茌平胡根县的捐纳制度是怎么样的？

捐纳制度

捐纳制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传统中国，国家推行捐纳的目的是为了在正规财政收入（例如，赋税、盐税）之外增加财政收入，其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卖官鬻爵。具体地说就是政府根据相应的规定出卖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入学资格、任官资格、封典虚衔以及各种官僚人事手续等等。它不仅关系到国家财政，也关系到官僚人事。”[24]

《儿女英雄传》中也不乏对捐纳制度的描写，比如《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中曾将捐纳之人分为三等：

凡是捐官出来做的人有三等：头一等是大员子弟，世受国恩，自己又有才干，不肯暴弃，总想着出来报效国家；而又屡试不售，不得正途，于是才走了这捐班一路。这是头一等。第二等是生意买卖人，或是当商，或是盐商，平时报效国家已经不少；奖叙得个把功名，出来阅历阅历，一来显亲扬名，二来也免受人家欺负，这种人也还可恕。第三等最是不堪的了，是自己一无本事，仗着老人家手里有几个臭钱，书既不读，文章亦不会做；写起字来，白字连篇。在老子任上当少爷的时候，一派的纨绔习气，老子死了，渐渐的把家业败完，没有事干了，然后出来做官，不是府，就是道。你们列位想想看，这种人出来做了官，这吏治怎么会有起色呢？[25]

实际上，这三等人在《儿女英雄传》中已经有所描绘。文康本人算是第一等的，他以世家子弟的身份，“以赀为理藩院郎中”。《儿女英雄传》第十一回中写到的茌平胡知县算是第二等人。“这县官姓胡，原是个卖面茶的出身，到了正月节带卖卖元宵，不知怎的，无意中发了一注横财，忽然的官星发动，就捐了一个知县，选在茌平，地方上都叫他‘糊太爷’。”文康用调侃的笔调写这位糊涂太爷在能仁寺的断案过程：(www.guayunfan.com)这个当儿，听见喝道的声音，县官轿子早已到门。众人连忙跑出去，把上项事禀明。县官听了，打轿进门，下轿一看，心里纳闷说：“这可罢了我了！这一个和尚的脑袋好端端的在腔子上，那个脑袋可是那里来的呢？”旁边一个捕快班头跪倒回话，说：“回太老爷的话，这得拿凶手。”县官问道：“凶手是谁？”众人只得说道：“在庙里搜一搜就知道了。”县官说：“那么着，咱们就搜哇！”众人答应一声，便顺着那带灰棚搜去，搜到南头那间，见关着扇门，大家巴着窗户瞧了瞧，早瞧见草堆边露着两只脚，说：“得了，尸身有了！”连忙踹门进去，一看，又是两个尸身，肝花五脏都被人掏了去了，却都有脑袋不算外，脑袋上还带着两条辫子，大家又来禀过县官。县官说：“这事更糟了，怎么和尚脑袋上会长出辫子来呢？这不是野岔儿吗！”当下乱了一阵，便出了马圈门，从大殿配殿一路查去，只见都是些破落空房。一直乱着查到东院，进了角门，将转过拐角墙，一看，但见院子里横七竖八躺着一地和尚，也有有脑袋的，也有没脑袋的，也有囫囵的，也有两截儿的，里头还有个没脸的，却是个妇人。众人发声喊说：“了不得了！”把个县官唬得目瞪口呆，脸上青黄不定，疝气也唬回去了，口中只说：“这是回甚么事？”

一段略带滑稽的描写，足见胡知县的“高明”，另外十三妹在能仁寺留下的碗口来大的两行字，他也倒有一大半子不认得，可见胸中墨水几何。所以他一切只能听书办的摆布，在书办的指挥下，“把一桩惊风骇浪的大案，办得来云过天空！”。而胡知县还因此保了卓异。虽然文康是以戏笔写之，对捐纳导致官品之滥的讽刺亦寓于其中。

第三十四回出现的参加乡试的绷僧额可以归到第三等人中。绷僧额一出场就颇具戏剧性：

正在吵不清，内中有个十八九岁的小爷，穿一件土黄布主腰儿，套一件青哦噔绸马褂子，搭包系在马褂子上头，挽着大壮的辫子，骑在那杉槁上，拿手里那根照入签，把那御史的帽子敲的拍拍的山响，嘴里还叫道：“老都喂，你把我那本儿先给我找出来呢！”那御史便是十年读书十年养气，也耐不住了。只见他放下笔，摘下眼镜来问道：“你是那旗的秀才？名字叫作甚么？”他道：“我不是秀才，我们太爷今年才给我捐的监，我叫绷僧额。我们大爷是世袭阿达哈哈番，九王爷新保的梅楞章京。我是官卷，你瞧罢，管保那卷面子上都有。”那御史果然觑着双近视眼给他查出来，看了看，便拿在手里合他道：“你有卷子却有了。国家明经取士，是何等大典！况且‘士先器识’，怎的这等不循礼法，不守‘卧碑’？难道你家里竟没些子家教的不成？你这本卷子不必领了，我要扣下，指名参办的！”这场吵，直吵到都老爷把个看家本事拿出来了，大家才得安静。

在文康的笔下，绷僧额的粗鲁无礼被描写得活灵活现，绷僧额仗的“大爷是世袭阿达哈哈番，九王爷新保的梅楞章京”，所以虽然不学无术，仍然可以通过捐纳成为监生，“国家明经取士，是何等大典！”，他竟然敢无理取闹，一方面写世家子弟的堕落，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捐纳制度不分良莠的弊病。

除以上三种外，不为做官，只为体面也可以捐纳虚衔，民国芝兰主人《都门新竹枝词·捐输》有云：“艳人俱是老爷称，唾手功名恐未能。肄业生和医吏目，居然金顶傲亲朋。”[26]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此种捐纳在《儿女英雄传》中也有反映。如第二十四回写邓九公去安家，褚一官也衣冠齐楚地跟在邓九公后面，“因到安老爷这局面地方来，也戴上了个金顶儿，却是那年黄河开口子，地方捐赈，邓九公给他上了二百银子议叙的个八品顶戴”。第二十九回“安老爷因家中办喜事，亲家老爷没个顶带，不好着石青褂子，虑到众亲友错敬了，非待亲戚之道。适逢其会，顺天府开着捐输例，便给他捐了个七缺后的候选未入流”。如果说此类捐纳尚无伤大雅，其他种类的捐纳则危害匪浅，第三十二回中邓九公曾对安学海说：“论愚兄的家计，不是给他（指褚一官）捐不起个白顶子蓝顶子，那花钱买来的官儿到底铜臭气，不气长久。”由此可见文康中对捐纳制度的看法。可以说，文康对捐纳制度的描写虽不是很多，却要言不烦，其讽刺的并不仅仅是个人，从他特别指出胡太爷、绷僧额都是考捐纳而获得身份，可看出文康对捐纳制度的揶揄，可见他已经表现出对捐纳制度层面的不满。

当然，纳捐制度并非一无是处，王胜国所论较为公允：

应看到清初的捐纳制度确实产生过积极作用，只是在乾隆中期以后，伴随着政治腐败之风，其固有的弊端才日渐严重，当时捐例的名目日多，官职日高，人员日众，与之配套的监控机制日渐失灵，各种限制制度流于形式，名存实亡，捐纳制度开始恶性发展，“乾嘉以后，纳赀之例大开，洎咸同而冗滥始甚”。其实早在康熙中期以后捐纳的弊害巳现端倪，康熙三十一年规定可捐免保举，从而为捐纳制度的消极作用滋长埋下了隐患。“中叶以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淆难矣”，到后期其宿弊愈发明显，危害愈发严重，正如同治时冯桂芬所说：“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是以召乱之道也。”这时期称之“弊政”才恰如其分。[27]

《儿女英雄传》创作于道咸之际，可以说客观地触及了捐纳制度后期的宿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