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的功用

诗文的功用

——诗文，原本是个人情趣的体现、思想的记录，但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时代，竟然成为一种实用的工具或手段，是文人学子跻身科举考场、博取人生功名的无可替代的拐杖。

诗文者，诗词文章也。一般意义上说，其功用就是抒发心声、表达志向，是个人情趣的体现、爱好的依据和思想的记录。

但科举时代，诗文却不限于这样的功用，超越了一般意义的范畴，有着更为宏大深远也更为直接的作用。任何学子士人，要想博取功名、晋身仕途，就必须在诗文上下苦功，“十年面壁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隐于诗文后面的意义更为深长。诗文，就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工具，是谷村李氏家族式的事业。

《谷村李氏族谱》中，名臣显宦、文人雅士的名字后，多有一个简要的注解，如“治书”、“治诗”、“治文”、“治易”等。治者，研读也，研读易经、研读文章、研读诗词。这样的注解告诉后人，李氏先贤是以研读诗文为业，也是以研读诗文著称的，他们的生平志向与功业，就在读书览籍、写诗作文上，在跻身科举以博取功名上。诗文让他们立业，让他们立身，让他们立世。(www.guayunfan.com)这，岂是抒发心声、表达志向、记录思想这么简单的吗？

从实用的层面讲，谷村李氏先贤是将诗文作为一个工具或手段，借助诗文的研读，挤上科举考试的小桥，奔向官宦仕途的大道。他们前赴后继地涌上这条路，躬耕力勉，勤学苦读，甚至“头悬梁，锥刺股”，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治诗”、“治书”、“治易”者颇多。如李士开，李邦华的儿子，“治书”，这是他家的祖训。他的上祖李威，“治书”，邑庠生；其高祖李佐，遵父训，年幼即弃文为农，未能取得功名；其曾祖李秀，读过书，“少孤，废学”；其祖父李廷谏，“治书”，万历癸卯年举人，后为官；其父李邦华，“治书”，先后考中举人、进士，后为官，明亡时以身殉国；其叔父李邦英、李邦藻、李邦著、李邦蔚，都“治书”，分别成为岁贡生、拔贡生、贡生、邑庠生。在这样的家学熏陶下，李士开也“治书”，补邑廪生，如果不是跳水自杀以身殉弟，恐怕科举仕途会有更大的前景。其弟李士苔，堂兄弟李士阅、李士升、李士奎、李士斗、李士遇、李士廷等都“治书”，拥有邑庠生、郡庠生等身份。及至其子李长世、玄孙李其章都“治书”，玄孙李其位“治易”，五世孙李祥光“治诗”、李祥豹“治易”，分别成为邑庠生、郡庠生。这就足以证明，谷村李氏是把诗文研读当成一种家族式的事业。

家族这么多人当中，只要有一两个取得成功，家族的光辉与荣耀，顷刻就得到重显。李廷谏考中举人，后来入仕做了官，家族的荣耀显现了。至李邦华，不仅考中举人，而且考取进士，家族的荣耀“更上一层楼”了，何况他后来还做了两任兵部尚书，家族的门楣不知有多么光彩。正是这样的光彩，越发吸引人们投身于诗文之中，精研细读，探微究义，期待着“一举成名天下知”、“方为人上人”的辉煌。

再看李中家族。李中，号谷平，明正德丁卯年考中湖广乡试举人，为解元，甲戌年考取进士，后来官至右副都御史兼南京粮储总督。由于他的功绩，其父李坦、祖父李杰均被嘉靖皇帝赠为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恭政，虽生前不贵，但死后却荣。在他的影响下，其子李元生、李绍生、李寅生、李庚生都“治易”，后三子均为邑庠生，而长子李元生则于嘉靖戊子年考中举人，后任海州桂阳州知州，虽然没李中官大，但也继承了李中的衣钵，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了。其孙李曾、李春、李简，也都“治易”，先后成为邑庠生，后均补入“国学生”，李曾后来历任福建都司、浙江都司都事，李春于万历庚戌年被县令孙之益延请为乡饮大宾。其侄、侄孙，以及再往下若干代，代代都有读书人，“治易”，“治诗”，“治礼”，“治春秋”，贡生、举人、邑庠生、奉祀生、武学生等层出不穷，使读书成为家族事业。他的侄子有两个贡士（李生成、李生春）、一个举人（李生文）；他的侄孙李日宣考取进士后，立即将家族声望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令世人刮目相看。于是，诗文研读立即成为众多希望改变自己命运者的首选职业。到清朝康熙庚戌年，他的玄孙李鹤鸣又考取进士，并授山西孟县县令，家族荣耀同辉日月。在这种波浪式荣耀的激励下，诗文研读便显得波澜壮阔。

因此，诗文是文人成功的桥梁，是学子晋身的阶梯，是世人飞黄腾达的梦想。

但千军万马挤在科举考试的独木桥上，成功者有限，相当多的学子要名落孙山。

有的学子努力研读诗文之后，能够取得“生员”（也称秀才或相公）的功名。但越往后路越难走，正如爬山一般，达到顶峰的只是少数和个别，有的学子终其一生连“生员”都考不上。众多的“生员”当中，能够取得朝廷俸禄者不多。“生员”的最高层次是监生和贡生，即国子监学生和贡院学生，有的监生、贡生已经是举人出身；其次为国子学学生（简称国学生）、太学生。这两个层次的生员，实际上享受朝廷俸禄。往下是廪生，即廪膳生员，就是吃“皇粮”（廪米）的府、州、县学校的生员，《谷村李氏族谱》中标明“邑廪生”、“郡廪生”。廪者，粮仓也。由官府供给府、州、县学校中优秀生员粮食，这是封建朝廷给予优秀生员的一种待遇，鼓励士子努力读书。明初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人每月给廪米六斗；清沿此制，经岁、科两试一等前列者，方能取得廪名义”。

但在府、州、县的学校中，还有相当多的生员虽然拥有“庠生”、“邑庠生”、“郡庠生”、“郡增生”、“增广生”的功名，却吃不到廪米，得不到朝廷或官府的生活补助，因而往往一贫如洗。对于家庭条件不好的，或者原本就处在贫困状态的，一旦功名无望，就是赤贫一生，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到了这个时候，诗文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功用？“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老话道出来的，是功名未成者凄凉的心境。

当然，也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眼看人到中年，眼看家道贫寒，眼看功名无望，眼看家中儿女嗷嗷待哺，只得收起追求功名利禄的“野心”，老老实实做一个普通人，踏踏实实挣几个银子养家糊口。于是，这样的人便将自己研读诗文所获得的知识作为本钱，替人教书，混两个“束脩”以充家用，成为“业儒”或“儒士”，即以教书讲学为业。《谷村李氏族谱》中对此有记载，如李中的侄子李生茂，“儒士”；李元鼎的叔祖父李时鸣，“儒士”；李元鼎的堂弟李光鼎，“儒士”；李元鼎的族曾孙李日登，“儒士”；鼓楼派的李映庚，康熙时人，“儒士”。他们都是读书人，有真才实学，但科举考试总是名落孙山，只好以教授儒业为生，或招收学生开馆授业，或被书院或私塾延请去授业。“点半盏残灯替诸生改之乎者也；剩一支秃笔为举家筹柴米油盐”。这些人往往性格刚正耿直，颇有几分清高，在一方土地上也享有一定威望和名誉，因此常常得到官员的青睐与赏识。这样一来，日子过得平淡无忧，却是少了科举成功的轰轰烈烈。诗文便成了他们谋生的手段和技能。

儒士中的出类拔萃者，也能因为有真才实学被作为人才荐举给朝廷，一旦荐举成功，他们也能步入仕途，被朝廷封个一官半职，达到咸鱼翻身、光宗耀祖的效果。如李时鸣，就由儒士而被授予苏州检校，后又升任陈州吏目、肇庆照磨、贵州都匀府经历，并致仕而归。这样一来，诗文还有“曲线救国”的效用。如李齐昌，“世业儒，尤工笔札”，后被明成祖征召参与《永乐大典》的修撰，之后被授予官职。如李益，“以儒为业”，后被征召，授太平府训导之职。

《谷村仰承集·文学传》载有谷村儒士的传记，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一些未能取得功名者的经历与性格。如元朝末年的李原，“师事吴草庐先生，通五经，尊信朱子之学，屡举不第，教授于乡”，诗文成了李原谋生的技能。而对于邑庠生李威来说，诗文给了他“博学宏词”，却没有给他好运，“九试棘闱不隽，遂焚弃笔砚，嘱子孙躬耕”。李威，是李邦华的上祖，《谷村仰承集》和《谷村李氏族谱》给他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是个拥有真才实学的文人儒士，一生参加九次会试，却没有一次取得成功。可以想象，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金榜题名”啊，一旦拥有那个时刻，跳龙门成功的荣耀该有多么辉煌啊！然而，时运似乎专门捉弄他，诗文研读到这个份上，却没有让他拥有成功的喜悦，九次失利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内心的失望无以复加。于是，他把攻读诗文的文房四宝付之一炬，并嘱咐子孙再也不要研读诗文了，还是好好种田耕地、踏踏实实做个农民吧。真是成也诗文败也诗文，诗文成了他一生也难以解开的心结。

然而，他们的失利恰恰反衬了别人的成功。人们在研读诗文、追求功名的时候，看到的都是成功者的辉煌，谁会去关注失利者的暗淡呢？仰慕成功者、追赶成功者的心理暗示，会让功名追逐者加倍努力于诗文研读，而失利者往往被湮没于功名追逐者势利的眼神与不屑的唾沫之中。

科举文化的辉煌，建立在失利者的暗淡之上；科举文化的荣耀，建立在失利者的痛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