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官藏来源于哪里？

官藏鸠集

一、官藏鸠集

秦朝统一全国后，其官府藏书事业在以往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因素就是国家统一。秦之官藏来源有三：(一)秦数百年的积累。春秋时期，秦立国不久，便于秦文公十三年(前753)仿周朝国家建置，“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1]。从那时起，秦国建立起史官制度，负责起草文书、记录史事、掌管典籍、天文、祭祀等事。随着档案文献的累积，到了秦穆公即位(前659)时，秦国已建起了官藏处所。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同书《扁鹊列传》又道：“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所学也。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于是出。”《汉书·郊祀志》也有同样的记述：“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晋乱。史书而藏之府。”唐颜师古注曰：“府，藏书之处。”[2]从秦置史官记言书事、掌管典籍文献，至并兼四海，一统天下，这长达五百多年的文献积累，其官藏应当是相当丰富的。(二)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曾收天下之书，将原先周王室、山东六国所藏图籍，聚于一起，尽归秦藏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吾前收天下书……。”同书《六国年表序》又称：“秦即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足以证明，秦灭掉六国后，东周及六国的典籍文献全部归其所有，这自然增大、充实了秦朝的官藏。(三)地方呈送及所征。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天下之事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又云：“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3]当时的藏书，不仅包括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图书，而且还包括一般的档案公文，这是大批量的，古人也称之为书籍，从近四十年出土的大量秦简如《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云梦龙岗秦简》、《江陵王家台秦简》等来看，就能证明这一点。秦之官藏究竟有多少，史载阙如，不得而知。但上述三方面之来源，能够说明秦之官藏相当繁富。

西汉学者扬雄在《答刘歆书》中讲：“尝闻先代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4]东汉学者应劭在其所著《风俗通义序》中也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5]上述中的“室”和“秘室”，指的是秦朝的官藏处所。另外，秦朝还有其它藏书之处，《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司马贞《索隐》云：“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6]

秦朝除构建专门藏书处所、以藏书籍、档案外，还将图书文献分门别类储备于相关衙署：丞相府收藏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公文要件，御史府贮存律令图书和四方文书，史官主管列国史籍和档案，博士官保存《诗》、《书》及诸子百家。这种典藏方式，更便于施政时稽考使用。

秦始皇并兼天下后，实行独尊法术的文化专制，禁绝私学，以吏为师，摒弃《诗》、《书》、诸子百家，只允许少数人学习法律，严禁私人藏书，只许官府拥有。在这种文化专制下，自然能够阅读其官藏的人极少，仅有皇帝、丞相、御史大夫、史官、博士官诸人有权阅读，读者范围如此狭小，严重影响了其官藏的流通和利用。(www.guayunfan.com)秦始皇在垄断文化的同时，还大搞愚民政策。在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他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焚毁书籍。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焚书的范围是：“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这便是历史上遭到千古非议的“焚书令”，这道“焚书令”，使秦之官、私藏书事业，遭受一次浩劫[7]。

汉高祖元年(前206)，项羽率大军灭秦，攻入秦都城咸阳，一番抢劫后，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秦朝宫室藏书，再遭浩劫，上距秦皇焚书短短七年时间，秦朝官藏两次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致使西汉初年在社会上连一部完整的《尚书》都找不到[8]。

继秦而起的西汉王朝的统治者，认识到秦始皇“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9]不得人心，于是改弦易辙，实行一系列开明的文化政策[10]，“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1]，号召民间向政府献书。此前，刘邦重臣萧何，就认识到了图书文献在争天下、建国家中的重要性，在高祖元年(前206)，刘邦率军攻陷咸阳时，其部下“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12]。应当说，从这时起，西汉官藏事业便拉开了帷幕。

但是，由于秦火的余威，坑儒的惨烈，使人们心有余悸，不敢显露自己拥有藏书。所以，西汉初年，据汉末著名学者刘歆讲，“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13]。西汉官藏恢复得很慢，遂使西汉政府不得不加大力度，推出适宜的文化政策，广搜博征，来充实官藏。于是就有了刘邦开禁私学的举措[14]，有了惠帝颁布“除挟书之律”[15]的诏令，有了文帝“遣(晁)错受《尚书》伏生所”[16]、“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17]的稽古右文之事，有了景帝以“明于《春秋》”的董仲舒为博士和著《韩诗外传》的韩婴为其少子常山宪王刘舜太傅的任命，有了景帝护佑“以治《诗》”而成博士的辕固生性命的重儒之例[18]。在这样重文、宽松的文化背景下，音乐家窦公献出了自己的珍藏《周礼·大司乐》章[19]，藏书家颜芝之子颜贞献出《孝经》十八章[20]，丢失多年的《世本》也随之而出[21]。所以，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刘歆也说，当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22]。由于西汉初期几位皇帝重视和努力，于是其官藏大为增加。

到了汉武帝时期，其官藏达到相当的规模。武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其政绩显赫，不仅武功卓著，而且文治也成就斐然。他喜好艺文，非常关注官藏事业，当其从图书入手，了解思想文化界状况时，发现国家藏书已损坏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23]的严重程度，于是，决定开展大规模地鸠集图书活动，同时改进典藏制度。元朔五年(前124)，武帝颁诏“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颜师古注：‘举遗逸之文而兴礼学’)，以为天下先”[24]，又“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25]，“大合天下之书”[26]，同时“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27]。汉武帝的号召，首先得到藏书家河间献王刘德和淮南王刘安的积极响应。刘德是汉室皇族，他修学好古，酷爱聚书藏书，为充实官藏，他献出自己所藏《乐记》、《古礼》五十六篇、《毛诗训诂》及《礼》一百三十一篇[28]；淮南王刘安也是皇族，他和刘德一样，也喜好聚书藏书，为响应武帝号召，献出“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29]。《汉志》概述武帝时期的官藏情况道：“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就是说，武帝重新制定了官藏政策和制度，设置了负责整理和抄书的官员，广聚书籍，以充“秘府”。是时，儒家经学蓬勃发展，图书文献迅速集中，官藏处所随之扩建，典藏制度日臻完善，诚如《七略》所云：“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30]

昭、宣之世，承武帝奢侈、师旅余弊之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官藏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长期保管不善，到了成帝统治时期，致使官藏颇有散亡，“经或脱简，传或间编”[31]。成帝虽是一位平庸的君王，但他“壮好经书”，“博览古今”[32]，对官藏事业颇为重视，他发觉官藏出现缺损后，一面派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一面命学者刘向等人整理群籍，从而，使西汉官藏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从武帝命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到成帝遣陈农向全国征书，前后恰恰是一百年，这一个世纪的持续征书活动，遂使官藏得到显著增加，史称西汉官藏，至此积如丘山，“于斯为盛”[33]。

此外，西汉时期，据古籍记载，还多次有古书被发现：

1．孔壁藏书的发现

据《汉志·书序》记载：“武帝末[34]，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汉书·刘歆传》、《说文解字叙》和《论衡·佚文》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述。

2．鲁淹中(里名)古书的发现

据《汉志·礼序》记载：“《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隋志·礼序》亦载：“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

3．民间壁内藏书的发现

刘向《别录》记载：“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35]

4．河内女子发老屋，《易》、《礼》之书被发现

据《论衡·正说篇》记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

5．河间献王得民间所藏之书

据《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同书《艺文志》又载：“《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

这些古籍的发现，不仅是汉代文献学的大事，也极大地丰富了其官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