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试析

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试析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界一般都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以下简称为《制度》）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这一结论被写进了大学、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成为论述太平天国革命性质、发展水平、历史作用的重要论据。要弄清《制度》是否定位“革命纲领”，首先要确定革命纲领的定义。我们知道，能够自觉、有意识地制定本阶级或政党活动的纲领是近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出现之后的事。马克思认为纲领是一面旗帜。列宁说：纲领要“……确定关于我们运动的性质、目标和任务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应该成为团结一致（尽管党员之间在枝节问题上有分歧）进行斗争的党的旗帜”。他强调，“纲领不应该谈手段问题……也不一定要谈策略问题”。[1]就是说，纲领的基本内容在于确定运动的总体目标，它不是指某些具体的手段、政策和策略，这些只不过是纲领的具体体现，它们都是受纲领规定和制约的。

中世纪的农民不同于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农民属于小生产的范畴，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体现者，没有理论化的世界观。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自觉、有意识地制定指导自己整个革命进程的总体纲领。他们至多提出一些反映农民愿望和要求的奋斗目标、口号、政策和制度。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其中某个口号或政策是其革命纲领，只有把农民提出的口号、政策和制度等文献材料，与农民革命的整个实践结合起来，认真加以考察，才能揭示真正指导其革命进程的总体纲领。

因此，《制度》被称作太平天国革命的总体纲领并不是洪秀全等规定的。恰恰相反，作为农民运动领袖的洪秀全等没有也不可能有意识地为革命制定一个贯串和指导其全部进程的总体纲领。把《制度》说成纲领是现代历史学家们的论断。这些历史学家看到《制度》规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反封建内容，还有一些范围广泛的政策规定，而且又实施了其部分内容。于是，他们就把《制度》从太平天国大量文献中抽取出来，作为指导整个太平天国革命的“纲领”。(www.guayunfan.com)根本的问题在于给《制度》戴上“纲领”的桂冠，究竟是否名副其实呢？

太平天国运动实践的回答是否定的。与现代某些历史学家人为的拔高相反，《制度》并不是洪秀全等的宠儿。尽管太平天国官书“汗牛充栋”，但《制度》的发行量却很少，以致曾国藩的情报头子张德坚也两手空空，他说：“惟各处俘获贼书皆成捆束，独无此书，而贼逃出者亦未见过，其贼中尚未梓行耶？”[2]看来，《制度》在洪秀全等的眼里根本比不上那一套王权神授、太平礼制的说教，连各种启蒙读物都一概不提，哪里算得上他们行动的总体纲领呢？！当然，我们现代学者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制度》显然是太平天国最具革命性的文献，浸透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但是，最革命的文献不一定就是纲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把现代人的观点强加给洪秀全等，硬要他们也接受《制度》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纲领的论断。

更重要的是，现代史学家们最欣赏的按人口均田的土地政策恰恰没有实施，与此相反，洪秀全实施的则是承认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就是说，太平天国的革命实践否定了《制度》中最革命的内容——按人口均田，仅仅在不同程度上实践了《制度》的次要内容，如乡官、圣库、宗教、司法等具体政策，而这些具体政策显然不是革命的总纲，不属于纲领的范畴，而是受纲领规定和制约的。可见，把《制度》作为纲领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因为它并没有指导天国的革命实践，反而为实践所否定。

再说，太平天国的主要革命目标之一——推翻清朝，《制度》却只字不提。这一目标贯串于整个革命进程，是十几年农民战争的根本目的之一，但恰恰被《制度》所忽视。难道一个运动的纲领能排除和不提该运动的主要目标吗？

有人认为，没有实施的文献、口号也可以作为革命纲领。我们认为，这只适用于能够自觉制定本阶级斗争纲领的阶级和政党。正因为它们事前就制定了纲领，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纲领，并且更要用实践去检验分析它。但是，中世纪的农民不能自觉制定本阶级的革命纲领，当我们去分析和探讨农民革命实践贯穿着什么纲领时，就不容许把脱离实践甚至被实践否定了的文件拿来冒充，只能把受实践检验并见诸文献的文件拿来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只是把历次农民战争中最革命的口号、文献，不顾实践的检验，就随意贴上“纲领”的标签，这只能是历史唯心论的结论。

《制度》既然不是太平天国革命纲领，那么，指导这场革命的纲领究竟是什么？

翻阅并分析研究了太平天国各种文献，考察了它整个革命进程，分析了它的各项政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太平天国有一个普遍记载于天朝官私文献、并贯于全部革命进程与各项政策的总纲，这就是“废弃偶像，崇拜上帝；诛灭妖朝，创建新朝”的政教合一的革命纲领。

首先，这个纲领充满了太平天国各级各类文书。

一般说来，目前看到的太平天国官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1）宣传宗教迷信及太平天国历史的文书。一般由五个组成部分：皇上帝创世；耶稣赎病；丁酉年天王升天，奉天命下凡诛妖当天王；太平天国历史；该文献自身特定的内容。它们把神话故事、加工过的梦境、太平天国历史和“废弃偶像，崇拜上帝；诛灭妖朝，创建新朝”的革命纲领糅合在一起，作为宣传和推行这一纲领的宗教理论和历史事实的根据。

（2）有关文告、制度、政策规定及科举论文。这类文字往往省略皇上帝和耶稣的神话故事，突出了天王丁酉年奉天诛妖、创建新朝的纲领性内容，以此作为论据，再转而论述各个文献的具体内容。

（3）具体的规章制度，只写具体规定，不写进这一纲领。

此外，一些非官方文书，如领袖人物的自述、供词、诗词、书信等，往往也涉及这一纲领。

总之，就太平天国现存的文献材料分析，“废弃偶像，崇拜上帝；诛灭妖朝，创建新朝”的革命纲领被写进了大部分文献，而不像《制度》那样罕见于太平天国文献。可见，太平天国主要领袖乃至各级官员、将佐对这一纲领的认识、宣传和贯彻基本上是趋于一致的，也是比较明确的。至于一般太平军的圣兵，往往与李秀成参加革命一样，由于家境贫寒，加之“团练所逼”，“迷迷而来”，[3]但他们在斗争中渐渐认识和接受了这一纲领，并在战斗中贯彻和实践它。因此，这个纲领乃是太平天国官兵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并能指导太平天国官兵实践的总纲，而不是一纸官兵们“并未见过”的具文。

太平天国运动的整个历史进程雄辩地证实了这个论断。

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就满怀义愤地赋诗宣示：“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易象飞龙定在天。”[4]和盘托出了“诛灭妖朝，创建新朝”这一纲领的政治内容。但是，在实际斗争中，他却沿用了中国秘密会党的活动方式，决定从宗教斗争入手。他把农民平均平等的反封建要求和儒学的民本、大同思想糅合在一起，借助于原始基督教的上帝、天条及组织宣传手段，创立了一套拜上帝教义和崇拜仪式，巧妙地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把“诛灭妖朝，创建新朝”的鲜明政治内容，用“废弃偶像，崇拜上帝”的合法宗教活动掩盖起来，公开宣传拜上帝教教义，开展毁偶像、拜上帝的宗教斗争，借以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当时的众多信徒只知道“废弃偶像，崇拜上帝”的宗教内容，“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5]这个时期，洪秀全写的三篇“原道”，并无明显的反清文字，只是儒家和基督教的话语，以致浔州知府也找不到大逆不道的词句。值得注意的是，领导核心内部则公开了“诛灭妖朝，创建新朝”的政治内容。正如李秀成所说，“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图远为者，皆东王杨秀清……六人深知”。[6]十分清楚，“废弃偶像，崇拜上帝”的宗教斗争是手段，“诛灭妖朝，创建新朝”是政治目的，拜上帝组织是组织形式。这正是金田起义前，太平天国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时期，其纲领形成和贯彻的特点。因而，这一时期的群众阶级斗争多表现为强烈的宗教斗争，纲领的政治内容并未变为群众的革命实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准备时期，它完全适应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及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也是动员、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的需要。这正是洪秀全等的政治创举，他们既正确汲取了秘密会党用宗教形式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的结社传统，又用儒家和基督教的语言文字使革命组织从秘密非法状态中解脱出来，成为公开合法的宗教活动，麻痹了敌人，掩护了武装起义准备。

金田起义，创建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亮出了整个纲领。它集中体现在杨秀清、萧朝贵联衔发布的三篇檄文里。这些文字从不同侧面、向不同的对象号召：“速即丢魔鬼，归亲爷。”“反戈替天诛妖”，[7]以“扫除妖孽，廓清中夏……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8]三篇檄文直接公布和宣传了整个革命纲领，动员汉族官绅、人民，起来投身反清革命，从而孤立和瓦解了清朝营垒。在这一纲领指导和鼓舞下，太平军势如破竹，各地人民纷纷奋起响应，每克一地，皆毁弃寺院偶像，号召和组织群众拜上帝。同时，诛杀妖官，没收妖产，歼灭妖军，使清王朝的“威势”扫地以尽。可见，纲领变成了太平天国军民的革命实践，同时，它也确实受到这一实践的血与火的检验。

定都天京后，中国出现了两个政权武装对峙的战争局面。妖朝尚未诛灭，新朝亟待建设，反清革命仍在继续。实践表明，洪秀全等把反清战争作为推行和实践纲领的最重要的手段，北伐、西征、击破江北、江南大营等前期军事活动，都是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纲领的实践成果，力图实现“剿灭妖朝”，[9]“犁其廷而锄其穴”[10]的反清革命目标。

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虽然处于守势，但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保卫纲领的成果，也没有放弃诛灭妖朝的革命目标。洪仁玕声明：“本军师十载风尘……愿效愚忠于天国。”“归上帝，扶天王，以复十八省之故土。”[11]他发布了《诛妖檄文》，重申了1822年杨、萧的三篇檄文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号召清营汉族官兵“认天识主，弃暗投明，助灭残妖，共佐天朝事业”。希望他们“或起义师以北伐，或擒妖首进天都”。[12]

为了建设“新天新地新世界”，洪仁玕还写了具有现代化意涵的施政方略《资政新篇》，修订和建立了考试、吏治、士阶、文风等制度。李秀成宣示，再破江北、江南大营是为了“永奠（天国）磐石之安”。[13]东征苏浙、上海是“开拓疆土而寰宇肃清”。[14]陈玉成东西驰骋，以图“指日复光中原，同游盛世，共乐天朝”。[15]最后，他为保卫太平天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李秀成部驻青浦守将张有才等1862年每周礼拜奏章就写明：祈望皇上帝“祝福众小子……杀尽妖魔，早归一统安圣心，共乐太平之春，永享荣花（华）之福”！[16]连分裂出走的石达开也矢忠于这一纲领。他严正申明：“恭奉天命，亲统雄师，辅助圣主，恢复大夏。”[17]还题诗抒发自己“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的革命豪情，[18]一直高举太平天国的旗帜，为实践纲领而壮烈牺牲。

太平天国覆灭后，太平军余部转战各地，坚持不懈，作最后的斗争。遵王赖文光率所部与捻军联合作战，“踏雪披霜，以期复国于指日”，为恢复天国纵横驰骋了北部中国，最后，“国败家亡”，“惟一死以报邦家”，[19]尽忠于天国纲领。

无数英勇悲壮的历史事实表明，“废弃偶像，崇拜上帝；诛灭妖朝，创建新朝”的纲领绝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活动，更不是离开革命实践的一纸文献，而是广大太平天国军民用鲜血和生命长期奋斗、艰苦实践的反清大业。这一纲领像一根红线扎实地贯穿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全部进程，指导着千万官兵的实践，是他们舍生忘死、流血牺牲的巨大鼓舞力量。应该说，这才是经过千百万群众实践检验和十几年反清战争的烽火考验的真正的革命纲领。

除了集中力量开展反清战争、以图诛灭妖朝，洪秀全等还花了颇多的精力放在创建新朝上。他们颁布了以《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和措施，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这些具体的政策规定都是“废弃偶像，崇拜上帝；诛灭妖朝，创建新朝”这一纲领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它们能否得到贯彻和执行，以及它们贯彻到何种程度则须受到纲领的影响和制约。

比如，《制度》明明规定按人口均田，但偏偏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清朝旧章。从试图摧毁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到公开承认甚至保护它，这不能不是太平天国急剧的政策转变和严重的政治倒退。但如何去科学地分析阐明这种转变和倒退呢？多年来评论甚多，说法歧异。论者多认为，客观上，《制度》本身的空想决定了均田不会实行的命运。主观上，归咎于洪秀全等戎马倥偬、顾不及实施。甚至还有人认为，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搞阶级投降主义，向地主阶级让步，不执行洪秀全的均田政策。这些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诚然，《制度》是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最终它不可能实现，但在一段时间某些地区实施均田还是能办到的。连年战争，军情紧急，但这并不与实行均田相互排斥。至于洪秀全与杨、石、李的路线斗争则纯属子虚乌有，因为洪秀全亲自批准了“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还曾经批准李秀成的奏请，下诏减轻苏福省田主的粮税。

实际上，政策转变的症结在于纲领的内容和性质。这种我们现代人看来的严重政治倒退，在洪秀全等看来却并未背离自己的纲领（奋斗目标），这种转变也不意味着革命纲领的改变。相反，他们认为这一具体政策的转变更加适合和有助于革命纲领的推行，它可以减少地主阶级反抗造成的推行纲领的阻力。在洪秀全等眼里，太平天国臣民不分田主佃户，只要崇拜上帝，臣服天国，交粮纳税，当差服役，一概皆是良民，所谓“殷实之家，务要投诚纳贡，以助军饷；贫寒之家，出力报效，共同剿灭妖胡，同扶真主”。[20]一句话，谁只要承认和实行纲领，承担义务，天国就要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实行《制度》，搞均田，地主要拼死反对；“照旧交粮纳税”，而且税额比清朝还低，地主是可以接受的。两者权衡，洪秀全等选择了后者，放弃了均田，既解决了财粮收入，又减少了反抗力量，有助于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安定。有人走得更远，甚至镇压抗租斗争，为地主作伥。这正说明，《制度》规定的土地政策是受纲领制约的。

乡官的阶级成分和性质也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甲举出几条史料证明乡官多是贫苦农民；乙则举出另外几条史料否定甲的论断，证明乡官多是地主豪绅。但是，双方都只强调自己的论据，往往回避对方的论据，遂形成相互对立的论断。其实，双方的论据都是确凿的，但结论有片面性。因为双方都采取了部分性的前提归纳出普遍性的结论的错误论证逻辑。

解决争论的关键仍然是纲领的性质和内容。在洪秀全等看来，选拔乡官是不管阶级成分的，只要是天国良民，“遵守十款天条，尽忠报国”，并且是“干事才能称职者”，即能“充当其任”。[21]当然，那些伪装承认和接受纲领、交粮纳税，以图保护身家性命和田产资财的地主绅士，因为能识文断字，在地方有较大势力和影响，加上他们善于投机逢迎，往往迅速被选拔为各级乡官。正是这些蛀虫，一面干造册投诚、交粮纳税的“公事”，一面设局收租，继续维护封建剥削。最近出版的吴江大地主柳兆薰的日记就是明证。[22]但是，也有不少热情参加革命、在斗争中显出才干的贫苦农民被选拔为乡官。这就是所谓“乡官成分不纯”的症结。

一些学者还对天国的考试制度、招降纳叛政策提出责难，因为它不符合农民的阶级利益。他们尤其对李秀成在苏浙地区的大批纳叛行为提出严厉批判，给李扣上了“投降主义路线总代表”的黑帽子。呆在天王府里的洪秀全却理所当然地成了“革命路线的总代表”。

论据的不全面和虚假导致了结论的荒谬。其实，招降纳叛乃是太平天国公开反复宣布的既定政策。前期杨、萧檄文就公开招降。后期洪仁玕还指使别人编了一本小册子叫《英杰归真》，写的就是招降纳叛的故事，洪秀全批上“钦定”二字，刻印颁发，成为官书。陈玉成招降和轻信团练头子苗沛霖竟然送了性命。李秀成只不过走得更远而已。他宣示招降目的是，为了“伐暴安良……开拓疆土”，“其于投诚之百姓，则抚之安之；其于归降之兵勇，则爵之禄之”。[23]与其他领袖目的完全一致，只要清方降叛“认天识主，弃暗投明，助灭残妖，共佐天朝事业”，即可招纳任用。[24]

科举制度的目的是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太平天国运动，考试次数多，录取名额多，录取后即授以职同指挥以下的各级各类官职，[25]往往都是实缺。考试内容亦大都是围绕纲领，阐发论述，录取后做官则要贯彻实行纲领及各项政策，否则要受处分。

文化教育尽管宗教迷信浓烈，但作礼拜，讲道理，都要宣传纲领，教育人民废弃偶像，崇拜上帝；遵条命，勤耕作，交粮税，出力诛妖，效忠天国。

外交政策也体现了纲领精神。由于同拜上帝，外国人被称为“西洋番弟”，洪秀全动员他们“同顶爷哥灭臭虫”；[26]杨秀清也“深望汝等（指外国使者——笔者）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天神之深恩”，[27]呼吁他们参加反清战争。这正是洪秀全等用纲领衡量外国官民的结果。准予通商、传教也是照顾“番弟”，严禁鸦片则是天条规定。纲领的局限性使洪秀全们对侵略者心存幻想，放松了警惕。直到侵略者撕毁了与太平天国“各宜自爱，互不相扰”的“成约”，[28]武装袭击太平军，攻占天国城池疆土，阻碍天国纲领的实现，太平军才“逼不得已”，[29]武装保卫天国，严惩外国侵略军，开启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外国侵略的先河。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实际推行的各项政策，都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及外交等各个领域贯彻“废弃偶像，崇拜上帝；诛灭妖朝，创建新朝”这一纲领的直接产物，它们都是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正是这些政策的实施，保证了纲领在各个领域里的指导作用，使纲领由抽象的口号变成广泛的具体政策的实践，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实践的物质力量，构成了近代史上第一个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

马克思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30]我们认为，“废弃偶像，崇拜上帝；诛灭妖朝，创建新朝”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纲领，不仅在于它大量见之于太平天国文献、贯穿并指导了整个革命进程和体现于各项政策的实施，而且在于这一纲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系，乃是社会诸矛盾剧烈激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产物。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尽管有外国资本主义在东南沿海地区局部蚕食，开始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但是，整个说来，中国仍然是封建的经济结构，而且这一结构陷入无法摆脱的严重危机，专制暴虐但又腐朽虚弱的清王朝拼命用暴力维持这一结构。生产力的主体——农民在沉重的超经济强制与剥削下，生存状态极度恶化，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持续，贫苦农民的生计因此无力维系，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状态。

解决这一矛盾的合理选择是推翻腐朽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建立一个较多照顾农民阶级利益的新王朝，才能使生产力、社会和农民找到一条暂时的出路。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激起了一次次农民起义，这些政治现实深刻地教育了洪秀全等，他们看出清王朝是最大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是人间一切灾难的祸源。有清以来，白莲教、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不断起事，矛头皆集中指向清王朝。洪秀全等继承了先辈的反清事业，提出了“诛灭妖朝，创建新朝”的斗争目标，正是“反清复明”这一口号的继承和发展。

应该指出，“废弃偶像，崇拜上帝；诛灭妖朝，创建新朝”这一纲领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如前所述，这个纲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主要斗争目标，提出了反清革命的总纲，对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参加反清战争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纲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了农民最迫切的政治诉求，在不同程度上为天国军民所接受，从而转化成打击清王朝和地主阶级统治的强大物质力量，创建了新的王朝——太平天国。因此，纲领的革命性是非常明显和突出的。

另一方面，纲领具有严重的保守性和消极因素。

（1）带有改朝换代的封建倾向，混杂了大量的封建思想和宗教迷信，模糊和抹杀了农民和地主的根本阶级界限，以致成为某些地主分子能够接受和利用的工具。

（2）回避了土地问题，废弃了《制度》革命的均田方案，没有体现农民最主要的经济要求——夺取地主土地，政治和军事斗争不能给农民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相反，保护了封建生产关系，挫伤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严重阻碍了反清革命的发展和深入。

（3）纲领规定和影响了各项具体政策，使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革命的阶级内容，以致使一些地主阶级分子和清朝官吏、将佐钻进太平天国政权和军队，从内部破坏和瓦解革命。

（4）由于纲领改朝换代、用夏变夷的保守色彩，使天国各级官员、将佐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朴素的阶级立场，致使封建意识猛烈侵袭，造成了各级领导层不断深化的封建蜕变。从洪秀全开始，领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反映，甚至发展到争权夺利、残杀火拼、分裂出走、投降变节的地步，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覆灭。

应该说，这些保守性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农民阶级局限性的反映。农民本身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自觉地制定一个科学的革命纲领，他们只能从以往农民起义及儒家思想里去寻找理论武器，因而也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封建意识形态的烙印。

需要强调的是，广大农民群众曾在纲领的影响和鼓舞下，自发地夺取地主土地，开展蓬勃的抗租斗争，捕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少地方一度出现了农民专政的政治局面，这些猛烈的反封建行动曾得到太平天国各级政权不同程度的支持，《制度》的颁行就是对这些革命行动法律上的肯定。可见，《制度》实际是纲领在革命蓬勃发展的高潮阶段的具体政策体现，它大大充实和丰富了纲领的反封建内容。《制度》企图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同时变革封建制度，创建农民王朝。但是，实践结果表明，上层建筑的变革比较容易和顺利，《制度》里变革清王朝上层建筑的形式的规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实施，而经济基础的变革则搁了浅，均田政策成了空文。洪秀全等看到，新朝已经仿周制而创建，剩下的任务只是“诛灭残妖”了。而且，他们认为，在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权和不变革封建经济基础的前提下，纲领能够更加顺利得到贯彻。于是，洪秀全等通过反清革命，创建新朝，实现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解放，改变了原来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地位。他们逐渐忘记和消解了原来的理想，废弃均田政策而不实行，保存了腐朽的封建经济基础，当然会导致这一基础之上的新朝的封建蜕变。

总之，太平天国革命尽管用武器批判了封建的清王朝和地主阶级，冲击了封建社会的某些方面。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只能在“废弃偶像，崇拜上帝；诛灭妖朝，创建新朝”这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不彻底的革命纲领指导下去反对封建制度。这样，不但不可能摧毁旧制度的基础，反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身的封建蜕变。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注释】

[1]《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28年，第202—203页。

[2]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260页。

[3]《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787—840页。

[4]洪仁玕述，韩山文记：《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843页。

[5]《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87—840页。

[6]《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87—840页。

[7]杨秀清、萧朝贵：《救一切中国人民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166页。

[8]杨秀清、萧朝贵：《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164页。

[9]殿右六十四指挥赖：《劝四民从真问化晓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17页。

[10]吴容宽：《贬妖穴为罪隶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284页。

[11]洪仁玕：《干王洪宝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628页。

[12]洪仁玕：《诛妖檄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623—624页。

[13]李秀成：《致张洛行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22页。

[14]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26年，第201页。

[15]陈玉成：《教诲军民谆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9页。

[16]张有才等：《礼拜奏章》，《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76页。

[17]石达开：《谕王千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29页。

[18]石达开：《白龙洞题壁诗》，《太平天国诗文选》，中华书局，1961年，第196页。

[19]赖文光：《赖文光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863页。

[20]杨秀清、萧朝贵：《救一切中国人民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117页。

[21]《天朝田亩制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23页。

[22]柳兆熏：《柳兆熏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8—368页。

[23]李秀成：《谕上海松江军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43页。

[24]吴容宽：《贬妖穴为罪隶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623—624页。

[25]《钦定士阶条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243—223页。

[26]洪秀全：《诏西洋番弟》，《太平天国史料》（二），中华书局，1929年，第101页。

[27]杨秀清：《谕英使文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910页。

[28]杨秀清、萧朝贵：《救一切中国人民谕》，第743页。

[29]《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84—84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28年，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