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团：古罗马的战争机器

军团：古罗马的战争机器

文 / 宋大振

罗马的崛起、扩张与延续证明了军团的价值。但它的致命弱点是对骑兵内在的体制性排斥和“投射力”严重不足。于是，当“蛮族”如潮水般涌入时，罗马人悲哀地发现，历史正处于骑兵崛起，步兵的衰落中，罗马军团已经落后于历史了。

公元前753年，一个名叫罗马的新城出现在意大利台伯河畔。当公元117年图拉真皇帝（98年-117年）去世时，罗马扩大到最大疆域，地跨亚非欧三洲，是西方世界史无前例的大帝国。

罗马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的成功？学者给出了不同解释，其中有一种观点最有说服力，即罗马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不是外因，而是其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的胜利。就军事制度而言，其核心无疑是著名的罗马军团。(www.guayunfan.com)罗马军团的制胜秘密

军团诞生之前，流行于几乎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是希腊甲兵（重装步兵）方阵。典型的希腊方阵，一般正面宽广，纵深为8至12列不等。希腊甲兵戴头盔，披铠甲，左手持盾，右手持矛，腰挂短剑，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冰冷的钢铁组成了一个冲击力极强的方阵。方阵按照士兵装备的优劣（公民兵制需自备武装）来安排他们在方阵的前后位置，因此基本上是甲兵的重复排列，各列士兵之间没有战术区分。轻装步兵和骑兵在方阵体系中地位不高，主要负责保护翼侧。

因此，希腊方阵是专门为突击敌人正面而设计的一种密集步兵队形。它追求的是通过推进整个方阵，进行全正面突击，其战术基点在于实行“震荡冲击”，依靠第一次打击。通俗地说，就是一锤子买卖，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方阵根本没有第二次机会。对方阵来说，队形完整高于一切，队形破裂就意味着失败。

当方阵特别是希腊方阵大行其道时，罗马却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出了独具一格的军团。

罗马最初也受希腊方阵影响，这也许应该归功于罗马第六个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公元前578年-前535年）的军事改革。他以财产多寡为标准，将罗马公民划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等级提供数量不同和装备不同的森都里亚（每个森都里亚为100人，又称百人队），从而确立了公民兵制。改革后的军队由前三个等级的60个重装步兵百人队6000人组成。共和国初期，为进一步适应方阵战术，罗马将军队一分为二，组成2个军团。每个军团步兵3000人，一般排成正面500人，纵深6人的方阵；骑兵300名则负责保护方阵两翼，这实际上仍是希腊式方阵。

方阵式军团在罗马的对外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暴露了致命缺陷。公元前390年，在罗马城北部17公里的阿里亚河地区，罗马方阵经受不住高卢骑兵和步兵的猛烈冲击，几乎全军覆没。高卢人乘胜追至罗马城，围困城内据点7个月，最后罗马人用1000斤黄金才买得高卢人解围。

罗马人对这次灾难的反应是军事革新，据说这是由罗马名将卡米路斯完成的。卡米路斯实行薪饷制，士兵因而可以较好地武装自己，装备大致相当，进而动摇了方阵按照装备优劣安排士兵在方阵中前后位置的原则，创造性地以受训程度、战斗经验和年龄的不同为标准，将重装步兵进一步区分为三个兵种。

第一个是没有多少战斗经验的25-30岁的枪兵（Hastati），第二个是有一定战斗经验的30-40岁的主力兵（Principes）；两者装备重标枪（长约2米，最大投射距离约33米）、大盾和高卢长剑（长约1.2米，三世纪中期改用著名的西班牙短剑）。第三个是战斗经验丰富的40—45岁的殿兵（Triarii，也称后备兵），兵器与前两者基本相同，只是用一支约4米的长矛代替了标枪。

卡米路斯在军团与百人队之间新设立中队作为新的战术单位。此前，为了方便控制与指挥，百人队人数已减为30-60人；由于人数过少，往往不能完成基本的战术任务。改革后，每个军团分为30个中队，每个中队辖2个百人队。

中队制军团（Manipular legion）最大的特点是其天才般的队形安排。根据三个兵种的不同特点，军团呈三线部署，枪兵在第一线，主力兵在第二线，殿兵在第三线。每一条战线为10个中队，中队呈方阵排列，前两线每个中队为120人，一般排成一个正面40人，纵深为3人的小方阵；第三线每个中队只有60人，一般排成一个正面20人，纵深为3人的小方阵。除重装步兵外，军团还有大约1200名轻装步兵（Velites），再加上300名骑兵，一个军团人数大约4500人。

基于方阵缺乏战斗韧性，一旦被突破就成为乌合之众，军团每条战线的10个中队在排列时中队之间留有一个约27米宽的间隔，约等于一个中队正面的宽度。三条战线之间也留有约90米的间隔，后一条战线的中队对准前一条战线两个中队之间的间隔，从而形成（跳）棋盘状的排列方式。这种排列方式赋予军团多种队形变化：当需要时，在战线内部，中队的后一个百人队前出，进入间隔，与前一个百人队组成方阵；在战线之间，后一线的中队通过间隔前出，或者与前一线的中队组成方阵队形对敌，或者替换前一线的中队，实现连续作战；或者前两线的中队通过后两线的间隔后撤。

因此，中队制军团的作战程序是：接敌作战时，轻装步兵先用弓箭、投石器、轻标枪等兵器扰乱敌人防线，然后退入战阵。随后，第一线枪兵的前几列一齐将重标枪投射出去，接着，整条战线快速接近敌人，前几列用短剑和盾牌跟敌人近战，同时后几列一齐将重标枪投射出去后也进行近战。当他们精疲力尽时，第二线主力兵便上来替换，第一线枪兵则退到原来第二线的间隔。若第二线主力兵仍不能取胜，第三线老兵和轻装步兵架起长矛，接纳前两线士兵进入间隔，然后迅速合拢，军团开始后撤。

与方阵相比，中队制军团具有极大的战术优势。方阵不能实现战线之间的替换，其前几列之后的士兵只有等待前面的同伴倒下去后前去替补，撤退对其来说更是灾难。而军团的战术既能勇猛地进攻，又能有序地撤退。因此，作为重装步兵的一种战术体制，军团做到了机制的“自洽”，这是它最大的成功。

从公元前四世纪初到公元前二世纪末，中队制军团实行了200多年，这正是罗马基本征服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世界的两个世纪。史学家波里比阿在比较罗马军团与希腊方阵时甚至说：“罗马军团适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为任何目的而作战。”英国军事史家富勒也认为，中队制军团“标志着罗马军队走向成熟和拥有罗马特色的军事艺术的出现”。

马略的改革

公元前2世纪末，随着战争的大规模化和长期化，罗马军队的职业化趋势日益明显，公民兵制受到严峻挑战，改革成为必然。罗马执政官马略成为这次改革的领导者，他改公民兵制为募兵制：放弃对服役者的财产资格要求，只要有罗马公民权即可，国家为其提供薪水和装备，服役期满退伍时还可以得到一块份地。

由于作为基本战术单位的中队力量较弱，马略又在军团与中队之间建立大队（联队）作为新的基本战术单位，而后者变为行政单位。马略改革后，一个军团有10个大队，第一个大队辖5个百人队，每个百人队160人，其余9个大队各辖3个中队，每个中队仍辖2个中队，每个百人队为80人。

由于现在服役的唯一条件是公民权，没有了财产等级和年龄的区分，战士的装备、训练程度和战斗经验大致相同，所以中队制军团对重装步兵区分的基础不再存在。虽然三线各个中队的名称保存下来，但仅是一个称谓。大队制军团（Cohortal legion）坚持罗马特色的队形安排，继续实行棋盘状的三线部署，一般采用四三三序列，即第一线四个大队，第二、三线均为三个大队。大队军团作战程序与中队军团基本相同，但由于大队军团的三线战士基本趋同，所以每一个大队可以任意调动，在进行队形变换时非常方便，大大提高了军团的机动性。

马略改革沿着罗马特色军事艺术之路，完善了军团富于弹性的三线部署和独特的队形排列，这正是军团的最大战术优势，也是军团制胜的秘密所在。美国学者杜普伊指出，“从军事角度来看，以大队为战术单位组成的古罗马军团可以说是古代适应性最强的作战部队”。马略继承和发展的以军团为核心的军事体制是罗马帝国的根本，一直到公元三世纪，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罗马军团的阿喀琉斯之踵

军团通过巧妙的战术安排，仅仅凭借重装步兵这一个兵种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军团是不可战胜的吗？当然不是。

重装步兵是罗马军团的重心，长期的战争成功又强化了罗马人对这个兵种的“路径依赖”；同时这也意味着军团对其他兵种有一种体制的轻视和排斥。罗马武力最大的问题是骑兵不足。中队制军团建立后，军团步兵为4500人，骑兵仍为300人；配属给每个军团的辅助部队，其兵员数量同军团相差不大，但也只有600名骑兵。这些骑兵只能用于侦察和警戒，无力承担对敌防御和突击的重任。

骑兵不足给军团带来的是惨痛的教训。在与北非强国迦太基争夺地中海霸权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统帅汉尼拔之所以多次击败罗马军团，取得重大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拥有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胜于罗马的骑兵。以公元前216年8月2日的坎尼之战为例，由8个军团及辅助部队组成的罗马军队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中军为6.5万名步兵，右翼是2400名罗马骑兵，左翼是4800名辅助部队骑兵，步骑比为9：1。与罗马军相比，汉尼拔的步兵处于劣势，但骑兵居于优势：中军是3.2万名步兵，左翼是8000名精锐的西班牙和高卢骑兵，右翼是2000名努米底亚骑兵，步骑比为3.2：1。

汉尼拔的战场部署非常巧妙，他将战斗力较弱的西班牙和高卢步兵部署在中央，并向前凸向敌人，其两翼则是精锐的非洲步兵，整个步兵的两端是骑兵。战斗开始后，汉尼拔军薄弱的中央步兵受到优势罗马步兵的挤压，逐渐后退；但其两翼的非洲步兵则前出，这使得原来凸向罗马的阵形，现在凹了进来，罗马步兵不自觉地撞进了汉尼拔设下的陷阱。与此同时，汉尼拔军两翼优势的骑兵很快击败罗马骑兵，并将其驱逐出战场，随后攻击罗马步兵的后方。这样，汉尼拔军实现了对罗马军队的全面包围。罗马大量的步兵被压缩在一个狭小的地域，根本无法发挥其战术优势，包围圈中的绝大多数士兵根本无法参加战斗，而且自相践踏非常严重，战斗成为对罗马步兵的大屠杀。

汉尼拔以劣势兵力实现了对罗马优势兵力的全面包围和全面歼灭，罗马军队6万人阵亡，1万人被俘；而迦太基军队仅阵亡约6000人。之所以能赢得这样辉煌的胜利，前者拥有对后者的骑兵优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整个战争中，汉尼拔多次利用骑兵优势击败罗马军团，正如恩格斯所说，“汉尼拔单靠这支骑兵就在意大利支持了十六年之久”。

某种程度上，骑兵是汉尼拔展现军事天才的重要物质工具。卓越的罗马统帅西庇阿（史称阿非利加西庇阿）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他通过外交手段，拆散了努米底亚与迦太基的联盟，将汉尼拔麾下的努米底亚骑兵争取到了自己的一边。公元前202年10月19日的扎玛战役，西庇阿拥有对汉尼拔的骑兵优势：中军为3万名步兵，右翼为5000名努米底亚骑兵，左翼是3000名罗马骑兵，步骑比达到前所未有的3.75：1；汉尼拔中军是3.5万名步兵，左右翼各1000名骑兵，步骑比高达17.5：1。此战，西庇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骑兵实现对汉尼拔军的包围：2万名迦太基人战死，1.5万人被俘；而罗马仅阵亡1500人，伤4000人。

布匿战争证明，如果配有强大的骑兵，罗马军团的战力将大大提升。奇怪的是，罗马人不仅没有增加军团骑兵，马略改革时反而取消了军团中原本数量少得可怜、由罗马第一等级公民组成的骑兵；骑兵几乎完全由辅助部队来提供。但这些骑兵素质不高，纪律不严，更为致命的是，可靠性很成问题。公元9年的日耳曼条陀堡森林之战（The Teutoburger Wald），瓦鲁斯率领的3个军团就亡于辅助骑兵的叛乱。据说由于人力资源紧张，奥古斯都（屋大维）无法重建这几个军团，以致常常痛心地大呼：“瓦鲁斯，还我军团！”

直到公元4世纪，由于蛮族对帝国边界的冲击和防御需求，罗马骑兵在总兵力中的比重增至四分之一（即步骑为3：1）。但长久以来，由于军团的卓越组织，罗马步兵享有对敌步兵的战术优势；当长期漠视骑兵的罗马人开始重视骑兵时，一时无法发展出优秀的骑兵战术组织形式。因此，罗马得到的是一个尴尬的骑兵：既丧失了先前的对敌步兵优势，又没有建立起对敌骑兵优势。公元378年8月9日的阿德里安堡之战，罗马皇帝瓦伦斯（364年-378年）率4万步兵2万骑兵，仓促进攻哥特人的“车阵”，但其骑兵被迅速赶来的哥特骑兵击败，失去骑兵支援的罗马步兵遭到哥特人的大屠杀：包括皇帝、将军和大臣在内的4万人阵亡。此役被称为罗马的“第二个坎尼”，“在野蛮人铁骑所造成的尘雾中，罗马帝国的权力和光荣都已经黯然无色”。

“投射力”不足是军团第二个致命的缺陷。显而易见，军团是为贴身肉搏战斗而设计的。这导致军团的“投射力”严重不足。根据19世纪拿破仑三世主持的实验，军团重装步兵使用的标枪最大射程通常不超过33米，有效射程约18米。军团内原配有轻装步兵，以弓箭、投石器、轻标枪等为兵器，但他们一般不参加正式战斗，只是在开战前扰乱敌方队形，然后退出战斗。马略改革之后，军团的轻装步兵被废除，与骑兵一样由辅助部队来提供。

总体上说，军团的比较优势是“高烈度战争”，即兵力集中、近距离的大规模阵地战和围困战，兵力集中程度和战斗烈度越高，罗马人的战术优势就越大。但反过来说，军团不适应“低烈度战争”，如飘忽不定的游击战，西亚和中亚骑兵部队的运动战。

军团覆灭

公元前53年，根据“三巨头”（恺撒、庞培、克拉苏）协议，克拉苏率7个军团、4000名骑兵和4000名轻装部队，远征东方的帕提亚（我国史书称安息）。虽然不可靠的同盟者亚美尼亚王并没有提供允诺的大量骑兵，但克拉苏求胜心切，轻率地冒险进入安息腹地，结果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一个叫卡雷的地方，被苏雷那指挥的安息军包围在一个半沙漠的平原地区。克拉苏摆了一个中空的方阵，每边有12个步兵大队，每个大队配置一个骑兵队。但正如普鲁塔克说，“安息人最忌讳从正面进攻罗马人”，他们不与罗马人在正面展开近距格斗，而是进行“非接触”作战。他们用装备长矛的重装骑兵与使用弓箭的轻装骑兵结合，前者压住阵脚，用威胁或攻击的方法迫使罗马人保持密集队形；后者则在四周驰骋，从四面八方地向罗马人发射箭雨。

对安息军的进攻，罗马人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如果他们要保持队形，则由于人员的密集而要遭受大量的杀伤；如果他们企图与敌人近战，行动不便的重装步兵又追不上机动的骑兵，而罗马不多的骑兵又被碎片化地配属给各步兵大队。无奈下，克拉苏先用轻装步兵突击失败；再令其子小克拉苏率6000人突围，安息人先放其出包围圈，然后将其重新包围，用同样的战法消灭了这支部队，小克拉苏阵亡。卡雷之战中，罗马几乎全军覆没：2万人阵亡，克拉苏被俘斩首，1万人被俘，只有约5000人逃回罗马。

此后，罗马人悲哀地发现，军团的两个致命缺陷却正是许多“蛮族”的优势；历史正处于骑兵崛起，步兵衰落的变化之中，罗马军团已落后于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