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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官藏的利用

时间:2022-04-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东汉官藏的利用较西汉略有进步,除服务于政治外,还表现在政府组织学者,利用政府所藏档案文献,编著当代史。官藏利用二、官藏利用魏晋南北朝官藏的利用,较秦汉时期也有所发展。因为官藏控制得相对松弛,比较高层次的人员被容许阅览,流通阻碍小了必然导致利用率提高,具体地讲,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修史籍和编辑类书。

官藏利用

二、官藏利用

西汉官藏的利用,和秦朝一样,多在政治方面,如叔孙通参考官藏,制定朝仪制度,是为西汉新政权建立森严的君臣等级秩序;张苍参考官藏制定章程,目的是恢复和稳定社会生活各项秩序;萧何利用官藏,“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67],以约束黎民百姓;武帝利用官藏,命“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是为了对外用兵;宣帝在石渠阁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并亲决经义和《五经》文本,官藏成为他的主要依据;成帝使刘向整理群籍,想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借鉴资治。总之,当时的统治者绝不会利用官藏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以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增益其智。

而西汉担任太史令之职的司马迁,利用所职之便,“史记石室金匮之书”[68],编著通史《史记》一书,作范垂法,为后世之则,是利用官藏的典范。

东汉官藏的利用较西汉略有进步,除服务于政治外,还表现在政府组织学者,利用政府所藏档案文献,编著当代史。

关于服务政治,主要表现在皇帝支持下,一些贵族、官僚学者,利用官藏,撰写官制仪式、礼仪规章,以定君臣礼仪、尊卑秩序,完善东汉的各项典制。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礼”具有法的性质,它是自上而下的一套社会行为规范,正因为如此,所以倍受统治者重视,于是辄有深谙汉制的太傅胡广利用官藏,辅助皇帝完善汉朝一些典制。谢沈《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69]所谓“博综旧仪”,就是胡广广阅政府所藏礼仪典制之书,撰成《汉制度》一书。胡广(91-172)字伯始,南郡华荣(今湖南华容)人。自二十七岁举孝廉,赴京应试,于安帝元初二年(115)官拜尚书郎,至其去世,一直在朝廷任职。《后汉书》本传记他“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胡广的仕历,使其有充分的条件阅览和利用官藏,编制是书。(www.guayunfan.com)东平宪王刘苍(?-83),同样利用官藏,编修了东汉的南北郊、冠冕、车服等制度以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等。《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记载:“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思……是时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苍以天下化平,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同书《董钧传》又载:“永平初,为博士。时草创五郊祭祀,(李贤注引《续汉志》曰:‘永平中,以《礼仪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辄令钧参议,多见从用,当世称为通儒。”[70]

而利用官藏编修礼仪之制,最具代表的则是博士曹褒受命撰著《汉礼》之事。章帝早有定著东汉礼乐之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最后,章帝下决心,诏曹褒一人制作完成。据《后汉书·曹褒传》记载:章和元年(87)正月,“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李贤注曰:散略,犹疏略也),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这是一次明确记述利用官藏的情况,并且是在国家主要藏书机构中实施的,它说明只要有利于统治,有利于巩固政权,官藏是可以对少数人开放的。

再一典型事例,就是东汉政府利用官藏,编纂当代史。我们知道,编修史籍,特别是编纂当代历史,用以借鉴资治,需要参考大量的档案文献,许多第一手材料一般人是见不到的,但由政府组织人力,纂修本朝历史则不然。修史之人,因其特殊身份,加之受皇帝之命,完全可以利用官藏,进行修纂。东汉自明帝时创修、至献帝年间始完成的本朝史《东观汉记》,是先后由班固、刘珍、李尤、崔萛、卢植、马日銸、蔡邕、杨彪等诸多著名学者,利用东观所藏档案文献,前后花费一百多年的时间,编纂而成的(参见前面“东观”条)。这部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当代人所著的当代史,在当时及以后影响很大,魏晋人所谓的研习“三史”[71],其中之一即指的《东观汉记》。另外,班固撰写《汉书》、荀悦编著《汉纪》、刘洪与蔡邕共著《律历记》、班昭续《汉书》八表及《天文志》等,也都利用了官府藏书。显然,东汉官藏的利用率比西汉要高,西汉有藏有校,但未见利用官藏进行著述的记载,东汉亦藏亦校,并有著述,这是东汉官藏的一大特点[72]。官藏利用

二、官藏利用

魏晋南北朝官藏的利用,较秦汉时期也有所发展。因为官藏控制得相对松弛,比较高层次的人员被容许阅览,流通阻碍小了必然导致利用率提高,具体地讲,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修史籍和编辑类书。是时,史学繁荣,史籍大量产生[118],官、私修史蔚然成风。翻开任何一部《中国史学史》专著或教材,其所讲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成就一章,我们都能见到当时官修史籍种类繁多,远远超过以往。修史需要参考大量档案文献,许多第一手资料如政府颁布过的诏令、史官所撰的实录、起居注以及一些官簿、谱系之书等,一般人是见不到的,官修史书则不然,修史之人入秘阁,撰史籍,完全可以参考这些档案文献。

当时,凡受诏撰史和由秘书监、著作郎、太史令等官员所编纂的史书,均参检了秘阁所藏的文献,他们有此便利条件,广采博征,才使所修之史真实可靠、内容丰富。至于其他官员以个人名誉所撰史籍,是否阅览了官藏,从这项撰事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推断,回答是肯定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魏晋南北朝以来,利用官藏所修之史书,选择其有代表性者,录之于下。

(一)三国、两晋

1.曹魏秘书监王沉等受诏撰《魏书》;(www.guayunfan.com)2.曹魏典著作卫觊撰《魏官仪》;

3.孙吴太史令韦曜等撰《吴书》;

4.西晋秘书丞司马彪撰《九州春秋》、《续汉书》;

5.西晋著作郎陈寿撰《三国志》;

6.西晋秘书监华峤撰《汉后书》;

7.西晋佐著作束皙撰《晋书》;

8.东晋著作郎王隐等撰《晋书》;

9.东晋佐著作郎干宝撰《晋纪》;

10.东晋秘书丞、著作郎虞预撰《晋书》;

11.东晋著作郎谢沉撰《晋书》;

12.东晋秘书监孙盛撰《魏氏春秋》、《晋阳秋》;

13.东晋秘书监袁山松撰《后汉书》;

14.东晋著作郎徐广撰《晋纪》。

(二)南朝

1.宋秘书监谢灵运撰《晋书》;

2.宋裴松之奉敕撰《三国志注》;

3.宋著作郎何承天撰《宋书》;

4.齐秘书监江淹撰《齐史》十志;

5.齐王皀之奉敕撰《齐职仪》;

6.齐著作郎王逡之撰《永明起居注》;

7.齐王智深奉敕撰《宋纪》;

8.梁著作郎沈约撰《晋书》、《宋书》、《齐纪》;

9.梁萧子显奉敕撰《后汉书》、《齐书》;

10.梁吴均奉敕撰《通史》;

11.陈领大著作陆琼撰《陈书》;

12.陈著作郎许亨撰《齐书》、《梁史》;

13.陈著作郎顾野王撰《通史要略》、《国史纪传》。

(三)十六国北朝

1.前赵领左国史公师緒撰《高祖本纪》;

2.后赵佐明楷等奉敕撰《上党国记》、《大将军起居注》、《大单于志》;

3.前凉索绥奉敕撰《凉国春秋》;

4.前燕著作郎崔逞撰《燕记》;

5.后燕董统奉敕撰《后燕书》;

6.后凉著作佐郎段龟龙撰《凉记》;

7.北齐著作郎魏收撰《魏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在目录书中无论是四分还是七分,都独立门类,成为地位显赫的第二大类,仅次于地位尊贵的经书,这与当时史书丰产有直接的关系。

类书是各类文献的资料汇编,它不是简单地将各类资料汇编在一起,而是把以往所有文献打散之后,把有关资料或按内容性质分类,或按字分韵,加以类编,成为一种便于省览和检索的文献汇编。类书属于二手资料汇编,编辑类书,特别是编辑综合性的大型类书,需众人通力合作,采撷政府所藏的一切文献,分门别类加以编排,方可成功,一人编辑,难以完成。

我国编辑类书,始于三国曹魏,此后,代有所作。现将魏晋南北朝官修类书,叙录于下:

1.曹魏《皇览》

三国时期所编的《皇览》,为类书之始,这部类书是魏文帝曹丕诏命编辑的。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释其书名曰:“宜皇王之省览,故曰《皇览》。是魏人王象、缪袭等所撰也。”它的内容,据《三国典略》记载:“包括群言,区分义别。”它的卷帙字数,据《三国志·魏书·杨俊传》注引《魏略》说:“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参加编辑者,有王象、缪袭、刘劭、韦诞、桓范,而王象、缪袭为领修人。

王象(生卒年不详)字羲伯,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年少孤贫,为人仆隶而读书不止,为杨俊所识拔。魏文帝时,官散骑侍郎,迁为常侍。以文章著名,时称儒宗。其主修《皇览》之事,据《三国志·魏书·杨俊传》注引《魏略》载:“魏有天下,拜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

缪袭(186-245)字熙伯,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人。有才学,多所著述。官至尚书、光禄勋。其主修《皇览》之事,据《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载:“皇览》一百二十卷,缪袭等撰。”《隋志》既列“缪袭等撰”,说明缪袭为主修人之一。

刘劭(生卒年不详)字孔才,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汉献帝时为秘书郎。魏文帝时,为尚书郎。明帝即位,出为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齐王曹芳正始中,赐爵关内侯。其参编《皇览》之事,据《三国志·魏书·刘劭传》记载:“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

韦诞(179-253)字仲将,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汉献帝时,为郡上计吏。魏明帝太和中,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以光禄大夫逊位。其参编《皇览》之事,据《太平御览》卷六百零一《文部·著书》引《三国典略》道:“齐主如晋阳,尚书右仆射祖珽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

桓范(?-249)字元则,沛国(今江苏沛县)人。汉献帝建安末,入丞相府。魏明帝时任中领军尚书。齐王芳正始中,官拜大司农。其参编《皇览》之事,据《三国志·魏书·桓范传》记载:桓范“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

2.南齐《四部要略》

据《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记载:齐武帝永明五年(487),竟陵文宣王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这是一部由皇子组织编辑的类书,关于它史籍记载较少,缺乏更多的资料揭示其内容。

3.梁朝《寿光书苑》

据《隋志》记载:“《寿光书苑》二百卷,梁尚书左丞刘杳撰。”这是萧梁开国初年梁武帝诏修的一部类书。领修人刘杳(487—536)字士深,平原平原(今山东平原)人。年二十入仕,初为太学博士,中途为官地方,多有善绩。后任知著作郎,官至尚书左丞。学识渊博,平生为官研学,著述丰富。《梁书》本传未提他编《寿光书苑》一事,但综合其他材料可知,《寿光书苑》是汇编四部书资料而成的,“寿光”二字,以其书在寿光殿编成而得名。《梁书·文学传序》载:“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同书《到洽传》载:“直待诏省,敕使抄甲部书。”又《张率传》载:“直文德待诏省,敕使抄乙部书……俄有敕直寿光省,治丙、丁部书抄。”这部类书在天监七年(508)后编成。

4.梁朝《华林遍略》

这是梁朝利用官藏所编的另一部类书。梁武帝喜文好士,乐编大型书籍,以体现其崇文重教,除了编撰《寿光书苑》、《通史》外,又命诸学士编辑了七百卷的类书《华林遍略》。事情的起因是,学者刘孝标为安成王萧秀编成《类苑》一书后,由于质量超过了《寿光书苑》,武帝羡慕之余,即命学者编纂《华林遍略》,欲与《类苑》一争高下。据《南史·刘峻传》记载:“及峻撰《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当时,武帝诏令六学者编辑《华林遍略》,他们是徐勉、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徐勉为领修人。《梁书·何思澄传》载:“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等五人以应选。”《南史·刘峻传》载其事较《梁书》为详,道:“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以应选。八年乃书成,合七百卷。”由上述记载可知,太子詹事徐勉为领修人,而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为实际编辑者,他们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关于徐勉其人,前面已做过介绍,此不赘述。

何思澄(生卒年不详)字元静,东海郯(今山东郯城西北)人。年少勤学,工文辞。起家南康王侍郎,后为太学博士,又除廷尉正。武帝时出任秣陵令。其参与编撰《华林遍略》之事,上已述过。

顾协(470-542)字正礼,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少清介有志操,博极群书,于文字及禽兽草木尤称精详。举秀才,沈约览其策而赞叹不已。武帝普通中,拜通直散骑侍郎。为官清廉。其参与编撰《华林遍略》之事,《梁书》本传未载,而《刘杳传》则记道:“詹事徐勉举杳及顾协等五人入华林撰《遍略》。”核之《南史·刘峻传》所记,证明此事不虚。

王子云(生卒年不详),太原(今山西太原)人。为闾里才子。武帝天监中,为徐勉所荐,入华林撰《遍略》。后官至给事中。

钟屿(生卒年不详)字季望,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人。好学有思理,尝任永嘉郡丞。关于其参与编撰《华林遍略》之事,《梁书》本传载:“天监十五年,敕学士撰《遍略》,屿亦预焉。”

刘杳,其事迹前已述过。关于他参与编撰《华林遍略》之事,《梁书》本传载:“詹事徐勉举杳及顾协等五人入华林撰《遍略》,书成,以本官兼廷尉正。”

《华林遍略》成书后,颇具影响,数年后,扬州贾人已将它作为奇货北运贩卖。据《北齐书·祖传》记载:“扬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以《遍略》数帙质钱蒲。”由此可见其价值。后之一些类书,比如北齐的《修文殿御览》、隋朝的《长洲玉镜》,其源皆本自《华林遍略》。

5.北齐《修文殿御览》

《修文殿御览》是北齐后主高纬时官修的一部类书。据《北齐书·后主本纪》记载:武平三年(572)二月,“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览》,后改名《圣寿堂御览》。……八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后改为《修文殿御览》。”又《玉海·艺文》记载:“《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采摭群书,分二百四部以集之。”参加编辑者,据《北齐书·文苑传序》介绍,共三十余人,他们利用政府的所有藏书而编就。

第二,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十六国北朝的政权基本上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他们的政治制度不够完善,治国理民经验远不如汉族丰富,经济上落后,文化上也不够发达,好在他们皆认同汉族的文明,在汉儒的帮助下,他们从汉籍中吸取了大量的治国方略,用以借鉴资治,其中,北魏最为典型。道武帝、孝文帝建立官藏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益神智”,“益时用”。北魏是北方游牧部族,随着逐渐南下入主中原,建起了封建王朝,其形成国家的过程,同时也是汉化和封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靠时贤襄助和稽考汉籍而完成的。

北魏建国之初,就制定国策为“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119],道武帝初定中原,“便以经术为先”[120];明元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121];太武帝统一北方后,“以经义断诸疑事”[122];孝文帝“钦明稽古,笃好坟典”[123];宣武帝数聚群儒,议定典章[124]。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士人、儒学、典籍对北魏政治制度的重要影响。

北魏利用官藏,改革和完善了许多制度。比如孝文、宣武二帝多次在中枢省和秘书省召集群臣,稽考经籍,确立制度。他们在诏令中常有“朕今宪章旧典,祗案先制”、“远依往籍,近采时宜”、“有司可循案旧典”、“有司依汉魏旧章”[125]这类的话语;群臣每有奏疏,亦常言:“臣等谨案旧章,并采汉魏故事”[126]、“臣职掌国籍,颇览前书”[127]、“历观汉魏,丧礼诸仪,卷盈数百”、“稽之《周礼》,考之汉晋,采诸图史”[128]。由此可见,其所定政策礼仪典制,都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官藏。太和元年(477),孝文帝根据当时情状,颁诏修定律令,要求“参

详旧典,务从宽仁”[129]。后认为仍不完备,“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130]。职官改革是孝文帝实行汉化的另一重要内容,太和十七年(493),其按照魏晋制度,亲制《职员令》,命其职官和机构名称全部汉化。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太乐令公孙崇上奏:“臣顷自太乐,详理金石,及在秘省,考步三光,稽览古今,研其得失。”[131]后在秘书省又反复验核。北魏诸多改革和建设,都参考了官藏文献。官藏利用

二、官藏利用

隋唐两代官藏的利用,与前朝大致相同,主要表现在修史书和编类书上。隋唐政府确立了修史制度以后,生产了大量史籍,成为利用官藏进行著述的一大特点。此前修史,虽有官修,但未有常设机构,也没有大臣监修。随着国家的统一,最高统治者感到史书修撰也有集中管理的必要。隋文帝于开皇十三年(593)颁诏,禁止私人修史,道:“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35]从此以后,编修国史便被政府控制。隋朝国运短促,史学成就不大,利用官藏所撰的史书主要有:1.著作郎魏澹的《魏书》。据《隋书·魏澹传》记载:“高祖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平绘为《中兴书》,事不伦序,诏澹别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目录》,合九十二卷。”2.吏部尚书牛弘的《周史》。牛弘的事迹前已述过,他修《周史》,《隋书》本传未提及,仅在《隋志》的“正史类”中有著录。不仅如此,他参考官藏,还制定了隋朝的一系列典章制度,《隋书》本传史臣曰:“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3.著作郎王劭等人的《隋书》。《隋书·王劭传》载:“劭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同书《辛德源传》亦载:“秘书监牛弘以德源才学显著,奏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4.秘书丞许善心的《梁史》。《隋书》本传中录其《梁史·序传》云:“自入京已来,随见补葺,略成七十卷。”此外,还有《隋朝仪礼》一百卷、《隋开皇起居注》六十卷、《隋开皇四年书目》、《隋开皇二十年书目》、《隋大业正御书目录》、《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等[136]。

唐代统治者自高祖起,就十分重视修史,目的是为了从历代治乱兴衰中总结经验,借鉴资治。唐高祖要求“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37]。太宗曾说:“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138],“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139],在这种认知下,唐代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措施,完成了史书私修向官修的过渡,特别是设立史馆,实行宰相监修制度和起居注制度,对后代影响很大。唐初沿袭隋制,史馆隶于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629),太宗移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并以宰相监修。从此以后,朝廷专门设置史馆、宰相监修史书就成为一种制度,此制一直延续到清代。

《旧唐书·许敬宗传》中对唐前期利用官藏编辑书籍,有一段概括,道:“自贞观已来,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皆总知其事。”由此可见唐代官编大型书籍精勤之一斑。唐代利用官藏共修成六部前代史和《五代史志》,它们是《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晋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虽为私人修纂,实际也利用了史馆的文献。此外,利用官藏所修的本朝史,还有著作郎吴兢的《唐书》,《旧唐书·吴兢传》记载: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神龙中,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同书《李元传》亦载:“先是,左庶子吴兢旧任史官,撰《唐书》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书未成,以丁忧罢职。至是,上疏请终其功,有诏特令就集贤院修成其书。”韦述的《国史》,《旧唐书·韦述传》记载:“述在书府四十年,居史职二十年,嗜学著书,手不释卷。国史自令狐德芬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谱系体史籍有《氏族志》一百卷,该书成于贞观十一年(637),其撰写缘起,据《旧唐书·高士廉传》记载:“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芬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玄宗初年,又编撰了《姓族系录》二百卷。仪注体史籍有《大唐仪礼》一百卷、《永徽五礼》二百九十九篇、《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开元礼义镜》一百卷。地理类史籍有《括地志》,撰于贞观十五年(641),其编撰经过,据《新唐书·李泰传》记载:“帝以泰好士,善属文,诏即府置文学馆,得自引学士……司马苏勖劝泰延宾客著书,如古贤王。泰乃奏撰《括地志》,于是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撰次。卫尉供帐,光禄给食,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泰悟其过,欲速成,乃分道计州,缉疏录,凡五百五十篇,历四期成。诏藏秘阁。”《西域国志》六十卷,高宗遣使臣分赴康国、吐火罗等地,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编为《西域国志》,于显庆三年(658)奏上。起居注有《开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起居注是记录帝王言行法度的史籍,这种体裁的史书始于汉代,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后汉名德马皇后撰有《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140]。隋唐时期,朝廷中设有起居舍人、起居郎等职,专掌起居注撰写事务。典制体史籍有《唐六典》,《新唐志二》云:“《六典》三十卷。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余钦、咸訥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萧嵩知院,加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李林甫代九龄,加苑咸。二十六年书成。”目录类有《隋志》、《群书四部录》、《开元四库书目》、《见在库书目》、《贞元御府群书新录》、《唐秘阁四部书目》等。此外,其利用官藏还编有历朝实录。实录是一种编年体史书,专记某一帝王统治时期的大事。唐代历朝均有实录,如《高祖实录》、《太宗实录》、《高宗实录》、《武后实录》、《玄宗实录》、《肃宗实录》、《代宗实录》、《德宗实录》、《宪宗实录》、《文宗实录》、《武宗实录》[141]等。

修史所需原始资料多由政府各个部门按期申报。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条记述:其具体分工是,祥瑞由礼部每季录送;天文、祥异由太史每季验报;蕃国朝贡由鸿胪勘报;蕃夷入寇及来降由中书、兵部同报;音律、曲调由太常寺具报;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由户部即报;法令变改及断狱新议由刑部申报;丰歉、天灾由户部、州县同报;诸色封建由司府勘报;百官任免由吏部、兵部分报;刺史、县令善政、异迹由本州录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由州县录送;文武高官死亡由司、州报知;公主百官定谥由所在衙署将行状、谥议并送;诸王来朝由宗正寺勘报。关于原始资料的报送时间,亦有规定:“外州县及诸军诸使,每年一度,附考使送纳;在京即每季申,便为恒例。”就是说,在京机构每季报送一次,外地机构则每年报送一次。另外,还有一种《时政记》,也是史馆修史的原始材料。据《旧唐书·姚璹传》记载:“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馠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馠始也。”同书《职官二》“史馆”条又载:“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既终藏之于府。”(www.guayunfan.com)以上我们大致叙述了唐代利用官藏所修史籍的情况,读者如需更详细了解相关内容,可参考一些专著专论[142]。

隋唐时期,利用官藏还编辑了一些卷帙浩繁的类书。我国编辑类书始于曹魏的《皇览》,此后各代皆有所著。至隋唐时期不仅种类多,而且卷帙宏大。隋代享国虽短,但在编辑类书上不逊前朝,隋炀帝即位前和在位期间,曾广集人才,从事书籍编纂工作。据《文献通考·经籍考序》记述,二十年间,“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捕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书三十一部,万七千卷。”平均每部约达五百五十卷,当系大部头类书,如《长洲玉镜》、《区宇图志》等皆是。

(一)《长洲玉镜》四百卷

隋炀帝时官修的一部类书。据《隋书·虞绰传》记载:“虞绰字士裕,会稽馀姚人……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宋晁载之辑《续谈助》卷四引唐杜宝《大业杂记》提供了有关该书的更多内容,道:“大业二年六月,学士秘书监柳顾言、学士著作佐郎王曹等撰《长洲玉镜》一部,四百卷。帝谓顾言曰:‘此书源本出自《华林遍略》,然无复可加,事当典要。其卷虽少,其事乃多于《遍略》。’对曰:‘梁主以隐士刘孝标撰《类苑》一百二十卷,自言天下之事毕尽此书,无一物遗漏,梁主心不伏,即敕华林园学士七百余人,人撰一卷,其事数倍多于《类苑》。今文籍又富梁朝,是以取事多于《遍略》。然梁朝学士取事,意各不同,至如‘宝剑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序剑者尽录为溪事,序溪者亦取为溪事,撰玉者亦编为玉事,以此重出,是以卷多。至于《玉镜》则不然。’帝曰:‘诚如卿说。’”[143]由此可见《长洲玉镜》较《华林遍略》精洽。

(二)《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

这是隋炀帝敕撰的一部类书,《隋志》著录为一百二十九卷,而《隋书·崔赜传》记道:“(大业)五年,受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又据《太平御览》引《大业拾遗》记载,此书编成后,“帝以部帙太少,更遣仔细重修,成一千二百卷,卷首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144]。看来这部书被反复修改扩充,终成一千二百卷,它分类记载了我国的地理情况,如山川、郡国、城隍等,并图文并茂。《旧唐书·姚思廉传》也有所记载,道:“炀帝又令与起居舍人崔祖修《区宇图志》。”

在唐代,编辑类书蓬勃发展,几乎各朝都使用了政府所藏资源,聚集大批学者,编纂类书,其所编不仅在数量上远超前代,而且在质量上也超越前人许多,因此,类书在目录学史上首次立类。唐代官修部头较大和较有影响的类书,高祖时有《艺文类聚》,太宗时有《文思博要》,高宗时有《瑶山玉彩》、《文馆词林》和《累璧》,武后时有《三教珠英》和《玄览》,玄宗时有《事类》和《初学记》等。

(三)《艺文类聚》一百卷

武德五年(622),高祖命欧阳询、令狐德芬、陈叔达、裴矩、赵弘智、袁朗等十余人编撰,七年(624)修成。据《旧唐书·令狐德盞传》记载:“五年,迁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同书《赵弘智传》又载:“初与秘书丞令狐德盞、齐王文学袁朗等十数人同修《艺文类聚》,转太子舍人。”同书《欧阳询传》亦载:“武德七年,诏与裴矩、陈叔达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奏之,赐帛二百段。”全书分四十六部,七百二十七个子目,所引用书籍一千四百三十一种[145]。其编排特点,是开创了“事”与“文”合编共类的体制。以往所编,“文”与“事”是分开的,“文”自为总集,“事”自为类书,因而“文义既殊,寻检难一”[146]。《艺文类聚》则是事文兼汇,“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147]。这一体制的意义在于能完整地保存前代大量的词章名篇。宋人陈振孙论之曰:“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148]明高儒《百川书志》亦云:“汉魏六朝之文,独赖《文选》、此书之存。不然,几至泯没无闻矣。”因而明清学者对其都曾广泛地加以利用。它对后世类书的编纂影响很大,宋代的《事文类聚》、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渊鉴类函》等书,都曾有所取法。

(四)《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录十二卷。

太宗即位不久,便命魏徵、虞世南、萧德言等人“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149],撰成《群书治要》五十卷。贞观十年(636),在诸代史修竣后,太宗便组织人力,进行更大规模的图书编纂活动,命高士廉、魏徵、房玄龄、杨师道、岑文本、颜相时、朱子奢、刘伯庄、马嘉运、许敬宗、崔行功、吕才、李淳风、褚遂良、姚思廉、司马宅相、宋正襢等编辑《文思博要》,十五年(641)撰成了这部卷帙空前的类书。高士廉在该书序中说:“笼缃素则一字必包,举残缺则片言靡弃,繁而有检,简而不失,同兹万顷,塍埒自分。譬彼百川,派流无壅,讨论历载,琢磨云毕,勒成一家,名《文思博要》。一百二十帙一千二百卷,并目录一十二卷。义出六经,事兼百氏……斯固坟素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150]可见此书包举之广,收罗之细。它曾为北宋初年官修《太平御览》所取资。

(五)《瑶山玉彩》五百卷

此书始编于高宗龙朔元年(661),至三年(663)撰成[151],许敬宗等奉敕撰。据《旧唐书·李弘传》记述:“龙朔元年,命中书令、太子宾客许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许圉师,中书侍郎上官仪,太子中舍人杨思俭等于文思殿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表上之。”同书《孟利贞传》又载:“利贞初为太子司议郎,中宗在东宫,深惧之。受诏与少师许敬宗、崇贤院学士郭瑜、顾胤、董思恭等撰《瑶山玉彩》五百卷,龙朔二(‘二’当作‘三’)年奏上之。”参撰者还有姚璹、高智周[152]。从上述记载可知,该书为专科性类书。

(六)《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目录十三卷

此书乃张昌宗奉则天敕旨撰。其编撰经过,据《旧唐书·张昌宗传》记载:“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武后)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诏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内。乃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蔔、富嘉谟等二十六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讲述得更为详细,道:“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圣历中,以上《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兢、沈亻全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乔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蔔、常元旦、杨齐哲、富嘉谟、蒋凤等二十六人同撰。于旧书外,更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域等部。”一时秀彦,几皆预选。张昌宗、李峤为修书使,总领其事。此书编成距《文思博要》仅六十年,因补充了佛、道二教书籍,故名《三教珠英》。

(七)《初学记》三十卷

徐坚等奉敕撰。这是玄宗时期官修的一部供皇子们学习的类书。唐刘肃在《大唐新语》卷九《著述第十九》中记此书撰辑缘起,道:“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又宋钱易《南部新书·壬卷》记载:“开元十三年五月,集贤学士徐坚等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上制曰《初学记》。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诸王检事缀文尔。”此书以知识为重点,兼顾词藻、典故和文章名篇。全书共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个子目,每一类目下均分“叙事”、“事对”和“诗文”三部分。“叙事”部分是经过精心编撰的,与其他类书的“类事”不同。其他类书只是把征集的类事逐条抄上,条与条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仅是汇聚资料,而《初学记》则经过组织,把类事连贯起来,成为一篇文章,对子目标题来说,等于是作了一番原原本本的说明。《四库全书总目》称之“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与他类书独殊……其所采摭皆隋以前古书,而去取谨严,多可应用。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153]。因此,其书能为历代学人所宝爱,虽经千年时空变化,仍反复刻印,流传海内外[154]。

安史之乱以后,官修类书衰落,政府再也没有组织人力,编撰类书,这恐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官藏事业有所衰落,但一些政权还是利用其有限的藏书资源,编撰了许多新的图籍,主要体现在列国对史籍的编撰上。据杜文玉所著的《五代十国制度研究》所述,五代时期利用官藏除修撰成一部二百卷的《唐书》外,还编撰了实录三百二十五卷、其它各类史书数百卷,有日历、时政记、各种传记、纪年录、杂史、霸史、资料汇编等[155]。五代十国五十余年间,干戈相寻,战乱不止,诸国尚能拨冗组织部分人员撰写大量史籍,为宋人研究和撰写唐朝及之后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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