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的表达

忠心的表达

——古代臣子向帝王表达忠心，在于敢言、直谏，其方式多为呈送奏疏、书启、表札等文件，谷村李氏先贤通过这样的方式表明自己忠君的心迹，同时也表明自己下情上传、为民请命的良臣情怀。

谷村文献借其保存下来的文章，向世人呈献了其先贤对朝廷、皇室、国家的耿耿忠心，浩浩丹心。从文字上看，谷村先贤的忠心通过奏疏、表、启、上书和公呈等奉献出来。

“奏疏”，是向皇帝呈送的报告、请示之类的文章，指望皇帝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谷村仰承集》载录了19篇奏疏，其中李中一篇，李邦华九篇，李日宣三篇，李元鼎两篇，李振裕四篇，篇篇见其赤胆忠心、风骨气节，见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情怀。

李中的奏疏名曰《辟异端以正君心疏》，这是他刚刚授官三个月就向明武宗呈送的奏疏。当时，明武宗自号“大庆法王”，在西华门修建佛寺，延请番僧居住传佛，并让番僧随意进入皇宫禁地。年轻气盛、知书识礼、忠正耿直、以国家社稷为重的李中看不下去了，愤而上疏，所言直指武宗的种种过错：(www.guayunfan.com)可以复见。夫何今日大权未收，储位未建，义儿未革，纲纪日弛，风俗日坏，小人日进，君子日退，士气日靡，言路日闭，名器日轻，贿赂日行，礼乐日废，刑罚日滥，民财日殚，军政日弊，天变于上，地变于下……臣以为陛下大有为之君，当逆瑾（指刘瑾。——作者注）既诛之后，又大有为之时，而善治亦无可举者，道之不行也。道之不行者，道之不明也；道之不明者，陛下之心惑于异端也。西华门内，豹房之地，建立护国寺，延住番僧，日与亲处，异言日沃，忠言日远，人欲日炽，天理日微。此所以用舍颠倒，举措乘方，百尔戏玩……臣待罪刑官以来，朝夕兴思及此，惶惧靡宁，固未当献纳谏诤之任，恐犯僭越不韪之罪，欲言而阴者屡矣。切思幼学壮行，义在以孔子之道事君，故敢昧死为陛下言之，伏望陛下远鉴汉唐中主之失……精选道德之儒，朝夕劝讲，务诚意正心之学，明二帝三王之道，使人欲退听、天理昭明，一心既正，万事攸明。必揽大权以绝天下之奸，建储位以立天下之本，革义子以正天下之名……则所谓振纪纲、励风俗、进君子、退小人、作士气、开言路、慎名器、禁贿赂、明礼乐、清刑罚、足民财、修军政可以次第举矣……斯道幸甚，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真可谓义正辞严，直截了当，天下苍生，系于一己，忠肝义胆，天地可鉴。难怪明武宗看了之后勃然大怒，一气之下，险些将他杀头，幸得同道救援，才免一死，但也被贬到广东通衢做了个小小的驿丞。然而，李中并没有因为遭此厄运而改变初衷，后来依旧多次为国事民情而上疏奏请，表现出了一个忠贞之士的浩然正气。

李邦华的9篇奏疏，像李中这般耿直刚正、直言时弊的有《分别邪正疏》、《请法祖制用人疏》、《为邹元标请恤疏》等篇，字里行间同样透出一个忠贞之臣的忧国之心、济世之情。

如《分别邪正疏》，开篇即奔主题：“邪正久淆，歧路酿乱……国家之大治大乱，外不关寇盗之盛衰，内不系国讣之盈缩。惟是朝廷之上，君子小人之消长……治日少，乱日多，君子少，小人多，岂鸱鸮倍产于鸾凤，麟驺间值于豹虎，数使然哉？”真是一针见血，不留情面。全疏洋洋洒洒，根据朝廷上下君子小人之间的矛盾，生发议论，眷眷之心、殷殷之情，如江河奔涌，似海浪激荡，充满了爱国忧思。“今四海之内虽称乏才，岂无二三大贤舆？望共属正人固推为领袖，邪人亦尊为斗山者哉。”“起用先年触邪之人，乃以树今日正人之招，而欲潜变今日从邪之习端，不外当年秉正之人。”“臣为世道人心，耿耿有怀，辄效款愚，伏惟圣明俯赐采纳。”恳切的态度、殷切的期望跃然纸上，实为正直之臣、忠贞之士的表现。

《请法祖制用人疏》，文法上与前疏如出一辙，也是开门见山：“乞遵祖制，辨官方，以收真才，以杜幸门。事臣惟国家急务，莫先于用人。夫用人之法，如大冶之铸器。然器诚巨，则用物不得不宏也；器诚美，则炉锤不得不备也；器欲精，则取材不嫌于择也；器欲利，则淬砥不嫌于久也。”这篇长达四千多字的奏疏，回顾了明朝先帝在用人上的长处，对比了用人之制遵循与废弃的利弊，指出了当时在用人上的不足，“弹章无据而奸邪之胆不落，陈谟罔稽而朝政之失不闻，讦辨两亡而是非得失之林时渐远而益淆，圣明广厉耳目之司研，竟且成聋瞽之弊，则于国非福。”他希望崇祯皇帝能够重振纲常，恢复祖制，“臣甚惧焉，故敢于用人疏，末复毕其款款，仰乞皇上……以作敢言之风，而收用人之效，岂不休哉？”言辞恳切，丹心昭日。

至于其他几篇奏疏，都关涉到朝政与国事，那份欲解天下于倒悬、拯救生民于水火的赤子之心，都倾泻在每个文字的一笔一画之中。

李日宣的三篇奏疏，分别是《请宗室圣裔加额开科疏》、《请谥先贤疏略》、《请会试加额疏》，两篇是关于科举考试增加录取名额的，一篇是为先贤请求谥号的。

前者是为国家选拔人才，“窃惟人才之消长，阁国运之兴替，而贤路之宽隘，系世道之污隆，故虞由五人以治，周得八士而昌。圣人作而万物睹，云龙风虎之所以相从也；人文观而天下化，凤仪麟舞之所以相召也”，文字之中充满殷殷之情，要求明熹宗增加进士的录用名额，“以上佐天子开万年有道之长，而下率普海内振一代斯文之盛，使新进者乘风破浪，少宽龙门高峻之愁，久郁者轻车周行，不兴河水清涟之叹吁，以拯拔淹滞，广罗真才，风励儒术，翼扶泰运，所关不小”，到了开考之日，“殿上衮龙争夸日月之光耀，砚中笔影坐看龙蛇之飞腾，使真儒硕彦并得”，其求才心切之态，赫然可见。

后者则为解缙、罗洪先二人请求谥号。解缙“遭祸之酷”，居然沉冤二百五十多年未能昭雪，其后裔大都沦落为贫民；罗洪先虽有一个“文恭”的谥号，但他所受封赏还比不上他身后的学生，其后裔同样沦落为贫民，生活无依。如果给他们二人加封谥号，使他们的后裔能够重新焕发生机，则于国于民都是好事，“所请原合四方之公，极一时之选，万口无二。今兹之举犹当，从其远者，真者，俾人心允服，盛典重辉”。用意在于使正派人士能够得到正确而恰当的任用，为当世树立一种以国为重、以民为要、以德为先的良好风气。

李元鼎两疏为《酌陈事例蠹铨疏》和《敬循职守疏》，是上奏给明朝崇祯皇帝的。

前疏讲裁减冗员、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之事，出发点是为国家考量。“国用日黜，军储告匮，朝廷不得已悬鬻爵之令，启输纳之门，然其始也……比至今日，而事例蜂生，资援鹜走，不但如滥伤之不可遏，亦且乱丝之不可理”，花钱买官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泛滥成灾，“恐内以滋铨法之蠹，而外以教吏治之贪”。为此，他请求“升任之加纳宜停也”，“三考全纳之例宜停也”，“即选径选之例宜停也”，“州同州判之例宜停也”，因为这四个方面是买官最多、情形最乱的。这篇奏疏是他在明朝为官时的杰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明朝帝国，靠卖官鬻爵是稳定不了政权的，因此它的垮台已成势所必然。

后疏所言，为官吏职守。明朝末年，盗贼四起，而各地官军却养寇自重，以图私利，职责、操守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民之苦兵也，更甚于贼。良由盗寇藏匿山谷，兵将视为奇货，根株易尽，姑为存留。一闻窃发，则按兵徐进，迨其遁归而后，所过村庄，任意戕杀，妇女牲畜，洗掠一空，反报擒获”，富有正义感的李元鼎请求皇帝严督各地官员忠于职守，为此拟六条建议，讲明了具体施行的办法，重点在于规范军官的行为，违者予以严惩；其中最后一条是直接给皇帝提的：“近者充军人犯已荷，旷恩释归原籍，独流徙关外人民未得沾一视之仁……倘蒙皇仁广布，咸与赦宥，则大造无复向隅，湛露等于覆载矣。”

但是，再好的建议，对于日益走向衰亡的大明王朝来说，已经不起作用。不过，他的奏疏，还是体现了一个忠贞之臣对国家社稷的拯救之情，尽管以一己之力已乏回天之术，但其耿直刚正的性格与风骨，昭然可见。

李振裕的四份奏疏，从礼仪的角度品读，更有意味，《拟陈情疏》、《奏进先人遗集疏》侧重于“孝”，《请厘正学宫从祀位次疏》侧重于“礼”，《请汰冒滥疏》体现出“忠”。

《拟陈情疏》写得言辞恳切，感情深沉，催人泪下。开篇即达主旨，“父病垂危可虑，君恩罔极难酬，仰叩睿慈，俯久回籍，以彰孝道，以遂子情”，入情入理的表达，“五内寸裂，一恸仆地不起。切念臣父今年七十六岁，日薄西山，奄奄气息。虽勉臣移孝作忠，臣岂忍慕禄而忘父？况臣虽庸惊，而年未及壮，是区区犬马报主之心，政自为日甚长，臣父以衰年遘重疾，则事父之日甚短”，“伏乞皇上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获星驰还里，俾臣父子生得相见，臣陨身有余幸矣”，孝父之情急切而深厚，向皇帝、也向世人表达了一份至真至诚、感天动地的孝道。

《请厘正学宫从祀位次疏》奏请的，是关于官方学宫里古代先贤大儒们的位次排列问题。学宫中的排列将古代先贤大儒所处时代的先后都搞错了，“以致西庑之儒躐出东庑贤儒之上，紊乱失次，不唯列之学宫先儒之灵既有不安，亦且载之会典、传之千秋而有此草率之文，实非所以昭示大典也”，作为教化人伦礼仪的地方，乃斯文所在的神圣殿堂，竟然如此颠倒先后，实在有违礼仪，因此应该立即加以厘正，请求“两庑对叙，逐位递迁，而于先儒左丘明以下，皆详考其世，儒同则论代，代同则论年，依次定位，缮成图式”，作为定规，使各个学宫永志遵守照办。阅读这篇奏疏，犹如上了一堂生动的礼仪课，令人信服。

《请汰冒滥疏》。“冒滥”，意思为不合格而滥予任用，借指不合格而被滥予任用的官员。“汰冒滥”，就是淘汰、革除、裁减不合格而被滥予任用的官员。他历数“冒滥”的种种劣迹，“唯有一等素无文学之人，假借赞礼孔社各项名色，登户籍则竟称生员，遇公事则居然衣顶，然而姓名不窐于学册，生世不知有考试，护身之符可以长保终身，以是毫无忌惮，任意横行，出入衙门，包揽讼词，有司征比则代应卯期，乡典交关则动行武断，游手好事，无所不为，败类之徒，多出于此”，这样的官员实“为地方之蠹而贻学校之羞者”，建议大力革除，“永行禁止，申饬凛遵……一体查革，为朝廷重名器，为学校立堤防，为地方除稂莠，澄清整饬”，真是在为朝廷、为国家、为社稷大声疾呼了。这份奏疏不知道要得罪多少“冒滥”呢，没有忠贞为国、丹心系民的胸襟，是难以做到如此忠言直谏的。

历史的事实是，李振裕也确实以体察民众生活、关心民间疾苦、处世通明练达、办事公平公正、躬行节俭、操守廉洁、性格刚直、秉公进言而闻名于当时，这几篇奏疏恰好印证了他的这些可贵品格。

“上书”也是臣子向皇帝进言的一种文件，谷村文献中仅存一篇，作者为布衣贤士李景春，是南宋绍兴戊寅年上高宗皇帝的万言书。

这篇上书令人感动，一介布衣之士，凭一己之微躯，竭三生之智慧，冒九死之风险，上万言之谏书，“徒步千里，归于陛下，昧死上荛八议：一曰议礼制，二曰议国体，三曰议命令，四曰议官吏，五曰议货财，六曰议国本，七曰议学校，八曰议刑辟”，八件大事，没有一件关乎自己个人与家庭、家族，全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真正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

南宋末年，文天祥看到这篇上书，颇有感触，作了一篇“藁附”，盛赞他“累累万言，尽疏闾阎隐微之故，可谓知无不言矣”。

明朝，永乐进士刘球读了这篇上书，不仅感动万分，而且疑心它没有送到宋高宗手上，可能被朝中奸邪小人中途拦下，所以史册之中没有这篇上书的有关记载。为此，他特地作了一篇“后附”，发表自己的评述：“爱其词直，真有裨于时政而疑其不著史册。”“嗟乎！为人臣而食君之禄，遇事默不言者，有矣。景春以布衣而能尽疏一时民瘼于上，诚足以愧居官食禄两苟容者也。使遭其时，得行其所言，则名当不在董贾诸公下。惜乎，时之不遇而遂使忠直之言冺而无闻焉，犹幸获表章于丞相，足以发舒其忠君忧时之微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