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研究基地是如何产生的？

重点研究基地是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的产物

客观地看待重点研究基地10年的发展，首先要将它置于新中国60年高校文科科研机构发展的时间坐标中进行考察。重点研究基地并不是凭空蹦出的“石猴”，而是高校文科科研机构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建国60多年来，文科研究机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由于周边国际环境的恶化，中央为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在全国布点设立了若干实体性研究机构，高校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在“文革”中毁之殆尽。第二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根据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高校相继恢复重建了一批研究所(室)，积极展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据1991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数据统计，这一时期由学校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研究所达521个，其中设在国务院各部属高校的研究所234个，设在省属高校的研究所287个。第三个阶段，就是以1999年重点研究基地启动建设为标志延续至今。教育部在全国66所高校相继设立重点研究基地151所，各地建立省级重点研究基地400多所，各校建立校级研究基地上千所。从发展上来讲，不同阶段的科研机构或明或暗地有着学术上的接续，至少30%的重点研究基地与前两个阶段的科研机构存在“学脉”关系。但第三个阶段又是在前两个发展阶段基础上的突变，这一变化显著地表现为对原来具有明显计划经济特征科研体制的改革，即引入了竞争性机制，彻底扭转了原先科研机构靠等课题吃饭、人员固化、人浮于事的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两个阶段又为第三个阶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考察的另外一个时间坐标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段时间，受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冲击和影响，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总体处于低迷状态。1994年，原国家教委《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当时文科发展所面临困境的基本描述是，“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现有的科研体制和不同程度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比较弱;科研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中青年业务骨干流失，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有滑坡的危险。”穷则变，变则通。在改革创新这一时代强音激荡下，重点研究基地作为科研改革创新的“新生儿”呱呱坠地。这无疑给低潮中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活力。

将重点研究基地放在这两个时间坐标中进行考察，无非是想说明，它的产生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而推动其发展的动力就是改革。改革体现在方方面面，归根结底就是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具体而言，一是在体制设计上，按照“教学以院系为主，科研以研究所为主”的思路，强调研究机构的实体化和独立性，并根据“一流”和“唯一”的标准明确方向、重点建设，切实体现了有特色、高水平。二是在机制运转上，实行“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和“带(给)课题进基地，完成课题后出基地”的运行机制，除了1～2名科研秘书和行政人员固定外，研究人员实行驻所研究、合同管理，按照课题完成的时间进行聘用，研究人员的聘用权交给基地主任。三是进行动态性管理，以10%左右的淘汰替补为手段进行达标评估，保证了重点研究基地整体的先进性。同时，设立了学术委员会制度，要求2/3的委员来自校外，基地主任不担任学术委员会的主任，重大学术事项需由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这为重点研究基地学术方向的科学性和整体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保证。

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成绩显著

重点研究基地按照“一流”和“唯一”的标准进行建设。所谓“一流”，就是要求建立的重点研究基地在确定的研究领域是全国一流的，或者至少在全国高校同一研究领域是一流的，并经过若干年的建设有望在全国同一研究领域达到一流。所谓“唯一”，就是说在同一领域、同一研究方向上只设一个重点研究基地，要求建立的重点研究基地切实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中心，在繁荣和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明显地居于领先地位。经过这10年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肯定地说，2/3以上的基地已经实现这样的建设目标，堪称本领域的学术高峰、人才洼地、交流窗口。

1.在科学研究方面，重点研究基地科研成果不仅数量蔚为壮观，而且代表了本领域的最高水平。据粗略统计，10年来，重点研究基地在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2885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8230多部，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300多篇，论文被SSCI和A＆HCI收录1030多篇，其中相当多的标志性成果获部、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重点研究基地还对学科发展和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引领作用。如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改变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状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以其雄厚的研究力量支撑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推进了学科的深入发展。

2.在人才培养方面，重点研究基地以课题研究为平台，培养博士研究生23000多名，其中有多篇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开发新课程1000多门，其中上百门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一批中青年教师在基地中成长为业务精湛的学术骨干，若干特色鲜明的创新团队和国家级教学团队在基地中锤炼造就，人文学科领域“长江学者”和跨世纪、新世纪人才的主体部分在这里贡献才智。重点研究基地还以开放的人才培养方式，招收培养外国留学生900多人，为社会各界近50万人提供以知识更新为主要内容的短期培训1200多期，如商务部多次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为基地，为非洲国家政府官员提供培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3.在社会服务方面，重点研究基地直接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有的产生明显经济效益，有的转化为国家政策法规，有的成为政府决策参考，切实发挥了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如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院等与商务部、外交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有关部门建立了密切联系，其出色工作多次得到高度赞扬。《瞭望》周刊在2009年第4期刊登了以“中国智库”为专题的系列文章，评选出“中国主要决策咨询研究机构”43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7家重点研究基地位列其中。

4.在学术交流方面，重点研究基地每年举办国内学术会议，每两年至少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其中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累计达上千场，许多学科领域的国际一流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或兼职研究人员频频亮相。基地与国外520多所高校建立起了良好合作关系，通过互派访问学者、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展开了高水平实质性合作。如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在布鲁塞尔设立分支研究机构，使中国学术研究真正走向了世界。基地创办了各种学术交流刊物，成为繁荣学术的重要园地。以基地为中心形成的这一“伞状”学术交流格局极大地拓展了学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这一空前活跃的学术交流盛况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是难以想象的。

5.在基础条件建设方面，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使文科的科研条件大为改善，可谓一年超过二十年。最为重要的是，基地建立了本领域最为齐全、最为权威的图书资料库、专题数据库和方便快捷的学术信息网站，90%以上的基地开通了外文网站(页)，这些既为重点研究基地驻所研究提供了条件保障，又为下一步的内涵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中国民商法律网与各级法院、著名律师事务所、法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收录相关文章、民商事审判案例、法律法规等十余万篇(条)，日访问量平均超过2万人次，总访问量达数千万，在国内法律学术类网站中排名第一，成为最具规模和优势地位的民商法研究学术平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重点研究基地不仅自身建设成绩显著，而且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对改变文科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重点研究基地以不足4亿元的财政投入和不到全国高校文科3%的研究力量，取得了占全国高校文科近1/3的研究成果，争取各类经费达16亿元，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较大程度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在高校中的弱势地位，提升了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公众中的地位和形象。

第二，对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打破了一系列体制性障碍，打破了学科界限和院系壁垒，促进了人才的融合、学科的融合，促进了重点学科建设，催生了一批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在历次国家重点学科评估中，重点研究基地为所依托的学科进一步形成优势和特色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对科研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重点研究基地将个体的、分散的科研力量集合为团队的、综合的力量，推动了高校科研组织形式由分散走向整合、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固定走向流动，促进了文科研究从传统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的转变。

第四，对科研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模式不仅对地方和高校科研平台建设发挥了引领作用，而且50%的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后来启动的“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的核心和支撑，逐步形成了从国家到地方再到高校的“金字塔形”平台体系，改变了高校长期以来以院—系—教研室为主的教学组织形式，为释放科研生产力提供了体制保证。

推进重点研究基地新发展、新跨越

重点研究基地前10年的建设和发展解决的主要是规模和布局问题，今后面临的将主要是内涵建设、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问题，重点在提高基础研究的理论创新能力，提高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力争多出有质量的精品力作、传世之作，多出高水平的优秀人才、领军人物，多出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咨询建议。

第一，巩固改革成果，加大管理创新。改革意味着利益调整，势必面临重重障碍和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如果改革的成果不及时进行巩固，回潮现象将时有发生。重点研究基地独立于院系进行实体化建设是体制上的重大突破，必须进一步巩固深化。现在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依托高校如何以学术休假制度为核心进行人事绩效考核制度、教育教学评价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从而保证基地与相关院系和学科建立密切联系，使校内科研人员合理、正常、有序流动，促进教学和科研相得益彰、互助互长。

第二，加强战略规划，把好发展方向。重点研究基地设立相对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其制度价值的意义不言而喻。但目前部分重点研究基地在执行中走偏走样。一是学术委员会的战略规划职责体现不够，这里面有管理上的问题，但更主要在于基地主任的基地意识、全局意识淡薄;二是游离于基地的研究目标之外设立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甚至因人修正研究方向，设立研究课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研究人员的选择和队伍的组织问题，特别是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的学术带头人的选择问题。此外，从客观上讲，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些以应用研究为特色的基地也有必要调整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当前，应紧密结合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契机，积极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对基地建设的总体目标再做深入的研究。

第三，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在隶属关系上，重点研究基地是“国家队”，与所在高校是一种依托关系。因此，无论是高校领导还是基地主任，都应该牢固树立“国家队”意识，摒弃狭隘的“校本”观念，既要破除校校壁垒、学科壁垒，更要打开国门，扩大国际交流。要将“面向世界”作为未来基地内涵提升的战略支点，积极引进国外智力，打造国际一流科研团队，在国际范围内展开学术争鸣，获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第四，密切联系实际，增强服务功能。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应用对策性研究一直存在两种不同声音。支持者认为，要紧密联系社会实际，以基础研究支撑应用对策研究，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反对者强调，高校基础研究优势明显，应该发挥优势，在推进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上下工夫。实际上，这两派观点并不存在截然的对立。重点研究基地应正确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协调发展，防止顾此失彼。一方面，要加强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前瞻性、预测性研究，通过科学性树立公信力，但要防止演绎玄想、凌虚蹈空，说实际部门听不懂的话。另一方面，要密切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加强与实际部门的对话沟通，做到建言献策有现场感、有实效性，但要防止削足适履，成为决策者的传声筒和放大器。

第五，拓宽经费渠道，提高使用效益。当前许多基地存在的阶段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经费不足造成的。特别是没有自主性的研究基金，导致基地开放性不足、流动性不够。基地既要争取政府和依托高校进一步加大投入，又要多渠道争取各级各类课题和社会公益捐赠等。在经费投向上，一要逐步建立自主性研究基金，切实改变从“带”课题驻所研究向“给”课题驻所研究转变，使驻所研究的机制活起来。二要更加重视对人员的投入，改变重硬件轻软件、见物不见人的问题，使研究者的积极性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