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第的传奇

科第的传奇

——延续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演绎了一个国家人才选择的久远历史，投身于这一历史的每个文人学子都以创造科举考试的传奇为荣耀，而谷村的古代先贤们所创造的科举传奇，足以令人弥久仰望。

自从隋朝首开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方式以来，以后历代朝廷都延用这一方式。这一以读书考试录用人才的方式，让许多出身底层的有志之士，通过读书求取功名，从而赢得参与国政、服务百姓的机会。

谷村人作为唐朝国姓的后裔，作为有着先祖荣耀历史的姓氏，更是把科举入仕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要途径。在宋明两朝以及清朝初期，谷村人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有着骄人的辉煌。正如李希朗先生在其《江西最大的古村——吉水谷村》一文中所言：科举考试的成功，使得“谷村声名鹊起，士宦官僚，代不乏人，名人雅士，互相唱和，族众一方面引以为荣，另一方面从先辈身上看到希望的曙光，各家子弟刻苦奋发，求取功名”。

一部《谷村仰承集》，鲜明地记录了谷村李氏科举考试的荣耀与辉煌。在其《卷之五》中，分别用“李氏联芳图”、“进士”、“乡举”、“贡士”等几个章节，记载了他们的科举盛况。尤其是“李氏联芳图”，将他们的科举文化推崇到了极致的地位。“父子兄弟进士”、“父子进士”、“兄弟进士”、“祖孙进士”、“一门同榜进士”、“父子乡举”、“兄弟乡举”、“一门同科乡举”等典故，让谷村人自古以来自豪不已。(www.guayunfan.com)“父子兄弟进士”，在谷村科举史上有过两次。

第一次，李炅与他的弟弟李晋之、晋之的两个儿子李可方、李允方，先后考中进士。李炅于宋嘉熙戊戌年(1238年)周垣榜考中进士，李晋之于宋咸淳戊辰年（1268年）陈文龙榜考中进士，李可方、李允方兄弟于宋咸淳甲戌年（1274年）王龙泽榜同榜考中进士；李炅与李晋之为兄弟，与李可方、李允方为伯侄，李可方、李允方是兄弟。

第二次，李淑与其两个儿子李维桢、李维标，李淑于明嘉靖庚戌年（1550年）邓汝楫榜考取进士，李维桢于明隆庆戊辰年（1568年）罗万化榜考取进士，李维标于明万历丙戌年（1586年）唐文献榜考取进士。

这种父与子、兄与弟，或先后考取进士，或同榜考取进士的现象，的确是一个村庄、一个宗族科举史上十分难得的盛况，因而谓之一门“父子兄弟进士”，极尽荣耀辉煌。

在全国范围内出现这类盛况的，还有江苏淮安，也出现两次“父子兄弟进士”现象：一是张姓的张耒与其子张秬、张秸、张和，父子四人先后于北宋神宗和哲宗时期考取进士，比谷村李氏的“父子兄弟进士”早了二百年左右；一是邱姓的邱俊孙与其子邱象升、邱象随，父子三人先后于明朝崇祯时期、清朝顺治和康熙时期考取进士，比谷村李氏的“父子兄弟进士”晚了二百多年近三百年。

“父子进士”，谷村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六次，即有六对父子考中进士。

第一对是李蕡、李尚义父子。李蕡于宋元符庚辰年（1100年）李釜榜考取进士，李尚义于宋宣和癸卯年（1123年）沈晦榜考取进士。

第二对是李楙、李擢父子。李楙于宋元祐辛未年（1091年）马涓榜考取进士，李擢于宋宣和甲辰年（1124年）沈晦榜考取进士。

第三对是李孝谦、李榘父子。李孝谦于宋绍兴壬子年（1132年）张九成榜考取进士，李榘于宋嘉定庚辰年（1220年）八十多岁时刘渭榜考取进士。

第四对是李奥、李同卿父子。李奥于宋嘉定壬午年（1222年）被恩赐进士，李同卿于宋咸淳戊辰年（1268年）陈文龙榜考取进士。

第五对是李珪、李俨父子。李珪于明弘治丙辰年（1496年）朱希周榜考取进士，李俨于明正德甲戌年（1514年）唐皋榜考取进士。

第六对是李元鼎、李振裕父子。李元鼎于明天启壬戌年（1622年）刘必达榜考取进士，李振裕于清康熙庚戌年（1670年）蔡启僔榜考取进士。

实际上还有一对，李振裕、李景迪父子。李景迪清康熙癸未年（1703年）王式丹榜考取进士，因他过继给李振裕的兄长李振祺为嗣，因此没有计算在内。

“父子进士”的荣耀，是值得一个家庭永恒标榜的，难怪有人用“父进士，子进士，父子俱进士；婆夫人，媳夫人，婆媳皆夫人”的对联，来炫耀家庭门楣的自豪与骄傲，这是可以荣及万世的一种殊荣。

全国其他地方出现“父子进士”现象的，有广东梅州大埔的饶相、饶舆龄父子，分别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考取进士；安徽旌德县的江汉、江文敏父子，分别于明朝天顺、弘治年间考取进士；浙江宁波的刘洪、刘光父子，分别于明景泰、弘治年间考取进士；浙江上虞县的葛浩、葛木父子，分别于明朝弘治、正德年间考取进士；安徽肥东县的昂绍善、昂天父子，分别于清康熙丁未、乙丑年考取进士；山东沂水县的袁、袁振嬴父子，分别于清朝嘉庆辛未、道光己丑年考取进士。这种现象全国各地还有不少，但相比谷村李氏在北宋就出现“父子进士”，要晚几百年。

“兄弟进士”，谷村科举史上竟然多达七对，而且是同胞兄弟，他们或先后考取进士，或同榜考取进士，分别是：

李如圭、李如金兄弟。李如圭于宋绍熙癸丑年（1193年）陈亮榜考取进士，李如金于宋嘉定戊辰年（1208年）郑自成榜考取进士；

李炅、李晋之兄弟。李炅于宋嘉熙戊戌年（1238年）周垣榜考中进士，李晋之于宋咸淳戊辰年（1268年）陈文龙榜考中进士；

李应革、李应纲兄弟。李应革于宋宝祐丙辰年（1256年）文天祥榜考取进士，李应纲于宋咸淳甲戌年（1274年）王龙泽榜考取进士；

李可方、李允方兄弟。兄弟俩于宋咸淳甲戌年（1274年）同王龙泽榜考中进士；

李赞、李贡兄弟。兄弟俩于明成化甲辰年（1484年）同李旻榜考取进士；

李承绪、李承芳兄弟。李承绪于明嘉靖壬戌年（1562年）申时行榜考取进士，李承芳于明嘉靖丙辰年（1556年）储大绶榜考取进士；

李维桢、李维标兄弟。李维桢于明隆庆戊辰年（1568年）罗万化榜考取进士，维标于明万历丙戌年（1586年）唐文献榜考取进士。

这种“兄弟进士”的现象，全国其他地方也有。广西省武宣县博物馆保存的一块“兄弟进士”石牌坊匾，载明了清朝雍正癸丑年同科考取进士的陈仁、陈旭兄弟，比谷村李氏最早的“兄弟进士”现象晚了五百多年。浙江省松阳县城也有一座“兄弟进士”牌坊，建于明朝弘治九年，为成化丙戌科进士詹雨、弘治丙辰科进士詹宝兄弟所立，此时距离谷村李氏最早的“兄弟进士”也晚了三百二十多年。

“祖孙进士”，谷村科举史上有四组：

第一组是李擢与孙子李孝谦。李擢于北宋宣和甲辰年（1124年）沈晦榜考取进士，李孝谦于南宋绍兴壬子年（1132年）张九成榜考取进士。

第二组是李珪与孙子李承芳、李承绪。李珪于明弘治丙辰年（1496年）朱希周榜考取进士，李承绪于明嘉靖壬戌年（1562年）考取进士，李承芳于明嘉靖丙辰年（1556年）考取进士；

第三组是李元鼎与孙子李景迪。李元鼎于明天启壬戌年（1622年）考取进士，李景迪于清康熙癸未年（1703年）考取进士；

第四组是李景迪与孙子李象井。李象井于清乾隆乙未年（1775年）吴锡龄榜考取进士。

就全国范围而言，“祖孙进士”也有几组。辽宁开原县的王廷才、王宗承祖孙二人，前者于清道光丁未科考取进士，后者于清光绪庚辰科考取进士，但他们比谷村李氏最早的“祖孙进士”晚了二百多年。湖南邵阳县周氏的“祖孙进士”却早于谷村李氏的“祖孙进士”，祖父周仪于北宋太宗雍熙二年考取进士，其孙周钦于北宋徽宗崇宁二年考取进士，比谷村李氏的“祖孙进士”早四百多年。相比之下，谷村李氏更值得夸耀的是，这种现象比湖南多了二组，且有一组是一祖二孙，可以夸耀为“祖孙三进士”。山东省无棣县吴氏宗族，也有三组“祖孙进士”：其一为吴式芬与吴峋。前者于清道光乙未科考取进士，后者于清同治乙丑科考取进士；其二为吴象宽与吴坛。前者于清雍正癸卯恩科进士，后者于乾隆辛巳恩科进士；其三为吴坛与吴侍曾、吴熙曾。吴侍曾于清嘉庆年间考取进士，吴熙曾考取进士则不见资料记载。他们比谷村李氏最早的“祖孙进士”晚了二百多年近三百年。

“一门同榜进士”：所谓同榜，即指同一张皇榜，榜即是告示，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同一张光荣榜”，有时也叫“同科”或“同年”，“同科”即指同一次科举考试，“同年”即指同一年参加科举考试，与“同榜”所指一致，说法上的区别而已。所谓一门，即指一户人家，同一个大门出入的一家人。同一户人家先后有人考取进士，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而在谷村李氏，竟然是同一户人家有两人或两人以上同一年参加科举考试，同一张黄榜录取为进士，这就非常稀奇而且十分了不起了。

在谷村科举史上，“一门同榜进士”出现过七次：

第一次，李如圭、李骥，同登宋朝绍熙癸丑年（1193年）陈亮榜；

第二次，李埈、李炳翁、李寅孙，同登宋朝咸淳乙丑年（1265年）阮登炳榜；

第三次，李晋之、李同卿，同登宋朝咸淳戊辰年（1268年）陈文龙榜；

第四次，李应纲、李可方、李允方、李再芝，同登宋朝咸淳甲戌年（1274年）王龙泽榜；

第五次，李赞、李贡，同登明朝成化甲辰年（1484年）李旻榜；

第六次，李中、李湘、李俨，同登明朝正德甲戌年（1514年）唐乐榜；

第七次，李振裕、李次莲、李鹤鸣，同登清朝康熙庚戌年（1670年）蔡启僔榜。

这些同榜进士，有的是亲兄弟，有的是堂兄弟，有的是伯侄或叔侄，均为谷村李氏争得了无上荣誉。

福建省长乐县也有这一盛况，谓之“一门同榜四进士”：南宋宝祐丙辰年（1256年），长乐东渡的杨梦斗，与胞兄杨琦、胞弟杨叔济、胞侄杨次郑，一举同登进士榜，比谷村的“一门同榜四进士”还早了18年。贵州省贵阳何氏“一门同榜三进士”，何亮清、何庆恩、何鼎考取清咸丰庚申年（1860年）进士，但比谷村最迟一次“一门同榜三进士”晚了一百九十年。

“一门三进士”。这个传奇在吉水有几个版本，最著名的版本是解氏的“一门三进士”和曾氏的“一门三进士”。

解氏的“一门三进士”，指的是吉水县城东门解家的解纶、解缙兄弟与其妹夫黄金华，三人同榜考中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进士。曾氏的“一门三进士”，指的是盘谷上曾家村的曾存仁与曾同亨、曾乾亨父子三人。曾存仁考中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进士，曾同亨考中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进士，曾乾亨考中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进士，县城曾经建有“三曾祠”纪念他们。其实，在唐朝及南唐时期，解氏就已经有过三次“一门三进士”的现象，只是吉水人平时较少提及。

而在谷村李氏，“一门三进士”的现象竟然有六组：一是北宋末南宋初的李孝谦与子李榘、侄李午先后考取进士。李午是北宋重和戊戌年进士，“一门父子叔侄三进士”；二是南宋的李晋之与其子李可方、李允方，父子三人先后考取进士，“一门父子三进士”；三是宋朝的李埈、李炳翁、李寅孙，是堂叔侄三人同榜进士；四是明正德甲戌年的李中、李湘、李俨，堂兄弟三人同榜进士；五是明嘉靖、万历时期的李淑与其子李维桢、李维标先后考取进士，“一门父子三进士”；六是清朝的李次莲、李鹤鸣、李振裕堂祖孙三人，“一门同榜三进士”。

谷村的“一门三进士”，不仅县里的有关历史资料与文献不太提起，就是谷村李氏本身也很少向外人提起。只是《谷村仰承集》关于“创建”一节中，提到了“一门三进士坊”，载明为清朝时期为旌表李次莲、李鹤鸣和李振裕三位进士而建。

至于“父子乡举”、“兄弟乡举”、“一门同科乡举”的现象就更多了。

所谓乡举，就是“乡试举人”的简称。过去省一级的考试，一般称作“乡试”，有时也叫“省试”或“解试”，考取者称作“举人”，即乡试举人，简称“乡举”，意思是“乡试考取了举人”。因为乡试考取第一名的，被称为“解元”，故而也将乡试称作解试。中学课文《范进中举》，指的就是乡试考中举人。

在科举时代，考中了举人，即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可以直接做官），也取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有机会考取进士，取得更大发展，有的可能被直接选送到国子监或国子学、太学去学习，成为一名“国学生”或“太学生”，同时取得朝廷给予的俸禄。乡试，能够让普通的学子在一夜之间由寒门而变成豪门，所以它就成为诸多学子一生追求的目标。

在谷村，考取乡举虽然也是光耀门庭的荣事，但与考取进士相比，乡举要差上一些。《谷村仰承集》“李氏联芳图”中记载了乡举的盛况：“父子乡举”有九次，其中一父四子一次、一父五子一次；“兄弟乡举”至少有十七次；“一门同科乡举”竟然达到三十六次之多。

此外，还有未曾载入《谷村仰承集》的县试、府试和院试盛况。这三个层级的考试，也是官府举办的初级考试，都是学子一生中的重要考试，是他们晋身的必由之路。

县试，一般被称为童子试，或童试，是县官衙门组织的统一考试。所有学子不论年龄大小，从未参加过县衙考试的，均称为童生，首先必须参加这一考试，通过了就有资格参加府试，未通过的仍称童生，等待参加下一次县试，有的童生因为参加考试而未通过的次数多，便被称为“老童生”。童生的来源渠道较多，有的来自里塾（乡一级机构主办的学校），有的来自私塾（有村塾、家塾之分。村塾是同一村庄或几个村庄民众集资开办的学校；家塾是大户人家个人出资开办的学校）。考试合格的童生，集体入县衙举办的学校集中学习，称之为“庠生”、“邑庠生”或“县学生”；名列前茅者可以获得朝廷给予的官粮补贴，即“廪米”，获得廪米的县学生被称为“廪生”或“邑廪生”，算是吃上了“皇粮”，很有面子。

府试，有时候称为州试、郡试（这与不同朝代行政机构设置和叫法上的不同有关，相当于如今的地区、设区市一级），是比县衙高一级的官府组织的考试，通过了县试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府试合格的考生，取得了参加院试的资格，并集体进入府衙举办的学校集中学习，也被称为“庠生”、“郡（府、州）庠生”或“府学生”，有时也称“序生”或“郡序生”；名列前茅者获得朝廷“廪米”，叫作“府廪生”或“郡廪生”。

院试，即学政考试，是由省一级的学政衙门组织的考试，相当于如今省教育厅组织的考试，府试合格者才能参加。这次考试的优秀者，可以被推荐直接进入国子学、太学或贡院集中学习，成为其他学子羡慕的“国学生”、“太学生”或“贡生”。

县、府、院三级考试都合格的考生，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也叫“相公”。秀才不仅可以在科举、仕途上有进一步上升的机会，而且在地方上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权益：封建时代规定，秀才可以免除差役、徭役，见到知县可以不下跪，地方官员不能随意对其用刑，等等。因为秀才“知书识礼”、“博学多闻”，成为民间活跃的特殊阶层，在普通老百姓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受到相当的尊重，因此他们在老百姓与官府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很多秀才虽然一生都未能考取功名，只能以开私塾教书或给官员们做幕僚等方法为生，但他们往往因为性格耿直、敢于为民说话而受到百姓的拥戴与赞誉。

翻开《谷村李氏族谱》，能够看到许多以醒目标识凸显出来的“邑庠生”、“郡庠生”、“邑廪生”、“郡廪生”、“太学生”、“国学生”等。粗略计算，有二百六十多人。他们，也是谷村科举盛况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