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田辰夫论“挽救八旗之道”补说

太田辰夫论“挽救八旗之道”补说

太田辰夫先生曾从《儿女英雄传》中总结出五条挽救八旗之道：

①小家族主义；②防备盗贼；③加强和改善庄园的管理；④注重科举和做官；⑤反对风雅、享乐等五个方面，被认为是挽救八旗没落之道，可以推测作者以此相应地考虑了书中人物的设计和情节的运筹，因此，作为这部小说的反《红楼梦》的性质，是作者八旗精神的体现。[59]

由于太田先生表述较简，笔者在此对太田先生的观点加以补充论述。

1．小家族主义(www.guayunfan.com)所谓“小家族主义”，太田辰夫指出：“贾府颓废的原因，大家族制度和经济的优惠条件，成为有闲生活的土壤。……文康首先注意到这一点是事实……可以看出他是考虑到大家族制度的弊病，他无疑是尽可能地想望着小家族的建立。”[60]笔者认同此观点。小说第一回即介绍：“这安老爷家，通共算起来，内外上下也有三二十口人，虽然算不得簪缨门第、钟鼎人家，却倒过得亲亲热热，安安静静，与人无患，与世无争，也算得个人生乐境了。”可见从一开始文康就没打算写大家族。再第三十三回又言：“往往见那些世族大家，多半礼重于情，久之，情为礼制，父子便难免有个不达之衷，姑媳也就难免有个难伸之隐，也是居家一个大病。何如他家这等妇子家人联为一体，岂不得些天伦乐趣？”崇小贬大之意显然。

略与补充的是，笔者以为不如将“小家族主义”改为“小家庭主义”更恰当一些。因为“所谓族是由许多家所组成”[61]，而安学海虽然兄弟两个，大哥却早年去世，书中只写了安家一家三口，只是一个小家庭。其他如邓九公有一女一婿，张亲家夫妻只有一女，何玉凤更是父母双亡，无依无靠，都谈不上是家族。

从清末到近代，家庭制度存在着逐渐从大家族向小家庭转变的趋势，乔志强编著《中国近代社会史》曾列《嘉庆、宣统全国各省区家庭规模比较表》[62]，就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和宣统年间（1912年汇造）全国各省区的家庭规模进行比较，发现全国多数地区家庭规模在缩小，如直隶由5．67人缩小为5．15人，奉天由10．32人缩小为6．45人，山西由6．83人缩小为4．82人，山东由6．91人缩小为5．49人，甘肃由8．14人缩小为5．18人，浙江由6．08人缩小为4．25人，湖北由6．84人缩小为5．60人，福建由5．93人缩小为4．97人，云南由6．34人缩小为4．66人。文康笔下的安学海、邓九公等诸家都只有两代人，属于核心家庭，核心家庭“包含着两种最基本的家庭关系：夫妇关系和亲子关系。其特点是对亲属网络的依赖性较小，独立性、机动性、灵活性较大。这种家庭有利于形成家庭中的平等关系、平等权利，实现家庭的民主，减少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和纠纷，满足不同代人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追求”[63]。在长篇小说中反映小家庭方面，文康可谓开风气之先。

2．防备盗贼

防备盗贼方面，太田先生认为：“在不具备警察力量的时代，对付强盗只能靠自卫。文康是为着保护财产，而考虑到家庭里需要有武艺爱好者的存在。因此，在小说中的安家也不得不设计一个类似的人物，他把这个差使交给何玉凤。”[64]略予补充的是，清代虽“不具备警察”，但有相当于警察职能的机构：

清代京师治安，虽沿袭明代设五城兵马指挥司，但指挥使、副指挥使仅为六、七品官，其下无一兵一马，任职者全为汉人，所以并无多大实权。京师治安管理大权主要集中于提督九门巡捕五营步军统领。步军统领衙门职掌防守、稽查、门禁、缉捕、断狱和编查保甲等。清朝参与京师治安管理的，还有巡视五城科道，由满、汉各一人掌管，并分中、东、西、南、北五城设置。京师郊区治安，则主要由顺天府率大兴、宛平二县职掌。基层治安，则主要以保、甲组织和乡兵团练来维持。[65]

只不过虽然有治安机构，却形同虚设，效果不佳。据道光五年上谕：“近来报窃之案，几无虚日，移营会缉，视同具文，甚至街巷堆拨，仅存空屋，疲玩已极。……”[66]可见京师当时的治安状况非常混乱。第三十一回中，安家讨论如何处置抓获的毛贼时，邓九公曾言：“讲送官，不必。原故，满让把他办发了，走不上三站两站，那班解役得上他一块钱，依就放回来了，还是个他。”也表现出对治安现实的不满。社会治安不良的情况下，防盗主要靠自卫，与十三妹制盗类似的事件确实出现过，《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

麟书……由口差监督任满回京，住西直门内半壁街。境本偏僻，时局又不靖，群不逞之徒，觊觎其富有，夜聚明火，执仗行劫。孰知麟夫人夙娴武术，本将门之女。其父钟公福，曾从长文襄底定西域，后仕至乌鲁木齐提督，曾以武技传其女。是夜，以白蜡杆一支，打得群盗披靡，逃命不暇，是亦女中之豪也。夫人貌颀秀，不似如是之悍者。[67]

家有侠女，防盗无虞，惜难普及。

3．加强和改善庄园的管理

加强和改善庄园的管理方面，太田辰夫先生认为：“《儿女英雄传》里旗人的经济改善是完全依靠农民的帮助，把农村出身的张金凤作为安公子的妻子，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到安家寄身。作者是怎样的重视汉族的农民啊！”[68]此言很有道理。小说中反映的旗人之生计问题，由来久矣。康熙五十年（1711），沈起元在《拟时务策》中已经指出旗人“自定鼎以来，四圣相承，太平无事者百年于兹。深仁厚泽，休养覆育，生齿日繁，天下户口数倍曩昔，而旗人之繁衍视之矣。窃闻世祖时定甲八万，甲受银若干两、米若干石。至圣祖时乃增为十二万甲。盖一甲之丁至今而为数十丁数百丁者比比。于是一甲之粮，昔足以赡一家者，必不足以赡数十家数百家，势也。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计日蹙而无可为计”[69]。

小说第三十三回，写了安家生计问题，安老爷指出家中严峻的经济状况：

玉格的功名是我心里第一桩事，第二桩便是我家的家计。我家虽不宽余，也还可以勉强温饱；都因我无端的官兴发作，几乎弄得家破人亡。还仗天祖之灵，才幸而作了个失马塞翁，如今要再去学那下车冯妇，也就似乎大可不必了。只是我既不再作出山之计，此后“衣食”两个字，却不可不早为之计。这桩事又苦于正是我的尺有所短，这些年就全仗太太。话虽如此，难道巧媳妇还作得出没米的粥来不成？我想理财之道，大约总不外乎“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这番道理。为今之计，必须及早把我家这些无用的冗人去一去，无益的繁费省一省，此后自你我起，都是粗茶淡饭，絮袄布衣，这才是个久远之计。

安老爷本人“虽是研经铸史的通品，却是个秤薪量水的外行”。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将“无用的冗人去一去，无益的繁费省一省”，以“粗茶淡饭，絮袄布衣”节俭度日。遭到了安太太的逐条驳斥：

就只这话说着容易，作起来只怕也有好些行不去的。就拿去人说，我家这几个中用些的家人，都是老辈子手里留下的，去了，一时又叫他们到那儿去？就是这几个雇工儿人，这么个大地方儿，也得这些人才照应的过来。讲到烦费，第一，老爷是不枉花钱的；就是玉格这么大了，连出去逛个庙听个戏都不会。此外，老爷想，咱们家除了过日子之外，还有甚么烦费的地方儿吗？就勉勉强强的抠搜些出来，这个局面可就不像样儿了！至于大家的穿的戴的东西，都是现成儿的，并不是眼下得用钱现置，难道此时倒弃了这个，另去置絮袄布衣不成？老爷白想，我这话说的是不是？

一番话，既是至理，也是实情，说得安老爷不禁发起闷来。

显然，仅靠节俭是不可能维持一大家子人长久的，安家经济的来源其实主要靠地租。“清初满族统治阶级入关之后，他们除了继续在东北占有大量官庄旗地之外，又没收了明朝的皇庄，官田和无主土地，并进行大规模的圈占土地，即‘跑马圈地’。从顺治元年开始，曾先后三次下令圈占土地，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才完全停止。清政府将这些土地用来分配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兵丁人等。……分给八旗官员和兵丁占有的叫‘旗地’。”[70]《啸亭杂录》更指出：“以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仰赖租种旗地为生。”[71]安家作为“从龙入关”的功臣，曾经分得大片旗地，第三十三回安老爷谈起所分旗地的规模：

这块地原是我家祖上从龙进关的时候占的一块老圈地，当日大的很呢！南北下里，南边对着我家庄门那座山的山阳里，有一片枫树林子，那地方儿叫作红叶村，从那里起，直到庄后我合你说过的那个元武庙止；东西下里，尽西头儿有个大苇塘，那地方叫作苇滩，又叫作尾塘，从那里起，直到东边亢家村我那座青龙桥。这方圆一片大地方，当日都是我家的。

但何玉凤“请示婆婆，才知道这地年终只进二百几十两银子的租子”，忍不住问安老爷：“果然的这等一块大地，怎的只进这些须租子？我家这地到底有多少顷亩？”安老爷答复说：“自从到我手里，便凭庄头年终交这几两租银，听说当年再多二十余倍还不止。大概从占过来的时候便有隐瞒下的，失迷掉的，甚至从前家人庄头的诡弊，暗中盗典的都有。这话连我也只听得说。”这便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安家旗地虽多，但不善管理，凡事诿诸庄头，致土地失迷、盗典等原因使封地日渐萎缩，收入才会如此之低。正如《春明梦录》所言：“大抵天潢贵胃，凡事诿诸管家，犹之民间富贵人家，财产属他人经理，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然也。”[72]

应对的办法是何玉风、张金凤出的。何玉风指出“部颁龙票”上已经标明了东西南北的四至，“按着四至不愁核不出顷数来，凭着顷数不愁查不出佃户来。佃户一清，那户现在我家交租，那户不在我家交租，先得明白了。便可查那不在我家交租的佃户名下，地租年年都交到甚么人手里；查出下落来，如果是失迷的、隐瞒的，怎能便由他隐瞒、失迷？只要不究他的以往，便是我家从宽了。即或其中有庄头盗典出去的，我们既有印契在手里，无论他典到甚的人家，可以取得回来的；如果典价无多，拿着银子照价取回来，不合他计较长短，也就是我家从宽了。这等一办，又加增了进项，又恢复了旧产，岂不是好？”张金凤随即指出京里置地“只知合着地价计算租子”的办法不妥：“再不想这一亩地有多大出息儿。就拿高粱一项讲，除了高粱粒儿算庄稼，高粱苗儿就是笤帚，高粱秆儿就是秫秸，剥下皮儿来就织席作囤，剥下秸档儿来就插灯插匣子，看不得那根子岔子，只作柴火烧，可是家家儿用得着的，到了乡下，连那叶子也不白扔。那一桩不是利息？”安老爷道：“我只不解，算你两个都认真读过几年书，应该粗知些文义罢了，怎的便贯通到此？这却出我意外！”何小姐笑说道：“公公只想，我妹妹呢，他家本就是个务农人家；到了媳妇，深山一住三年。眼睛看的是这个，耳朵听的是这个，便合那些村婆儿村姑儿讲些闲话儿，也无非这个。媳妇们两个本是公婆特地娶来的一个‘南山里的’、一个‘北村里的’，怎的会不懂呢？”

张亲家老爷更是农家里手，他的一番话了指出了安家土地的巨大生产潜力：

咱们这里又四面八方守着河，安上他两盘水车子，还愁车不上水来呀！要不用车，挖了水道，雇上四个长工戽水，也够使的了。赶到收了稻子，一年喝不了的香稻米粥，还剩若干的稻草喂牲口呢！麦子一熟，吃新鲜面不算外，还带管不搀假。要拌个碾转子吃，也不用买。赶到磨出面来，喂牲口的麸子也有了。那豆子、高粱、谷子还用说吗？再说菜，有的是那么两三块大园子，人要种个吗儿菜，地就会长个吗儿菜。除了天天的水菜，到了腌菜，过冬的时候，咱还用整车的买疙瘩白菜，大捆的买王瓜韭菜去作甚么呀？有了面，有了豆子，有了芝麻，连作酱、磨香油，咱自家也就弄了。再说那果木庄子咧，我看你家这块地里大大小小倒有四五个山头子呢，那山上的果子可就不少。鲜的干的，那件是居家用不着的？又那件子是不得拿钱买的？棉花更不用讲了，是说你家爷儿们娘儿们不穿布糙衣裳，这些老妈妈子们哪，小女孩子们哪，往后来俩姑奶奶再都抱了娃子，那不用个几尺粗布喂？……等着咱多早晚置他两张机，几呀纺车子，就算你家这些二奶奶们学不来罢，这些佃户的娘儿们那个不会？找了他们来，按着短工给他工钱，再给上两顿小米子咸菜饭，一顿粥，等织出布来，亲家太太，你搂搂算盘看，一匹布管比买的便宜多少！再要讲到烧焰儿，遍地都是。山上的干树枝子，地下的干草、芦苇叶子、高粱岔子，那不是烧的？

详详细细描绘了安家土地生产的蓝图。依此而行，比只收货币地租的收益自然不知要大多少倍，说明来自农村的生产经验甚为实用，他真正懂得土地生产价值，能发挥土地的潜在价值优势，安家缺的就正是这种具备农业经验，能将庄园经济发展壮大的管理者，难怪安老爷听完“觉得这个乡里亲家比那止于年节八盒儿的城里亲家大有用处”。

写安骥娶张金凤为妻，也许正是由于文康觉察出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巨大作用，他们的联姻象征着旗人在经济上企图取法民间的思考。

4．注重科举和做官

注重科举和做官这一点上，太田辰夫先生指出：“这部小说被作为赞颂科举制度受到责难。但是，作者并不是真心愿意赞成科举的，作为当官目的的关口，是不得已而为的，只好承认它，这恐怕是当时人们的一般见解。……旗人被叫作领取国家俸禄的人，如不作官，就是没有尽为国之道。”[73]

在科举问题上，安氏父子确非一味赞成。第三十二回安骥曾对张金凤，何玉凤说要把举人进士“骗”到手。第三十三回安学海也说过制艺“是个骗功名的学业”，可见在他们心中“并不是真心愿意赞成科举”，科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敲门砖。

安学海自言：“我平生天性恬淡，本就无意富贵功名。”（第十三回）他做官是基于这样的想法：“生为国家的旗人，不作官又去作甚么？”（第十三回）第一回他对安骥说过自己对宦途的打算：“我倒想用个冰冷的中书，三年分内外用——难道我还就外用不成？——那时一纸呈儿，挂冠林下，倒是一桩乐事。不然，索性归了班，十年后才选得着。且不问这十年后如何，就这十年里，我便课子读书，成就出一个儿子来，也算不虚度此生了！”当安学海听说了十三妹搭救的事情后，便“认定天理人情，抛却功名富贵，顿起一片儿女英雄念头，挂冠不仕，要向海角天涯寻着那十三妹，报他这番恩义”（第十四回）。这又是不以富贵为念的明证。

安公子高中探花，入了翰林院，这在周作人看来：“作者的昼梦只是想点翰林，那时候恐怕正是常情。”[74]“常情”二字，持论公允。安学海教育安公子，希望儿子有所成就，这确是人之常情。

5．反对风雅、享乐

在反对风雅、享乐方面，太田先生认为：“什么是接受科举的障碍，那就是享乐思想的诱惑。但因为享乐的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为了把议论简单化，缩小一下范围，把它换句话说，叫作风雅的生活。《红楼梦》的宝玉，从一开始就是不为科举读书，沉浸于风雅生活。像那样的事情，即使是接受科考，考中不考中也没有把握。《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为了使安公子得中，首先必须考虑从这一点去纠正。作者在第二十九回里，对安公子的风雅生活稍有展开。屋里的装饰有古董、对联、横额、扇屏、诗笺、欢喜图等等。不知是什么时候赠给金凤号叫桐卿，赠给玉凤号叫箫史，说明公子开始走上轻佻浮薄之路。”[75]

第三十回中何玉凤分析安公子“走上轻佻浮薄之路”的原因：

这大约总由于他心性过高，境遇过顺，兴会所到，就未免把这轻佻一路误认作风雅。殊不知便是真“风雅”，这两个字也最容易误人，误人还误得不浅！果然性情持得住风雅，也不过成个墨客骚人；倘被风雅移动了性情，竟会弄成个轻薄子弟。前贤那“人无风趣官多贵，案有琴书家必贫”的两句话，虽是过激之谈，却也确有此理。你只看古往今来那些风雅先生们，那一个是置身通显的？

“境遇过顺，兴会所到”八字不仅是安公子走上风雅之道的原因，更可用来概括旗人群体生活上的雅化问题。刘小萌曾经指出：“宗室贵族生活环境优越，既可入仕当差，又可赋闲家居，余暇消遣，原无一定范围，习尚娱乐，各有不同，总体来看，不妨以‘好玩’两字概括。”[76]概括起来岂非便是“境遇过顺，兴会所到”八个字？旗人的雅化正是生活安定、余暇消遣造成的。乾隆时期袁枚已经指出：“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77]反映了旗人风雅之风的盛行。安公子的风雅正是民族风气使然，所以书中说他是“知识开了，习俗所染”。

旗人社会当然不愿意看到子弟因娱乐而耽误前途，旗人岔曲《家中睡上一觉》云：

家中睡上一觉，睡到次日清晨早，越思越想越透飘，熬油废火家里等着。（过板）

汉人本等把买卖做，旗人规矩把马步箭学，有朝一日凌云志，顶子头上带翎子朝（卧牛）朝后飘。我说这话列位不信，哪有那玩票子弟一品当朝。[78]

用意就是劝诫八旗子弟戒娱乐，因为娱乐于事功有碍，玩票子弟是不能一品当朝的，代表了民间旗人社会对子弟的一般看法。何玉凤对安公子的规劝，也是反映此类现实的一个典型事例，安公子是“自幼娇养，衣来伸手，饭来开口的人”，他沾染风雅习气是并不奇怪的，安公子拒绝风雅的过程是困难的，何玉凤不留情面的规劝，使他在气头上差点摔了玛瑙杯。文康安排安公子最终承认：“要说这些挂画焚香是风雅事我不喜作，也是我欺你两个；我自承你两个那番清诲之后，深悟出这些事最于用功有碍。”为旗人子弟树立了一个好榜样的同时，也感叹于子弟教育的难。“果能始终不变，定然成个人物；然而不变的少。只要变后还能遵父兄的教训，师友的劝勉，闺阃的箴规，慢慢的再往回来变，指望他‘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也就罢了；然而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