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武术的冲突

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武术的冲突

二　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武术的冲突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也与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人们用传统体育的思想和方法，来批判和抵御西方近代体育的渗入。1908年，《东方杂志》有人撰文认为：“世之议者，乃知中国旧有之武术，为最可实矣。侧闻今日英德诸国，……多遣将校日本求此术，尊重之情，盖不减于他科学矣。……挽近吾国，震于枪炮火功之烈，遂至邯郸学步，日夕乞求于人。……虽在陆军水师诸校，亦但有形式上之体操，极其功能仅于手足之训练而已。……不思求于固有之武术。俾可振肌熠魄，勉为大国伟民也。”(9)

中国传统体育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文化也有过相当的消化和吸收，并对亚洲的邻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落后的交通状况、通讯手段和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决定了中外古代体育文化交流具有局限性。传统武术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痕迹并不明显。到了明代后期，由于封建朝廷的闭关锁国政策，传统体育也由小范围的开放走向全面封闭。

西方近代体育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逐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资本主义狂潮的席卷下，各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体育的国际联系日渐加强，它逐渐超越了政治、宗教、肤色、种族和语言的限制，使近代西方体育由地域性文化变成了一种世界性体育文化，并使其他一切体育形态都黯然失色而成为比较意义上的亚体育文化形态。

中国传统体育巨大的历史惯性，使它与西方近代体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下是对冲突产生原因的分析。(www.guayunfan.com)（一）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

1．中国传统武术植根于农业文明

中国传统武术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平原辽阔，人口众多。内陆性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农牧渔业并存的经济格局。交通的阻断，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匮乏，造成了华夏民族以自我为中心的统一性意识；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形成了农本主义——“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黄土地”，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0)农耕型文化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因而，中国武术偏重于保健养生，顺应自然，力求沉稳、平和。在运动追求方面，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追求的是人体精神与外形的和谐统一。儒家、道家都有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阐释。如儒家的典籍记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1)“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2)道家的文献记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3)“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4)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另外，小农生产规模小、范围窄，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缺乏开拓精神和竞争意识。

封建专制政体建立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在秦汉时期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一统封建帝国。随着封建宗法制帝国的建立，形成了中庸、内向、含蓄的文化特质，儒家思想成为核心，封建统治秩序得以维系。中国的文化系统独立发展，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这在世界文化的潮流中是自成体系的。与西方思维方式相比，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价值体系有较明显的整体性特征。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鲜明的独特性，由于其久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存在基础，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惯性。

中国的农业型社会使人们习惯于和谐、宁静及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人们不热衷于带有冒险、冲突和对抗性质的竞争活动。中西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中西体育表现形式不同，竞技运动在中国传统体育中并不居于主要地位，带有农业社会烙印的中国传统体育以个人的修身养性为主，这便使得保健术以及采用有意识地以意领气的呼吸运动，在整个体育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典型项目是太极拳等，这些项目在强化与优化人体的生命功能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即“吹吁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15)。

2．西方近代体育依托于工业文明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处，面临平静的地中海，拥有众多优良的港湾，地理环境促成了古希腊以航海贸易为主的经济生存方式；岛屿间海峡的阻隔，生产生活中人与大海的搏斗，构建了古希腊民族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观，海上漂泊的冒险生涯和航海贸易中的商品交换活动，滋养了他们平等独立的意识。在这一系列条件下，西方体育强调竞争、取胜，追求高、快、强，提倡冒险和开拓精神，创造了赛跑、跳远、标枪、拳击、角斗等极具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具有强烈的征服自然的意识。

西方近代体育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新条件下兴起的。14世纪以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用理性、人文主义和科学颠覆教会的精神独裁，掀起了伟大变革，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封建思想和封建统治的猛烈冲击，目的是以资产阶级新文化取代封建主义旧文化。三大思想文化运动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和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舆论和精神准备，它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近代体育的形成扫清了思想障碍。17世纪后，西方各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欧洲很快进入到了工业社会。发展到19世纪，达到昌盛时期，不仅引起了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也促使社会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19世纪中期以后，在大工业生产导致市场竞争的大背景下，人们广泛形成了民主观念、自由观念和法制观念。其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唯理、思辨、重视分析和重视个体，形成了强调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

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在大工业生产所形成的工种专业化的条件下，人的身体被残酷地肢解成机器的附件，造成人体的畸形发展。大工业生产引起的一些文明公害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相继出现，人们寻求能够对快节奏高紧张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起调节作用的新的体育形式。同时，自然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生理学等有关人体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身体活动有了新的认识。这些都促使人们努力寻求理想的体育活动方式，于是，既能体现竞争精神，又有娱乐和调节生活功能的竞技运动得以迅速发展，使西方近代体育的产生成为必然。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西方近代体育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人对自身有了科学认识后的产物。西方近代体育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发达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以竞争性的运动项目为主导，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个人身心发展的需要，具有明显的世界性、竞争性、科学性等特色。

中国农业型体育文化和西方工业型体育文化，在价值观念、理论认识、运动方法、运动设施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这两种异质文化相遇时，必然要发生激烈的冲突与对抗。

（二）教育价值取向不同

1．中国传统武术重视伦理教育

“伦理”指人与人相处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伦理思想是一种社会调节体系，它指导和规范着人们的各种活动。“礼”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范畴。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一整套以礼为核心的学说：“不学礼，无以立”(16)，“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7)。作为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历来主张修身养性，并以追求圣贤理想人格为重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8)为修行方法，因此，中国传统教育文化是伦理型文化，重人伦、重道德是一大特色，中国古代体育作为传统教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礼文化的约束。

不仅体育指导思想渗透着儒家仁礼学说以及从属于这一道德范畴的忠、恕、恭、宽、信、敏、惠、义、智和严格的等级观念等内容，而且还进一步将体育纳入道德教育之中，将体育视作一种培养人遵从礼仪、修持情操的手段和体现仁、礼的方式。儒家仁爱思想中所包含的宽厚、容忍、人道、谦虚、忠诚等内涵在武术道德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养生术则直接与修身养性紧密结合。中国传统体育的规则不是针对该项活动本身而定的公平竞争原则，而更多的是从道德修养角度，对参加者提出道德要求，其重点是比较谁更符合伦理规范，提倡“君子之争”。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东方传统武术主要表现为运动主体的修身、养性和内部完善，力求把负荷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主张运动的激化造成人体内部平衡的破坏。

2．西方近代体育突出公平竞争

古希腊文明与雅典民主制所孕育的西方文明，形成了古希腊人独有的人体审美意识和体育风尚。古希腊人从个人原则和人格意识出发倡导个体的竞争、自由，从而发展了支持、鼓励个人充分发挥自身生命潜能和智慧为重要特征的西方教育文化。反映在体育上，表现为运动客体即技术和技能的完善，就是追求人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等身体素质，展现生命的完美，于是“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体育成为西方体育的主流。

公平竞争是近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在公平竞争中求生存、在公平竞争中求提高、在公平竞争中求完善成了人们的普遍心理，公平竞争机制也必然进入体育领域。在体育竞技中，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别，只有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西方近代体育的竞赛规则，就是保证公平竞争的法律性文件，它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构成的。因此，西方近代体育的原则是平等，它不承认除身体、心理、技术以外的任何不平等。在这种规则制约下的体育竞争中，人们之间由社会赋予的差异消除了，心理距离缩短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进行和平、友善的竞技，既符合人性，又符合人类社会理想的交流。竞技运动项目是西方近代体育的一个主要特征。它所呼唤的是人对自身技能的一种崇拜，强调以人为中心，从人的内部去寻求动力。一场激烈的运动竞赛就是灵与肉的较量，人们在不断超越自己，创造新成绩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奋进的精神面貌。

（三）体育思想和体育手段不同

1．中国传统武术重视内心修为，追求与自然的和谐

中国传统武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作指导。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五行说等基本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了整个传统体育之中。在运动的基本术语方面，采用哲理概念，如阴阳、动静、刚柔、统一、相济等。这些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观念作为中国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柱，对传统体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否保持一个阴阳和谐的内部生态环境，就成为衡定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19)。《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明确指出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这样才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20)。提出了调摄形神、适应环境，预防为主的养生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人既需要保持一定量的运动，又必须防止过度剧烈的运动，即要通过“小劳”保持相对稳定的阴阳运动，而减少“元气”的亏损，从而达到长寿的目的。

由于中国传统教育更注重的是对人的内在气质、品格和精神修养的培养，把人的身体视作寓精神之舍，因此中国传统体育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以外达内，由表及里，由有形的身体活动，促进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在体育活动的方式手段上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特点，高度重视心理状态的训练，一切肢体活动都要与心紧密结合，并服务于调心炼意。因而，中国传统体育以养生为主，尤其重“养”，强调意念的作用和内部修炼，“若一志……耳止于听，心止于符”(21)，“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22)，“形神合一”(23)，而极少有单纯锻炼人体外形的活动。由于对人体外在形态的淡化，在中国传统体育中，很少有像西方那样单纯讲究锻炼人体的方法，也很少有专门化的比赛，即使对人体外形的称颂，也总是与人的内在气质相提并论的。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几乎都从属于其他社会活动，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儒家文化主张“君子之争，和为贵”(24)。中国传统武术追求的也是一种个体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境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自然而然地侧重内心修为。在追求个体和谐的思维模式影响下，中国传统武术表现为“上下相随”“左右相依”“内外相合”的整体性，无不以形神统一、身心和谐为共同的技术要领和力求达到的完善境界。在追求人际和谐的同时，中国形成了“以和为贵”的伦理型竞技，在天人和谐观点指导下的传统体育追求人体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反对人对自然的独立、挑战与对抗，而强调二者的融洽。在运动结果方面，实现自我满足和完善即为评价的终点。

2．西方近代体育强调形体锻炼，提倡对自然的抗争

西方近代体育则提倡对人体的力量、速度、耐力等身体素质的训练，强调竞技运动和肌肉健美、体格健壮，注重对人体外形的称颂，强调身体的外部运动。许多活动方式均要求剧烈的肌肉运动，从而提高人体的机能水平，美化人体的形象，获得精神充实感的满足。此外，西方近代体育在追求对抗和竞争时重知行分析，运动方式讲究力学原理，重视对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机能的研究，提倡科学，讲求规范，因而西方近代体育有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撑，许多体育活动都有明确的比赛规则和严格的场地器材要求。

西方近代体育强调人的物质形态本身，主张通过运动系统的一系列积极活动，使肌肉发达、骨骼强壮，进而促进内脏器官的健康。因此，西方近代体育追求竞技能力的培养，肌肉的强化，强调动作外在技术的完善。在运动的基本术语方面，西方体育均采用物理概念，如强度、密度、频率、节奏等。在运动负荷方面，强调“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原则，充满了对健美人体的崇拜和对力的赞美，透射出雄劲的阳刚之气。在运动结果方面，西方近代体育无论是成绩评定和比赛胜负，最终都可以用物理量来表示。

西方教育学界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的主宰，人与天处于对立和斗争的状态。因此，他们将自然界作为人的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重视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抗争，主张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西方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表现在体育运动中则是强调勇敢、顽强、拼搏和向上的精神。西方近代体育项目，如田径、游泳、球类游戏等无不体现出人与自身能力、与对手、与大自然的抗争，展示了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拓、进取、超越现实和创造未来的搏击精神。

西方近代体育与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育本身的冲突，也有教育文化背景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西方文化采用暴力性质的传播方式而被大大激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这是一个外来民族利用其先进的生产力将异质文化强加于本民族的屈辱过程，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征服和取代。因此，中国人民对带有唯我独尊优越感的西方近代体育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进而排斥一切外来体育文化，坚持民族固有的体育文化。这种文化逆反心理也是解释冲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西方近代体育与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及其教育文化背景的冲突是深刻而激烈的，它不仅发生在体育的活动形式和组织结构层次，而且深入到体育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核心层次。这种冲突反映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社会差异以及东西方两大教育文化体系的本质区别，加之中国人民对殖民主义文化的强烈逆反心理，使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早期发展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但也正是这种差异与冲突，孕育着东西方体育文化大交融的重要契机。也正是在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武术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冲突中，人们经过比较和分析，逐渐认识到西方近代体育具有的科学性和进步性，为下一阶段中国传统武术与西方近代体育的初步融合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