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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的记载是曹操不接受董卓赏赐

时间:2022-04-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魏、蜀、吴三国的官藏,是在经过了汉末的社会大动乱之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藏书家蔡邕之女蔡文姬因战乱而流落夷邦,后经曹操营救,将其重金赎回。曹氏父子求书、聚书,为曹魏官藏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国时期,蜀、吴政权的建立和对南方的开发,使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重

三国两晋的聚藏

一、三国两晋的聚藏

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给官藏造成巨大的破坏,时人应劭说:“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1];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得更为具体,道:“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惟盖,小乃制为滕鄊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充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东汉二百年的官藏,自董卓迁都(190)至李、郭汜长安相攻(195),前后五年时间,频遭破坏,所剩无几矣。

魏、蜀、吴三国的官藏,是在经过了汉末的社会大动乱之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

曹魏在这方面成果最为显著,曹操是位极有远见的政治家,深知书籍文献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所以他一直很重视收聚图书,部下荀緒、袁涣与曹操有同样的见解[2],他们二人皆主张以文德教化天下,倡议应尽快恢复官藏,并躬行其事,深得曹操赏识。

献帝建安三年(198),曹操击败吕布,令众官兵收集战利品,“使取布军中物,唯其所欲。众人皆重载,唯(袁)涣取书数百卷,资粮而已”,表现出一位儒将风范[3]。魏国初建,袁涣担任郎中令官,行御史大夫事,又建议曹操聚书,谓:“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4]曹操甚为赞同。建安五年(200),曹操于官渡击败袁绍,“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5],以逐渐建起曹魏自己的官藏。(www.guayunfan.com)曹操雅好诗书文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6],“外定武功,内兴文学”[7],他的儿子曹丕、曹植等人皆博览群书,广交士人,曹氏父子身边聚集了许多饱学之士,曹操不失时机地向这些人征集书籍,以补充和扩大官藏。藏书家蔡邕之女蔡文姬因战乱而流落夷邦,后经曹操营救,将其重金赎回。一日,曹操问文姬:“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答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才四百余篇耳!”曹操闻听,急欲派人帮助她忆录下来,文姬以“男女授受不亲”而婉言谢绝,只求供给纸笔,亲自忆写,“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8],由此可见曹操求书迫切之一斑。曹丕对官藏建设更是关怀倍至,他也很喜好读书,“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9],在位期间,“更集经典”[10],扩大官藏,并改革管理制度。曹氏父子求书、聚书,为曹魏官藏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隋志·总序》概述道:“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

为了典藏所聚坟籍,曹魏建立了秘书制度,并设置了完整的管理机构。秘书,即秘府,是曹魏主要典藏图籍文献之处。时人王肃云:“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11]《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二》记载:黄初三年(222)十月,文帝颁《终制诏》,嘱“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同书《刘劭传》注引《庐江何氏家传》又载:“诏付秘书,使博览典籍。”同书《王昶传》注引《别传》还载:“(任)嘏卒后,故吏东郡程威、越国刘固、河东上官崇等,录其事行及所著书奏之。诏下秘书,以贯群言。”同书《杨俊传》注引《魏略》再载:王象受诏撰《皇览》,“数岁成,藏于秘府。”秘书初隶少府,明帝时,秘书监王肃建言:“秘书司先王之载籍,掌制书之典谟,与中书相亚。宜与中书为官联。”[12]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自此秘书独立行政。管理藏书的官员称作秘书监。起初,曹操设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兼掌图书秘记。曹丕代汉,于黄初元年(220)改秘书令为秘书监,专掌艺文图籍之事,下设秘书丞、秘书郎、校书等官员,从事复校残缺、正定脱误的理书事务。文帝、明帝对秘书监职责和秘书归属的调整改革,说明秘书工作愈来愈受重视。当时主管官藏的官员均为著名学者,如文帝时有号称“儒宗”的王象担任秘书监之职,“博学有才”的薛夏[13]成为秘书丞;明帝时有遍注群经的王肃任秘书监官。《三国志》记述此时复兴文化事业,道:“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14]曹魏的官藏事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恢复和发展的。

蜀汉政权,尽管国小力微,根基浅薄,但也对图书进行了搜集。据《三国志·蜀书·许慈传》记载:“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史通·史官建置》亦云:“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并依据汉制,建东观,藏书籍,设秘书令、秘书郎、东观郎等官员,建起了自己的官藏制度。据《三国志·蜀书·正传》记载:“正字令先……博览坟籍,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迁郎,至令。”再有《华阳国志·陈寿传》又记道:“陈寿字承祚……(仕蜀)东观秘书郎。”同书《王化传》附《王崇传》也记:“崇字幼远,学业渊博,雅兴洪粹,蜀时东观郎。”这些在东观任职的官员和蜀之硕儒许慈、胡潜、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15],可见蜀汉也很重视官藏的建设与发展。

踞有江东的孙吴政权,在地理上有很大的优势,孙权统治时期社会又长期安宁,这使其官藏得以较好地建设和发展。孙吴也建东观,藏经籍,并设东观令和左、右丞、秘府郎等官员司典。会稽王孙亮当政时,薛莹为“皉府中书郎”[16];景帝孙休时,朱育在朝为官,“常在台阁,为东观令……文艺多通。”[17];华“以文学入为秘府郎,迁中书丞。”[18],后迁东观令;除三害的周处“仕吴为东观左丞”[19]。末帝孙皓在答复华辞去东观令书中说:“得表,以东观儒林之府,当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闻之,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20]194可见吴设置东观,与东汉东观功能完全相同。

三国时期,蜀、吴政权的建立和对南方的开发,使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官藏也开始由长安、洛阳等北方都市,转向南方分散城镇,形成南北平衡分布的格局。但是,由于持续不断的战乱,致使三国时期的官藏文化事业发展缓慢。

曹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司马氏通过宫廷政变,建立晋朝,史称西晋,直接接管了曹魏的政府藏书。晋武帝司马炎承汉魏之制,广搜图籍,以充实官藏。在咸宁五年(279),一汲郡人不准,盗挖了战国魏襄王的墓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政府知道后,收缴了这批古籍,并将其藏于秘府[21]。翌年灭吴,大将王入吴都城建邺,“收其图籍,封其府库”[22]。武帝之后的惠帝,即位之初,便将武帝时并入中书省的官藏机构秘书监独立出来,并先后颁诏,强调秘书监事务之重要,扩大秘书监的职能[23],惠帝如此设置,都与日益增长的官藏有关。据文献记载,西晋前期,其官藏有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零玖佰三十五卷。

但是,西晋统一时间较短,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尤其到了后期,社会动乱不止,“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内迁、流民蜂起,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黄河流域的经济和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魏晋以来北方的官藏大多毁于兵燹。《隋志·总序》述道:“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愍帝即位后,号召各地向中央献书,以恢复其官藏,时有凉州刺史张萛“遣都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24]。然而,不久匈奴人刘曜攻克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了。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东晋建立。晋室南迁,许多文化世族,负帙担书,追随司马氏过江发展,将先进的思想、制度和典籍文化带入了南方。于时庶事草创,百废待兴,元帝继承传统文化,在繁忙的政务中,在人文、地理环境、风俗习惯都很陌生的情况下,毅然接受王导建议,搜求典籍文献,建藏书秘阁,置秘书监、秘书丞等官员,以恢复官藏。据《晋书·王导传》记载:“时中兴草创,未置史官,导始启立,于是典籍颇具。”限于当时各种不完备的条件,其官藏增长缓慢,秘阁所藏不丰。《隋志·总序》记述道“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这个数字比西晋官藏少了许多。更为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成帝咸和二年(327),“苏峻作乱,文籍无遗”[25],使刚刚建起的官藏遭到很大的破坏。后经明帝、简文帝的不断努力,官藏得以恢复和发展。《晋书·儒林传序》称:“明皇聪睿,雅爱流略,简文玄嘿,敦悦丘坟,乃招集学徒,弘奖风烈。”到了孝武帝时期,因武帝好书嗜学,频遣使臣,四处搜求,至太元十六年(391),东晋官藏达三万六千卷[26],终于恢复并超过了西晋官藏的规模。

两晋官藏机构基本沿袭曹魏旧制,设秘府(或称秘书、秘阁)庋藏图籍。据《晋书·武帝纪》记载:“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同书《裴秀传》记载:裴秀“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同书《华峤传》又载:华峤所著《汉后书》奏上,朝臣咸云“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藏之秘府。”或称秘书者,《晋书·荀勖传》记载:“及得汲郡冢中之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同书《虞溥传》又载:“子勃,过江上《江表传》于元帝,诏藏于秘书。”或言秘阁者,《晋书·华谭传》记载:华谭久为秘书监,尝对元帝云“臣已老矣,将待死秘阁”。同书《李充传》记载:“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

晋时,管理官藏事务的机构有一重大变化,即将秘书监扩大、升级为秘书省,这一机构的建立,意义重大。自汉桓帝置秘书监以来,其一直主管官藏事务。晋武帝时,将秘书监并入中书省,其职能未变。惠帝时,不仅将其从中书省独立出来,而且升级为秘书省,提高和扩大了秘书监的规制,秘书省既典坟籍,又领著作。《晋书·职官志》“秘书监”条载:“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惠帝永平中,复置秘书监……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坟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以往认为,秘书省始建于梁朝,这是不正确的,有史为证,同书《徐广传》记载:“孝武世,除秘书郎,典校秘书省。”秘书省的最高长官是秘书监,下设有秘书丞、秘书郎、著作郎、校书郎等官员。是时,其官藏已分作四大部类,“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其一”[27],晋代官藏机构和庋藏方式较前代更加科学和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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