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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子弟的汉化

时间:2022-03-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八旗子弟的汉化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载说:“昔我太宗创业之初,谆谆以旧俗为重,及高宗复重申之。然自我生之初,所见旧俗,所闻庭训,已谓其去古渐远。及今而日习日忘,虽大端尚在,而八旗之习,去汉人无几矣。国语骑射,自郐无讥。服饰饮食,亦非故俗。所习于汉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华。所存旧俗,多失其精华而存其流弊,此殆交失也。”《儿女英雄传》则为我们提供了道咸时期旗人汉化的生动历史记录。

八旗子弟的汉化

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载说:“昔我太宗创业之初,谆谆以旧俗为重,及高宗复重申之。然自我生之初,所见旧俗,所闻庭训,已谓其去古渐远。及今而日习日忘,虽大端尚在,而八旗之习,去汉人无几矣。国语骑射,自郐无讥。服饰饮食,亦非故俗。所习于汉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华。所存旧俗,多失其精华而存其流弊,此殆交失也。”[38]其言虽有偏颇之处,却也道出汉化趋势的客观性。

早在顺治遗诏中已经提到旗人“且渐习汉俗,于满洲纯朴旧制,日有更张”[39],乾隆帝强调“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者,殊属恶习。夫弃满洲之旧业,而攻习汉文,以求附于文人学士,不知其所学者并未造乎汉文堂奥,反为汉人窃笑也。……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40]。道光二十三年上谕:“八旗根本,骑射为先。清语尤其本业。至兼习汉文,亦取其文义清通,便于翻译。乃近年驻防弁兵子弟,往往骛于虚名,浮华相尚,遂至轻视弓马,怠荒武备,于应习之清语视为无足轻重,甚至不能晓解。”[41]都说明了旗人汉化的倾向。

《儿女英雄传》则为我们提供了道咸时期旗人汉化的生动历史记录。从小说中可见,安家内部日常说的是汉语,只偶尔讲满语。安学海给儿子与十三妹操办婚礼也是“斟酌满汉”,而并没有觉得不妥。

再如缠足本是汉族旧俗[42],满族入关以后,渐染汉俗,缠足也引起了广大满族妇女的兴趣,纷纷效仿,以致历朝统治者屡下禁令,皇太极崇德三年谕礼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43]赵翼则云:“本朝康熙三年,有诏禁裹足,王大臣等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不得裹足,违者枷责流徙,十家长及该管官皆有罪(事见《蚓庵琐语》)。康熙七年,礼部奏罢此禁(事见《池北偶淡》)。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44]《儿女英雄传》则活生生反映了道咸时期的旗人缠足情况,书中的女主人公十三妹就是三寸金莲,这在第四回写得清清楚楚,十三妹“脚下穿一双二蓝尖头绣碎花的弓鞋,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第十二回写张太太对安太太说道:“亲家太太,我看你们这里都是这大盘头,大高的鞋底子。俺姑娘这打扮可不随溜儿,不咱也给他放了脚罢?”安太太连忙摆手说:“不用,我们虽说是汉军旗人,那驻防的屯居的多有汉装,就连我们现在的本家亲戚里头,也有好几个裹脚的呢。”张姑娘“正恐自己也须改装,这一改,两只脚蹅蹅蹅蹅的,倒走不上来,今听如此说,自是放心”。安公子“却又是一个见识,以为上古原不缠足,自中古以后,也就流风既久了,一时改了,转不及本来面目好看。听母亲如此说,更是欢喜”。对此《凌霄一士随笔》评论道:(www.guayunfan.com)安骥生长于旗味甚浓之家庭中,而“见识”如此,至以缠足为“本来面目”,且书中“小脚儿”字样多至不可胜数。似文康虽为满人,而久与汉人相习,传染得汉人此种病态的眼光;亦以“小脚儿”为“好看”,故津津乐道。[45]

毫无疑问,文康本人对缠足是欣赏的,他将自己的心态借安公子表达出来,让人们看到了道咸时期旗人对裹脚的一种认识。缠足作为一种陋俗,却在文化交融中逐渐被满族接纳,显示出汉文化的强大融合力

第二十九回,书中还对从称谓到别号的演化发过议论:

便是我说书的也还赶上听见旗籍诸老辈的彼此称谓,如称台阁大老,张则“张中堂”,李则“李大人”;遇着旗人,则称他上一个字,也有称姓氏的,如“章佳相国”、“富察中丞”之类。但是个大父行辈则称为“某几太爷”,父执则称为“某几老爷”,平辈相交则称为“某几爷”。至于宗族中止有“大爷”、“叔叔”、“哥哥”、“兄弟”的称呼,即乎房分稍远,也必称“某几大爷”、“叔叔家的几哥哥、几兄弟”,从不曾听得动辄称别号的。旧风之淳朴如此。

到了如今,距国初进关时节曾不百年,风气为之一变。旗人彼此相见。不问氏族,先问台甫,怪;及至问了,是个人他就有个号,但问过他。就会记得,更怪;一记得了,久而久之,不论尊卑长幼远近亲疏,一股脑子把称谓搁起来,都叫别号,尤其怪。照这样从流忘反,流到我大清二百年后,只怕就会有“甲斋父亲”、“乙亭儿子”的通称了。且将奈何!

其中明显存着一种采纳不愿、拒绝不能的矛盾心理。

崇尚儒家思想是清代历朝帝王的一贯政策。顺治“笃好儒术,手不释卷”[46]。康熙“祟儒重道,经筵讲论,孜孜以提倡程朱理学为事,且自己身体力行,上行下效,蔚然成为风气”[47]。乾隆皇帝言“朕自幼读书,研究义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48]。这种风气也深深反映在《儿女英雄传》中。安学海曾言:“天下事除了取法孔夫子,那里还寻得出个正经来?”(第三十三回)他的儒学造诣颇深,能“把圣人七十三年的年谱讲得来不曾漏得一件事迹,差得一个年月”(第三十八回)。第三十九回安学海在邓九公寿席上,与圣门贤裔曾异撰、公西相、冉足民、仲知方大谈《论语》“侍坐”章之真意,使四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倒地下拜。可见对于旗人崇尚儒学这一点,文康是引以为豪的。这同时说明旗人文化选择心态是复杂的,在文化交融中往往是无奈、反对、欣然接受等各种心态并存。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无论心态如何,文化的融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文化的融合都是相互的,满洲文化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也将本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注入汉文化中,如北京话中融入了满语的成分,“北京人‘说的艺术’中,有满族人、旗人的文化贡献”[49]。满族的服装、饮食、科技、医学、文学等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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