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的渊源

家学的渊源

——家规的训诫、义仓的资助、书院的培养、长辈的督责、家人的期望，成为谷村李氏先贤求学上进的诸多动力，形成了一个家族独有的家学渊源，从而为创造科举传奇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就谷村而言，科举盛况如此鼎沸，是有着独特的家学渊源与家族要求的。

《谷村仰承集》所载《家规》一篇中，有一段话似乎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本族义仓起自乾隆乙亥，各房各支各人俱有捐助……于本支乡试者，每人助路费钱二吊文；院府县三试，每人助卷钱二百文。(www.guayunfan.com)谷村李氏曾经在乾隆时期建立过义仓，义仓收入由李氏各房各支各人捐助，统一使用，而其使用方向都为本村本族的公益事业，包括对读书求学、参加官方考试者的资助。院、府、县三考，资助参加考试者二百文试卷钱，乡试（省试或解试）资助参加考试者二吊钱。据介绍，一吊钱就是一贯钱，是串起来的一千枚铜钱，比如乾隆通宝、康熙通宝、顺治通宝之类的，一枚即是一文。义仓资助的钱不算多，大概表示一个意思，是宗族集体给予求学者个人的一种褒奖与鼓励。

谷村李氏正是通过这种集体资助或奖励的办法，鼓励子弟求学上进，激励他们不断求取功名。自古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又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道：“学而优则仕。”读书求学能够获得如此之多的好处，怎么能不好好地读书呢？对于求学者个人而言，读书求学，乃是摆脱底层生活的唯一途径，是通往光明大道的唯一选择，是登上仕途高位的不二法门，是尊享福禄二字的必由之路。试想，咸鱼翻身的感觉会是多么美妙啊！鲤鱼跳龙门的成功又是多么精彩啊！多少人在苦难中期待，在磨砺中奋进，在挫折中再起。个人奋斗的成功，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人际遇与命运的改变，往往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境遇的改变，未来的改变，命运的改变，乃至后代子孙一切的改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俗语，虽然带有贬义，但它所描绘的景象却是实在、真切的，历史上又的确发生过。对于一个姓氏、一个家族而言，本姓本族子孙功名的获取，同样是全姓、全族、全村的荣耀。至今为止，谷村李氏科举的荣耀，依然闪耀着无上的光芒。因此，鼓励读书求学，不仅是家庭所需，也是宗族所需。

“一脉真传克勤克俭，两行正路唯读唯耕。”多少姓氏、多少宗族、多少村庄，在宗祠大门、厅柱或者中堂上，或者在牌坊石柱上，镌刻着类似内容的对联。

如果说义仓的资助是物质的，那么“耕读传家”的教育则是精神的。如此堂而皇之地将这类对联醒目地镌刻于大门、楹柱、厅堂或牌坊之上，正是要营造一种求学上进的氛围，激励子弟努力求学读书，博取功名，晋身仕途，不仅自己飞黄腾达，而且光宗耀祖，甚至家人“鸡犬升天”。因此，即使没有义仓的资助，谷村李氏也会如此激励自己的子弟子孙，在科举功名的道路上走得越远越好。

博取功名，既是学子个人的人生大事，也是宗族集体的公益大事。为了便于子弟们求学，更好地进取，谷村李氏开办了许多书院来培养族中子弟。《谷村仰承集·创建》篇共记录书院11所，分别是：敕建经训书院、敕建义方书院、桂林书院、神童书院、东湖书院、依仁书院、有斐书院、三益书院、复礼书院、六行书院、文蔚书院。最早的建于南宋高宗时期，最晚的建于清朝乾隆时期。

这些书院，使谷村子弟自幼受到规范的教育，积聚了科举考试的实力。那些佼佼者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先后考取生员、举人、贡士、进士，为自己也为宗族赢得了荣耀与赞誉。据《谷村仰承集》记载，谷村历史上共有举人115名，其中文举106名，武举9名，贡士95名，进士68名（实际上，在其“进士”名录中，有两位为特奏名，而在其“乡举”、“仕籍”名录中，还有8位特奏名，作为宋朝独有的一个科举现象，以举人或太学生身份参加“特奏名”殿试并获通过的，被授予同科进士出身，称为“特奏名进士”，因此，谷村李氏共有进士数应为78名）。书院，是学子晋身的阶梯、成名的桥梁，是学子争得荣誉的平台，是学子成为国家栋梁、参与治国理政的路径。

谷村李氏还有一所“树人书院”，建于乾隆时期，捐建者是位女性。《谷村仰承集·家规》篇载：“我族原有文蔚书院，近又元潭长房其玙公之妻曾氏捐建树人书院。每年正月聚众童会课，文蔚书院定以正月初六日，树人书院定以正月初九日。先期首事出具传单，遍贴各门。先夜鸣锣三阵，各生黎明赴祠，当堂命题，大展珠玑。请族中科分高者一人阅卷，定等第分别奖赏。”不仅写明了捐建者的身份，还注明了书院会课的规定与仪典，更表明了书院开办的目的：在于通过“会课”奖赏等方式激励学子刻苦读书、发愤求学以博取功名。

李希朗先生载于《庐陵文化》（总第47期）的文章《谷村李氏世系》介绍，谷村还有一所“谌阳书院”，为谷村元潭派祖李用期先生最初的居所。想来，那所书院一定为谷村李氏培养了不少功成名就的优秀学子，宋朝的“百桂”，说不定就是这所书院培养的。

如今行走在谷村，已然看不到那些书院的影子，有的连遗址也没有了，或被历史的风烟湮没于岁月的深处，或被日益增多的人口挤占为宅基地而耸立着高大洋气的楼房了。倒是“书院下”这个地名颇有意义。谷村人介绍：有两兄弟受到皇帝的旌表，封为“孝子”，敕他们建书院“教馆”。教馆，是方言，馆就是书院，到书院教子弟读书。这两兄弟就是谷村元潭派祖李用期的第七子李筹、第八子李衡。他们两岁丧母，十岁丧父，成人后感到母亲去世过早，没有尽到孝心，于是择址“改葬其母于仕寿乡匡山，二人自负（土。——作者补）成坟，庐于墓左”。官府闻知，上奏朝廷召封他们为官，他们不受，南宋高宗皇帝就敕他们归乡建书院为教授，一人建了一所，就是“敕建经训书院”与“敕建义方书院”。他们开办书院教书，自然住在那儿，人们就称他们居住的地方为“书院下”。如今，这两所书院已难觅踪迹，唯独留下了“书院下”这个地名，李筹的曾孙李叔启后来就在书院下开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