些饱学之士,怀着对书籍无比热爱的情感,冒着生命危险,保藏人类智慧的结晶,他们如果没有某种理念的支撑,怎敢有此抗旨之举!他们坚持正义的勇敢行为,反抗暴秦灭学愚民的精神,在当时及后世,都是值得崇敬和赞扬的。

另外,1975年在湖北云梦发现一座秦墓,墓主人名喜,生于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大约卒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以后,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及鄢的狱吏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在他的墓中,发掘出大量的竹简书,有《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等十种,这批简书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许多方面[5]。由此推断,喜生前或许是一位藏书家。

还有,秦朝博士官、私塾教师和“鲁中诸儒”,他们多少都有些藏书,这些学者利用自己所藏,一边自习,一边教授[6]。由于秦祚短命,加之私家藏书不是史书记载的重点,所以秦朝私藏情况见诸传世文献记载的极少,有些藏书家则随着改朝换代而进入了汉朝。(www.guayunfan.com)“焚书”次年,秦始皇又进行了“坑儒”。再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侯生和卢生评论秦始皇“刚愎自用”后,畏其知悉,于是潜逃,“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可见秦始皇听不得反对意见,“坑儒”的理由竟是“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他要警告天下文人,对他不满就得死。

“焚坑”两项举措,将刚刚兴起的私学和私藏几乎完全摧毁了。这两项不得人心的举措,其实质是搞愚民政策,人民没有了学习的机会,自然也就没有了文化,这样,秦始皇就可以将秦家王朝二世、三世以至无穷地传下去。但事物并没有按照他的意志发展,“焚坑”未冷,民变蜂起,五年之后,秦家王朝灭亡了,历史和秦始皇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焚坑”既是生活在秦朝的学者和私藏家的悲哀,同时也是秦王朝的悲哀。

汉朝的创建者,大多属于草根阶层,他们亲身感受过秦朝诸多的暴政,也深知人们对秦朝的怨恨所在。因此,他们当政后,除在政治制度方面沿袭秦朝外,其它领域大改秦朝失败的政策,实行宽仁之政,无为而治,给黎民百姓一个宽松的生活空间,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他们执政理念的体现,这种理念源于对秦朝速亡的反思。《汉书·循吏传序》记道:“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同书《刑法志》亦云:“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蜪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汉朝的诸种文化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兴旺起来。

西汉初期宽松、包容的文化政策,可以说为整个汉代定下了基调。西汉开国群英虽文化程度不高,但政治素质却很高,他们远见卓识[7],知道文化在巩固政权、延续统治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改秦之败,大收篇籍”[8],“除挟书律”[9],既开禁私学,又积极创办官学,为其统治培养人才,在社会上给予百家九流生存的空间[10],使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各得其所。这些举措,深得人心,世人普遍欢迎,私人藏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演进,西汉统治者特别是武帝、成帝,愈加重视藏书文化,由于他们的倡导和利诱,从而鼓励、刺激了私人对书籍的收藏。

东汉政权,不仅沿袭了西汉的文化政策,而且对私家藏书愈加支持,众策并举,以推进私藏发展。譬如,对一些社会名流开放官藏,使其随意阅览;经常赐书给朝臣,以增加他们的藏书;颁立石经标准本,任凭世人抄录;开辟书肆,提供自由买卖书籍的场地[11]。随着造纸技术的发明和进步,随着造纸原料的扩大,用纸写书日益普及,这就大大推进了私藏的发展,一个承前启后、持续增长的私藏时代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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