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知识分子群体意识觉醒与“代单位”出炉

回回知识分子群体意识觉醒与“代单位”出炉

所谓“代单位”就是指具有共同使命并对此具有相同态度、作出一致反应的社会群体。曼海姆说:“当人们在研究任何特定代单位时发现的最显著的事实是，代单位成员意识的高度相似性。……当具有相似‘位置’的同代人参与到共同命运和与此息息相关的思想和概念中去，就形成了现实代。具有共同命运的人们反应的一致性能产生特定的代单位。……代单位的特征在于，它们不仅仅涉及个体对于一系列模式的松散参与——这种模式大同小异，尽管不同个体对此有不同解释，而且涉及共同反应，特定的亲和性——所有个体都受其驱使，并且由他们的共同经验所塑造。”[81]面对回回的历史境遇和伊斯兰教的生存困境，回回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普遍觉醒，他们相互合作，共同克服种种困难，共同应对各种挑战，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并作出了一致反应。[82]他们有的通过兴办经堂教育来培养穆斯林的宗教教职人员，力图改变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匮乏的现状，进而使伊斯兰教摆脱生存困境。有的通过对儒学的学习和研究，积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的通过“以儒诠经”的方式来从事汉文译著活动，加强与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协调与沟通，从而实现伊斯兰教的顺利传播和融入主流社会的目的。据此，以回回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的“代单位”得以形成。

一、经堂教育的勃兴

明代以来，由于官方“转相化导”伊斯兰教政策的实施、汉语已成为回回普遍使用的共同语言、伊斯兰教长期以来采用的“家传口授”的传播方式以及缺乏固定的宗教人才培养模式等原因，造成宗教知识素养深厚的掌教阿訇后继乏人的现象，造成“教道久湮，人心厌弃”的信仰危机，伊斯兰教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83]的状况。面对伊斯兰教发展面临的重重困境，兴办教育，培养伊斯兰教宗教人才，成为伊斯兰教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此，以胡登洲为代表的回回知识分子兴办了经堂教育，积极培养伊斯兰教宗教人才。

经堂教育的首创者为陕西咸阳渭城人胡登洲(1522～1597年)，面对伊斯兰教发展的窘境，“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84]，立志兴学，在继承前人宗教传播方式的基础上把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与儒家传统的私塾教育相结合，创办了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经堂教育采用阿拉伯语、汉语与阿拉伯语波斯语混合而成的经堂语、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的小儿锦三种方式教学，使用的课本包括《古兰经》、圣训、认主学、阿拉伯语法、修辞学、教法学、文学等内容在内的“十三本经”。经堂教育兴起后，很快在全国传播开来，不少地方都效法陕西，大致到明末清初，不仅其发源地陕西凡有清真寺的地方一般都有了经堂教育，而且京师附近，山东、江浙、云南、广西等地也都兴起了较大规模的经堂教育。并且在后来出现了各具特色的不同学派，如陕西学派、山东学派以及云南学派[85]。经堂教育的兴起，培养了一大批“经政兼通，回儒兼儒”的伊斯兰教宗教人才，著名的经师有冯二阿訇、海巴巴、张少山、阿世格、马明龙、常志美、王岱舆、舍起灵、伍遵契、马复初、马联元等，为伊斯兰教的复兴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86](www.guayunfan.com)二、学习和研究儒学之风盛行

在经堂教育通过积极培养伊斯兰教职人员来改变中国伊斯兰教门衰退之际，在部分回回知识分子中兴起了专门学习和研究儒学的热潮，籍以此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此，《中国伊斯兰教史》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除回族等族穆斯林和汉族等民族一样通用汉语，不少穆斯林知识界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汉文伊斯兰教碑文大量采用宋明理学术语概念发扬伊斯兰教义教理。”[87]

明清时期，回回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儒学主要围绕两大路径:一个是为了科举入仕而学习儒学。他们与汉人知识分子一样，需要学习和研读“四书五经”，对“四书五经”表达的奥义能够深入了解，能够合理挑选“四书五经”中的经典名言，运用八股文的题材撰写出经世致用的文章。如明代著名的回回政治家马文升(1426～1510年)自幼读儒书，正统十二年(1447年)中举人，景泰二年(1451年)中进士。再如丁仪、丁自申、丁日近、丁启浚四世皆为进士。[88]另一个是部分回回知识分子深知在宋明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明清社会，儒学对任何群体都须臾不可离，为此他们对儒学展开深入学习和研究。对此，《适回辨》中就有过类似的记载:“而自元明之乡贤论之，金讳时舒先生、丁讳自申先生、夏讳秦先生、林讳越先生、林讳奇材先生、李讳蛰先生、林讳敦先生，虽父祖皆回，及诸先生发明圣道，昭贤哲于春秋，报馨香于俎豆，可知吾儒之所学固不可须臾离之也。”[89]

回回知识分子中有对中国传统经典学习和研究的，如明代的丁仪[90]通过对《易经》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和见解。认为:“《易》阐天地阴阳之理，尽在于消息盈虚之间。消即长之渐也，盈即虚之本也。卦爻在人日用不知玩之，而徒以辞求占焉，非善通《易》也。善通《易》者，视富贵贫贱，患难夷狄之值，尽在消息盈虚之中。彼用心汲汲以持其盈者，而口则言《易》，而于《易》理之未尽解也。”[91]再如丁自申[92]自幼读中国传统经书，为官后时常钻研“六经”，“上自秦汉，下逮唐宋诸儒氏，莫不折衷，根极理奥，而要其归于六经，盖粹然泽于道也。”[93]

回回知识分子中有通过对儒学的学习和研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如明代的丁衍夏在撰修的族谱中就博引了《礼记》《尚书》《诗经》《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语句，并以儒家为人处世的标准来教育后代，世代相传。[94]

三、汉文译著活动的兴起

明末清初，在经堂教育蓬勃发展之际，我国的江南一带兴起了以王岱舆、马注和刘智为代表的回回知识分子的汉文译著活动。他们秉承“习学者，穆斯林男女之正制也”的优良传统以及“以教门救心、以文化救族”的历史使命，在对伊斯兰教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深入研读的基础上，用儒家的术语和概念积极阐发伊斯兰教教义哲理，把伊斯兰教经典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形成了既保留伊斯兰文化特质又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回回伊斯兰传统文化。明清时期的汉文译著活动，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回回译著家，出版了多部译著，为伊斯兰教的弘扬和回汉的沟通产生了重要影响。“编译之风，始自明季，三百年来，名著极夥。前贤如王岱舆、马文炳、刘介廉、马复初、伍子光、金北高等，其作品不下数百种，大抵皆局部问题之译著。”[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