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民本思想源流考论

儒学民本思想源流考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以人为本”具有重要地位，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学界对“以人为本”理念的研究和诠释颇为热络，但在正本清源上缺乏研究力度，亟须补强。笔者拟就此展开考察和探究，首在厘清儒学民本思想之源流，追踪它在近代的流变，探析“以人为本”理念对儒学民本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以请教学界同仁。

一、溯源：周初“敬德保民”之治国理念

儒学是中国王朝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它是农业社会和王朝政治的精神产品，历经世代传承和变迁，融汇了中国历朝知识精英的思想和智慧，从而形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并透过官方教化与民间传播，渗透到城乡社会，主导和规范着中国社会精英与大众的思维言行。迨至近代以来，儒学虽然遭到西学的严重冲击，甚至在新文化运动中被全盘否定，“文革”时更蒙受彻底批判，但是，其生命力依然旺盛，而且在现代文明建设中发挥勃勃生机，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重要组成部分，凸显出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深厚历史底蕴。

无可讳言，儒学毕竟是王朝时代的思想体系，包含有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展开分析、研究和界定，从中发掘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并在建设现代文化时加以提炼、继承、发展和弘扬。其中，民本思想就是儒学的重要精华，值得我们从文本和社会实践两个层面认真展开学术研究，重建民本思想的基本史实，透视其阶段性演变的历史进程，分析民本思想和政策治理下出现的历代王朝盛世，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www.guayunfan.com)民本思想根植于农业社会及王朝政治，作为朝廷官方倡导和奉行的政治文化，自然由统治阶级根据自身利益需求而创设、构建和不断调整，因此形成漫长、复杂和持续的演进历程。

周朝初年，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理念开启了民本思想之先河。当时，新兴的周朝对夏、商覆亡进行了深刻和多方面的反思，由主政的周公向新朝权贵发布了一份重要文告——《召诰》，集中揭櫫了“敬德保民”的治国理念。

当时，武王新丧，成王年幼，周公主政，武庚乘机勾结管、蔡，“反鄙我周邦”，致使朝廷内外交困，民众普遍惧乱求治，“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1]周公面对危机，一面使用武力，调遣军队，迅速平定叛乱，安定政局，一面探求长治久安的治国理念和方略。他首先反思了夏、商覆亡的历史教训，“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在周公等人看来，夏、商只是一味笃信天命和祖先，但缺少体恤民众的德行，虐害民众，“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终至覆亡。[2]因此，周朝需要“敬德”，权贵应修明德行，“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3]不可滥用刑律迫害民众，应该谨慎宽缓待民，才能确保王朝长期稳定。周公告诫周朝权贵，“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碞”。[4]切勿轻贱民众，小民可畏！同时，顺应民众的心理，缓和社会矛盾，重建社会秩序，推行“井田制”，恢复和发展生产，避免重蹈夏、殷覆辙，而且，这一理念和政策得到传承，开创了国家强盛、民众安宁、社会稳定的“成康之治”。

周初，朝廷还发布多份诰谕，强调要从夏、商兴亡看到民众的力量，“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5]统治者不可骄奢淫逸，应保持警醒，注重善待民众，确保其能够安心生产生活。而且，周公将民众的愿望与天命联系起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天人合一，天命可以通过民意得到体现，统治者只有“保享于民”，才能“享天之命”。[7]保民的基本政策路径是：明德慎罚，教化启迪民众，谨慎使用刑罚。同时，体恤民众“稼穑之艰难”，[8]切忌贪图安逸，过度剥削民众，并应传之后世，“子子孙孙永保民”。[9]可见，“敬德”属于权贵阶级的自省自觉，主要是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与修炼，缺乏制度和法律规范，因此权贵们的“敬德”只是各自的良心账，往往成为流于口头或官方文件的具文。“保民”则出台和实施一些利于民生的政策和举措，取得了较大实效。不过，迨至周朝后期，朝廷背离了“敬德保民”理念和政策，导致中央虚弱，诸侯势力膨胀，民众负担加重，民心迅速流失。犬戎族乘机入侵，占领镐京，诛杀周幽王，迫使周室东迁，形成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混战、“礼崩乐坏”的失控局面，“敬德保民”则成了历史文献。

二、成型：孔孟等建构民本论述

春秋时期，战乱频仍，诸子各创学派，相互论辩交流，提出济世救民的理念和主张，民本思想由此建构成型。

面对春秋乱局，孔子对历史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深刻反思，创立了儒学思想体系。他主张“法先王”，试图整治时弊，回归和重建周初“礼制”。在治国理念上，统治阶级应该“克己复礼”，继承和遵循“敬德保民”施政理念，废止“苛政”，施行“德政”。具体而言，首先，必须解决民众生计问题，“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0]“使民以时”，“取信于民”，确保民众生产和温饱，才能招徕逃亡四方的饥民，“襁负其子而至矣”。[11]其次，民众生产生活安定后，需要管理和教化，必须“修文德以徕之”，[12]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3]重建周初的社会秩序，恢复周朝盛世。而且，孔子为了实现“均无贫”、“修文德”理想，自己在鲁国从政践行；周游列国，拜谒和游说诸侯，宣传劝行；办学授徒，传承理念，培养人才，入仕践行。但时势变易，列国诸侯都选择武力兼并之路，战争与苛政成了社会常态，孔子理想终未实现，但却给儒学民本思想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稍后，墨家兴起。墨家弟子更加接近基层民众，揭露当时社会存在“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三患”，[14]原因是统治阶级肆意剥夺民众资财，以支持庞大的军费和宫廷开支。墨子主张，全社会应该“兼相爱，交相利”。[15]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16]即可获致“国家、百姓、人民之利”，[17]借以消除“三患”，构建兼爱互利的理想社会。因此，统治阶级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丈夫耕稼树艺之时”，“妇人纺绩织紝之事”，[18]维护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平顺运转，朝廷才能长治久安。显然，墨家的兼爱互利理念也是民本思想的重要资料。

迨至战国时期，七雄并峙，兼并战争更加惨烈，人民期盼结束战乱和分裂，实现国家统一和安居乐业。因此，具有前瞻意识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深入思考国家统一和新的治国理念。他们汲取了孔子“均无贫”、“修文德”、墨家“兼爱互利”的有关论述，并加以融汇发展，提出诸多新见，民本思想因此逐渐充实与完善，经由孟子汇集发展，建构成型，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论述体系。

《管子·霸言》率先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成书在战国时期，托名管仲所撰，将人本理念视为成就统一大业和王朝治理的基本理论。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被后世儒家尊奉为“亚圣”。他严厉谴责列国诸侯的暴虐和残酷统治，将他们比作桀、纣，是戕害人民、丧尽仁义、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人民诛杀他们并非是犯上作乱，而是仿效汤、武“革命”，具有正义性和正当性。[19]孟子极大地提升了普通民众的社会地位，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大命题，明确指出“得乎丘民而为天子”。[20]相反，失去人民，就会“失天下也”。[21]因此，他反对通过战争和兼并的“霸道”统一和治理天下，主张法先王，行仁政，以德服人，才能得道多助，以“王道”实现统一和治理天下的使命。

孟子的“仁政”治理主张并非抽象的口号，而是系统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1）国家若解决民生问题，首要任务是为民众置产。“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置）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俯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从之也轻”。[22]笔者认为，孟子这一论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先富民、后教化的理路，将“制（置）民之产”作为民有恒心、接受教化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从而为王朝的长治久安构筑物质基础。（2）朝廷必须出台制度和政策，将民众置产保产纳入法制化轨道。为此，孟子设计了以井田制和仁政为主体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井田制从制度层面为每户民众置产“百亩之田”，规定民众农副业生产规模，满足民众生活需求；同时，王朝必须行仁政，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确保“百亩之田”成为民众“恒产”，“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官府辅之以教化，引导民心向善，就会使民众“从之也轻”，凝聚民心，藉以构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理想化士农社会。[23]这样，君主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士为君主治国理政，农则承担物质生产，向官府缴纳赋税、服兵役劳役，为统治者提供生活资料。虽然，君主位高权重，士治理农民，但农民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础，也是君主及士赖以生存的本源，故而必须高度重视民众的生存状态，看重农民的地位和作用，树立“民贵君轻”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落实井田制和施行仁政，维系和巩固士农社会的长期持续运转。可见，孟子继承和创新了前辈思想家的重民惠民理念，构建了儒学民本思想的理论体系，为历代王朝提供了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孟子成为儒学民本思想的奠基人，为后世民本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基本论述框架和话语形态。

三、实践与发展：王朝盛衰·农民起义与民本思想

中国历代王朝大都经历了盛衰兴亡的历史进程，民本思想对这一进程的影响和功能值得探究。一般而言，几个统治时间较长的王朝，如汉、唐、明、清，都是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后兴起的，而且都出现过一段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明清前期的“盛世”。究其原因：一是农民战争的威慑和冲击，使新朝君臣产生了深刻的集体记忆，从前朝覆亡的现实中目睹民众爆发出的强大力量，从而更加领悟孟子“民贵君轻”命题的真谛，回归民本思想治国。因此，为了开创和巩固新朝统治，必须废止前朝暴政，推出新政，采取一些为民置产、减轻赋役、宽缓刑律等政策，对国家机器和生产关系作某些调整和变革，以因应和终结战后的社会乱局，重建新朝秩序。二是由于长期战乱，经济和社会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剧减，人民流亡，生产生活无法安定，新朝也难以得到经济和财政支撑，权力运作窒碍难行。因此，只有改变前朝竭泽而渔的暴政，实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仁政，才能使农民回到土地上辛勤耕耘，激活小农经济的再生机制，这样，新朝就能获取稳定的税源和财源，权力则可维持持续运作，社会秩序因此得以重建。看来，从理论到实践，新朝只有选择新政，才能为朝廷谋求重建和发展之路。

于是，儒学民本思想成了新朝治国理政的基本理论依据。如西汉初年，陆贾向刘邦上疏，分析秦朝速亡的原因称：“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24]唐太宗对隋朝覆灭记忆犹新，他反思说：“炀帝意犹不足，征求不已，兼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此皆朕所见也。”[25]他们都认为，没有限度和节制地剥夺和残害人民是前朝覆亡的根本原因。太宗进一步分析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以民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26]他将君民视为一体，君主、国家都得依赖民众而生存，民众是国本。所以，“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27]雍正帝的书房里悬挂一副自撰对联称：“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借此警策自己及子孙要摆正君民关系。他们根据孟子的民贵君轻理念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反对统治阶级贪婪纵欲，主张清静少欲，积极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同时实行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不误农时，努力建成“年谷丰稔，百姓安乐”的社会。如汉文帝大幅削减农民赋税，唐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康熙帝禁止八旗圈地、取消人头税等，这些惠民政策都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和运用。唐太宗曾感慨地说：“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28]他将儒学作为基本治国理论，民本思想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出台的惠民政策带来了“贞观之治”。

历代王朝往往都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沉沦过程。在衰世时，经济出现危机，社会矛盾激化，乱象丛生。面对危局，朝野有识之士常常以民本思想作为批判武器，揭露现实社会的弊端，提出兴利除弊的改革方案，力图应对危机，遏阻沉沦，稳定局势，走向中兴之路，防杜农民起义的爆发。如东汉的仲长统，北宋李觏、王安石，南宋邓牧，明朝张居正、黄宗羲，晚清龚自珍等，都是王朝衰世出现的民本思想家和政治家。

他们认为，王朝出现危机的根源是朝廷的暴政，痛批暴君们违背了孟子民贵君轻的说教，颠倒了君民关系，“竭天下之财自奉”，[29]“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乐”。他们如同桀、纣，是“天下之大害者”，是人民的“寇仇”，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匹夫”。所以，推翻暴政，诛除暴君，是正义的行动。[30]这是承接了孟子肯定“汤武革命”是推翻桀、纣的正义行动的论述。谭峭直言：“慎勿怨盗贼，盗贼性我召；慎勿怨叛乱，叛乱禀我教。”[31]民众造反起义的根源是朝廷暴政，无法生存，只能铤而走险，诉诸武装反抗。所以，统治阶级形同盗贼的暴行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直接原因。

为了挽救危机，他们力主回到民本思想治国。（1）要重新理清君民关系的定位，回归“民贵君轻”。君主应“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32]这样，才能从王朝安危的高度体认民众的地位、力量和作用，自觉善待民众，施行仁政，防止暴政。（2）推行惠及民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关注与缓解农民的土地问题，为此，他们曾提出过诸如“限夫田以断并兼”（限田），[33]“均田”、“平土”，[34]“均食”等政策构想[35]。龚自珍对此作过深入研究，撰写了《平均篇》、《农宗篇》，研拟了平均土地的具体方案。王安石主导变法，推出“方田均税”、“青苗”、“市易”、“免役”等新法，试图减轻贫苦农民的赋役负担，以惠及农民。史实表明，这些改革家的理论依据和新政思路都源自民本思想及其政策取向。所以，龚自珍坦承，他的改革方案“贩卖只是古时丹”。至于历朝出现的廉吏清官，如包拯、海瑞、况钟、于成龙等，深受民众肯定和赞誉，也被朝廷奉为官吏楷模。实际上，他们都是奉行民本思想和政策的官员，自许为民做主、请命，反对兼并，压抑权贵豪强，平反冤狱，伸张正义，留下颇多爱民惠民事迹，深深镌刻着民本思想的印记。

民本思想也对农民起义政权的目标导向和经济社会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北宋王小波的“均贫富”，南宋方腊的“等贵贱”，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粮”等口号，都闪现了民本思想的亮点。太平天国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集中反映了两千多年来贫苦农民的基本诉求，要求夺取和分配地主土地和财产，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过着“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新生活。[36]洪秀全对《周礼》继承颇多，分封诸王，厘定官制都采行周制，加以增益。其社会理想主要继承《礼记·礼运篇》关于“大同社会”的构想，并融入早期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借以构建“通天下皆一式”的人间天堂。[37]必须指出，农民的“均田”与民本思想家的“均田”具有不同的意涵：农民主张在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分配土地等生产资料，从而否定和变革现行的经济体制，具有革命性质；民本思想家则是在维护现行体制的框架内，对非法兼并的地主豪绅加以某些限制，均田制也是对长期战乱后大片无主荒地的分配，并不触及地主土地所有制，具有体制内改良之性质。虽然，农民和民本思想家对“均田”意涵具有不同的认知，但二者的思想资料与文本话语都源自孔、孟的民本论述，尤其是“井田制”的均田方案。史实充分表明，儒学民本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存在广大民众愿意接受和认同的内核，经过改造和加工，可以成为农民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为农民政权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借鉴。因为中国农民缺乏独立的意识形态，只能从官方/主流思想体系中汲取比较进步和合理的资料，借以建构新政权的话语体系。

四、嬗变：近代社会变革与民本思想之创新

鸦片战争后，由于列强的持续入侵，中国面临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固有的社会矛盾也不断深化。如何因应内外交困和遽变的局势，探索救亡图存之路，成了近代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都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兴起的近代变革运动。其中，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相应的科技，但却坚守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近代化变革出现了严重的政经分离之悖论，因此，绩效不彰，常受中外舆论诟病。

维新派和革命派主张变革现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废止君主专制，实行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移植西方的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体制；教育制度随之西化，废科举，办学校，派留学；意识形态则是中西融合，将中学融入西学，以中学附会和解读西学，便于朝廷、官僚及知识精英接受与认同。于是，儒学民本思想成为维新派和革命派首选的中学资料，经过改造和重新诠释，融入西学，藉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思想体系。

康有为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都将民本思想的论述作为重要理论依据。《孔子改制考》全文引述孟子谴责桀、纣为一夫的话语，强调“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桀、纣）失民则不君，孟子述其大义。故以为诛残贼。”[38]康氏指称，西汉末，刘歆伪造《尚书·洪范》，使得后世帝王骄奢纵欲，背离了孟子的民本论述，“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哉”！[39]

他严词诘问：“试问今学民贵君轻之义有竭天下以供一人之义否？”[40]因此，必须回归孟子论述：“天下之公，非一人之私。”[41]坚守民本理念和政策，改变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实行君民共主和立宪政治。梁启超追随康氏，指出国家绝非“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因此，必须反对“君为政”，提倡“民为政”，[42]兴民权，民众才会自觉激发爱国精神，参与救亡图存大业。谭嗣同更加激进，主张冲决封建名教纲常结成的精神网罗，解放国民的人性，体现了民本思想的升华。维新派的经济思想虽然取法西方，但中国传统的平均和大同的论述也是重要资料，康有为的理想主义著作《大同书》的源头就是《礼运篇》。

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其中关乎人民权益的有民权、民生，其理想是“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这些论述虽然移植了西方民主和社会学说，但也从传统的民本思想汲取了丰富的资料。同样，《礼运篇》又成了“为公”、“大同”的理论渊源。“平均地权”则承袭和改造了王朝时代的“均田”，还借鉴了《天朝田亩制度》。不过，孙中山主张采行西方流行的地价增值理论，用赎买的方式实现均田目的，既与王朝时代分配无主荒地存在根本区别，也不同于太平天国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因而具有制度创新意义。至于革命派，他们为了批判清廷君主专制，经常借助于孟子、黄宗羲、王夫之等民本思想家的著述，并与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熔于一炉，锻造新的批判武器，对保皇派的谬论展开有力批驳，传播了革命思潮，教化了年轻革命精英，为辛亥革命作了成功的舆论准备。

五、推陈出新：“以人为本”理念之新生

当前，中共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其源流涉及中外历史上的人本学说，如西方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中国传统和近代的民本思想。但是，“以人为本”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创新性和先进性。中共建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此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中共没有私利可图。在实践中，中共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与儒学民本思想具有根本区别。儒学民本思想将人分成等级：士/劳心者/和农/劳力者，民本不是为了改变这一社会结构，而是为了维护现行的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因此，儒学民本思想具有较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能否践行取决于统治阶级的良知、意愿和恩赐，民众并无选择、参与和制衡之权，所以往往停留在知易行难的状态：统治阶级享有各种特权，民众却地位低贱、遭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生存状况恶劣，缺乏权益保障。而且，历史上暴君暴政、贪官污吏颇多，民本往往徒托空言，民众则是饥寒交迫，失去生计，被迫走上武装反抗道路。所以，不能将中共提出的“以人为本”与儒学民本思想画上等号。

目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长期贫穷落后，人民生活艰苦，改变面貌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同时，因历史、环境和社会影响，不良的意识、观念和风气侵蚀着社会与中共党内，各种贪腐现象仍然严重存在，致使“以人为本”理念和政策短期内难以全面贯彻落实。因此，我们需要在现代化实践中不断提高干部和民众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明程度，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构建以中华文化为主体、融汇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现代中华文明，培育和塑造现代性的新型国民，这样才能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本文为未刊稿）

【注释】

[1]《尚书·召诰》。

[2]《尚书·召诰》。

[3]《尚书·召诰》。

[4]《尚书·召诰》。

[5]《尚书·康诰》。

[6]《左传·襄公三十年》引《尚书·泰誓》。

[7]《尚书·多方》。

[8]《尚书·元逸》。

[9]《尚书·梓材》。

[10]《论语·季氏》。

[11]《论语·子路》。

[12]《论语·季氏》。

[13]《论语·为政》。

[14]《墨子·非乐》（上）。

[15]《墨子·兼爱》（中）。

[16]《墨子·尚贤》（下）。

[17]《墨子·尚同》（上）。

[18]《墨子·非乐》（上）。

[19]《孟子·梁惠王》（下）。

[20]《孟子·尽心》（下）。

[21]《孟子·离娄》（上）。

[22]《孟子·梁惠王》（上）。

[23]《孟子·滕文公》（上）。

[24]陆贾：《新语·无为》。

[25]《贞观政要》卷1。

[2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

[27]《贞观政要》卷1。

[2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

[29]邓牧：《伯牙琴·吏道》。

[3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31]谭峭：《化书·太和》。

[3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33]《后汉书·仲长统传》。

[34]李觏：《直讲李先生集·平土》。

[35]谭峭：《化书·奢僭》。

[36]《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9页。

[37]《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上），第409页。

[38]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39]康有为：《致朱一新函》（1892年6月17日）。

[40]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41]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42]梁启超著，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96—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