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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书籍有哪些

时间:2022-04-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私藏文化的开启第三节 私藏文化的开启汉代私家藏书的群体不断扩充,藏书数量与日俱增,藏书活动日趋丰富,藏书名家佳作迭出,藏书文化初现曙光。可以说,这三类书籍,尤其是前两类,汉朝人对它们的抢救、整理、保藏与传播,使其部分流传到今天,是对中华文化所做的难以估量的贡献。

私藏文化的开启

第三节 私藏文化的开启

汉代私家藏书的群体不断扩充,藏书数量与日俱增,藏书活动日趋丰富,藏书名家佳作迭出,藏书文化初现曙光

秦汉藏书家的藏书来源主要有以下途径:1.长期积累。立言探赜、追逐功名的普通士人,把聚书通经、著述成名作为实现做官抱负的途径,在汉武帝颁布“明经取仕”后和东汉初年那些“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待价而沽的士人,如孔安国、楼护、张敞、扬雄、桓谭、杜林、陈宠、欧阳歙、贾逵、郑玄、郭泰、蔡邕等人,他们有的几代人聚书不辍,孔氏一族不必说,其他如欧阳歙家族八代为经学博士,其家藏经书可想而知;再如法学家陈宠,其曾祖父陈咸就开始收藏“律令书文”;又如杜邺,少时受业于外家,成年后,即从其外祖父张敞处承继一些藏书,后传给儿子杜林,杜林边保藏,边继续收聚。2.花钱购置。好藏书籍的富有者直接花钱购买,这种聚书方式最为便捷,他们不惜重金,四处购求,如文不识、曹曾等人,皆因家境富庶而多聚坟籍。3.赏赐和馈赠,指的是皇帝赐予和亲朋相赠,有些人是靠这种方式而成为藏书家的。皇帝一般赐书给功臣、社会名流,当时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如班籠、窦融、刘苍、王景等人的藏书即源于此;而仓公所藏医籍,则属友人相赠。4.躬亲抄录。写本时代,复制书籍全凭手抄笔录,长期从事这项工作艰辛乏味,有钱财者雇人抄录,如刘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他肯定是雇人抄写,刘安、刘向、利苍等贵族,或许也是如此聚书;钱少和贫穷者,只得伏案躬录,如梁子初、杨子林、景鸾等人。5.祖上遗传,如楼护的藏书。这里,我们仅从主流方面略做划分,实际上,他们的藏书都是多渠道、多方式积聚的,如刘安也有皇帝赐书,蔡邕每至一处必购书,据《后汉书·赵晔传》记载:“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同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书》云:“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他人大概皆有自抄、亲购经历。

秦汉藏书家所藏书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先秦古籍,如《五经》、先秦诸子、律令、兵书、医药、卜筮、种植之书;一类是汉人的经注经解,如丁宽的《易说》、夏侯胜的《尚书章句》、韩婴的《韩诗外传》、贾逵的《周官解故》、马融的《论语注》、郑玄的《毛诗笺》等,这类书籍数量很大;一类是汉人新著新译,如《新语》、《新书》、《太史公书》(即《史记》)、《春秋繁露》、《别录》、《汉书》、《东观汉记》、《说文解字》、《太玄经》、《潜夫论》、谶纬之书、佛道书籍等。可以说,这三类书籍,尤其是前两类,汉朝人对它们的抢救、整理、保藏与传播,使其部分流传到今天,是对中华文化所做的难以估量的贡献。

我们且看汉初的文化状况:秦“燔书禁学”、项羽火烧咸阳宫后,“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32],偌大的汉朝,寻不到一部完整的《尚书》;私学纷纷关门,《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楚元王……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汉初文化界如一派荒芜的沙漠,经过四百年的朝野努力,汉朝在书籍文献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古籍文献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汉志》著录,西汉官藏共有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共分六大类三十八小类,清人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又补充了三十四种二百八十五家三百一十七部著作,附见六十四家九十部。姚氏又编辑了《后汉艺文志》,该书共分四大类四十二小类,共著录在东汉社会流通的书籍五百零二家七百八十九部,附录佛教书籍二门二百九十五部,道教书籍八家二十三部。近人曾朴也编辑了《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补考了三十七种五百九十部书籍,其中章篇卷数可考者八十一章一千七百九十篇二千三百二十一卷,附录三十八部一百八十五卷[33]。尽管姚、曾二书统计数量不同,但通过以上四书对两汉书籍的著录,大致可以知晓汉代书籍文献状况。可以说,从西汉初至东汉末,经过朝野四百多年的努力,图书文化界由沙漠变成了绿洲。(www.guayunfan.com)我国早期这些传承文化的使者,这些热爱书籍、启迪世人智慧的学者,他们对书籍都有着特殊的情怀,他们辛勤鸠集,精心呵护,潜心著述,热情传播,各自演义着多彩的书籍人生。如下邳老父,违抗秦皇焚书之命,将家藏兵书给予素不相识的张良,以灭暴秦;再如孔鲋、伏胜,遭遇焚书坑儒之变,冒灭族杀头之虞,将心爱书籍藏于墙壁之间,之后,孔鲋毅然投向陈胜义军,拼死灭秦;伏胜在天下甫定之时,在年逾九旬、不久人世之际,亟传《尚书》与经生;刘德、刘安尽一切之力,多方聚书,尤其刘德,以金帛诱人主动献书,其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他是西汉前期私人抢救先秦古籍的代表;还有,阳庆见仓公聪慧,有很高的悟性,又好医学,于是将自己医术、医书尽传之,使书逢其人,以发挥这些珍贵医书的功用;孔安国将自己所藏,全部捐献国家,用以补充官藏;张敞之子张吉,将家中藏书分与外甥杜邺,以孳乳私藏,而杜邺也竭尽全力薪火递传;刘向父子与卜圭、杜参、臣立等人,将自己所藏悉数拿出,比勘官藏,提高了官藏的质量;杜林嗜书如命,无论生活有多艰难,环境有多恶劣,他将书籍和自己紧联一起,昼夜握持不离;文不识被“佣不求偿”的学子匡衡行为所感动,借书给匡衡,任其随意阅览;曹曾更是嗜书仁心,他成为名儒后,有弟子三千人,凡贫穷者皆给衣食,斥巨资购进名著古籍,建石仓以贮之,缀合脱简,刊正讹谬,注重整理,并响应光武帝的号召,捐书国家,毫不吝惜;而蔡邕将自己全部才华、藏书奉献给社会,既校理了官藏,亲书标准本儒家经书于石上,创建了我国最早的石经,传承了典籍文献,又将自己万卷藏书大部赠予王粲[34],成就了一代文豪,同时部分赐予女儿蔡琰,文姬虽经颠沛流离,在曹操征书时,尚能忆写四百余篇,在中国藏书史上留下一段佳话。在上述众人从事书籍文化的活动中,最有意义的当属他们保护、抢救先秦古籍,并对之进行整理,然后捐献政府,补充官藏,这种官私藏书的互补,使书籍得到了有效地保藏和传播。

除此之外,他们还殚精竭虑,潜心研究,藏著结合,各展不同风采。汉代的藏书家大多都有著述活动,并且皆有不等的文化成果。促使这些人著述的动机,一是为获取功名,免除徭役。两汉以经学治世,研治经学一旦有成,得到官方认可,便可以做官蠲徭[35];二是自秦朝焚书灭学之后,使汉代的耆生硕儒经常忧虑焚书之事重演,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所以他们主动肩负起历史使命,搜求古籍,整理注释,以保藏传播[36];三是为立言传世,警醒执政者,启迪众黎元,博得青史留名。其中有些著作确实流芳千古,传承至今,如刘安的《淮南子》、刘向的《说苑》、《新序》、扬雄的《太玄》、《法言》、班固的《汉书》、郑玄的诸种经注等等。他们或在经学上探赜索隐,将其微言大义阐释得淋漓尽致;或在史学上继往开来,妙笔之下全方位记述世间的人生百态,为后世开太平借鉴资治;或在哲学上上探昊天之秘奥,下究人世之纷乱,倡导天人合一,万物和谐。从藏书文化角度讲,其中,郑玄以个人之力,囊括大典,遍注群经,整合今、古文经,成为汉代藏著结合的典型代表。他整理、注释的古籍,今天保存完好的,尚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和《毛诗笺》四种。郑玄在注释群经之前,作了精密的工作,对错简讹文认真审辨,取古今文异本仔细校勘,并且将古书篇目次第编排不同的彼此互校,选择比较合理的肯定下来。因而直至今日,我们还要依靠他的注释,作为阅读古代典籍的桥梁。

纵观郑玄在整理书籍过程中,曾采用如下方法:(1)备至多本,择善而从。郑玄注释诸经,也以校对文字异同为先务。他所采用的本子,校《仪礼》有今文古文的不同;校《周礼》有故书今书的区别;校《论语》有从鲁从古之异。他注释某部经书时,先要广搜异本,然后比勘异同。他注《仪礼》时,有的地方经文采用今文本,便在《注》中说明“古文某作某”;有的地方经文采用古文本,便在《注》中说明“今文某作某”。注《周礼》时,在注中说明故书、今书不同之处,择善而从,毫无固拘。(2)注明错简,指出误字。郑玄注经,发现经文有错简时,便在《注》中说明。如《仪礼·丧服》、《礼记·乐记》、《玉藻》等篇,均有错简,便只在注中谈到,而不擅自移改,在经文显有误字时,《注》中但云:“某当为某,声之误也。”并不改字。这反映他校书严密谨慎的态度。(3)考辨遗编,审证真伪。郑玄在注经过程中,发现经文可疑,便考定真伪及其年代。如他从时令、官制等方面,证明《礼记·月令》是秦代作品,为后人提供了辨伪的方法。(4)叙次篇目,重新写定。郑玄整理礼书,篇目次第,一依刘向为准,所以遍注群经,独三礼有目录。《周礼》六篇,依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编次,《仪礼》十七篇,依照《别录》的篇目次第。至于《礼记》四十九篇,既条其篇目,又依刘向《别录》,明其所属门类。《礼记正义》在每篇标题下引郑氏《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某门”。如《典礼》属制度,《檀弓》属通论,《曾子问》属丧服之类,均一一指出,以便学者。(5)条理礼书,普加注说。郑玄从事校雠,以整理礼书功绩为最大。“三礼”一词,虽始于马融、卢植,但通贯三书成为“三礼之学”,则是从郑玄开始的。三《礼》中保存了我国古代的制度、礼文,是古史资料的渊薮。今天仍以郑注为依据,才能理解其中内容。(6)辨章六艺,阐明体用。汉人经常称《六经》为六艺。郑玄除注释经传外,又作《易赞》、《书赞》、《诗谱》、《三礼目录》诸书,介绍古代文献的源流得失,最后写成《六艺论》加以总结。这书虽已早佚,但就后人辑本来看,还可考见它的内容,主要是谈《六经》体用。如他以变易解《易》,很明确地提出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理解《易》的体用,他又强调循政事得失之迹以求《诗》,把《诗经》看成古史资料,都是有价值的见解。

综上所述,可知郑玄在整理古代文献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他在图书文献领域作出的贡献,大体和刘向相同。不同之处是他对古书注解较多,方便了后人理解和研究[37]。

【注释】

[1]《汉书·儒林传》载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裴马因《集解》引徐广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1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3]《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6页。

[4]《汉书》卷三○《艺文志·书序》,第1706页。

[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4页,文物出版社1978版。

[6]《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序》,第3117~3118页。

[7]《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是远见卓识的具体体现。

[8]《汉书》卷三○《艺文志总序》,第1701页。

[9]《汉书》卷二《惠帝纪》,第90页。

[10]《汉书》卷六《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即使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社会上依然存在“异端”学说,研治法家、黄老、方术之学一直绵延未绝。

[11]参见拙作《秦汉官府藏书事业述论》,载《文史论集》,第66~8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后汉书·儒林传下》记道:“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13]《汉书》卷三○《艺文志·六艺略》共著录西汉经学著作九十三家三千余篇。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经部》共分十一小类,除“小学”类外,其它十小类共著录东汉经学著作一百三十二家二百二十部(包括谶纬书籍),其中“乐类”不计家,凡十八种。

[14]《文物》1974年第2期。

[15]《文物》1974年第4期。

[16]《史记》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第978页。

[17]《文物》1974年第7期。

[18]《汉书·杜邺传》载:“邺子林,清静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历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过于邺、,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

[19]《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72页。

[20]《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61页。

[21]《全汉文》卷四○《刘歆<与扬雄书从取方言>》,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第942页。

[22]《汉书·楚元王传》载:“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

[23]《全后汉文》卷二五《班固<答宾戏>》,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第610页。

[24]《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第942页。

[25]《八家后汉书辑注》,第451页。

[26]应该说,自简帛图书产生之后,就有抄书者,但出资雇人抄书或以盈利为目的的为人抄书,是从汉代开始的,此前不见记载。《东观汉记·班超传》载:“班超字仲生,家贫,恒为官佣写书以供养。”又《太平御览》卷四二六引东汉侯瑾《汉皇德传》载:盖敦煌人(今甘肃敦煌),“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不取其余。”

[27]参考凌云所撰《两汉时期的佣书活动》和贺巷超《汉代佣书业产生的历史条件》,分别载于《出版发行研究》2004年第1期和《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8]《汉书》卷一○○上《叙传》,第4203页。

[29]《论衡·佚文》,第200页。

[30]王岩《过桓君山藏书处》诗:“当年石室虽云古,此日风流犹可睹。图书插架欲连云,翰墨淋漓尚如雨。”载于《白田文集》,天津古籍书店1980年抄本。

[31]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第396页。

[32]《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第1968页。

[33]《后汉艺文志》和《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二书,见《二十五史补编》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版。

[34]王粲有二子,因与魏讽谋反被诛,粲绝后。族子王业嗣粲,蔡邕之书悉数归王业。业子王弼,少年聪慧,家富藏书,昼诵夜读,弱冠注《周易》、《老子》,开玄学之始。近人卢弼认为,王弼早慧,青年时便为经学大师,注出《周易》、《老子》等,皆因蔡邕万卷藏书归其家。见卢弼《三国志集解》,第65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35]《汉书·儒林传序》云:“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颜师古注曰:复者,“蠲其徭赋也。”

[36](萧梁)沈约撰:《宋书》卷一一《志序》云:“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嗜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第204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37]参阅张舜徽撰:《中国文献学》,第245页,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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