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政权对回回伊斯兰教治理策略与回儒兴起

明清政权对回回伊斯兰教治理策略与回儒兴起

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是传统儒学的正宗嫡系，被王朝政权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佛教在明清时期已深深地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中，明清王朝对佛教总体上采用了宽容与尊重的治理策略。天主教由于与儒家文化存在根本的差异以及来华传教士试图改造儒学的传教策略等原因，明清王朝对天主教总体上采取了限制为主的治理策略。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由于采取了不主动传教的策略以及明清时期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等原因，明清王朝采取了“转相化导”的策略对回回伊斯兰教进行治理。

一、明清政权对儒、释、天主教采取的策略

(一)明清政权将程朱理学确立为统治思想

儒学发展到宋代以后，与释、道走向合流，产生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是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宋明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的程朱理学在宇宙观与道德论等方面的论述和阐发符合明清王朝政权统治的需要，因此得到明清王朝政权的青睐，被奉为明清社会的统治思想，对明清社会的政治统治、文化引导、社会治理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www.guayunfan.com)明代，随着王朝政权统治地位的确立，迫切需要确立有权威的统治思想。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万言书，建议修书，用意在于确立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解缙的建言，开启了明成祖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的先河。明代王朝政权对三部理学巨著的撰修，为明代王朝政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获得文化统治资源。同时，三部理学巨著的颁行，也标志着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

清代王朝政权掌权之初，清世祖就将新王朝的统治思想确立问题提上了日程。顺治皇帝试图把清王朝文化的统治重心放在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源头的《六经》上，顺治九年九月，举行了尊孔的“临雍释奠”大典，翌年，颁谕礼部，提出要“崇儒重道”(“道”指周程张朱的道学)，表明了清王朝统治者对汉民族正统思想认同的意向。康熙八年(1669年)，清圣祖玄烨亲政，他亲临太学祭奠孔子。翌年十月，颁谕礼部，重申“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并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将程朱理学确立为清王朝思想统治的重心，至此，程朱理学又像明初那样重新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

(二)“敬、汰”并用的佛教政策

明清时期佛教已深深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中，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儒学为主，儒释道并重的文化发展格局。加之，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说”等教义学说有助于“阴翊王度”，巩固统治等原因，所以明清王朝对佛教总体上采用了尊崇和褒扬的政策，即所谓“敬”。但明清王朝又担心过度的“敬”会招致神权高于政权，危及王朝的统治。因此，明清王朝对佛教又采取了限制与管理的策略，即所谓“汰”。明清王朝就是在“敬”与“汰”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基础上对佛教进行治理。

对佛教“敬”的策略主要有:强调佛教与儒、道可以相互补益，不可或缺;明代通过设善世院、任用僧人为官、向名僧咨问佛法、举办佛教法会、刊刻大藏经、发放度牒、扶持寺院经济等措施对佛教采用褒扬与利用;清代最高统治者大多通过崇信佛教、护持佛法、恩荣法苑、优渥高僧等措施表示出对佛教的尊重。

对佛教“汰”的策略主要有:明代通过抑制寺院经济、控制寺院数量、完善度牒制度、登记僧籍、设僧录司等各级僧司衙门以及根据禅、讲、教僧人不同的社会角色进行管理。清代主要通过禁止私建擅造寺院、严禁私度及幼年出家、对度牒的发放进行严格控制与管理、改良僧管制度等措施对佛教进行限制与管理。

(三)“有限宽容、总体限制”的天主教政策

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天主教怀揣传教与财富的双重梦想，远涉重洋，于明代末年再次传入中国。

由于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习学、对中国风土民情的熟悉、利用西方先进物质文明成果的贿赂、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会通儒学”的传教策略等原因的存在，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得到过王朝当局的默许和有限宽容。如顺治皇帝曾建立过天主教南堂并为之撰写了《御制天主堂碑记》，康熙皇帝于1692年还颁布了宽容饬令，声明天主教不是邪教。

但是，明清王朝政权对天主教的宽容也仅仅是有限宽容，对天主教的总体限制是其对天主教的主要策略。其主要原因为:一是由于天主教与儒家学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根本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天主教以神学为本，儒家以现实的伦理为本。天主教的道德世界处处弥漫着天主及其绝对经典《圣经》，而儒家道德范式归根结底是一种人情化的自律范式。如在人己关系上，天主教“爱己”的目的并非以己度人，而是通过“爱己”来回报天主的恩典。儒家没有位格化的天主观念，在处理人己关系上，以“己”为圆心，推己及人，通过“成己成物”而“合内外之道”，使内在的修养与外在的功业统一起来。即《中庸》所谓的“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1]再如儒家的“礼制”带有浓烈的等级色彩，而天主教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向来有“尊夏贱夷”的文化传统，而天主教也以“西方文化中心论”自居，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教本身就有水火不容的一面;三是由于天主教传入中国并非满足于“附儒以行”的文化适应，其主要目标是为了改造儒学。西方传教士所谓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只不过是一种传教策略，从西方传教士所谓的“真教惟一”、“正道惟一”的表述就透露出用天主教来统率儒家学说的真实用心。

正因为如此，明清王朝政权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总体上进行了限制。明代，自利玛窦去世后，由尤华民接替了主教职务，尤华民一改利玛窦时期“天”与“上帝”之间文化意义和解的传教策略，禁止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天”当做天主教的“上帝”。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也因此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排斥。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排教活动因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的三封上疏而推向了高潮。南京礼部尚书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为号召，[2]力主禁止天主教的传播。清代，自1724年雍正皇帝禁教政策的颁布，此后至鸦片战争之前，清代王朝政权对天主教都采取了逐步趋于严厉的禁教政策。

二、明清政权对回回伊斯兰教的治理策略与回儒兴起

明代以来，伴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继续普传和穆斯林分布格局的变化以及穆斯林对明朝政权建设的突出贡献[3]等因素的影响，明朝政权对伊斯兰教既没有进行封杀和禁止，也没有让其放任自流，陈垣曾说:“明人对于回教，多致好评。政府亦从未有禁止回教之事，与佛教、摩尼教、耶稣教之屡受政府禁止者，其历史特异也。”[4]而是采用了“转相化导”、“汉化”以及强化回回国家意识等统治策略来对回回伊斯兰教进行治理，从而达到“阴助王化”、“共尊中国”的统治目的。王朝政权对回回的治理策略，促使回儒在学术活动策略的选择上必须坚持与王朝统治策略相一致的学术活动方向，“以儒诠经”、“附儒以行”也就成为了他们诠释伊斯兰教的基本方式。

(一)以“转相化导”政策引导回回对国家政权和主流文化的认同

所谓“转相”就是把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巨大精神影响借用到说服穆斯林对明朝政权的归附服从上来。所谓“化导”，就是用褒扬伊斯兰教的办法，把它抬高到和宋明理学同样“仁覆天下，道贯古今”、“深原于正理”的地步，从而引导穆斯林接受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淡化原先的民族宗教意识，融合到汉族社会中去。[5]这种“转相化导”策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明朝当局对伊斯兰教示意褒扬、尊重和重视。采取的策略有:一是最高统治者对伊斯兰教进行褒扬。如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曾御书百字赞，对伊斯兰教表示褒扬和赞美，赞美伊斯兰教能够教化民众、超拔灵魂、加志穷民、为国祈福、协助天运。赞曰:“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王，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归一，名清真教。穆罕默德，至贵圣人。”[6]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朱厚照(1506～1521年在位)在对诸宗教评论时也流露出对伊斯兰教的褒扬之意，认为儒、释之学各有偏颇，而伊斯兰教能够深源于正理，可以垂教万世。曰:“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物，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然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源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7]而且明武宗还亲自写了许多赞美伊斯兰教的诗，后来被编辑成了《御制尊真主事诗》，其中有一首谈到:“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8]明武宗不但褒扬伊斯兰教，而且还有禁食猪肉之行事，据清傅维麟《明书·武宗本纪》载:“正德十四年九月，上次保定，禁民间畜猪，著为令。”[9]关于明武宗禁食猪肉之缘由，清俞正燮《癸巳存稿》认为:“其豹房实多回人”，“怂恿之，托云国姓朱，武宗亥生，固有此钧贴。”[10]二是皇帝敕赐修建清真寺以示对伊斯兰教的尊重。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赛哈智宣谕圣旨碑:“召赛哈智赴内府，宣谕天经于奉天门。奉命每户赏钞五十锭、棉布二百尺，与回回每分作二处，盖造礼拜(寺)两座:南京应天府三山街铜作方一座。陕西承宣布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一座。如有寺院倒塌，许重修，不许阻滞。与他住坐，任往来府、州、县布政司买卖，如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钦赐，钦尊。”[11]诸如此类的“敕修”或“敕谕”不胜枚举，据曾到中国游历的中亚穆斯林阿里·阿克巴尔关于明代北京建有四大官寺和国内敕赐清真寺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载:“中国皇帝在汗八里(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清真寺。中国境内共有九十座清真寺，都是政府为穆斯林建造的。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标帜和政府设立的礼拜处所。”[12]足见当朝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信仰的重视和尊重。三是朝廷鼓励整理伊斯兰经典，组织编译回回天文书籍，以示对伊斯兰文化的重视，如明洪武年间对《明译天文书》的完成以及经纬度算法的译成等。据《清真寺先正言行略》“赛哈智传”记载:“明初，徐达入元都，得秘藏书数十百册，系天方先圣之译典。因御书百字，褒颂圣德;敕赐清真寺并嘉西圣遗惠，宣恩西域。”[13]《明译天文书》载吴伯宗序曰:“洪武十五年(1382年)秋九月癸亥，上御奉天门，召翰林臣李翀、臣吴伯宗而谕之曰:‘……尔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相至为精密，有验其维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遂召钦天监灵台郎臣海达尔，臣阿达兀丁，回回大师臣马沙亦黑，臣马恰麻等，咸至于廷。出所藏书，择其言天文营养历相者，次第译之。”[14]翌年二月，《明译天文书》首先完成，洪武十八年(1385年)经纬度算法译成，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回回历法》。

另一方面，采取多项措施推行“汉化”政策:一是用行政手段阻止穆斯林自相嫁娶。据《明会典》卷一四一刑部十六《律令·婚姻》载:“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15]二是朝廷在内地禁止“胡服、胡语、胡姓”。《明太祖实录》卷26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条文中的敕语表达了这种意图:“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变椎辔，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胯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上……其辫发、椎辔、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绵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16]明朝皇帝还对一些回回大臣赐姓，如郑元庆《二十一史约编》记载:“沐英，本姓李。太祖初养为子，既而曰:‘母李尔李，母朱而朱’，赐之而沐”。[17]再如李志刚《马哈只墓志铭》载:“和(郑和)事今天子，赐姓郑。”[18]清代基本沿用了明代的回回伊斯兰教政策，采用了“齐其政而不易其俗”统治策略，力图在王朝统治与回回的宗教信仰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一方面对回回进行保护，给予一定的宗教信仰权利，另一方面对伊斯兰教加强管理和限制。

(二)用“敬天事上，益孝忠诚”的策略来强化回回的国家意识

明开国之初，最高统治者就开始将回回和伊斯兰教的活动限制在“敬天事上，益孝忠诚”上，要求回回服从明朝皇帝，对明朝皇帝效忠，并要求伊斯兰教职人员加以引导和劝化。明永乐帝曾“敕谕”米里哈志:“朕惟人心能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导化群迷。……爱尔赛亦的哈马鲁丁，早从穆罕默德之教，笃志清修，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孝忠诚。见兹善行，良可嘉焉。”[19]而且明朝廷要求回回礼拜寺的建造也必须在“祝延圣寿”的名义下进行。一些主要的礼拜寺甚至要设供桌，上列香炉及“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牌位，建“上谕亭”，悬“圣旨碑”。一些清真寺的碑文都有相关内容的记载。明嘉靖五年丙戌仲秋国子监李时荣撰“敕赐清修寺重修碑记(关中)”:“由于规模壮丽，巍峨崇新，非惟吾人礼拜敬天者得其所而振扬圣教于不息，殆将祝延圣寿于悠久、祈保皇图无疆者在此也。”[20]明弘治五年壬子秋九月吴郡王鏊撰“敕建净觉礼拜二寺碑记(应天府)”:“因而敕建二寺安扎，将可马鲁丁等五户分在望月楼净觉寺居住，子孙习学真经，焚修香火，祝延圣寿，寄籍江宁县，优免差役。”[21]除了敕建清真寺有相关内容的记载，就连普通清真寺也有“祝延圣寿”“为国祈福”的内容。明万历十四年，回族进士马负图在所撰“重修礼拜寺碑记”中即称:“寺之修复如此，而诸子之心可已至矣。故以之敬天，则万物资始之功可报焉，报天则地可知矣;以之祝君，则万年天子(之)寿可赞焉，赞君则亲可知矣;以之修身养性，则万境俱融之贞可宁也，宁贞则践形可知矣。”[22]清代，王朝政权也要求清真寺设立万岁龙牌，加强皇权统治，让掌教集众诵经，恭祝皇帝万寿无疆。早在顺治元年(1644年)颁发给东寺清真寺掌教马承业的札副中，清朝政权就要求其“领众焚修，祝延圣寿”。据英国传教士马歇尔·布鲁姆霍尔《中国的伊斯兰教——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一书第十三章记载:“法令强制规定每个清真寺都必须设立一个皇帝牌位，叫做‘万岁牌’。这个牌位要放在清真寺大殿附近的宣讲台上，当举行礼拜时，把这个牌位拿掉，或用一张纸写上‘真主’将它放在牌位前面，然后进行跪拜。”[23]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七月两广总督巴延三及广东巡抚李湖所上奏折来看，广州四所清真寺内都设有万岁龙牌，每逢初一、十五，都要由掌教率领穆斯林向万岁牌叩头:“查明省城内错居市里回民共二百三十九户，男妇大小一千八十余丁口。礼拜寺四所”，“俱无装塑神像，正中供奉皇帝万岁龙牌，侧首木亭一座，为回民礼拜之所”，“讲经之人向来称掌教或称师长……每遇朔望率众向龙牌叩头，拜期则向西方礼拜。”[24]

明代以来对回回及伊斯兰教的治理策略，并非意味着任伊斯兰教恣意发展，其根本目的是引导回回对国家政权和主流文化认同，从而达到“欲其率修善道，阴助王化”[25]的目的。经过明代以来王朝政权对回回伊斯兰教政策的推行，回回的姓氏开始由胡姓变为汉姓，汉语已成为回回普遍使用的语言，回回的部分礼俗行为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特点[26]，回回的国人意识进一步确立[27]，“顺主忠君孝亲”观念进一步增强[28]，回回知识阶层学习儒家思想的现象已处处可见，用宋明理学的概念和术语阐发伊斯兰教教义的学术风气初露端倪[29]。明代以来，因王朝政权对回回伊斯兰教政策推行而引起回回伊斯兰教的一系列变化，也迫使回儒将自己学术活动的策略选择建立在国家意识与回回民族意识之间、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