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但却同归：国民党与民进党现阶段大陆政策比较考论

殊途但却同归：国民党与民进党现阶段大陆政策比较考论

1979年，中共提出“和平统一”的对台工作方针后，又持续采取一系列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及至1984年由邓小平出面提出“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构想，使两岸关系迅速导向缓和、交流和对话的发展轨道，首先是台湾工商界、学术文化界人士化暗为明，赴大陆从事各项访问和交流活动，继之台湾朝野两党颇多政界人士也深入大陆考察和对话。据统计，约有300万人次的台湾各界人士走访大陆，1991年两岸转口贸易总额达28亿美元。经过10余年的努力积累，两岸的联系和交往日臻频繁密切，已成不可遏阻的时代潮流。不断发展的政经现实迫使台湾朝野两党作出各自的选择，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大陆政策。本文拟就两党现阶段大陆政策展开比较考察，并结合两岸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加以分析评判，以请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一、两党大陆政策的基本考量因素

一般而言，一个政党在研拟和制定某项政策时，必须调查和掌握相关的政经形势，民意取向以及政策影响与效应等方面的资讯，经过严谨求实的考量和权衡，才透过决策渠道，使政策出台面世。对台湾而言，两岸关系的演变关系到海岛的前途和命运，一向为民众和舆论的关注热点。检视台湾各家报刊，两岸关系几乎是每天新闻报道或评论的重头戏，甚至开辟专版，予以持续报道和分析，使民众了解和掌握有关大陆与两岸关系的最新资讯。

就朝野两党而言，国民党一向重视两岸关系，其大陆政策长期是“三不政策”，拒中共于台海之外，只求偏安自保，虽不时空喊“反攻大陆”，不过是安抚“党国”元老思乡心理的虚声高调。但中共的和平统一方针和一系列政策威力颇大，有人形容比大军压境还要严重。台湾当局遂不得不因应“时代在变，潮流在变”，而不断调整和变动大陆政策，直到李登辉推出“国统纲领”，算是基本定型，目前，国民党把“宪政改革”与大陆政策列为台湾两大要政，力求内外安宁稳定，其重视程度之高足可资证。(www.guayunfan.com)民进党一向为反对国民党之政团，集中全力与国民党打斗纠缠，长期不在意两岸关系，而且为笼络民心，争取选票，严厉批判国民党“三不政策”，主张“三通”，似乎比较开放和进步，其实这都是该党权宜之计。近年来，“台独”成为民进党的基本政治诉求，主张统一的中共遂深为该党“台独”头目所忌恨。张俊宏坦承，民进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两党乃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中共统一台湾的战友。“台独”分子肖欣义公然声称：“台独运动的真正涵义是抵抗中共统一台湾……并非彻底摧毁国民党政权。”并主张两党和“台独”联手分裂中国，反对中共和平统一，甚至“不排斥‘中华民国式’的台湾独立”。[2]

可见，两党制定大陆政策的首要考量因素乃是大陆政经形势、实力和对台政策。其实，台湾朝野两党各怀政策私利，既需要和大陆和平共处，又不愿推动祖国统一，只想长期保持分裂局面，他们深知缺乏实力抗拒统一潮流，遂向外部寻求力量支持。美国成了两党权贵反共拒统的主要后盾和依托。在经济、军事以及国际政治中，台湾对美国的依存度极大。因而两党的大陆政策必须考量美国的态度和立场，视美国官方眼色行事，依附和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众所周知，美国的武装干预是导致中国分裂的主要因素。长期以来，美国反共反华，竭力封锁、包围和颠覆新中国，台湾当局一直充当前沿走卒，靠美国军舰保护而偏安海岛。但历史发展并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它只得在20世纪70年代改变政策，与中国建交，而与台湾当局“断交”。可是，它却不甘心中国走上和平统一的康庄大道。因此，继续支持台湾两党坚持分裂立场。美国明里暗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增强台湾当局分裂拒统的军事实力，而且公然载入《与台湾关系法》。该法声称，台湾问题“与美国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攸关，并为国际关切之事”，而且把台湾当局定位为“外国、外国政府或类似实体”。这正是国民党谋求“政治实体”地位的张本。

自从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美国就把“和平演变”的战略重点移转向中国。一方面藉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纠合西方列强“制裁”中国，向中国施加政经压力，妄图造成中国新的变乱；另一方面鼓吹建立美国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并把台湾作为“和平演变”中国的重要角色，重温40余年前统治中国的旧梦。于是，美国加剧了分裂中国的活动。1991年7—8月，布什亲自出台表态支持台湾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又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申明：美国要与台湾“维持坚强的、非官方的实质性关系”。与此同时，李洁明、白乐琦、哈里逊、施伯乐、佩尔、肯尼迪、索拉兹等人相继在不同舞台上粉墨登场，鼓动两党或者以“中华民国”名义、或者干脆“台独”，与大陆长期分裂，并透过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加入，力争重返联合国，使“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为国际社会所认同。

台湾朝野两党对此大受鼓舞。李登辉乐现地判断：“以国际潮流来看，苏联、东欧等共产专制政权都抵挡不了时代潮流，中共放弃一党专政应该只是时间问题。”“大陆在最近的未来必将发生重大的变革。”[3]因此，台湾当局把两岸交流目的锁定在“和平转变大陆”上。民进党则在美国反华升温鼓动下全力推展“台独”活动。许信良的判断是：“了解国际形势的人，就知道中共会不会对台动武。甚至只要中共做出实质威胁台湾的举动，都会引起国际反弹。对中共政权、国际政治有研究的人，都认为中共不会冒这个险。”[4]民进党以为中国根本不是西方列强对手，不敢干涉“台独”，否则就会变成伊拉克。因此，应当抓紧有利时机，配合美国肢解中国的战略，率先在台湾取得突破。这也是1991年“台独”声浪空前高涨的重要原因。

二、关于两岸关系的理念与定位

对两岸关系的理念，朝野两党认知颇有差异。

民进党与“台独”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该党由“台独”势力控制权力，接受和宣扬“台独”理念。认为台湾住民不属于中华民族，而是融合中国、荷兰、日本、美欧和本土原住民文化的“混合型民族”。而且，歪曲和捏造历史，妄称台湾文化自成独立体系，属于海洋文化型态，以区别和独立于中国的大陆文化型态。在意识形态上，该党又拼凑出“台湾意识”，而且是在与“中国意识”的长期抗争中产生和形成独立形态的。于是台湾具有独立的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甚至闽南话也被刻意升级和独立为“台语”，而与汉语相对立，成为台湾的“民族语言”，加上自日据到国民党割据台湾，两岸分裂近一个世纪，造成政治和经济体制、生活方式、人民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形成“台湾民族的命运共同体”。这些真假相掺的杂烩理念构成民进党“台独”的理论依据。

同时，他们拾美国侵略分子“台湾主权未定论”的滥调陈词，作为台湾“独立建国”的现实国际政治依据。这也是1988年4月民进党“二大临时会”声称“台湾国际主权独立”的张本。

在具体运作上，民进党则曲解和滥用殖民地人民享有“自决权”的原则，声称“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多次在岛内发起“公民投票”的政治动作，推出“统独大对决”、“以台湾共和国名义加入联合国”、“‘总统’直选”等热门政治话题，与国民党争夺民意支持。

许信良明确表示：民进党的“目标就是独立与民主，要把台湾建成一个民族国家，所以我们不认为台湾与中国是应该统一的”。相反，台湾应是“新加坡式的独立国家”。[5]

民进党中有人对“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民族是混合型民族”等命题的荒诞不经感到忧虑，因为这将导致台湾同胞，尤其是大陆籍人士的强烈反弹，于“台独”运动十分不利。于是，他们又炮制“国民主权论”，声称只要一个地区住民的多数赞同，就有权建立新的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他们声称，这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新型主权观念，对“台独”运动颇有理论价值，“民族国家”、“自决权”等理论只适用于非中华民族，在台湾很难推销，“国民主权论”则大有蛊惑性，可以摆脱台湾人非中华民族的谬论怪圈，给“台独”以新的理论活力。其实这种理论同样荒谬绝伦，按照“国民主权论”者的说法，世界各国均无完整与长期的领土和主权，因为无论哪一个地区或城市都可以借“公民投票”而宣布独立，连“台独”也难保台湾岛内县市是否会通过“国民主权”的谬论而“独立建国”。不过有人对此拍手叫好。李洁明就公开宣扬，中共关于主权的观念已经过时，白乐琦则进一步鼓吹“分离的台湾认同”，认为台湾与大陆分离并成为“独立国家”，将会得到国际承认。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台湾前途修正案”，分别由“台独”的美国老板佩尔与索拉兹串连提出，公然声明：“台湾的前途必须以和平的、非强制性的、并且是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解决。”[6]实际上是对“国民主权论”的肯定和怂恿。民进党因此有恃无恐，1991年被视为“台独年”。但台湾同胞则以“国代”选举中反对“台独”的选择表达了民意，“国民主权论”者对此深感失望。

民进党把两岸关系定位为“两国两府”。1990年2月2日，该党中常会通过《现阶段中国大陆政策》宣称，“自决原则，人道精神，平等立场，和平方式”为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四大基础”。目标在于“终止台海两岸的敌意对抗，并促进双方的共存共荣”。两岸主权相互独立，台湾人民决定台湾前途，台湾拥有独立的国际主权，台湾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不属于中共政权，反对国民党政权宣称其主权包括中国大陆及外蒙古。民进党“立委”党团还正式推出“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法”，以两个国家的条约规范两岸关系，其法理依据则为国际法准则，并把大陆定位为“具威胁性的准外国”。[7]近年来，“台独”声浪大张，民进党主导召开“人民制宪会议”，通过“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开亮出“国号”，自中国划出“台湾领土”。1991年10月13日，该党五全大会正式通过“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案”。所谓“自决”、“事实主权”等说词一概成了过时陈货，至此，民进党与“台独”内外勾结，其政治目标完全不在争取“民主”，而专在追求分裂中国。“美丽岛系”、“新潮流系”虽有温和激进的策略分际，并不时爆发权力倾轧的新闻，但都对“台独党”供认不讳。相对而言，国民党对两岸关系的理念与定位处在大幅调整和演变之中。蒋氏父子主政时代，自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大陆则是中共“窃据的伪政权”。“中华民国宪法”以及由此衍生的权力机构流亡台湾，作为一个中国的“法统”象征。国民党坚持“动员戡乱”，两岸仍处在战争状态。蒋氏父子连年宣示“光复大陆，统一中国”，企图卷土重来，恢复和重建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蒋介石态度坚决，一直重温当年旧梦；蒋经国比较现实，“扎根台湾”，“革新保台”，强调“政治反攻”，实际追求偏安自保。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幅调整对台政策以来，蒋经国一直不愿正面和积极回应，而锁定“三不政策”，拒不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同时，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实质上拒绝中共主导统一，顽固坚持国民党主导统一的立场。1981年4月，“行政院长”孙运璇表态：“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将灭亡，唯有统一中国，方能确保台湾。”1984年，蒋经国连任“总统”时，进一步宣告：“六年之内一定要搞统一，我们要有大担当，大动作，要采取非常措施。”[8]同时，放松某些管制，两岸交流开始起步。从蒋经国的理念和言行分析，他试图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透过和平统一，实现“政治光复大陆”的目标。

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主政，对两岸关系的理念和定位，以及由此规定和制约的大陆政策，都逐渐摆脱蒋氏父子时代的影响，发生深刻的演变。虽然在口头上，李登辉多次表示，“中国只有一个，两岸必须和平统一”。并在1991年制定“国家统一纲领”，提出两岸走向统一的分期目标。又在当年2月1日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表示官方正式结束国共内战。其实，李登辉真正追求的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国，而是继续维持中国的分裂局面，而且使它持久化、固定化和国际化。

就两岸关系定位而言，“国统纲领”重复了台湾当局多次申明的“对等原则”，两岸“不否定对方的政治实体”，“在国际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谋求台湾“独立国际人格”。据国民党诠释，“政治实体，在概念上应该是一个地区行使主权的国家”。[9]比蒋氏父子现实多了，李登辉承认大陆是一个政治实体，是合法在大陆行使主权的国家，他甚至公开指称大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接受自己是“台湾总统”的说法。同时，国民党坚持“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其“主权及于大陆”，但治权却限于台澎金马地区。在李登辉首肯下，“行政院”新闻局以官方名义在《纽约时报》等美国报刊上登载广告，公开向国际社会乞求得到“暂时性的双重承认”，和盘托出了李登辉等人制造“两个中国”的阴险用心。

“新闻局长”邵玉铭声称，台湾当局如此定位，是为“因应两岸关系发展的阶段性决策理念”，“它是观念，亦是政策”，“符合地理上的现状及历史上的事实”。美国学者哈里逊则对李登辉等人的新思路叫好。他说：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已经受到挑战，台湾可以提出“对等实体”原则，“一方面不否定一个中国，一方面坚持对等主权”。旅美华人学者高英茂亦重复李洁明、哈里逊之流的声音，他认为，“德国与韩国是最佳参考”。“国际法的新理念是将统一、主权等内政问题与外交承认、代表权问题分开。”他设计的“新方向是让北京与台北在内政上可以继续争执统一问题，在世界舞台上则以两个独立政治实体共存与合作”。

早在中共提出和平统一方针以后，台湾政治学者就为当局出谋划策，提出多种分裂理论。1980年魏镛提出“多体制国家论”，高英茂、丘宏达则于1982年提出“双体制国家论”。当中共制定“一国两制”的统一构想，并以此解决港、澳回归祖国的问题后，台湾又出现“一个中国两个代表”、“一国两治”、“一国两府”、“一国两地区”等各色名目的模式设计。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抵拒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因应产物，目的在于给国民党割据台湾制造新的合法论据，继续保持中国分裂的现状。

最新的思路是“分裂国家模式”。论者以东西德、南北朝鲜等“分裂国家”为实证，比附两岸关系的定位，因此，海峡两岸是典型的“分裂国家”，现阶段不存在统一或独立的条件，唯有仿效两德，相互尊重对方主权，并在对等基础上展开和平交流和合作，才能产生互信而迈向统一。这正是稍后出台的“国统纲领”之重要理论依据。其要害是，必须经过“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分裂国家”之过渡时期，两岸才能最终达成统一目标。最近，台湾有人提议签署“两岸互不侵犯协定”，企图比照两个德国的做法，为“分裂国家”制造法理依据，根本背离了一个中国与和平统一的政治方向，理所当然地被中共坚决拒绝。

透过分析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台湾朝野两党都反对现阶段推动两岸统一。民进党直截了当，主张“两国两府”，立即公开分裂，将来也不准备统一；国民党隐晦曲折，高喊一个中国，推动统一，但这都是未来的目标，现阶段则是“两个中国”，必要时也接受“一中一台”，仍然是公开分裂中国。“台独”和“独立的政治实体”只是标签不同，货色并没有实质差异。

三、关于两岸交流和政治谈判

国民党一直把反共作为“基本国策”。郝柏村宣称，即使在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后，“并不代表我政府放弃反共立场。事实上，我政府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基本国策，并没有任何改变”。仍然把大陆视为“敌国”，两岸的“交战状态不变”。[10]台湾当局一再别有用心地散播“中共武力犯台”的谣言，企图误导台湾民众反共恐共，干扰和阻挠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在“国统纲领”中却诡称，两岸应化解敌意，建立互信，在实践上恰恰相反，这是两岸关系至今没有重大进展的主要症结。

早在国民党十三大，李登辉就对两岸交流严加设限，提出“三个区别”的处理原则：即把中共与中国相区别，大陆同胞与中共政权相区别，官方“三不政策”与民间交流相区别。严格把交流限制在民间、单向的层次，至今鲜有松动。我们早就听过颇多台湾学者和工商界人士的乐观预测，期待直接的双向交流，可是年复一年，台湾当局顽固如初。其实，李登辉等人根本不可能把大陆和中共，中国人民和中共分开，他也心知肚明，但不能以大陆同胞为敌，只得借反共之名，行阻挠两岸交流、损害中华民族利益之实。

出于“反共拒统”的政治需要，李登辉等人对中共提出的若干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统一的重要建议，如一国两制、两党会谈、直接“三通”、双向交流等，都武断诬为“统战阴谋”而一概拒绝。为了蒙混视听，以攻为守，李登辉等人还提出旨在分裂中国，或企图改变大陆现行制度的反建议，把球踢回中共，导致两岸关系的长期僵持和发展停滞。这正是李登辉上台以来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手法。这在“国统纲领”中暴露得更加充分：

其一，它一方面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但同时又提出统一“时机与方式，首应顾及台湾地区人民的权益、安全与福祉”。其意在示好台湾民众，并暗寓若统一时机和方式不当，会危害台湾人民的利益。现阶段时机不成熟，两岸不仅不能统一，而且连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也遭禁止，民间的单向交流还得受当局严格管制和“辅导”。

其二，它虽写上“近程目标”交流互惠阶段。宣称要“以交流促进了解，以互惠化解敌意”，“逐步放宽各项限制，扩大两岸民间交流”，“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但在行动上，却搞“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继续保持敌意，坚持“反共基本国策”，并对民间交流多方设限。尽管台湾多次民意调查表明，包括国民党内、工商学术界、广大民众，均是大多数人主张立即开放直接“三通”。《联合报》称，“有高达六成七的受访者赞成台海两岸直接通商，反对者仅占一成左右”，“超出五成的受访者同意党对党谈判”，“更有高达七成二的受访者相当赞成台湾高层人士赴大陆访问，以了解大陆实情”。但台湾当局却反民意而行之，把直接“三通”、高层人士互访，两岸政治谈判推到中程或远程阶段，足见其之违拗民意。

可是，台湾民众对台湾当局的蛊惑宣传和反共警告颇有厌烦心理，大陆热有增无减，尤其是经贸投资活动连年大幅扩展。中共为加速现代化建设，不断扩大改革开放的范围和力度，对外资，尤其是台港投资者政策长期优惠。李登辉等人对此焦灼不安，仿佛大难临头，一再叫停降温，频频向台商示警恫吓，但并无明显效应。最近，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考察了大陆投资环境，高度肯定了两岸发展经贸交流的正面价值，刘泰英同样得出类似结论。目前，直接“三通”势在必行，两岸工商、学术界人士，甚至颇多国民党高层官员对此均有积极共识，并努力推动早日达成直接双向交流。台湾当局如果真的关心台商，就应该“以官促民”，积极、正确地支持和帮助厂商开拓大陆市场，增强竞争能力，首要选择当是开放“三通”和着手两党和谈，使两岸具有更加和平和安定的经贸投资环境，两岸厂商得到双方行政保护和优惠政策的利益，对两岸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莫大裨益。然而，台湾当局却出于反共分裂之政治目的，长期痛失良机，造成的经济损失实在难以估算。不少有识之士对此无不深感痛惜。

至于民进党，因其公开分裂的“台独”立场，不仅强烈反对中共的和平统一方针，对国民党的只说不做的统一高调也予以猛烈批判。在该党“现阶段大陆政策”中列出：反对国民党“政府”预设国家统一立场；以国际法处理台海两岸“政府事务”，反对在台海使用武力，两岸和平共处；在台湾安全之下，不反对两岸人民交往，对两岸交流应尽速立法规范；两岸直接贸易，开放两岸学术、新闻交流自由，准许民间团体直接往来。许信良道破民进党的主要思路，他说：

（两岸）政治问题现阶段不可能解决，大陆对台湾的重点在于经济，应该撇开政治问题，一意发展双方互惠的经济。未来经济发展会使现在存在的政治分歧变得不重要，若硬要谈政治问题，谈僵了反而破坏了现有关系。

根据他的逻辑，“台独”是岛内的政治问题，无须与中共谈判，正如黄信介所云“不能说可以做”。既然中共重在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民进党“基于互补原则，使两岸经贸关系化暗为明，间接贸易开放为直接贸易”。这样，两岸经济发展和合作就会化解政治分歧。况且，民进党看出直接和双向交流深得台湾各界人士支持，又可向中共示好沟通，更是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要害部位，因此提出这一主张可以在政治上一举数得，遂抢在国民党之前纳入该党大陆政策，一度凸显开放和明智的形象。

民进党竭力反对统一，因此对两岸官方或半官方的接触颇为疑惧，经常严厉抨击，对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和谈，国民党推出的“两府谈判”均予以强烈谴责。该党成立伊始，重量级人物尤清就在“立法院”扬言：“任何政府或政府之联合都无权决定台湾的归属问题……反对国共双方违背人民自决原则的谈判方式解决（台湾归属问题）。”随着海峡两岸民间交往密切，国民党策动成立“海基会”，以民间机构名义与大陆相关机构洽商具体事务，民进党头目对此十分敏感和恼怒，先是要求按政党比例参与“国统会”、“海基会”、“陆委会”，之后又抵制这些机构，并主张对一切中介机构予以监督，尤其是“海基会”的运作。张俊宏指责：“在金马宣布戒严，在台湾逮捕所谓叛乱犯的同时，一个没有‘国会’监督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却与昔日的叛乱对手握手言欢，以公开和陈仓暗渡的两面方式，扮演中台谈判的角色。”新潮流系“理论家”林浊水对中共提出的和谈统一方案表示冷淡，指称：

此时双方谈判实无必要。而若将来要谈，也非共产党与国民党谈，或与包括民进党在内的其他任何党派谈。而应由一个有民意付托且用民主方式产生的政府来对等谈判。

不言而喻，他主张在“台独”得逞之后，才能与大陆展开“两国”之间的谈判。许信良则主张撇开统“独”政治问题，突出经贸交流，“且独且与大陆改善关系”。在他看来，中共既然无力也不敢用武力平定“台独”，只能退而求其次，得到经贸利益，民进党可以放手推动“台独”，但不可刺激中共，而应满足其“三通”诉求，化解政治冲突。

可见，朝野两党都反对与中共谈判。国民党采取软性的迂回手法，提出“两府对等谈判”，要中共接受“两个中国”，使台湾“独立政治实体”的地位合法化。直接“三通”、双向交流等不过是政治交易的筹码，但为了缓和两岸局势，安抚民心，得适当开放民间单向交流，但又必须严格管制，使两岸分裂现状拖延下去。最近，国民党更凸显政治交易的内容，寻求新的突破。马英九坦承：

两岸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应该可以和三通问题一起思考。双方若签订此一协定，除了可以立即达成互不否认为政治实体和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两项近程目标外，对于中共所要求的三通，也势必具有突破性的作用。

民进党也对此叫好。“立委”卢修一称：“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想、主张。”他立即点出国民党新建议的要害是：“一旦中共接受这个做法，则形同承认成为与其对等之政治实体，甚至两个中国。”因此，民进党应支持国民党向中共施加压力，“明确表示出企图以任何和平之外的方式解决两岸问题都不可能”。若中共承诺不使用武力，民进党搞“台独”就更加无所顾忌了，因此，不妨乐观其成。

原来，民进党主张开放“三通”就带有政治作秀的考量，亦根本没有实际行动，其实也是以此作为筹码，换取中共政治上的让步。而今，两党各怀图谋，都赞同以“三通”作为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的交换条件，之后，各自追求“台独”与“独台”之既定目标。届时，中共则被“协定”束缚住手脚，唯有坐视祖国的分裂。

两党分裂分子殊途同归，利用“三通”诱使中共参与分裂中国，我们对此务必提高民族警觉，决不能让分裂阴谋得逞。

（本文为未刊稿）

【注释】

[1]*本文完成于1992年。

[2]《民众日报》1991年6月2日。

[3]《中国时报》1991年10月22日。

[4]《中华杂志》1991年第340期。

[5]《联合报》1990年9月14日。

[6]《台湾时报》1991年8月16—17日。

[7]《中国时报》1990年9月27日。

[8]《统一论坛》1991年第6期。

[9]《中央日报》1991年2月4日。

[10]《中央日报》1991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