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的暴力：维多利亚时代的投毒案

优雅的暴力：维多利亚时代的投毒案

文 / Sunset

“我没有用番木鳖碱对库克下毒。”威廉姆·帕莫医生在走向绞刑架前还是这么说。他被判决犯下此项罪行，但是他直到最后时刻还坚持否认。1856年5月，对他长达12天的审判被《法律时代》描述为19世纪最长、最严肃、最重要的刑事审判。

模范家庭的投毒案

威廉姆·帕莫1824年出生在英国斯塔福德郡的小镇鲁杰里，是一位有钱木材商人的儿子。1846年，他从皇家外科学院得到了行医的资格证书，然后回到鲁杰里，打算在当地执业行医。(www.guayunfan.com)一年后他和20岁的姑娘安妮·撒特恩结了婚。安妮是私生女，父亲是富裕的前东印度公司官员柯鲁尼尔·布罗克，1834年自杀身亡，留下了一大笔财产，也为女儿安排好了每年几百英镑的收入。另外安妮母亲死后也有可观遗赠转赠给安妮，供她有生之年享受，但安妮死后，必须将财产归还布罗克家族。

帕莫一家开始了模范的家庭生活，于1850至1854年间生养了五个孩子，但其中四个初出襁褓就早夭了，每一个孩子的死因都被确认为“痉挛”。尽管有这样的家庭悲剧，帕莫看上去仍不失为小城里中产阶级中坚的一员：他身体结实、脸颊红润、脸膛宽大，富有教养而乐善好施，经常上教堂做礼拜。

帕莫这种模范公民的作风和声誉不错的职业，掩盖了更为复杂的现实。帕莫迷上了赌马，这对他来说比行医有趣多了。他有整整一马厩的赛马，用来赌博。

赌马是一项以耗费钱财著称的活动，帕莫很快发现自己债台高筑，他开始琢磨新的开源之道，当然主要就是从妻子和有钱的岳母那儿获取钱财。

1849年1月，帕莫的岳母在造访帕莫家时死去，结果布罗克的遗产传给了安妮，当然这笔遗产只是在安妮的有生之年才有效。面对妻子死去就要失去这么一笔可观的遗产，帕莫为妻子投了13000英镑的生命险。保单于1854年1月起生效，其中规定在病因方面须要由帕莫亲自做医学上的鉴定。

当年9月，安妮从利物浦回家后就生病了，不久就撒手人寰。她的死因被归罪于霍乱，当时霍乱确实在利物浦流行，因此帕莫毫不费力地拿到了妻子的保费。1855年1月，帕莫又为他哥哥瓦特投了保险，瓦特是个挥霍无度的玉米商人，当时已经破产。6个月后，瓦特也随之死去。

瓦特死去的时候，帕莫正身陷债务，而由于瓦特的保险公司要对索取保费一事进行调查，他的境况变得越发困难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约翰·派森斯·库克卷入案件中来。库克是一名28岁的见习律师，在父亲死后继承了一小笔财产。他也迷上了赛马，成为帕莫的亲密伙伴。1855 年11月，两人一起来到了舒兹伯利赛马场，库克赢了不小一笔钱，当晚庆祝胜利之后，库克突然病倒了。不久后他就和帕莫回到了鲁杰里，临时住在帕莫家正对面的泰尔博特·阿姆家里，随后于11月21日凌晨死去，死前他表现出奇怪的痛苦症状，让人怀疑和帕莫对他的“照料”有关。

库克的遗嘱执行人很快就怀疑库克的死因，坚持要求验尸，于是由包括帕莫在内的本地医生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最后因验尸官出具的凭证，认为是番木鳖碱致死，陪审团判决帕莫有罪，处以绞刑。

新投毒市场

投毒并非18世纪才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下毒和绘画、建筑、雕塑一样，被视为一种艺术。在红酒里加入一点点砒霜、毒芹或鹿食草，既慎重又周到，比拿刀弄枪搞得鲜血淋漓简洁得多。

但当时的下毒，总是针对那些有财富、地位的人，而较少指向普通人。“毒药是解决一切政治难题的好办法。”帕度亚大学的现代史教授保罗这样说。

而现代投毒则不一样，它面临着一个不完善市场的刺激：人寿保险业。现代人寿保险业源于15世纪末，奴隶贩子开始将贩运的奴隶作为货物投保海上保险，这是以人的生命为保险的源头。1536年，英国人马丁给一个叫杰明的人投保了2000英镑的人寿保险，保险期限是一年，收取了80英镑的保费。

1840-1850年间新保险公司大量增加，不像铁路等其他新兴行业，保险公司需要投入的资金很少，只需要装装样子的偿付能力。狄更斯就曾对此进行批评，认为保险公司用欺骗性的“专业化”外表——红木装饰的办公室、装满了精心编撰的保险表格的账册——来遮盖它外强中干的现实。

保险业通过对个人生命赋予潜在的金钱价值，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导入新的价值分配方法，然而当时的保险业却不健全，由此产生的欺诈行为极易导致谋杀。

毒药，由于潜藏和算计的性质而成为这个精于算计时代的理想武器，善于冒险的投毒者最感兴趣的市场是保险。

现代投毒者不像他们历史上的先驱者，如在罗马帝国法院中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洛库斯特和鲁克利兹雅·博杰亚，有着远大政治抱负或英雄情怀。他们只是有着小小的贪欲，利用新兴市场的便利来进行他们的勾当。

投毒谋杀和因病去世看起来非常相似，谋杀后获取保费非常容易。对于投保的芸芸众生，《时代》画刊警告说，“罪犯的流动资金找到了新的投资方向”，“投毒人欺骗保险公司，除了钱之外不需要任何动机”。

毒物学的争论

为了反击来自毒药的威胁，公众视线转向一个新出现的科学领域——毒物学。17世纪后，一些职业投毒者常被有钱人雇佣，造成的投毒案件难以侦破，因此在医学中分出毒物学一支。

在维多利亚时代，投毒罪被理解为在可察觉门槛之外的暴力犯罪。就像一位法官在给陪审团下达的指令中说，“在黑暗中工作，你们不要期待看得见的证据”。毒物学作为不可察觉和可察觉之间的中间人，任务是向人们展示不易看见的事物的存在，这就是毒物学力量的源泉。

帕莫的案子随后由懂得毒药原理的人进行了分析，库克内脏里的一罐体液被送到盖茨医院，由当时一流的毒物学家阿尔弗赖德·斯瓦尼·泰勒教授做分析。泰勒进行了大范围的毒物试验，但是只找到了很少量的锑。

锑是一种常用的矿物催吐剂，假如一次服用大剂量可能会致命。由此，泰勒于1855年12月来到了库克的解剖现场，准备确认锑是库克的死因，但是一位目击者的证言改变了泰勒的主意。

伊丽莎白·密尔是泰尔博特·阿姆家的侍女，她在库克临终前服侍他。她叙述了库克死去前吃了帕莫所给药片的反应：先是抽搐滚动，然后四肢僵直，眼神发狂，痛苦地叫喊。泰勒询问库克身体上是否有划伤，因为这种状况可能是普通外伤的破伤风引起的抽搐。

被告知没有发现外伤的痕迹后，泰勒说密尔很准确地描述了小剂量番木鳖碱中毒的症状，并认为正是番木鳖碱导致了库克的死亡。

因为虽然泰勒认定是番木鳖碱致死，也和侍女的描述一一吻合，却不能在库克的体内检验出残留毒素。泰勒承认，这时给帕莫定罪仍有一个难题，因为他在库克体内没有发现番木鳖碱，然而他又坚称没有找到番木鳖碱也符合科学解释。因为有些比较熟悉的矿物毒药，如砒霜或锑会存留在体内，并且会有明确的分析表现。而像番木鳖碱这样的有机物在服后一个小时内被血液吸收，至今还没有找到办法可以把它测试出来。

于是，他们又对帕莫夫人的遗体进行了检测，在其身体中发现了锑。不久，在《检查者周刊》上出现一篇庆祝毒物学证据成功的文章，这篇文章宣称“死去的女人说话了，她说，这个瓶子里的锑是我死前一天服用的，而我身体中的锑是我死前几小时给我服下的，最后流经我心脏的毒药。”

毒物学使得尸体通过分析论证，开口说话，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尸体都合作——帕莫妻子的尸体开了口，而库克的尸体顽固不化不肯说话。（帕莫妻子的死因是由锑中毒直接引起的，不像番木鳖碱那么精妙复杂。）

这种“不合作”也引发了当时对毒物学证据的不信任，从此案审判前后的评论中清晰可见。《都柏林大学杂志》二月号上发表了“证人席上的医生”，文章强烈谴责对医学证据作用的夸大，坚持认为毒物学就像神父，然而比神父更有力的是，毒物学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变换神谕。

根据这种观点，反对者认为，毒物学代表了一种新形式的信仰，却穿上现代科学的外衣，只是由于公众的盲从而变得可信，神秘莫测的现代投毒被加上一层想象出来的罩衣。不过当时的媒体坚持认为尸体作证不是迷信而是科学，毒物学是阻挡投毒这种犯罪的有效手段。

而毒物学的支持者则认为，化学论证方法使瓦解投毒犯狡猾隐蔽的计谋变为可能，把这种稍纵即逝的犯罪转译成常规形式的暴力犯罪。对毒物学的信任，是缘于对科学的信念。

帕莫的案子完全抓住了毒物学证据所具有的科学性和短处，就像各方对此案的专业证据有截然不同的评价那样。

优雅谋杀的恐慌

这种发生在身边的案例让大众也都紧张起来，担心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同时，还因为案情的扑朔迷离，尽管帕莫被判定用“科学”手段谋杀了他的朋友和赌友约翰·派森斯·库克，然而他不认可他的罪行，因为库克体内没有检测到番木鳖碱。

从1855年12月的第一篇报道开始到次年6月审判结束，报纸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医学界内外的媒体为此案发表了几十篇社论。国内民众对此案的兴趣如此浓烈，人们甚至分成了“帕莫派”和“反帕莫派”。

此外，这桩案件的发生还在维多利亚社会引起了好奇和恐慌。每一个人都担心自己身边微笑的医生、亲人或者朋友，自己喝的一盅酒、一盏茶都可能是毒药的礼物。

棍棒和刀具靠的是攻击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在身体表面留下物理痕迹。而毒药和投毒人却更加狡猾而隐秘，投毒人从不表露他们的企图，用伪装来遮盖他们的杀人计谋。毒药也同样善于伪装，理想的毒药无嗅无味。它可以溶解在日常使用的物品中，外表往往是无害的。

此外，根据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的创始人、急症外科医生、验尸官萨马斯·瓦克利的观点，大约有百分之十九到二十的毒药在人体内起了可怕作用后在身体表面不留痕迹。据瓦克利的同事验尸官威廉姆·贝克在1840年的观察，这个观点对现代他杀暴力案件的调查有明显的影响。

没有检测到番木鳖碱，这一证据缺失造成了对于现代投毒案的一种根本性的担忧。在野蛮时代，并非没有投毒犯罪，只是当时的毒药手段不够精细，而现在药理学领域的发展，使得歹徒变得精细优雅，杀人犯几乎不会留下任何会暴露他罪行的线索。如《药物学日报》所指出的那样，“避免了用大剂量砒霜的笨拙方法，把投毒作为一种精确的科学”。

同时，这桩谋杀案带来了专业人员的信用崩溃。医学长久以来要求被承认为一种专业，旨在要求公众承认医务人员是一个独特的、有信用而可信赖的群体，是为个人和集体利益所需的专家团体中公认的无私代表，以1858年医学法案的通过而告终。

但是，把医务人员当作个人和社会秩序保证人的观点仍经历着激烈的争辩。争论围绕着对穷人尸体的解剖制度，正在进行中的动物试验，还有正在日益壮大的各种职业人员的队伍，包括药理植物学家、理疗学家、水疗家、催眠师和其他各色人等。

帕莫是医学专业人员中的一员。他的投毒方法也来自实验药理学的最新发展：他选用的毒药番木鳖碱是药理学领域引人注目的新发现，1818年在一个法国实验室中被分离出来。因此，他的罪行只有受过医学科学训练的人才能实现，因此他的阴谋损毁了大众托付给他的庄严责任。

总而言之，威廉姆·帕莫这个赌徒、冒险家、伪装者和科学罪犯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投毒犯的写照。毒药本质上是一种神秘、微妙的事物，公众对它的理解受到他们对科学、历史、犯罪观念的影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无论是毒药学、毒物学、保险业、人们对科学的观念，都处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因此种种矛盾、思想争执，对投毒案审判产生巨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