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哪位皇帝焚烧国家藏书

南朝的聚藏

二、南朝的聚藏

晋恭帝元熙二年(420)，东晋大将刘裕废掉恭帝而自立，建国号为宋，从此，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南部先后有宋、齐、梁、陈四朝，史称南朝；北部有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的更替，史称北朝。先是，自西晋惠帝建武元年(304)起，北方便处于五胡纷争的割据状态，先后建立过十六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长达一百余年。自那时起，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北方的社会精英带着他们的知识和图书一同移居江南，使南朝的官藏从数量到质量都建立在较高水平的基础之上，加之统治者的热衷搜求，因此，南朝的官藏数量剧增，其文化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刘宋开国皇帝刘裕虽是武将出身，但却对坟籍文献非常重视，他知道治理国家需要坟籍，他最终能够称帝，这是他过人处之一。在为东晋大将军时，刘裕就开始了搜求图书活动。据《宋书·臧质传》记载，晋安帝元兴三年(404)，他率军入京师赶跑了篡位的桓玄，即命麾下臧熹“入宫收图书器物，封闭府库”；不久，他修书给学者臧焘，表示了对图书文教的重视，说：“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衡门之内，清风辍响。良由戎车屡警，礼乐中息，浮夫恣志，情与事染，岂可不敷崇坟籍，敦厉风尚。”[28]202义熙十三年(417)他北伐灭掉姚秦，进入长安后，“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29]，这些书籍后来全部被运往建康[30]。

刘裕称帝以后，接管了东晋原有的国家藏书，因此，宋之官藏一开始就初具规模。之后的文帝，又多方搜求，至元嘉八年(431)，其官藏为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31]，过了四十余年，至后废帝元徽(473—477)年间，为一万五千零七十四卷[32]，这期间，其官藏在缓慢增长。在刘宋的官藏中，还有一部分来自北方政权的贡献，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北凉王沮渠茂虔向宋献方物，其中包括一批图书，计有二十种，一百五十四卷[33]。

继刘宋之后的南齐政权，立国日浅，其官藏在宋的基础上稍有增加，所增部分主要来自朝臣所著。《南史·臧荣绪传》载：荣绪著《晋书》一百一十卷，“建元中，司徒褚彦回启高帝称述其美，以置秘阁。”又《南齐书·萧子懋传》记载：子懋“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敕付秘阁。”同书《王皀之传》亦载：皀之撰《齐职仪》五十卷，武帝“诏付秘阁”。武帝永明元年(483)，齐官藏达一万八千零一十卷[34]。然而，“齐永元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35]，萧齐官藏遭遇一次较大损失。(www.guayunfan.com)有梁一代，特别是梁武帝统治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在梁武帝关注下，其官藏发展较快，所藏为南朝之冠。梁武帝崇尚文化，洞达儒玄，雅爱书籍，勤于著述，在位将近半个世纪，他广搜博征，遂使其官藏与日俱增。

早在梁武帝为齐征东大将军之时，他就开始了搜集图书的活动。据《梁书·柳恽传》记载：武帝平东昏侯之前，手下将领柳恽建言：“请城平之日，先收图籍，及尊汉祖宽大爱民之义，高祖从之。”平东昏侯之后，便“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库及图籍”[36]。及其登上皇帝宝座后，即刻下令求天下遗书，道：“近灾起柏梁，遂延渠阁，青编素简，一同煨烬。缃囊謌，荡然无余。故以痛深秦末，悲甚汉季，求之天道，昭然有征……今虽百度草创，日不暇给，而下车所务，非此孰先?便宜选陈农之才，采河间之缺，怀铅握素，汗简杀青，依秘阁旧录，速加缮写。”[37]由于梁武帝的大力搜集，使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梁之官藏至天监四年(505)就达到二万三千一百零六卷[38]。《隋志·总序》记道“梁初，秘书监任窻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华林园所藏佛典五千四百卷[39]，并由沙门宝唱编制了《经目录》，即后世所称的《梁世众经目录》。武帝之子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等人亦皆嗜书好学，萧统藏书近三万卷；萧纲九流百氏，经目不忘，博综儒书，善言玄理；而元帝萧绎更是痴迷书籍，他广泛搜集，多方求购[40]，其麾下将领王僧辩在破平侯景后，“收图书八万卷归江陵”[41]，遂使其所藏达十余万卷，江表图书，尽萃于绎，并且建立了正御本制度[42]，梁之官藏在质与量上，均达到南朝顶巅。

不幸的是，梁之官藏经历过三次较大的破坏，第一次是“侯景之乱”。据《南史·侯景传》记载：当侯景叛乱、攻至宫城时，“登东宫墙射城内。至夜，简文募人出烧东宫台殿遂尽，所聚图籍数百厨，一皆灰烬。”第二次是元帝军队击败侯景，侯景撤离石头城皇宫时，“是夜遗烬烧太极殿及东西堂、延阁、秘署皆尽，羽仪辇辂莫有孑遗”[43]。第三次则在承圣三年(554)，西魏攻陷江陵，梁元帝于城破之日，“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44]，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梁元帝焚书”。这次焚书，给梁之官藏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陈朝建立后，由于梁之官藏损失巨大，使陈无所承继。陈朝国力衰弱，所辖疆域和前朝相比，也缩小许多，但依然未忘官藏建设。文帝于天嘉(560—566)年间“又更鸠集”[45]，努力充实官藏，但还是缺漏甚多，而且所藏质量很差，“纸墨不精，书亦拙恶”[46]。后主时，其政权已岌岌可危，但他还在做着聚书的事务。据《陈书·张讥传》记载：“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后主尝敕人就其家写入秘阁。”陈之官藏是南朝数量最少、质量最差的。

南朝各代基本沿袭东晋官藏制度，以秘阁藏书为中心，秘阁之外，有的政权还另辟了藏书处所，用以藏书雠校。如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建总明观(或称东观)，立儒、玄、文、史四学，以四部书充之[47]。齐置学士馆，储书讲学，研讨学术。梁朝右文，官藏富赡，开文德殿列藏众书，又于华林园总集释氏，并广制副本。陈于皇宫之寿安殿、德教殿、承香殿储书编目[48]。

南朝典书机构为秘书省，其最高长官为秘书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校书郎等职。宋还设有东观祭酒、主图令史。秘书省在南朝的官藏事业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