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全州战役新证

太平军全州战役新证

1822年2月24日至6月7日的全州战役，是太平天国初兴时期的一场重要战役，对当时的战局发展进程与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史学界对此役著述不多，基本上都同意或重复前辈学者简又文的考证和论述。国外学者也没有新的论证。于是，简又文的研究成果成为阐述这一重要战役的流行看法。

诚然，简又文对全州战役的考察和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是，这只能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史实表明，全州战役中的若干重要环节和问题的真相，并非尽如简又文的考察结论，甚至出现大的差异。本文拟在考察全州战役整个进程的基础上，对简又文的一些重要论述加以辨析和澄清，并请教于史学界同仁。

全州战役共分两个阶段，分别由两个不同类型的战争组成：全州攻坚战与蓑衣渡会战。我们的考察也相应分两段展开。

一、全州攻坚战(www.guayunfan.com)1822年2月19日，洪秀全等撤围桂林。全军渡漓江而东，由扯线一路北折，翻山越岭，昼夜兼程，经灵田圩、海阳坪，于2月22日进克兴安县。之后，水陆沿湘江北上，2月24日水师抵达全州江面。

洪秀全等的战略决策是，乘湘江水涨，顺流而北，直取长沙，经略湖南。

全州地处湘桂边境，“位于湘、罗、灌三水之北岸。西粤咽喉，边境重镇。舟车鳞萃，水陆交通，洵桂北一大都会”。[1]湘江是两省水路交通大动脉，纵贯全州南北130里。“舟行便利，货运流通。上河抵兴、灵、桂林，下达两湖。两岸阡陌云连，村圩交错。中经凤凰嘴、洛口、屏山渡、黄沙河，均设有市场。”[2]全州东境为华黄山脉，由都庞岭延展而来，与湘江平行。其东界毗连湖南永州、道州、永明，山间有小路可通。80里山脉横亘在城北80里，与湖南东安、新宁接壤，地势崇隆。

州城地理位置险要，南瞰三江，北枕柳山。城西湘山、盘石山雄踞壁立；城东隆城山，系州治旧城，古垣陈堑犹存；南门外隔江与三峰并峙的三华山相对，其后为湘、灌二水环绕的虎影山。合江门外三江汇聚，耸立着完山（亦名钵盂山）。州城砖石结构，共2门。城周2里，是永安一倍。墙高2.2丈，宽1.2丈，接近桂林，远过永安。城垛900个，城楼4座，高舖、炮台18处。[3]数据表明，这是一座当时的中等城市，比永安坚固难攻。如果清军能守住城外山峦险要，拱卫州城，攻坚难度更大。

太平军迫近全州，署知州曹燮培宣布戒严，“募壮丁三百人，日训练以备战”。原来权全州事的瑞麟还未办完交接手续，亦留守备战。适湖南“都司武昌显以楚兵四百援桂林，道经全州”，被曹燮培截留，成了守城主力。加上城守营兵，州城守军不过千余人。欲要分布城内外，显然不敷。曹燮培等只好放弃城外阵地，集中兵力守城。但力量仍然单薄，遂征发居民凑数，还是难以顾及城垣各段的安全。

太平军兵临城下，曹燮培飞禀向清援军统帅余万清、刘长清告急求援。他坦陈“城中所存者止千余人，寡不敌众，其势必矣”。[4]清援军直至2月26日，方才“分驻城北太平堡、城西鲁班桥，皆十里外牵制，弗能进”。[5]坐视太平军连日猛攻州城。这支7 000余人的清军消极怠战，使太平军侧后威胁大减，有利于前路的攻坚战斗。

简又文曾赴全州采访，得到口碑，并据以立论。写道：岂知炮弹竟重伤南王冯云山。太平军“全军大哔，立即回头备战……上下全体军心愤恨，遂决回师攻城，以复仇雪耻，于是战事开始”。[6]郦纯同意简又文的说法，并以曹燮培血书所云，作为支持这一说法的补充论据。[7]

初，太平军既抵全州，原无意攻城，即如在兴安之和平过境而已，故大军兼程北行，经由州城外西北郊柳山之麓而过……行了多时，前队已远去矣，而城上守军，慄慄自危，严阵以待，但仍执戈旁观而已。不料正当太平军后队过山麓时，城上参将部下有一炮兵忽见黄轿一乘，在后头押队，簇拥而去，心知其为敌军首要，乃顺着一时冲动，不俟命令，迳取火燃炮，对正敌人队伍施放。

太平军真的“原无意攻城”，只想“和平过境”吗？口碑难以稽考，立论未免有失缜密。应根据当时史料加以考辨，才能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

先看血书。曹燮培写道：

幸而卑职堵城。贼无意侵城，沿江而下，则卑职与城人之大庆也。不幸变生不测。卑职计尽力竭，惟有一死，上以报君恩，下以赴民难。[8]

显然，前面一段话是假设性的条件复句，并非既成事实。这段话表达了曹燮培主观上的侥幸心理。它的意思是，如果太平军看到城防严备，“无意侵城”，“沿江而下”。那么，即为曹燮培的“大庆”。但事与愿违，太平军并未因清军有备而放弃攻城。相反，他们迅即攻城，揭开战幕。我们怎么能把曹燮培主观假设而且被事实否定的东西拿来立论呢？简又文可能感到血书提供的证据不足，又追加了无法稽考的口碑，以加强论述的说服力。

再看当时的材料。主持军务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奏称：

初六日（2月24日）……贼船已抵全州四、五十号。该州先有官兵架炮堵守，河面贼船不能前进。贼又于全州对河扎营，分起往各村庄掳掠。[9]

分明是清军在全州设防，封锁了江面，“贼船不能前进”。简又文却说，太平军“经由州城外西北郊柳山之麓而过”，但在清军封锁江面后，太平军水军、船只如何“和平过境”？奏折分明又说，太平军当天并不想过境，而是扎营驻屯，筹集粮物，准备攻城。这哪有一点“和平过境”的迹象呢？

《全县志》写道：“初六日（2月24日），洪军薄城下，燮培发炮击之，多毙，乃却。越日，攻益急，守亦愈严。”[10]分明是太平军陆路前卫军刚到，就立即进薄城垣，企图突击破城。真是“变生不测”，打碎了曹燮培的寄望太平军“和平过境”的迷梦。他急忙下令炮击，太平军退却。第二天，攻势更猛。这与奏报相吻合。可见，史实完全否定了简又文“和平过境”的说法。

太平军在进军大城市途次，凡经中、小城市，一般都要攻取，获得补给之后，弃守进军。很少看到不攻途经城市的例证。史实表明，这次攻城原是洪秀全等的既定计划。太平军水陆至全州城外即顿兵不进。而后，一面遣突击队攻城，一面在城外展开兵力，驻营筹粮，准备持续围攻。

冯云山究竟是否在2月24日于全州城下中炮，亦需认真考证。简又文还是依据口碑，绘声绘色地加以肯定。可是，时为圣兵的李秀成说得非常明白。他说：“攻破全州之后，南王在全州阵亡，计议即下道州。”[11]否定了简又文的说法。看来，南王牺牲于克城之后的战事，而且战场在全州境内。这只能是蓑衣渡会战。

洪仁玕与李秀成说法一致，“攻荃（全）州下之，南王冯云山中炮升天”。[12]也是说他在破城之后才中炮阵亡的，并非在攻城之前。太平军既然已取州城，城头不会再有清军炮击。可见，南王在蓑衣渡中炮殒命。该渡在城北10里，隶辖全州。故而李、洪皆称南王在全州捐躯。简又文以距离战事80年的口碑为主要史料依据，并曲解李、洪自述的含义，附会于口碑。结果自然适得其反，自相矛盾，不能认为是实事求是的考证。再说，南王在太平军后队，2月24日只是前卫军抵达城下，后队是22日陆续集结城外的。冯云山当然不会在24日中炮。简又文的叙述不是信史。

真实的历史场景是，洪秀全等原以为全州犹如兴安或永安，可以一举轻取。岂知曹燮培等负隅顽抗，城坚守严，导致了太平军长达11天颇为艰苦的攻坚战。

2月22日，太平军“分踞城外东、南两门船上，及西门外盘石脚、飞鸾桥，北门外等处”。构成水陆合围全州的军事态势。在各制高点上，“安设大炮，昼夜轰击”，掩护突击队攻坚。为了阻截清援军入城，太平军在飞鸾桥、盘石脚构筑炮台，封锁山下临河小路，切断了清军进援的交通线。同时，控制北门外的渡口，致使清军“更难遥渡”。余万清、刘长清畏惧不前，顿兵于鲁班桥观望。[13]他们还嫌7 000人兵力不足，要曹燮培“协力严守，候大兵到齐，即来救援”。[14]这一双懦夫竟然拥重兵等待和春的续援清军，坐视全州危亡。这样，太平军处于一面攻坚的有利态势。

2月26日，太平军突击队发起正面强攻，冒险攀城。清军滥施枪炮，用松香糠饼点燃投掷，又泼洒桐油粥，突击队伤亡严重，攻势受挫。洪秀全等发现难以轻取全州，遂一面昼夜炮击，组织小部队游击骚扰；一面决意开挖隧道，准备穴地攻城。曹燮培“计尽力竭”，乃缮血书告危。书云：“城中米粮将亏，水亦就涸。”文武兵勇“不寐者已数日矣，其困惫诸态，不堪言状”。恳请余万清、刘长清，“提一旅之师，由北奋身直入”。守军“由北门鼓噪而出，两路交攻”，以打通入援交通线，“解全州城围”。否则，“变必生于朝夕”。[15]言者情哀词切，闻者畏怯麻木，还是不出一卒援应。曹燮培面临绝境，“知事不可为，启一门纵民逃，而效死不去者尚千余”。[16]太平军必须抓紧战机，在和春赶到之前破城。洪秀全等决定在西门外施工开挖隧道，掩护部队“据城外江西会馆，穴墙置炮，轰击西门，守陴者不能立”。施工部队“乃匿民房穴城，下置火药十六石”。[17]

6月3日，隧道竣工，一切准备就绪。洪秀全等下令爆破总攻。爆破前，分遣一支部队，“于上风烧湿薪郁烟，城军目迷，如堕雾中”。[18]巳刻，爆破成功，“城崩二丈余”，清军惊慌逃散，突击队乘势由西城爆破缺口攻入城内。[19]

穴地攻战的胜利成功，标志着太平军攻坚战术水平的重大飞跃。在火力不足的情况下，太平军很难靠炮火摧毁城垣，无法为突击队打开攻城缺口。而今，他们找到了这一行之有效的新战术，常可制城敌于死命。清军从此恐惧不安。穴地攻城战术严重威胁着清朝各省区统治中心的安全，文武官员、豪绅、地主的生命财产不能再依恃坚城得到保障了。它也因此逐渐成为太平军最主要也是最有威力的攻坚战术。武昌、南京等大城市的攻取，正是这一战术实施的丰硕战果，而胜利的起点则在攻取全州。

许多记载声称，太平军在全州攻克后屠城，“积尸塞途，三日不尽”。[20]还有人说：“全州破，贼屠之，男女死者六千四百余人，死难官三十二人。”[21]说得煞有介事。

我们不能不为太平军辨诬。正是同一个诬妄太平军屠城、积尸三日不尽的李滨，又说曹燮培纵民逃出，只有千余人留城，“效死不去”，要与太平军顽抗到底。太平军破城时，又有不少“兵丁乘乱逃出”。[22]城中尚有残余兵勇团练与太平军巷战，人数不出千人，怎么会有6 000余名“死者”呢？可见数据不实。再说，在巷战肉搏中，双方都有若干伤亡。这是战争中的正常现象，与有意屠戮和平居民的“屠城”不能混为一谈。

还有一些记载说太平军焚屋灭尸。可是，太平军撤出后，城内房屋基本完好，连衙署都没焚毁。县志中并无焚烧屠城的记载，节烈人物名单也没有多少人死于是役。钦差大臣赛尚阿奏报并未提及屠城之事。时在前线的和春幕僚萧盛远亲历全州，写道：“（武昌显）被贼围杀而亡，所部弁兵，均以力竭捐躯。”[23]也没说屠城。大量证据表明屠城是诬陷不实之词。

始作俑者系赛尚阿缮折幕僚王拯与桂林绅士龙启瑞。王拯在奏折中只字不提莫须有的屠城。但他却在几个月后的一封信里冒出了屠城说。函称：“贼攻北城丧失尤多，卒至孤城力尽陷屠，被祸最烈。”[24]龙启瑞附和说：“民间男妇殉难者尤众。”[25]《桂林独秀峰题壁诗》更是大作屠城诗文。[26]于是，地主官绅着意渲染，“屠城”终于变为口碑流传，酿成军兴时诬陷太平军的一大冤案。简又文未详考辨，轻信流言，又作出了“屠城”的错误论述。

从战役上看，全州攻克，太平军取得了攻坚胜利。可是在战略上，耽搁了11天宝贵时间，实在是严重的失误。在运动战中，时间与速度是战机的关键，尤其是短暂的战术性战机更取决于时间。洪秀全等既然企图乘虚沿湘江北进湖南，就应该利用沿途清军准备不及的有利条件，力争主动，抢时间，加速度，把握住战术性的战机，尽快进军长沙。当时，广西追击清军无人统一指挥，一路迁延避战，太平军后路威胁不大。这11天正是太平军乘虚快速进军长沙的大好时机。

湘桂边境空虚疏防。湖广总督程矞采获悉太平军“进扑全州”，惊慌万状地奏告：“查永州水陆两途均紧与全州接壤，水路尤为迅捷。江永防兵分布要隘，兵力本不甚厚。又经两次抽拨赴粤应援……实觉单薄堪虞。”[27]因此，洪秀全等不宜在途中耽搁或纠缠，而应充分利用这一宝贵战机，迅速进军空虚的湖南腹地。可惜，他们对此开始并无充分认识，而且对全州攻坚难度又缺乏足够估计，因此耗费了11天的关键时机。江忠源乘此截断蓑衣渡江面，和春也驰抵前线，完成了蓑衣渡会战准备，湖南提督鲍起豹又在永州布防。这使太平军进军湖南的有利战机丧失殆尽，导致了之后的连续军事挫折，殊感可惜。不少论者只关注攻克全州的战役胜利，而忽视了对全盘战局的战略考察，看不到太平军潜伏着的失利因素，因此对攻克全州评价过高。这是不够全面和辩证的。

其实，洪秀全等在全州未下前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战略失误。赛尚阿函告程矞采：“探得贼在全州掳船二百余只，有无论全州攻得与否，欲直扑湘汉之谣。”[28]表明洪秀全等准备放弃全州不攻，而直接进军长沙、武汉。周天爵也证实，太平军这时有人提出一个“大计划”——“首重长江之术”。[29]可惜，洪秀全等醒悟已经迟了，快速进军湖南的战机尽失，时不再来，终而自食苦果。

二、蓑衣渡会战

攻克全州后，洪秀全等经过一番战略讨论，重申进军长沙。6月4日夜，太平军撤出全州，沿湘江水陆北进，沿途“又大张伪示，欲直扑长沙，湖南民情浮动”。[30]和春6月2日抵全州城外。次日，“移营城北，当贼要冲”。江忠源籍隶湖南新宁，熟悉地形、交通，恐惧太平军进入湖南，遂率楚勇“先据桥头，堵其西窜新宁之陆路；并钉塞河边，断其北窜零陵之水路。请（和春）于河东扎营，以为合力攻剿之计”。[31]但被和春拒绝，导致湘江东岸防守薄弱。

江忠源精心筹划了在蓑衣渡阻截太平军北进的会战计划。简又文曾到战场考察，写道：

蓑衣渡在州城之北，陆路十里，水路十二里，仍属全州治。由此水陆通行，直至五十里黄沙河即入湖南境。湘江东岸，间有禾田，渡口有丛林，大树参天。再东去数里即为湖南道州边界，其间重岩叠嶂，连亘南北，仅有山坳可通。至渡口西岸一带则有沙滩突出河面，故渡口河床特窄，东西相距约一百米达耳……江水不深，而湍急异常，滩头甚多，行船须极谨慎也。[32]

不过，时值初夏，江水较大，渡口河床宽度当不止100米。江忠源“伐树填河”，[33]“又于江中预置椿杙，阻其驶窜”，[34]切断了江面航道。楚勇扎在西岸，和春驻城北，堵截太平军陆师北进，并护卫截江防线。江忠源“虑东岸虚穴”，请和春“分兵扼截，弗许；请躬率所部往，又弗许”。[35]和春令张国梁率捷勇速赴东岸防堵，岂知该勇一路迁延，不能届时前往。东岸空虚如故，为太平军留下了一条运动转移的出路。

蓑衣渡会战日期，史学界颇有歧议。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称，会战发生在6月10日，[36]竟是太平军撤出全州后的第六天。据程矞采、赛尚阿奏报，6月9日，太平军已抵永州，攻城未遂，转而南折双牌。蓑衣渡会战当在6月9日之前，郭说明显讹错。

简又文未注明会战日期，可能把握不定。[37]郦纯经过一番考证，否定了郭说，认为“战事必当在十八日（即公历6月2日）发生，而于十九日（公历6月6日）结束”。[38]

和春是会战时的清军总指挥，他向赛尚阿禀报会战经过说：

十八日（6月2日），探得该逆全数窜出州城，势欲由河顺流北窜。和春亲督各兵勇，用劈山炮向河流塞钉处所彻夜轰打，又密令弁兵潜烧贼船二只，该逆未能即窜。

十九日（6月6日）黎明，仍令兵勇分路攻剿。贼船二百余只已在蓑衣渡江心，泊如营垒，两岸安设大炮。我兵一进，贼枪炮如雨。和春亲督兵勇四路奋攻，该逆亦死力拒敌，数时之久。贼匪情形，颇为迫蹙。[39]

奏报说得非常明白：会战不是发生在6月2日，而是6日。2日，太平军沿水陆北进，发现清军已在西岸设防，大炮彻夜滥轰，江面航道已被塞断。因此，太平军势难前进。这一天双方并未会战。洪秀全等决定水陆停扎蓑衣渡，构筑防线，准备会战。2日夜间，太平军将200多只船横亘江面，“泊如营垒”，构成水面防线。同时在东西滩头阵地，安设大炮，封锁清军进攻线。看来，洪秀全等面对清军堵截，并未惊慌失措，而是积极备战，以严密的防御体系，迎击清军可能发动的攻势。

6月6日黎明，两军会战。先是清军发动攻势，进犯太平军西岸阵地，遭到顽强抵御。双方相持数时，清军未能突破太平军防线。夜间，洪秀全等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原定由湘江水陆北进的路线。6月7日，太平军西岸部队与清军继续相持，掩护主力撤出战场。之后，洪秀全等下令焚烧船只，遗弃船上辎重，全军改由清军未设防的东岸关，经小路陆行，翻越华黄山隘，绕道进取永州。由于清军人多势众，太平军西岸后卫部队节节后撤，一些船只、辎重遂被兵勇掳获，部分将士、妇女、家属掉队，而被清军杀戮。赛尚阿评论说：“且贼在全州大挫，既为河路钉椿，不能遂其顺江而下之志。察其焚弃舟船、辎重、妇女、银两逃走，情形似实较前穷蹙。”[40]

可见，6日白天蓑衣渡会战后，太平军有计划地改变了进军路线，于7日弃水就陆，由湘江东岸陆路绕道进军湖南。太平军主力并未受到损失，只是焚弃了船只、辎重，目的是轻装疾进。但是，会战打乱了洪秀全等的原定战略部署，不能不是一次严重的战略挫折。而且，南王冯云山不幸在会战时中炮牺牲，太平天国丧失了一位具有远见卓识、谦诚团结的领袖，实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沉重损失。萧盛远参加了会战，说清军“击毙贼首萧朝贵”。[41]赛尚阿也如此入奏。[42]他们都把冯云山误为萧朝贵入奏，证实了南王阵亡于蓑衣渡会战。

王拯为赛尚阿缮折时，对蓑衣渡会战记叙比较务实，几个月后，他在长沙受到江忠源一党舆论的影响，在一封函扎中写道：“蓑衣渡之战，贼尸蔽江，自焚其船，遗其辎重、妇女，仓皇东奔，为贼从来未有之败。”[43]姚莹说，太平军在蓑衣渡“被杀七、八百人”。[44]他是江忠源契友，所云系江氏自吹，当然极力夸大。据王拯称，妇女、家属被戮较多，将士损失不会很多。

可是，蓑衣渡会战后，江忠源及其党羽，大肆加工渲染，会战日渐改变原来的历史面貌，被说成江忠源的空前胜利。左宗棠、郭嵩焘集诸家吹嘘之大成，写道：

（江忠源）令所部于全州下游蓑衣渡伐木作堰，连营两岸力扼之。贼党来斗，以捍贼护船，更番迭进，鏖战两昼夜。贼渠冯云山中炮死，悍贼毙者数千，辎重尽失。公急请统领连营东岸，断贼旁窜，统领犹豫未决。贼果弃船。由东岸走道州。[45]

江忠源简直被描绘成一位孤胆英雄。既要阻塞江面，又要连营两岸，还要抵御太平军攻势，更要向太平军反攻、追击，而且要击杀数千太平军“悍贼”、抢劫辎重船只，区区1 200名楚勇，够用吗？在左宗棠笔下，江家军成了神物，和春等军则被贬为木偶。江忠源一人独吞了经过艺术夸张后的全部功劳。这一仗经过经世派诸公的相继吹擂后，变为江忠源发迹的一大笔政治资本。可是，我们已经在永安、桂林等战场，看到江忠源并无大的建树，战绩亦只平平，楚勇比其他兵勇也仅略胜一筹。

也算是一报还一报。和春比江忠源更无耻，他在禀报会战状况时，竟然对江忠源的筹划与楚勇战绩一字不提，把胜利一概揽到自己名下。赛尚阿则照此入奏。江忠源牢骚满腹，到处写信，标榜自己、贬低和春，最后是左宗棠的大翻案。蓑衣渡会战的历史真相也被弄得面目全非。

简又文不加严谨考证，即以左宗棠的杜撰为蓝本，虚构了蓑衣渡会战的整个过程，而且被史学界所接受。他说：

（太平军）不料一到蓑衣渡，突遇清军伏兵，太平军大败。清军非他，乃江忠源所统之楚勇是也……此时伏军齐起，枪炮兼施，太平军舟师至渡口，阻于木堰，不得前进，船只辐辏，水流又急，秩序亦大乱。炮子火箭纷下，其何能当？于是船沉没者有之，被焚者有之，兵官溺死、烧死、轰死者无算。余众急驶舟泊东岸，尽弃辎重而狼狈逃命。在危急中，南王被畀上岸。西岸中伏之陆师，亦不敌，队伍大乱，一面力战，一面后退，仓皇夺舟渡过东岸，而全部溃乱不复成军矣。尤为不幸者，则南王冯云山畀至东岸，竟一暝不起，先作国殇矣。两军已鏖战两昼夜，太平军遂遭遇空前之大败。幸而清军翼长和春亦师向荣之取巧避战的手段，不听江忠源献计，未派兵在东岸截击，否则两岸夹攻，太平军全部必被歼灭无遗，亦不幸中之大幸也。[46]

这完全是简又文看了左宗棠的神笔，站在蓑衣渡古战场上的丰富想象，但却不是史实。明明是太平军发现清军截江防堵后立即不再前进，改取防御态势，在蓑衣渡清军防线以南构筑水面防线，准备会战。并未发生简又文所云，“突遇清军状兵，太平军大败”这一伏击战情节。更没有清兵“伏兵齐起……太平军舟师至渡口”，“不得前进”，因而“秩序大乱”、“死者无算”。简又文对这场伏击战显然缺乏严谨求实的考证功夫。再说，太平军弃水就陆，经东岸入湘，明明是有计划地改变进军路线，竟被说成“狼狈逃命”，“溃乱不复成军”。这是和春都不敢吹嘘的战果。简又文还断言，如果和春在东岸布兵，“太平军全部必被歼灭无遗”，更是骇人听闻！这比左宗棠的牛皮更玄乎。我们认为，简又文置赛尚阿的原始奏折于不顾，偏信后来夸张的传记材料，在考证方法上不能不是一大失误。

简又文接着对蓑衣渡会战的后果发表评论，在史学界影响颇大。他不仅同意《湘军记》的结论：“蓑衣渡一战，为保全湖南首功。”[47]而且进一步引申曰：“而余更谓此一役实为太平军失败之起点也。”稽其论据有三端：一则南王殉国，关系天国盛衰兴亡；二则精锐俱歼，太平军乃在湘南扩军，滥收天地会游民，导致纪律渐弛，战斗力趋弱；三则洪秀全等由湘江直扑长沙的计划遭到挫折，导致湘南盘桓，长沙不克，贻误和影响了以后战局。[48]

简又文的史学观点和治史方法值得商榷。

其一，南王身亡实是太平天国一大损失，但死于是役亦属偶然。不过，按照简又文的考证，南王的死因不在蓑衣渡，而在全州中炮重伤，到蓑衣渡已是生命垂危。那么，根据简又文推理的逻辑，南王之死应作为全州攻坚战的严重后果，而不能记在蓑衣渡会战上。退一步说，南王阵亡于蓑衣渡，但他的牺牲也不是决定太平天国兴亡的关键因素。我们不能夸大南王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史实表明，南王死后，太平军席卷江南，攻克南京，形势发展迅速向好。后来天国衰亡，根子不在南王早逝，而是多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靠南王个人力量是难以扭转乾坤的。谁又能担保南王一定不会介入天京事变呢？

其二，湘南扩军，洪秀全等并未滥收游民，太平军组织纪律十分严格。连江忠源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买饭求浆，多给市直”，清军烧杀淫劫，“则苦穷之家，亦鲜除免”。“于是民不怨贼，而反怨官兵矣。”[49]地方志中对太平军在湖南的军纪严明记载更多。至于扩军成分，主要是农民。我们考察了黄非隆等29人供词，这些湘南新战士中，农民22人，佣工2人，商贩2人。[50]可见，游民、天地会信徒并不是主要成分。简又文的论据难以立论。太平军的滥收主要发生在后期，这与蓑衣渡会战毫无关系。史实表明，湖南将士勇敢善战，清军非常畏惧。这支力量为太平天国运动的迅猛发展建树了巨大功勋。简又文根据清方的诬陷不实的记载，把湖南将士看成促使太平天国失败的离心因素，实在颠倒了历史是非。因此，这条论据失实，与论点更无内在逻辑联系，把蓑衣渡会战失利作为天国失败的起点，实在难以成立。

其三，蓑衣渡挫败打乱了洪秀全等原定战略计划，这是我们唯一同意的论述。但是，蓑衣渡失利归根结底是因为全州攻坚耽搁11天战机所致。而且，我们不能推导出这一结论：蓑衣渡失利是太平天国失败的起点。我们觉得，这一仗使初期战局产生了严重挫折，推迟了太平军进军两湖、三江的胜利日程，但不能改变太平军英勇奋战、不断成长壮大与开创新战局的总体战争进程。蓑衣渡会战的后果是严重的，但不能过分夸大它的消极影响。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注释】

[1]《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卷4。

[2]《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卷4。

[3]《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卷4。

[4]《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卷13。

[5]《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卷9。

[6]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香港猛进书屋，1962年，第384页。

[7]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80页。

[8]《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卷13。

[9]《赛尚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2。

[10]《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卷9。

[11]《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82页。

[12]《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22页。

[13]《赛尚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2。

[14]《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卷13。

[15]《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卷13。

[16]李滨：《中兴别记》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46页。

[17]《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卷4。

[18]李滨：《中兴别记》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第46页。

[19]《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卷4。

[20]李滨：《中兴别记》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第46页。

[21]戴均衡：《草茅一得》（上），《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70页。

[22]《赛尚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3。

[23]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中华书局，1961年，第22—26页。

[24]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中华书局，1963年，第13—14页。

[25]龙启瑞：《纪事诗》，《浣月山房诗集》卷3。

[26]《独秀峰题壁诗》，《粤匪杂录》（乙）。

[27]《程矞采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2。

[28]《程矞采片》，《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3。

[29]《周天爵致蒋文庆函》，原件藏太平天国博物馆。

[30]《程矞采片》，《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3。

[31]江忠源：《答刘蓉书》，《江忠烈公遗集》，文录，卷2。

[32]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388—389页。

[33]《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卷9。

[34]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第13—14页。

[35]李元度：《江忠烈公别传》，《江忠烈公遗集》，附录（下）。

[36]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上海书店，1986年，第182页。

[37]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388—389页。

[38]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编第1册，第83页。

[39]《赛尚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3。

[40]《赛尚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3。

[41]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第22—26页。

[42]《赛尚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3。

[43]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第13—14页。

[44]姚莹：《请速进兵议》，《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

[45]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7《江忠烈公行状》。

[46]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388—389页。

[47]王定安：《湘军记》卷1《粤湘战守篇》。

[48]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390页。

[49]江忠源：《条陈军务疏》，《江忠烈公遗集》，文录补遗。

[50]《黄非隆等二十九人供词》，《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第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