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的历史故事

圣诞节的历史故事

美国的12月，有点儿像中国的腊月。圣诞节像中国的春节一样是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又因为它恰巧赶在年根儿底下，和新年接近，所以从圣诞节到新年这段时间，很多人不是外出旅游休假，就是在家和亲朋好友团聚，共同欢度节日。或者，逛街购物，吃吃喝喝，反正没心思干活儿。其实，进入12月以后，人们就开始不踏实了，准备礼物，寄送礼物和贺卡，琢磨放假到哪儿去玩儿。做完年终总结，睁眼一看，满世界的人就都忙乎着过节呢。在这期间，您就是想干点儿正事也不踏实，大环境使然，气氛不对。

在美国，圣诞期间，大街小巷，火树银花，一片灯的海洋，到处都洋溢着普天同庆的节日气氛。虽然这几年闹金融危机，老百姓的日子不太好过，但灯照点、节照过。

为什么西方世界如此隆重地庆祝圣诞节呢？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就得了解一下这个节日的来历。近年来，不少国人也赶时髦，过起了圣诞节。自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的东西常常不求甚解地实行拿来主义，天王洪秀全就因此犯了错误，给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所以说，圣诞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还是应当先弄清楚为好。

“神诞节”还是“圣诞节”(www.guayunfan.com)“圣诞节”顾名思义是庆祝圣人诞生的节日，这个“圣”是大家都知道的耶稣基督，也有中译为“耶诞节”的，后者似乎更为准确。

“圣诞节”这个译法是不准确的。在中文里，圣人是指道德极高、仅次于神的人，或在某些领域有异乎常人的特殊本事的人。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按照孟子的说法，神比圣段位高，高多少段呢？他没说，好像他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其实，也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人对神的任何描述，实际上都是瞎掰，因为神是不可知的。

至于圣人，就比较容易给个明确的定义。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夫子，我们还有书圣、诗圣、草圣、医圣等等。历代帝王也都自认为自己道德高尚，自封为“圣”，他们说句话都被当成“圣旨”。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人而不是神。

那么，神是什么东西呢？按汉语的解释，神比圣至少要高一个档次。但是，高多少，不能用科学方法定量。孔夫子曾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说句实话，这是因为他老人家也解释不了什么是神。孔夫子解释不了的问题，后来的中国学者当然就不太好意思班门弄斧，在圣人面前念《三字经》。所以神在汉语中的解释一直都是比较模糊的后来人们遇到解释不了的事物，一概用神字来对付。看变戏法的大变活人，不知道咋回事，那就一句话：“神了！”

中国古代有各路的神，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传说，这您知道。这里面有些是宇宙设计师缔造者级别的神，但国人对他们并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对神崇拜得五体投地。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有很大区别。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认为宇宙发展像一条直线，有始有终。上帝是宇宙的开始，创造了世界，最后还有个终点，就是世界末日。当然，上帝是怎么来的？是谁创造了上帝？这种问题您就别问了，上帝他就是个开端，没有上帝以前这么一说。神要是能够被解释，他还是神吗？咱中国人就不这么看世界，虽然我们也有盘古开天地的传说，那盘古抡斧子之前，天地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连在一起而已，是一种混沌状态。他那一斧子下去，开出一盘新天地。中国人觉得宇宙是无始无终的，顶多追溯到有生于无，那也是个自然过程。没有神创造世界这么一说。因此，中国人对神的理解和西方人相比有很大不同。

中国人在对待神的问题上比西方人要民主多了。基督教的上帝是唯我独尊的，专制的，说一不二的。他的嫉妒心很强，他告诉自己的信徒，你只能信他，不能再信其他的神。中国人呢？尽管对神也有敬畏之心，但在对神的态度上就显得开放多了，民主多了，人性化多了。且不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专制独裁的神被定于一尊，在很多情况下，神还经常被有意无意地矮化和丑化。

人称诗圣的杜甫评论李白时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您瞧，把神和鬼相提并论，吟诵了这么多年，咱们也没觉得有什么毛病；但在西方，鬼和神则是泾渭分明互相对立的。

由于孔夫子奉行“敬鬼神而远之”的为人之道，神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就没得到崇高的地位和应有的尊重。神要是和人在一起的时候，甭管何方神圣，地位还高点儿，不幸的是，神时常被人们同鬼相提并论。屈原在《国殇》中有这么一句：“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这还算好的，屈原对鬼也表现出由衷的敬意。那老百姓呢，愣是神鬼不分，什么“神出鬼没”、“神魂颠倒”、“鬼使神差”、“鬼斧神工”、“装神弄鬼”，好像不把神和鬼弄到一起他们就不甘心。更让人气愤的是，谁的行为怪异，思维不太正常，还管人家叫“神经病”。您说神是招您惹您了？

中国人不拿神当回事是有传统的。灶王爷多少也是个神吧？腊月二十三，人家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全国人民一起往人家嘴里打糖衣炮弹，还用黏度最高的那种关东糖，蓄意让人家没法张嘴说话。无论您主观上是否有意要妨碍灶王爷的公务，就说您使的这阴招儿，最起码是对神的大不敬。这不是拿灶王爷不当神仙嘛。

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势力偏弱，民间宗教中多神的概念与西方社会的一神论有着很大差别。由于中国文化中这种对唯一神的敬畏意识的缺乏，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神的概念的理解总是不到家。国人总爱拿中国的现成的词语和概念去理解基督教，这就容易产生一些偏差。比如说，从中文字面上理解“圣诞节”，很容易把耶稣当成圣人这就不对了基督徒认为耶稣不是人而是神，您用中文的圣字来称呼他，实际上是与基督教的教义背道而驰。这种叫法正中穆哈默德的下怀。按穆哈默德的说法，他和耶稣都是一个级别，都是圣人，是神的信使，都属于人的范畴。这种不准确的称呼实际上大大地伤害了信奉基督教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宗教感情。

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在对待耶稣的问题上就犯了个错误，他非用中国人那套多神论和家族观念跟耶稣套近乎儿，借着跟耶稣称兄道弟，把自己说成是神，给自己的造反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在中国，您把自己说成是哪路神仙问题都不大，但是，在基督教世界，这可是不得了的忌讳。

基督教是把耶稣当作神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属于神的范畴。虽说您洪秀才创立了拜上帝会，金田起义，挥师北上，势如破竹。一路上孔庙没少砸，定都天京后，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天京离上海又那么近，人家常驻上海的西方列强对他还是抱着很高期望的，还派人跟他谈，联络教友感情，并想借助他的太平天国把风雨飘摇的大清国灭了，也好在神州大地传播福音。多好的机会！可这洪秀才就是犯晕，就那么不开窍。干嘛非要和耶稣称兄道弟啊？这不自毁前程嘛。得，人家洋枪队这回不打八旗兵了，掉转枪口专打他这个假冒伪劣的“天兄”。

洪秀才的问题就出在没好好念书上。他要好好念书，把四书五经吃透了，去不了哈佛、耶鲁，拿不了博士、硕士，混个功名，弄个举人进士也不应该太费劲。结果，连考几次考不上，心理承受能力就没了，虽然没跳楼，也还是大病了一场。养病期间，老洪看了几本传教士发的学习材料，就异想天开了。到底是秀才出身，老洪读着基督教的宣传材料，很快就把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了起来。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耶稣是神不是人，这是个大是大非的宗教原则问题，不能含糊。照理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奉的都是一个神，干嘛非打得你死我活不可？根本分歧就在这儿。但是，人家穆哈默德比洪秀全显得谦虚，不妄自称神，还顺势把耶稣请下了神坛，说咱哥儿俩都是人，都是神的信使，也就是能最先听到神的意旨的人；咱觉悟又高，还有点儿先见之明，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圣人了。神太伟大了，怎么可能生个儿子呢？您瞧，人家把神捧得多高！这种对一神论的解释就跟禅宗六祖慧能对“无”的阐释一样，是非常到家的。

洪秀全呢？就不如穆哈默德聪明，加上科举考试考得神经不太正常，非把自己拔高说自己也是天父之子，和耶稣是亲哥儿俩，都是神。要不说科举考试害人呢！虽说中国人对神不是那么特别恭敬，但人家老外就不一样啦，对神必须要有百分之二百的尊敬。结果，洪秀全不但亲戚没攀上，而且还自毁了天朝大业。仔细说来，这都是中国文化惹的祸。因此，对于神和圣的原则区分是绝不能掉以轻心的，尽管中文经常把神圣俩字联在一起混着用。按照基督教对耶稣的解释，把“圣诞节”翻译成“神诞节”似乎更准确一些。现在还把这个节日称作“圣诞节”，不仅是对耶稣地位的贬低，而且有帮穆斯林说话的嫌疑。您要是把孔夫子的生日叫作“圣诞节”，倒还实至名归，毕竟，儒生们都尊崇孔夫子为圣人嘛。

从圣诞误译看中西文化之别

最早将Christmas翻译成“圣诞节”的人已不可考。但译者显然是将耶稣当成中国式的圣人来对待的。由于中国文明发展较早，而且一度又是那么辉煌，中国人在习惯上对待外来宗教总是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加以解释。

自从汉武帝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一直占统治地位，形成了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合一的特殊现象。由于这座意识形态上的万里长城，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并落地生根，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东汉时期，佛教刚刚自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还得伪装成道教的一支，改头换面来迎合中国人的口味。您要原汁原味地宣传佛经，中国人非跟您急不可。为了能在中国站住脚，早期来华的知名僧侣，如安世高、支娄迦谶、佛图澄、昙无谶等人，都玩起了方术谶纬。据《后汉书》记载：“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趋时宣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也。”在这种背景下，佛教徒忍辱负重，把佛教大法乔装打扮成谶纬神学，终于使佛教在神州大地开花结果。

尽管后来也发生过多次灭佛运动，佛教在中国还是站住了脚。当然，佛教经过早期的谶纬化，也中国化得差不多了，从而使儒释道三家能够和平相处，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大致如此。早在唐代，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景教）就传入中国。当时基督教在欧洲的势力如日中天，大唐王朝也处于鼎盛时期，您说谁服谁呀？因而，早期基督教到中国白来一趟，没能在中国扎下根来，把上帝的福音带给中国人民。

到了明朝，一个叫利玛窦（Matteo Ricci，1222年10月6日—1610年2月11日）的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中国。人家打着进贡的旗号给万历皇帝送了点儿小礼物，其中有自鸣钟，那可是让万历皇帝着迷的物件。皇上一高兴，封了他个“钟匠”官衔，按月领工资，成了大明王朝的国家干部。这利玛窦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凭着会说中国话的优势，一方面把皇帝老儿伺候得舒舒服服，一方面跟叶向高、李贽、徐光启等有影响的人物套近乎，成了白求恩似的国际主义战士。

利玛窦传教也是很有水平的。首先，人家穿儒服，说汉语，把万历朝君臣哄得团团转。再者，人家还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本事，用儒学概念阐述上帝福音。稍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中国传教四十多年，不但深得明清两朝皇帝的信任，还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受封为通政使，晋一品，封赠三代。

这两位传教士在中国取得成功，主要还是他们摸准了中国人的脾气。号准了中国文化的脉，真正融入了中国主流社会。

鸦片战争以后，跟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后面趾高气扬地来中国的传教士们就比利玛窦他们差多了。他们在中国建教堂、办学校、印报纸、开医院，也干了不少好事。但是，他们的心态和利玛窦等人就不一样。他们自认为肩负上帝的使命，来中国传播福音，传播文明，拯救中国人民于罪恶的深渊。这样，他们就自认为自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先进文明发展方向的代表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代表，来中国帮助上帝教化异教徒。因此，他们这种天然优越感无疑会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他们的工作方式就和利玛窦们不一样。这实际上也是两种文明之间碰撞冲突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在这种文明冲突中，西方文明占了上风。

与利玛窦自上而下传教相反，这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则是自下而上的。那中国下层百姓对外来宗教的看法呢？可以说更中国化。

中国门户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后，基督教才真正在中国得到大面积传播。在教廷的英明领导下，在各国公使馆领事馆的大力支持下，由于广大传教士们的不懈努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国皈依基督的人逐渐增多，尽管教案纠纷也不少。有些地区闹饥荒，教会积极赈灾，买来大米发放给饥民，救了不少人的饥荒。因而，也就有很多人火线入教，成为基督徒，而基督教也因此被称为“大米教”。这个叫法很实在，也反映了中国老百姓非常务实的处世态度。信教干嘛？那不是明摆着嘛，有了基督教就有大米吃。中国人实际上是以一种世俗态度来对待宗教的。

现在的国际形势当然是不一样了，中国的文化强势已不复存在。美国总统在给老百姓讲话的时候不是老说上帝保佑美国吗？这话可能没错，没有上帝保佑，美国怎么能成为世界老大呢？当今世界在搞全球化，不同文化的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神眷顾下的美国这么强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佛教刚到中国时的境况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除了三自爱国教会，各种秘密教会也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欣赏追求现代西洋文化的青年朋友们更把过圣诞节当时髦。因此，对基督教还是多了解一些为好，不要按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想当然。

近年来，不仅国内同胞皈依基督教的人与日俱增，旅美大陆同胞加入教会的人也越来越多。我觉得，既然加入了洋教，就应当入教随俗，分清楚神和圣的区别，尽快把“圣诞节”这一不正确的译法纠正过来，免得误人子弟，再出个洪秀全可不是闹着玩的。

看来，国人对这类重要的细节至今仍然熟视无睹，无论叫“神诞节”还是“圣诞节”，对中国人来说，问题似乎都不太重要。对一般人来说，这也不是太大问题，只要您觉得自己有宗教方面的需求，让宗教给您带来个人内心的宁静，道德的升华，天堂的憧憬……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对于很多国人来讲，加入基督教就像参加什么组织一样，夹杂了很多世俗欲望，这就与基督的本意背道而驰了。对一些旅美同胞来说，有人为了到教会多认识些人，搞搞社交；有些人怕孩子学坏，让他们到教会受受熏陶；有些人就为了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到查经班练口语；有的人则是到教会寻找客户，为自己多拉点儿生意；有些人为了尽快融入主流社会，能够比较自然地张口闭口“俺们教会”；有些人为了挽救濒于解体的婚姻，拉着貌合神离的配偶到教会做最后努力。当然，也有不多的有相当精神追求的好同志，在国内还是党员干部，来到这个原则上禁止共产党员入境的国家，感到孤独、惶惑，到了教会，反倒有了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就我身边许多常去教会的华人朋友来讲，很少有人刻意了解基督教的本质及其神学特征，绝大多数人都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待基督教。因此，“圣诞节”这几个字在中文世界照常使用，很少有人咬文嚼字。用我的一个朋友的话说，你真吃饱了撑的，先信了神再说，管那么多干嘛？

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持这种态度，圣诞节只不过是个节日而已，干嘛较真儿？这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所在。中国人缺少宗教传统，在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文化长期熏陶过程中，对西方以神学和科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不可能有很深刻的了解。因而，对西方的了解，尤其是对基督教的了解，往往弄个差不离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您抱着这么一种迷离马虎的生活态度的话，在美国社会讨生活就要格外小心才是。如果您还想赶时髦，立志融入主流社会，对人家的传统文化就得多下点儿工夫，千万别学到一点儿皮毛就沾沾自喜。不然的话，就像把“美中不足”说成American Chinese not Enough一样，形式上是不折不扣的英文，意思上整个一猴吃麻花——满拧。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是个大题目，当然，也不是这篇闲聊的主题，但是，从国人对圣诞节一词的翻译上，还是多少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区别。

您瞧，在西方，在一个强调科学的文化传统里，很多人就偏爱较真儿。我想，这也可能是神眷顾他们的原因之一。譬如说，耶稣是否真有其人，西方历史学家至今还在争论不休。按照基督教的解释，耶稣是神，但他在一个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以人的形式显现于世。他在这个世界也经历同人一样的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过程结束之后又以复活的形式昭示了人神的根本区别。神安排并实施了这一过程，必有他的用意，人无法枉自揣度。那么，耶稣作为人显现在世这一阶段的历史，是不是就可以忽略不计呢？当然不是，人家一码事是一码事，在原则问题上透着认真。

“圣诞节”的来历

康德先生说得好，“科学有科学的领域，信仰有信仰的地盘”。甭管历史学家如何争论，作为基督教广大干部群众来说，耶稣基督的生日非同一般，是个应当大大庆祝的节日。

既然要给耶稣过生日，首先就要明确耶稣基督是哪一天生的。这件事有点儿像确定党的生日一样。想当初，一部分热血青年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谁都没认真地想过将来事成之后每年还要隆重庆祝党的生日。

后来，临到要举办庆祝活动的时候，主办单位的人傻了，到底是哪天啊？谁也弄不准，赶紧问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老同志，可是，谁都记不清是哪天了。有个老同志依稀还记得开会时天儿热，带了把扇子扇，看来夏天是没跑了。得，那就定在7月1号吧。就这么着，隆重庄严的党的生日就诞生了。后来，党史学家研究出党的“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可是太晚了。在7月1日给党过生日都这么多年了，再改成7月23日过，不那么合适。生日怎么能改来改去呢？那也太不严肃了嘛！于是，将错就错，接茬儿在7月1日给党过生日，不了解党史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档子事。

既然耶稣基督有无其人历史学家现在还争论不休那么他的生日，就更是一笔糊涂账。

古代南亚中东地区的人比较注重形而上的思考而忽略形而下的繁琐，对记录历史保存文件没有中国人那样仔细，因而未能形成中国古代那种史学传统。您要了解中国古代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相对比较容易。比如春秋时期哪天发生了日食，孔子的母亲怎样怀上了儿子，秦始皇尊容几何身体是否健康，史书上基本都有记载；再加上有董狐那样具有职业操守的历史学家，国人要想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可以找到不少相应的文字资料可供参考，当然，近现代史除外。

耶稣在世的三十多年里，未能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也是个原因。耶稣并非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宗教思想和人格魅力主要局限于一小部分追随他的信徒及亲朋好友之中。当然，耶稣虽未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福音》作者们怎么也应该把耶稣的伟大事迹连同他的历史一并记录下来吧？也没有。这也不能苛责《福音》作者们，他们在那种忽略记录历史的文化传统中，在罗马帝国的政治迫害下，还要面对犹太教的诋毁打压，能够把耶稣传教的故事和基本精神写成福音书，就很不简单了。

关于耶稣的出生，据《圣经》路加福音所载，大致是这样的：耶稣为神灵受孕，由童女玛丽亚所生。神遣使者加伯列在梦中晓谕约瑟夫，叫他不要因为玛丽亚未婚怀孕而不要她，反而要与她成亲，把那孩子起名为“耶稣”，意思是要他把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当玛丽亚快要生小孩儿的时候，正赶上罗马帝国政府要整个人口统计数字，命令人们回原籍登记，老家在伯利恒的约瑟夫和玛丽亚没辙，只好遵命回去点卯。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能住人的客栈全都客满。玛丽亚挺着个大肚子，怎么也得找个地方歇歇吧。最后，找到个马棚先歇歇脚。就在这时，孩子要出生了！没办法，妇产医院是进不去了。甭说没有，就是有也来不及了。

于是，玛丽亚在马槽上生下耶稣。按说，《福音》作者无论如何应该把这一天的具体日期记下来，那会给后人省却好多麻烦。看来，耶稣本人对给自己过生日的事是无所谓的，要不然，每逢生日，请几个朋友吃顿面条什么的，追随他的教徒总会记得这个日子。早期教会对耶稣的生日好像也没当回事儿，因此，教会的传承也没把这事搞明白。据记载，在基督教的早期，人们并没有庆祝耶稣生日的活动，而给耶稣过生日则是后来的事了。这样看来，现在全世界这样大张旗鼓地过圣诞节，尤其是把圣诞节搞成商品促销活动，也多少有违耶稣本人初衷的。

基督教在发展的早期，不给耶稣过生日也是很自然的。

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备受打压，有点儿像当今某些邪教的处境。但耶稣坚持其拯救人类于罪恶渊薮的信念，坚定不移地从事传教活动。由于耶稣在耶路撒冷传教，当地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和社会上层一看，不对劲啊，这不是跟我们对着干吗？于是，这些人玩了个阴招儿，把耶稣逮着后，交给了镇压邪教的罗马帝国政府。结果，耶稣被处以死刑。

一个新的宗教还没得到广泛传播，教主就被政府抓起来判了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这对耶稣的追随者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眼看一个新兴的宗教组织被强大的罗马帝国政府扼杀在摇篮之中，信教群众作鸟兽散，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人们能不痛心吗？就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革命低潮时期，忽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的情景被传得有鼻子有眼，栩栩如生。

这一消息给那些丧失革命信心的信徒立马儿打了一剂强心针，使他们很快恢复了勇气。接着，聪明的保罗以其非凡的才智，继续传教，使基督教得以顺利渡过难关，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夹缝中找到生存空间，并由小到大，继续发展，最终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并且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宗教。

后人纪念耶稣诞生，大致始于公元4世纪。公元313年，康斯坦丁大帝发布政令，改变罗马帝国歧视基督教的政策，他在临死前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公元380年，狄奥多西皇帝正式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

这时候，纪念耶稣生日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根据《圣经》提供的一些证据，耶稣可能生于秋天，很靠近犹太人的节日The Feast of Tabernacles，也有可能生于春天的逾越节前后，但谁都说不准。

据历史学家考证，12月22日成为圣诞节可能始于公元336年的罗马教会。

12月22日原来是波斯太阳神（即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的诞辰。这一天又是罗马历书的冬至节，崇拜太阳神的异教徒都把这一天当作春节。基督教在寻求被罗马社会所接受的过程中，力图迎合罗马社会习俗。选择12月22日作为圣诞节，还有宗教宣传方面的原因。基督教习惯上善于用移花接木的方式把异教徒的节日据为己有，这是当时的教会力图把异教徒的风俗习惯基督教化的重大举措。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以后，一些基督徒反倒忧心忡忡，认为基督教以牺牲自身灵魂的代价获得了世界，从而背离了耶稣的理想。这些人纷纷归隐山林，这就是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出现的苦行僧。后来，苦行僧的个人行为被修道院所取代。

其实，苦行僧们并非杞人忧天。基督教得势之后，大权在握，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便成为教会的一统天下。教会的绝对权力导致了绝对腐败，到16世纪初，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教会势力才逐渐式微。这一千多年的光景，史称“黑暗时期”。当今欧美国家都实行教会与政权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的政策，显然是吸取了中世纪教会大权独揽的教训。今天，虽然基督教仍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教会已经无法对政治实行直接控制了。

“圣诞节”（Christmas）这个名称是“基督弥撒”（Cristes Maesse）的缩写，即（mass of Christ），弥撒则是教会的一种礼拜仪式。这一天，世界大多数的基督教会都举行特别的礼拜仪式。

尽管圣诞节是基督教的节日，但是，有很多圣诞节的欢庆活动和宗教并无关联，如亲人团聚，节日购物，交换礼物，寄圣诞卡等等。实际上庆祝圣诞节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民俗。老百姓过节的时候，在家竖起一棵圣诞树，象征生命之树常青，树上再挂满饰物，更烘托出节日的喜庆。总之，是变着法儿找乐子。

圣诞节的主角无疑是圣诞老人世纪年代德裔美国著名画家汤姆斯·纳斯特（Thomas Nast）创作出一幅幅胖胖的、慈祥的圣诞老人，从而使这位身穿红袍头戴红帽的白胡子圣诞老人的形象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人民的心目之中。随着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的扩张，圣诞老人的形象也传遍了世界各地。

虽然，圣诞节已经成为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俗节日，但我还是希望人们过圣诞节的时候能重温耶稣的理想，给这个世界多一点儿关爱，少一些贪婪，为创造一个和谐世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而不是借着全球化的机会，依仗美国文化的强势，来个教会复辟，重现其中世纪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