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儒地域分布

回儒地域分布

江南和云南地区历史上曾经是穆斯林的集中分布区，江南地区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浓烈的学术氛围，使这里成为了回儒的主要聚居区。云南地区由于“中阿兼授”的经堂教育办学模式的兴起以及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等因素的影响，使云南地区成为除江南之外回儒的又一聚居区。

一、江南地区回儒

伊斯兰教从唐代初年传入中国以来，在唐代，穆斯林除了在长安留居以外，在江南地区也有很多穆斯林留居。《中国伊斯兰教史》称:“在唐朝，在西安、扬州、广州、泉州等地都有外国人留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和波斯人。”[19]扬州是唐朝对外贸易的一个主要商埠，俗有“扬一益二”之言，在这里有很多大食、波斯商贾居住。在田神功兵燹前后，有几千名大食人和波斯人留居于此。广州是唐朝最大的对外交往口岸，除天竺外，波斯和大食是唐朝对外交往的主要对象国，到了唐朝末年，在广州留居的大食和波斯等国的穆斯林，其人数据说上万计。[20]

宋代，伊斯兰教有了初步发展，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江南各地，穆斯林急剧增加。白寿彝先生说:“回教传入中国，大概是信奉回教的大食商人带来的。唐宋时，大食商人到中国来的很多。他们在得到政府允许的时候，可以在某几个指定的都市间往返贸易。但通常，他们都聚居在滨海的口岸上。唐时，是广州，扬州。宋时，是广州，泉州，杭州。”[21](www.guayunfan.com)元时回回遍天下，在江南也有为数不少的回回，《松江府志》卷32《遗事》中就记载“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犹多。”在苏州，甚至出现了以回回人丁姓命名的“丁家巷”。

明代，由于伊斯兰教在中国各地的继续普传等原因，到了明代中叶前后，回回“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其中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回回的主要聚居区。如“明洪武年间，南京仅江宁就有回族近10万人，如果加上其他县，南京的回族人口数量就相当可观了。”[22]从唐宋至元明，穆斯林在江南地区的频繁活动和集中聚居，为回儒在江南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信众基础。

除此之外，作为江南地区的重要城市南京，曾经是六朝古都，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也是儒、释、道、伊四家文化的交汇之地。如今的孔夫子庙和大成殿，向来是儒家主流文化的象征;朝天宫曾经是道家正一教的圣地;伊斯兰教的净觉寺更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四大古清真寺之一;至于南京佛教的盛况，晚唐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已将其描绘得淋漓尽致。多元文化的交汇，为回儒的兴起奠定了多元文化背景，在南京有多名回儒，如王岱舆、刘智等都是儒、释、道、伊四教兼通的回回知识分子。加之，明代经堂教育在南京地区的发展，也为回儒在江南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经学传承条件。如胡登洲的二传弟子冯少川和冯少泉二人是最早受聘于南京设帐讲学的，到了张少山和马真吾(南京人)时期，经堂教育得到很快的发展，因学术水平高而闻名全国，并吸引全国各地的学者经师“负笈往从”。[23]王岱舆的老师马君实就是胡登洲的四传弟子，也是南京人，江浙一带著名经师。胡登洲的五传弟子常志美是伍遵契的老师，常志美又是祖籍金陵、精通苏非主义教理、重视心理学问的张少山的弟子。除了经堂教育的影响外，南京地区还经常吸引境外的伊斯兰学者到此地讲学，如崇祯十一年(1638年)印度苏非派学者阿世格云游南京进行学术活动，据说长达3年之久，对张中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回儒在江南地区的兴起，除了历史积淀、“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以及经堂教育影响等因素以外，也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文人才士提供了优越的生态环境和相对稳定的物质条件，明中期松江名宦陆深于《俨山集》卷四十《送沈子龙别驾之任汝宁序》中论松江风俗曰:“衣食饶洽，人尚艺文，居民得以耕织自足。而僻处海寓，无通都奇丽之习，盖淳如也。近年文风尤盛，家诗书而户笔墨。”而江南地区风景如画的山水对文人才士的心灵陶冶和灵感的启迪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穆彰阿为吴县潘世恩《潘氏科名草》作序时就说道:“盖闻文章之事关乎其人之学之养，而其所由极盛而不已者，则非尽其人之学之养为之，而山川风气为之也。江南乃古名胜之区，其分野则上映乎斗牛，其疆域则旁接乎闽越，而又襟长江而带大河，挺奇峰而出秀巘，故其灵异之气往往钟于人而发于文章。”正因为受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的陶冶，江南地区文人才士辈出，回儒在江南地区的兴起也就是自然而然之事。

同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以建立书院、藏书、兴学、隐读为标志的浓烈的文化氛围，造就了江南地区文化繁荣的局面。

就藏书而言，明代文人才士就有藏书之风，据明中期松江名宦陆深《京中家书》云:“家内藏书克晾晒收束……此传子孙至宝也。”入清以后，江南藏书之风日盛，以常熟为例，清一代著名的藏书楼即有赵氏脉望馆(琦美)、钱氏(谦益)绛云楼、冯氏(班)空居阁、钱氏(曾)也是园、张氏(金吾)之爱日精庐等十三家。[24]除了藏书之外，江南文人才士爱书如痴，手不释卷。据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卷八记载，顾开林一生没有其他别的爱好，就喜欢读书，可以说做到了心无旁骛，只要听说别人有好书，就想方设法要得到，如果不能购到，向别人借来，亲笔抄录，抄录时往往通宵达旦，并以此为乐，甚至年老了，自己都没有觉察到。[25]

就兴学而言，在江南，范仲淹倡导的“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之说受到士族推崇，社会兴学重教传统深厚。

除此之外，建立书院也是江南地区兴学重教的一大表现，书院在调试知识分子的流动趋向，提供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资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江南书院在明清时代以无锡东林书院为中心，曾形成了一个环太湖的书院网络。

就隐读而言，由于元明的朝代更替和明清的朝代更替，明清的文人才士面对山河的震荡，以各种方式进行隐读，表达自己的郁闷之情。

同时，江南地区也是科举人才录取的聚居地，据张耀翔在《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所做的统计，清代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共计342人。其中，江苏即有119人，占总数的34．8%，浙江81人，占23．7%，安徽18人，占总人数的5．2%。这是仅就狭义的科举人才范围所做的统计。[26]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浓烈的文化氛围，良好的学术风气，科举人才的聚集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回儒的学术活动。如刘智“少从先君子汉公趋庭问学，即好泛览群书。”[27]后又“谢绝人事，不惜倾囊购百家之书而读之。复及此蕊莲藏僻，居于山林间者盖十年焉。”[28]他也曾经告诉人们:“八年膏晷，而儒者之经史子集及杂家之书阅遍。又六年读天方经。又三年阅释藏竟。又一年阅道藏竟……继而阅西洋书一百三十七种。”[29]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江南的回儒就有6人，有南京的王岱舆、伍遵契、马君实、刘智、金天柱等人，有江苏的张中等人。

二、云南地区回儒

云南地区回儒的兴起与元代至明清时期回回的大量移入密切相关。据史料记载，从13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近500年时间内，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曾出现过三次大量回回人移居云南的高潮，从而使云南成为了仅次于西北地区的第二个回民聚居区。[30]13世纪元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古军和西域回回亲军10万人南下平大理国，是回回人入居云南的开端。自元宪宗三年，十万蒙回精兵平大理开回回军士入居云南之先河，此后历经中统、至元，直至延佑约70年的时间里，大批回回人陆续被迁入云南。历史文献记载即达十余次之多，每次多以万计，少亦有数千人，往往集中一地，或从事征伐，或从事屯垦。[31]

明初，为彻底肃清元朝残余势力和各地反叛力量，明王朝对云南多次用兵，征战后或屯军镇守或屯田编民，从而使大批内地和西北回回将领与军士不断入滇征战而后落籍，云南回回人口剧增，形成了回回入滇的第二次高潮。

继元、明之后，清初再次出现了回回移居云南的高潮，导致这次回回移居云南的原因有:一是明桂王永历帝在云南败退后，随之征战的回回部下落籍云南。二是清政府的“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使许多随军回回士兵落籍滇东北。经过元、明、清三代，回回三次入滇高潮，至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回人口已达80余万，约占当时云南全省人口的1/7，成为云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32]回回大量移入云南，使伊斯兰教在云南有良好的发展和传播条件，为回儒在此地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回儒在云南的兴起，除了元、明、清三代大批回回移居云南外，也与云南历史上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有关。

早在元代，赛典赤·赡思丁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时，就开始倡导在云南建庙学，使云南正式有了庙学。庙学的建立，使包括回回在内的云南民众能够正式接受儒家学说的教育。《元史·立道传》载:“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行省平章赛典赤表言于朝。”另据《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记载:“(赛典赤)创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同时，为了满足回回军士、工匠、商人等宗教生活的需要，赛典赤·赡思丁等人也在云南回回人较集中的地区兴建清真寺。据《云南通志》和《昆明县志》记载，至今犹存的昆明正义路南城清真寺和金碧路永宁清真寺，均为元朝赛典赤所建。又据清代赵清《辩冤解冤录》记载，大理城内玉龙清真寺系赛典赤长子纳速剌丁迁大理路宣慰使都元帅时所建。[33]

明代沐英治理云南时，增设州县学校，选择包括回回在内的优秀人才和仕官子弟入学，月赐饮膳，年赐衣服，使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得以发展。加之，明清时期经堂教育的影响，特别是由马德新开创并由马联元发展的云南学派的兴起以及马联元倡导的“中阿兼授”的经堂教育的办学模式，对云南回回经学的培养和汉文化的学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云南的回儒都与经堂教育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马注的《清真指南》中的“附海内赠言”可以看出，马注曾与一些著名经师都有密切往来，如南京的马之琪、刘三杰、袁汝琦，山东的李延龄，广陵的古之瓒，湖南的皇甫经，陕西的舍起灵等。道光二十九年，马德新从国外归来直到咸丰七年(1857年)，马德新与其弟子马联元一道试行了经堂教育改革，编写了相关课本，培养了大量弟子。马德新也开创了云南伊斯兰学者宗教教育与经学著述并重的路子。马联元首创增设了汉文一科，开创了中国回回伊斯兰经堂教育“中阿并授”的先河。这就不同于陕甘偏重于教育而著述不足，江浙王岱舆、刘智等偏重于著述而重视教育不足的特点，这也就构成了云南经堂教育之接受汉文伊斯兰著述的影响、中阿波文并授的地方特色。[34]

由于云南回回伊斯兰教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浓烈的回汉文化教育的氛围，使云南成为除江南之外的另一个回儒兴起的集中区。据不完全统计，在明清时期云南的回儒共有3位，著名的有马注、马德新、马联元等。

【注释】

[1](明)王岱舆著，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2](明)王岱舆著，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3](明)王岱舆著，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8～89页。

[4](明)王岱舆著，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136页。

[5](明)王岱舆著，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177页。

[6](清)马注著，余振贵标点:《清真指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7](清)马注著，余振贵标点:《清真指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8](清)刘智著:《天方性理》(中华民国十二年铅印本)，载吴海鹰主编:《回族典藏全书》(第25册)，甘肃文化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9](清)马注著，余振贵标点:《清真指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

[10]《中国伊斯兰教基础知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11](清)金天柱著，海正忠点校:《清真释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12](清)金天柱著，海正忠点校:《清真释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3](清)金天柱著，海正忠点校:《清真释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14](清)马德新著:《大化总归》，载马宝光主编:《中国回族典籍丛书》(第4卷)，1997年刊印，第642页。

[15](清)唐晋徽辑录，海正忠校注:《清真释疑补辑》，香港蓝月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6](清)唐晋徽辑录，海正忠校注:《清真释疑补辑》，香港蓝月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17](清)唐晋徽辑录，海正忠校注:《清真释疑补辑》，香港蓝月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8](清)马德新著，杨永昌、马继祖标注:《四典要会》，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19]李兴华等著:《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20]李兴华等著:《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1页。

[21]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22]米寿江，马多勇:《中国伊斯兰教金陵学派与儒学文明》，参见《郑和下西洋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2005年，第262页。

[23]米寿江:《金陵学派产生背景、思想渊源及当代意义》，《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8页。

[24]罗时进:“明清江南文化型社会的构成”，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67页。

[25]具体内容参见罗时进:“明清江南文化型社会的构成”，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67～68页。

[26]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0页。

[27](清)刘智著:《天方性理》(中华民国十二年铅印本)，载吴海鹰主编:《回族典藏全书》(第25册)，甘肃文化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28](清)刘智著:《天方性理》(中华民国十二年铅印本)，载吴海鹰主编:《回族典藏全书》(第25册)，甘肃文化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29](清)刘智著:《天方至圣实录》，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印，1984年，第4页。

[30]纳麒著:《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发展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31]纳麒著:《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发展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0页。

[32]纳麒著:《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发展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33]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34]孙振玉著:《王岱舆刘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