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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的尴尬

时间:2022-03-0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读书求学,是谷村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的历史阶段中,谷村重视教育、求学的传统依然延续。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全国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以来,谷村李氏的求学风气得到良好的恢复。当国家不再承担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后,农村学子及其父母的尴尬,最近十年表现得充分而又完全,无论家长还是学子本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们期望孩子通过求学改变命运,并期望整个家庭借助孩子命运的改变而改变。

求学的尴尬

——知识与文化、中小学与大学、学校与工作、金钱与财富,哪个是学子及其家长梦寐以求的目标?学子对于求学仍如旧时那么专一、单纯吗?

读书求学,是谷村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的历史阶段中,谷村重视教育、求学的传统依然延续。那些大户人家、书香门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家风,鼓励子弟攻读学业,虽然不能如科举时代那样博取功名,却也能够经由读书而创造建功立业的机会。如谷村元潭四房三德堂李霓虹、李霓裳兄弟,均有高等教育的学历。据《谷村李氏元潭长房文园支谱》记载,解放后到“文革”开始前,仅太园村就出了五名大学生;1905年到解放前出了七名县城高小毕业生;清朝嘉庆以来至1905年还出了12名太学生、五名邑庠生、一名钦赐举人。街上村的李炳生,是“文革”前的清华大学毕业生。

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全国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以来,谷村李氏的求学风气得到良好的恢复。盘谷中学李林立校长介绍:那个时候的学生,对于求学有一种如饥似渴的精神,不仅老师、家长督查学子学习,学子们自己也非常积极努力地抓紧学习。夜晚自习结束后,需老师去教室里把他们“赶回宿舍”睡觉,有的学生还要到路灯下看书学习到深夜。恢复高考以来,谷村考入大中专院校深造并分配工作的学子有两百多人,其中太园村就有26名。

这些学子大多已成为单位的领导、中坚、骨干或精英。如老屋村的李生盛,毕业于淮南矿业学院,今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人事司副司长;李友根,毕业于江西大学经济系,后入复旦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今任重庆大学副教授;李东平,博士,如今在深圳清华科技园工作;李朝生,江西公安专科学校毕业,现任江西高速公路管理局交警支队大队长(驻龙南)。太园村的李明敏,1989年9月考入吉安师专体育系,现任井冈山大学学工处副处长;其弟李斌斌,1997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现任省计生委宣教处副调研员;其弟李源源毕业于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今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李明,研究生学历,现任安福县横龙镇镇长;李星,赣州火车站站长;李三水,九江财校毕业,今任新余市高新开发区地税局局长;李火根,博士,今任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志强,江西农大毕业后留校,现任广东从化某高校副校长;李海苟,吉安农校毕业,现任吉水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所长。下老屋村的李新平,吉安监狱正科级干部;李克,在新余市移动通信公司工作。街上村的李拥兵,吉安农校毕业,今任吉水县纪委第五工委书记;李香水,吉安师专毕业,今任《吉安教育》杂志主编。谌溪村的李润根,在湖北十堰汽车制造厂工作,高级工程师;李五根,在上海工作,高级建筑工程师;李永生,江西大学毕业,今任广东省佛山消防支队支队长;李斌,博士,今在上海工作;李庆生,吉安师专毕业,现任峡江县金坪民族乡党委书记。(www.guayunfan.com)这些佼佼者是谷村一个时代求学者的群体形象,他们的求学精神展现了谷村一个时代文化的复兴。

一个时代的烙印,就这样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定格。高考恢复后的这些佼佼者,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正如打工时代的打工者是时代的象征一样。

然而,自从大中专毕业生进入双向择业之后,学子们的求学之途就变得有些尴尬。当国家不再承担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后,农村学子及其父母的尴尬,最近十年表现得充分而又完全,无论家长还是学子本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曾经甚嚣尘上的教育产业化,一下就将大中专院校的学费推高了几倍,许多农民家庭无法承受,为了供一个孩子读完中专或大学,几乎倾尽所有,家庭因此而重新陷入贫困。

广大农村的父母,卑微而渺小。他们期望孩子通过求学改变命运,并期望整个家庭借助孩子命运的改变而改变。但国家突然不包分配了,改由孩子自主择业了,让他们立即感到了前途的黯淡、命运的晦涩。

这是一种矛盾的处境:一方面是学子及其家长希望通过求学,谋求一个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国家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体制的转变,自主择业的前途预期与命运走向仍然是个未知数。

与此同时,打工浪潮风起云涌。那些认为读书无望的青年学子,纷纷放弃学业去打工。既然不能通过读书求学获得人生之“贵”,那就通过打工挣钱以期求得人生之“富”。于是,许多学校就出现了严重的“流生”现象。

“流生”,是教育机构的专业用词,而在农民家庭里,却有可能是主要经济来源,甚至就是经济支柱。前面提到的打工成功人士李林生,就是一位“流生”,谷村人说他小学都没有读完。如今已经成功的李林生,不仅是他父母的骄傲,也是谷村的骄傲,甚至就是不用读书也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典型。

当然,不可能每个“流生”都能像李林生那样获得巨大成功,但几乎每个“流生”都能通过打工,挣得相当可观的收入,令原本显得穷困的家庭逐渐改变贫穷的面貌,走上富裕的道路。谷村先后兴建起来的现代楼房,每一栋都浸透着打工者辛勤的汗水。

打工能够获得现实利益的现身说法,给了正在学校就读的学子以相当的影响,也给了那些对孩子读书不存指望的家长以相当的影响。大学毕业后还需要通过种种近乎残酷的竞争,才能谋得一个岗位,而且这种预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上“读书无用论”,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弹,给中小学生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太园村的李勇,上世纪90年代初从吉安技工学校毕业,分配在吉水县明胶厂担任技术员。厂子生产不景气,1992年9月份被迫停产。他与其他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员工一样,被迫下岗,后赴广东打工。打工期间完成了资本的初始积累,开办了自己的化工厂。本世纪初期回到吉水,兴办了“江西盛唐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吸引了诸多领导前去视察指导,引起了同行业的羡慕加嫉妒。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将企业转卖给他人,自己重又变成了打工仔。谷村人颇为他的经历感到惋惜:“好好的一个大学生,竟然变成了打工仔。”

他这种“佼佼学子——企业干部——下岗职工——打工仔——私企老板——打工仔”的人生际遇,给了许多学子对于求学以颠覆性的引导或启示,以讲究实际、追求实惠为人生哲学的农民,更容易从他的人生际遇中得出简捷、功利的结论:读书无用。因此,他们对子女的求学并不抱有大的希望,普遍地表现为“能读就让他读,读不了也没什么,早点出去打工,还能早点赚钱”。家长的这种态度,使学子们求学的欲望几乎出现180度的转变。

盘谷中学的李林立校长和盘谷中心小学的李中平校长几乎表达了相同的意见:现在的学生并无强烈的求学欲望,到学校来也是一种应付的态度,对成绩好坏并不在乎;家长也是这样,只把学校当成托儿所,让学校替他们看管孩子,学习成绩好坏无所谓。孩子能读成书,自然供他读下去,能读到高中就供到高中,能读到大学就供到大学;什么时候读不下去了,就去打工,早点挣钱。所以,学校对于学生,不敢强求他们学习,只要注意他们的校内外安全、做到不出意外事故、不对学校产生意外冲击,那就阿弥陀佛了!

看来,不仅学生和家长面临着求学的尴尬,学校和老师也面临着教学的尴尬,双方面临的是共同的社会影响:读书求学虽然好,但预期时间太长,预期目标太渺茫,看不到现实的好处。读书过程的漫长与赚钱的现实好处的对比,揭示了农民思想认识的功利、短视与偏颇,从而道出了当前农村孩子对求学的误解与荒废的深层次原因。

对比如今的求学与古代的求学,作为拥有荣耀的科举历史和仕宦历史的文化大村,谷村李氏子弟的求学之路,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古代科举考试的求学之路,学子们的目的是博取功名,从而改变人生命运,实现光宗耀祖的愿望。因此,谷村历代家长都尽力供养子弟读书求学,即使是家境贫寒的人家,也倾其所有供养子弟读书求学。这是学子前行的动力,这种动力决定了学子勤奋刻苦、顽强不屈的求学精神。正是这样一种世世代代坚韧不拔的求学精神,才成就了谷村历史上响亮的科举盛名和久远的文化血脉。

而今天高考的求学之路,对于学子们却无多少吸引力,几乎从初中开始,学子们对自己的求学之路就不抱什么希望,家长对子女的求学也不抱什么希望,一是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困难让学子及其家长对读书求学望而却步,二是十多年的求学之路付出的代价相当昂贵,一般的农民家庭负担不起。前途渺茫,学费昂贵,导致了今天教育与学业处境的尴尬。

谁来为今天农村学子的求学添加动力呢?这是一个需要深思并从政策上加以解决的社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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