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万春，一个人的足球史

史万春，一个人的足球史

文 / 吴策力

2010年9月2日18时，北京。在和家人说话的须臾之间，史万春离开了世间和他最心爱的足球，安然辞世。

留洋

1954年4月1日，中国派出第一批足球留学生，15名顶尖球员踏上了前往匈牙利的求学之路。半年后，第二批10名球员接踵而至。这之后50年，这批球员就是中国足球。退役后，他们成为领导、教练，或培养青少年球员，中国足球从此就没有和他们名字分开过。(www.guayunfan.com)在这些人中间，并非第一批抵达的史万春资格最老。出生于1926 年8月的他属虎，在解放前就是京城足球界的名角。史万春少时爱好运动，在崇文门内德新小学读三年级时开始踢足球。1942年读中学时成为校队主力队员，后因家贫辍学，到北京饭店做工。他边工作边踢球，终于在1943年加入北光足球队，1946年与校友组织兄弟足球队，名噪京华，从而走上了专业球员的道路。据比他小3岁的曾雪麟透露，因球技出色史万春还曾受到蒋介石接见。

史万春成年后身高1.67米，体重65公斤，这样的身材在眼下看来并不显眼，但作为一名技术型前锋，他的体型让人想起来了当下的梅西。不过，新中国足球的尴尬无需粉饰，张俊秀回忆，“50年代初，中国第一支出访的足球队竟以1比17输给捷克斯洛伐克队。印度队来华访问，中国队都怕输。”那时全国性的足球比赛中，不少队还在使用落后的两后卫战术，守门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鱼跃，扑球肚子着地，比赛下来胸前全是土。同时还讲究“踢高丫儿”。有谁能踢一脚高球，观众席上便高声叫好。

面对这样一群远离世界足坛的球员，匈牙利教练约瑟夫竭力不流露出震惊的表情。年维泗回忆，“那时他让我们颠球，我们颠不了多少下。一个匈牙利女子手球运动员当着我们面颠球，她用左脚、右脚、头部、胸部娴熟地颠，又把球踢高，继续，最后停下球朝我们莞尔一笑，简直无地自容。”为了不使中国小伙子太难堪，尤瑟夫专门找工厂和学校的足球队比赛，有时候也让附近的锅炉工和工作人员组队参战，场面难解难分，渐渐地提高了中国运动员的自信心和水平。

史万春1955年随队赴匈牙利学习，任国家队队长。技术全面，头脑冷静，射门意识突出，是进攻的组织者。但他是那支球队中最先退役的球员。1956年一场友谊赛上，他小腿骨折，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不得不选择退役。

从球员到教练

这并不是史万春故事的终结。1957年，正在广州二沙头基地进行恢复治疗的史万春，接到了新使命——出任当时的北越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成为中国首位援外主教练。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当时北越足球队刚刚在比赛中输给南越足球队，不久后就要访问金边，并在那里与南越队再决高下。

去越南后，史万春经过短暂了解，只做了一个小调整就收到了奇效。他将队中的边锋改打中锋，让他利用出众身体素质直接去门前冲击。比赛那天，北越全体放假。比赛第20分钟，正是史万春的妙手决定了胜负，新任中锋攻入了全场唯一进球，取得了比赛胜利。史先生后来回忆说：“后来我们回到北越，范文同总理率领很多人到机场迎接我们。那真是像过节一样，我也为中国教练赢得了荣誉。”在圈内，史万春的执教才能很快获得了肯定。1958年，史万春回国协助苏联专家执教北京队和沈阳青年联队。他在1959年起任北京队主教练，其后15年间为北京市和国家队培养了大批优秀选手。他的辉煌在先农坛球场到来。

先农坛，明清两代皇家祭祀先农诸神之所。新中国建立后，这里建立的球场成为北京队主场。1963年和1973年，他与北京队一起两度夺得全国甲级联赛冠军。球票最便宜的2毛，最贵的8毛。当时1分钱可以买一根冰棍，4毛钱可以吃一顿饭。

史万春选拔球员不拘一格。他听说北京某工厂有一对双胞胎兄弟踢得特别好，就为他们安排了一场比赛，比赛当中，两兄弟表现尤为突出，史万春于是直接让这两个“野球选手”进北京队。两兄弟最终成为国内顶尖的球员：李维霄和李维淼。刘德利、陈巨同也和霄淼兄弟一样，破格从工厂和农村提拔入队。

对1960年代初的中国球员来说，有球踢固然体现自身价值，但更重要的是能让他们吃饱。当时运动员和飞行员享受同等待遇，每个月有45块钱的工资，每天都可以吃到肉。

“文革”开始后，足球比赛被迫停止。先农坛里分成对立两派。一些年龄大的教练和球员被冠之以“保皇派”，其他大部分人都是造反派。这个时期，教练史万春深受其害，他被当作“反动权威”，遭遇无情地批斗和谩骂、殴打。史万春的家人后来回忆说，他们甚至做好了被发配到西北的准备，幸好最终得以幸免。

此后很多年，史万春一直说，在殴打自己的学生中，并没有一个他的队员，大部分都是来自田径队的。“他们都还是孩子，是社会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史万春说的并非实情，而仅仅来自于宽厚的天性而已。

“‘文革’后，史先生不计前嫌，对待曾在精神上迫害过他的学生，一视同仁。该使用的使用，该信任的信任，表现出他宽阔的胸怀和大度。”北京足协副主席张衡感叹，作为新旧两个社会足球的亲历者，史万春不愧一代宗师。

1969年，北京队恢复正常训练。1973年，史万春执教的北京队再次拿到了全国冠军。虽然全国冠军的光环，让史万春和北京队成为了同行中的翘楚，但除了象征着冠军的一面锦旗之外，每个运动员只得到了一张“五好运动员”的奖状。那个年代，球鞋一年四双，绒衣两年一套，只要离队，全部交回。在比赛中如果能有一碗葡萄糖水，就是最为奢华的享受了。

1970年代的足球百废待兴，但仍然充满了束缚。美国宇宙队来访，贝肯鲍尔等明星都过来了，对方准备了很多照片，想送给球迷，但没有人敢要，因为拿了会违反外事纪律。球员到古巴大使馆参加酒会，喊着一二一，排队，齐步进去。

史万春的儿子回忆父亲：“从我懂事起，就记得父亲不能像别的父亲一样每天按时回家。但一有时间，父亲就会高兴地用自行车驮着我去他的几个师兄弟家玩，经常去的是梁振生家。记得他们家住在南小街的一户独门独院。梁叔叔的姐姐叫梁小栾是青衣。经常门一开就传来了京剧、二胡的声音。院中有一棵枣树，他们常在树下谈京剧，聊足球。”

京剧是史万春的业余爱好，他痴迷裘派，裘盛戎先生演戏之余，痴迷足球，双方因此互为粉丝。闲暇之余，他们一起踢球，一起唱戏。史万春有闲暇就带儿子去看戏，戏散后骑车带儿子回家，途中一定在磁器口的民芳小吃店喝碗豆汁、吃几个焦圈或吃碗卤煮火烧，暖暖和和再往家走。父子俩都很享受这平静的生活。

余光

上世纪90年代，史万春退休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在职业联赛继续发挥余热。1997年初，时任深足主教练的路建人把老师史万春请到深圳。在深圳那一年多里，史万春提出了很多建议，为深足在1997年底重回甲A提供了不少帮助。

那时每逢客场比赛，队里安排史万春和小队员温光辉住在一个房间，起到“传、帮、带”效果。1997年，史指导71岁，温光辉18岁，他俩是队里的“一老一小”。温光辉说，“史指导是泰斗级的人物，他对我们这些小球员都很友善。他当时年事已高，但是技术水平仍然很好。”

史万春辞世后的25小时，中国队和伊朗队在郑州热身。连最简单的一分钟默哀，也没出现在赛场。2010年9月8日上午10点，他的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同一天的国奥系列热身挑战赛，默哀仪式才姗姗迟来。

两年前的11月13日，马克坚因脑溢血去世。当时，有记者建议中国足协，在联赛前用一分钟默哀以纪念这名元老。稍后得到的回复说，许放当年辞世，足协并未在各赛场进行默哀活动，“如果为马克坚默哀，那我们怎么对许放的家属交代？”也许中国足球在担心“哀悼后遗症”，因此只要无人提醒，他们就对陶渊明的诗句倾情演绎：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