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感与留名意识

孤独感与留名意识

文康的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马从善《序》概括文康一生：

先生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

依此看来，文康的晚年是很凄凉的。杜甫《课伐木》诗曾曰：“衰年怯幽独。”[75]“块处一室”的文康，孤独感自然也时时伴随着他，他在为谦福《桐华竹实之轩诗草》所作《序》中说：

且予年已六十有九，小榆逝时得年才五十有三，则予果逝，而存予之责当在小榆。何转让一后死茕茕羸老，为之来执是役？此又予所笔未濡而泪先涓涓下也。(www.guayunfan.com)这是一段很令人感伤的文字，写得情真意切，是文康心声的显露。文康有九子，却指望谦福为其整理著作，一是说明他对其子已经不抱希望；二是见出文康也没有其他朋友可以托付。谦福一死，郢人逝矣！茫茫人海，谁可告语？言语间充满了苍凉，尤其“茕茕羸老”四字，尽显孤独凄凉之感。文康“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所谓自谴，就是排遣孤独，恰如小说第二十八回所云：“闲人之为闲人，苦矣！倘然不亏这等一磨，却叫他怎的夜磨到明，早磨到晚？”排遣孤独，这应该是文康创作小说的原因之一。

文康常常在书中出来现身说法，感叹作书的辛苦：

可怜那作《儿女英雄传》的燕北闲人，这事与他何干？却累他一丸墨是磨灭了，一枝笔是磨秃了，心血是磨枯了，眼光是磨散了。（第二十八回）

这燕北闲人守着一盏残灯，拈了一枝秃笔，不知为这部书出了几身臭汗，好不冤枉！（第四十回）

如果文康真的认为作此书“好不冤枉！”，那又何必写作此书呢？实际上文康是正话反说，目的希望读者了解作者所付出的辛苦。而文康不惮劳苦的写作，原因绝不仅是为了排遣孤独。笔者以为，与排遣孤独相比，文康更念念不忘的是留名后世。

对名的认识，在小说中有体现，第三十二回《邓九公关心身后名褚大娘得意离筵酒》作者议论道：

然而细按去，那“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这句话，不是句平静话。名者，实之归也。只看从开天画卦起，教耕稼，制冠裳，以至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这几桩实实在在的事，那一桩又不是个名想？只是想不想，其权在人；想得到身上想不到身上，其权可在天。天心至仁且厚，唯恐一物不安其所，不遂其生，怎的又有个叫他想不到身上之说？殊不知人生在世，万事都许你想个法儿寻些便宜，独到了这“才名”两个字，天公可大大的有些斟酌，所以叫作“造物忌才”，又道是“惟名与气不可以假人”。然则天心岂不薄于实而转厚于虚，不仁于人而转人于物呢？不然。这大约就要看看那人的福命可载得起载不起。古今来一班伟人又何尝不才名两赋？到了载不起，纵使才大如海，也会令名不终；否则浪得虚名，毕竟才无足取，甚而至于弄得身败名隳的都有。

由此可见，文康首先对名的态度是积极肯定的。继而指出得名极是不易：想不想，其权在人；想得到想不到，其权在天。有才无命，则会“令名不终”；有命无才，即使能浪得虚名，最终则会身败名隳。需要才、命双全之人，始能得名。文康对所谓“邓九公关心身后名”发如此议论，实际上隐含着文康对自己身后名的关切。

文康在《桐华竹实之轩诗草序》开篇即指出：

古人以立言与立德、立功并为三不朽，至韵其辞而为诗，此立言之最雅驯者也。顾立与不立存乎人，而朽与不朽存乎天。然不有人焉相与图而存之，《论语》作薪，天且无能为役，又奚有于诗？此中固有幸有不幸焉。是说也，于读我亡友谦小榆宫詹遗稿而益信。

“三不朽”的说法出于《左传》，《左传》鲁襄公二十四年载鲁大夫叔孙豹到晋国去，范宣子问以死而不朽之事，叔孙豹回答：“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76]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三不朽”理论。“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是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对后世文人影响很大，文康自然也不例外。文康在《序》开篇首先即肯定“立言”与立德立功并为“三不朽”之一。继而提出所立之言能否存而不朽，又受到天命的制约，这与文康针对邓九公所发的议论是一致的。文康认为谦福著作得以保存，无疑是幸运的。这正反映了文康害怕无人为其所立之言“图而存之”的忧虑。

从文康念念不忘“存予之责当在小榆。何转让一后死茕茕羸老，为之来执是役？此又予所笔未濡而泪先涓涓下也”的表述中，也可见出文康有追求不朽的留名意识。他的眼泪固然是为好友英年早逝而流，更有着因“存予之责当在小榆”的希望付之东流而伤心不已的缘故，体现了他“恐修名之不立”的焦虑感。

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77]可以说一个人百年之后能否“不朽”，凭借的就是一个“名”字。名可以说是社会对个体价值的最大肯定。文康念兹在兹者，名之一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