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变革的实践基础

第一章　目录学变革的实践基础

在目录学的发展史上，探索目录学的时代特征，始终是目录学工作者的责任。每到信息环境变化的转折关头，都有文献研究这一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50年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录学研究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

1951年刘易斯·理登洛(Louis N.Ridenour)在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年度讲座上发表《科学时代的目录学》的重要文章。同年，在探讨20世纪的目录学发展方向问题时，拉夫·R.萧(Ralph R.Shaw)也发表《二十世纪的机器与目录学问题》。这些文章明确提出目录学进入了“科学时代”。20世纪80年代，社会结构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由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彭斐章发表《迎接信息时代的科学——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彭斐章，1986，1995)，柯平《论目录学领域的革命》等文章明确提出了“信息时代的目录学”的命题。20世纪末，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均开始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通常称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导致全球性的第二次信息革命。这次信息革命利用人类已有的最尖端技术，涉及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及时参与了这一历史性进程。1997年4月召开了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讨论了《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2001年12月26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了推进国家信息化必须遵循的方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2004］34号文件《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是我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从国家政策层面上首次明确了信息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工作的战略地位，把理论认识变成了国家的意志。该《意见》指出，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2006年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该《纲要》特别提出要“深度开发信息资源”，要加快国家基础信息库建设，促进基础信息共享。培育公益性信息服务机构，开发利用公益性信息资源。中国的信息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作为揭示与报道文献信息，提供书目情报服务的书目工作，在数字时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来自技术、经济与社会的挑战。如何有效解决数字时代文献信息的揭示、报道与利用问题，是21世纪我国目录学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数字化技术将带来信息的生产、聚集、包装、检索、传播、复制、再生方式的变化，为目录学的发展带来机遇。用户信息需求的变化、书目工作技术环境的变化、书目情报事业组织方式的变化是当代目录学变革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