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出走后皖北战局的演变

石达开出走后皖北战局的演变

1826年11月下旬，石达开奉诏赴天京主持军务。次年1月间，他接受李秀成建议，以陈玉成、陈仕章为统帅，组建机动兵团，在皖北巢湖地区实施战略突破，取得了重大胜利，重开了天京粮源，稳定了首都人心，初步缓和了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全面战略退却的不利态势。2月下旬，陈玉成、李秀成发起桐城战役，一举击溃秦定三、郑魁士两部清军主力，“分三路追赶，破舒城，得六安”，皖北广袤腹地重入太平天国版图，[1]成为支撑太平天国大业的主要战略后备基地，皖北军民为稳定天京事变以后危急局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之后，石达开令陈玉成大举进军鄂东，李秀成在六安、霍邱组织后援，以图缓解九江之围，于是，皖北兵力削弱，不得不终止战略发展，与清军转入战略相持态势。

1827年6月初，石达开由天京负气出走，抵安庆后，在沿江各城发布分裂谆谕，皖北大批将士追随附从，集结安庆，致使腹地渐次空虚。而且，天京南北军情危急，洪秀全屡谕沿江郡县抽调兵力援京，对安徽战局颇多负面影响。是时，陈玉成仍在鄂东与湘军鏖战，无力兼顾皖北。李秀成在六安主持皖北军事。他与捻军联合战斗，并把捻军纳入太平天国战略指挥体系，对稳定皖北形势作出重大贡献。捻军活动重心在淮北，与胜保、袁甲三两部清军相持。由于河南、徐州清军不断入皖增援，李秀成立即组织六安捻军进援淮北，堵截牵制胜保，保卫淮南腹地，以免皖北战局逆转。(www.guayunfan.com)皖北清军也缺乏力量转入反攻。安徽巡抚福济与寿春镇总兵郑魁士在庐州明争暗斗，势若水火，只图消极防御，不求有所进取。布政使李孟群率所部湘军由湖北侵皖，沿途遭到堵击，辗转至六安境内，已成孤军，并未使皖北战局发生大的转变，使福济大失所望。这位巡抚向咸丰帝疏陈皖北态势说：

皖军自三月以来，分扎庐州、柘皋、梁园，声势联络，贼不敢窥。只以岁歉粮空，饷又不给，未能前进……拟俟藩司李孟群带勇到庐，会同大举。无如该司由霍抵六，勇费不支，尚在流坡墥、麻埠地方停兵以待。而六安逆匪因之守御益坚，复由正阳关、霍邱调集外援，意图先发。度此光景，非臣等督带兵勇赴六安会攻，不能得手；即分拨该司粮饷，亦非庐军到六，不能运送。[2]

为此，福济端出了具体军事部署：郑魁士西进，“为李孟群应援，并通饷道”，企图打通庐六交通线；东路由总兵吉顺“相机规取巢县”；舒城、三河及巢湖沿岸，“均拟分兵驻扎”防御牵制。接着，福济提出实施上述方案的难题：“饷乏丝毫，非但短绌，又值换给账房之际，制备全无，赤手空撑，焉能济事？！”他警告咸丰帝说：“若移师前而饷不能继，一溃难收。”于是，坐待饷需，按兵不动成了福济的唯一选择。[3]

李秀成决定不等清军行动，在东西两路实施不同的军事对策。9月上中旬，东路巢湖地区将士“掳粮割稻”，储备粮食，由湖入江，接济天京及瓜镇前线。巢县、舒城、三河太平军不时出击清军，清剿团练，保卫秋收。同时，在三河、施口筑垒设防，并由天京“调来大炮多只，驶入湖西”，巡弋护航，对付清军新组建的巢湖水师，保护天京锒食补给钱。而且，天京派出2 000余名将士进赴和州筹粮。9月18日，清总兵音德布由河村铺出击太平军筹粮部队。26日，再次攻击，互有伤亡，未能阻遏太平军筹粮行动。[4]可见，巢湖地区将士军事行动的重点在于筹集与运输粮食，这关系到首都与下游将士的粮源命脉，洪秀全、李秀成异常关注。

李秀成于8月下旬移驻桐城，令李昭寿率捻军御守六安，并咨请龚得树、薛之元率所部捻军由霍邱、正阳关增援李昭寿，张乐行留驻正阳关，牵制胜保。于是，六安捻军云集，西路军事态势转好。李孟群仅有4 000余名湘军，分由都司卢又熊、同知袁怀忠统带，从独山与两河口两路进向六安。9月14日，李孟群移营麻埠，策应卢、袁。中下旬，李昭寿由六安出击，在苏家埠、青山一线与湘军激战，23日，捻军大败袁怀忠，歼敌120人。李秀成由桐城遣军回援。李昭寿实力大增，在苏家埠与卢又熊大战。27日，发动总攻，步骑更番冲锋。李孟群令亲军驰援，得以守住防线。而且，湖北援军抵达前线，湘军增至6 200人，又有团练助战，暂时稳定了皖西战局。[5]显然，李孟群也只能保存自己，根本无力拿下六安。

石达开重兵驻扎安庆，既不增援九江，拯救林启荣；也不增援陈玉成，歼击鄂东湘军；更不兼顾皖北腹地，帮助李秀成，围歼李孟群。相反，10月初，翼王率大军进入江西，离开主要战场，开始流动作战，致使上游战局急转直下。李秀成立即从桐城移驻安庆，控扼沿江要邑。是时，镇江危急，朝臣举荐李秀成东援。奉天王诏令，李秀成“由皖省赶上六安，全师调下”，李昭寿率所部捻军随行。[6]援军三路对庐州分进合击，企图先解决皖北清军，再东援镇江。[7]11月上旬，福济兵分路堵御。李秀成至二十里铺，与郑魁士会战失利，立即放弃进攻庐州，由派河南折而东，23日，克复昭关。29日，于河村铺击溃音德布，主力经由乌江、和州渡江，进抵天京，被洪仁发督率援救镇江。李秀成驻节和州，分兵向乌衣镇机动，迷惑清军，掩护渡江行动。[8]

此时，皖北更加空虚。六安唯恃龚得树所部捻军支持，陈玉成在鄂东新败，湘军进犯皖边，两军相持，无暇顾及腹地。但福济还是不敢进攻，却被李秀成牵着鼻子走。他的对策是：“庐州三面受敌，未可轻动。目下含山一股业经臣等派兵击退，并派兵进扎昭关，堵扼要隘。音德布兵勇亦经续获胜仗，不独滁、全可保，江（浦）贼暂无北窜之虞。”[9]咸丰帝对福济的消极方案大为恼火，斥责说：“意在扼守庐州，先自立于不败之地……若不相机攻剿，必成坐困之势。”他严旨福济转入进攻。[10]但这位巡抚置若罔闻，清军战局仍无起色。

1828年春，皖北清军战略指挥陷于分裂，福济恇怯无能，只图苟安于庐州；郑魁士被排挤调往江南大营，等待交接，军事无人过问。

太平天国方面，镇江失守，江南大营再次进犯天京，连续攻陷秣陵关、大胜关，围困天京。李秀成坚持离京实施战略机动，组织援京。数次争辩，洪秀全谕允。李秀成于1828年4月下旬赶赴芜湖，与李世贤“斟酌，一人敌南岸，一人敌北岸”。[11]

郭廷以、简又文认为，李秀成是咸丰八年二月中旬（1828年3月22日—4月3日）离京赴芜的。[12]证之《李秀成自述》，称其离京时，“京城东北已困，独有南门，将已实困”。[13]4月9日，大胜关沦陷，清军才得封锁南面各门。14日，清军由七桥甕、印子山进犯，逼近雨花台，南门“将已实困”。此时，李秀成开始提出离京机动建议，还要说服朝臣与天王，安排朝廷军政，必须至4月下旬才能出京。郭、简所称出京日期未免过早。

李秀成在芜湖“调精兵五千余众，一由芜湖渡江，一由东梁山渡过西梁山，两处渡江，概到含山齐集”。[14]

李秀成究竟何时渡江？简又文说：“时约在二月杪或三月初。”[15]郭廷以认为，“秀成渡江，似在4月13—14日左右”，[16]二人说法一致。看来，简又文不过依据郭志复述；郭志则根据《方略》卷191载福济、郑魁士奏。可是，稽之《方略》，看不到李秀成渡江的记载，该折是4月16日清军攻陷和州的捷报，与李军北渡毫无干系。[17]其实，和州太平军并非李秀成统率的由芜湖与东梁山渡江的将士，而是去年11月底李秀成援镇江时的留驻部队。郭志把这支守军看成北渡的芜湖将士，以此向前推算李的渡江日期，与史实不符。而且，4月19日，这支守军在乌江、芝麻河一线又遭郑魁士追击，“拥挤上船，逃过江南”。此前，郑魁士还肃清了含山太平军。江北局势平静，清军控扼沿江港口，郑魁士复北犯巢县。24日，进抵夏阁。26日，进攻巢城。[18]

此时，看不到李秀成渡江信息。这进一步证实，郭志所载日期不实。史实是：

4月28日，李秀成派出第一部先遣队由东梁山渡江，“江南逆贼万余，扎营姥下河，离和城仅三十里”。4月29日、2月1日，与清军冲突。李秀成持续遣队北渡，“又欲乘虚由和含分道内窜”。[19]

清将惠成勉强抵御姥下河先遣军。2月4日、2日，东梁山渡江之东路军四五千人，由陈坤书统带，“分踞南义、张公桥多处焚掳，势甚披猖，与姥下河互为犄角，逼近昭关”。[20]西路军由李秀成亲率，捻军为主力，由芜湖渡江。据太平军战俘供称：“有伪将军何姓从芜湖过江，到运漕镇住数日。又有伪丞相、沃天福、万天安与捻首薛老小，皆由芜湖江面渡江，共有三队，每队号称一万人，实有六七千人，共约贼二万余。”[21]可见，李秀成（丞相）、张乐行（沃天福）、薛之元（薛老小）皆在西路军。其行动计划是：“破了和州，还要到全椒、乌江、江浦，再打浦口。”显然是为了解天京之围。[22]

福济奏称，李秀成“由南陵、芜湖纠党数万”渡江，并调集数万捻军，“由六舒绕至无为，沿江北犯”，与集结于裕溪、西梁山、姥下河的先遣军会合，“乘昭关营未扎定，分股由含山内窜，进围和城各营”。[23]

参照《李秀成自述》可知，何将军率部由芜湖先渡，进扎运漕。之后，李秀成率李昭寿渡江，与前军会师运漕。同时，陈坤书由东路渡江，与前军会合于姥下河。张乐行、薛之元则应约从六安、舒城而东，进至无为运漕，汇入西路军。2月4日，何将军攻克含山，又乘势力北取昭关。[24]6—7日，各路大军齐集含山，李秀成督李昭寿、薛之元北进全椒，陈坤书与张乐行东下和州。[25]8日，陈坤书先克州城，再捣河村铺清营。9日，攻毁城外惠成营垒20余座。江北大营德兴阿遣步骑3 000驰援，10日进抵城外，接出惠成残部，但后路被西梁山太平军切断。适逢鞠殿华督率援军驰抵江边，挫败陈坤书，救出江北清军。11日，翁同书进扎高旺，构筑阵线，遏制李秀成东进江浦。[26]

是时江北大营迅速增援，陈坤书遭到小挫，无力东进；张乐行部捻军失利后，“俱跑回无为州去了”。[27]东路军实力削弱，援京受阻，只能转取守势，与鞠殿华相持。

李秀成于2月10日攻克全椒。接着，兵分三路：“一踞乌衣渡，一窜全椒，一扑滁州。”[28]他的战略构想是，“先取全椒、滁州、来安，分浦口德帅之势”，乘虚直捣江北大营。[29]11—12日，连下滁、来，可谓势如破竹。福济对李秀成的战略运动措手不及，向咸丰帝叫苦说：

通筹全局，此时庐州实有四面受敌、左右支绌之势。盖皖地当冲，金陵危急，则粤、捻勾结，裹胁蔓延。且庐兵太单，以万余兵勇，兼拦数百里平旷之区。光固之军逼贼入皖西境，蕲黄之军逼贼入皖南境，浦六之军逼贼由东入皖北境。区区之皖，实为贼壑。和春、胜保、德兴阿、李孟群等，皆能冲锋陷阵，臣自愧弗及，亦不敢矫饰以争功……臣仅此兵力，责令支持，全、滁不复祸犹浅，全皖尽陷祸更深。各营现在被困，数月断炊，协拨不来，溃散立见。[30]

咸丰帝览奏，愤怒批驳福济：“株守庐州，不能出奇制胜，牵制贼势，致令全滁等处相继失陷。而一筹莫展，咎实难辞！”严饬福济会同德兴阿，扭转皖东战局。[31]

李秀成尽管连克四城，但地域广阔，分散了兵力。他说，此时，“德帅之势已分，奈无兵可用，取到来安为止”。[32]太平军战略机动受到制约，从和州到来安形成了一个狭长的军事集结带，与江北大营对峙。德兴阿判断，李秀成“显系与金陵匪党通谋，知江北兵单，意图绕扑六合，断我饷道”。[33]因此，江北大营重兵集结乌衣、高旺，防堵滁州、和州太平军；同时，加强六合、江浦、浦口第二线防御，保卫大营。[34]李秀成缺乏优势兵力，不敢立即决战。2月19日，清军在来安局部反攻，进犯县城。20日，击退滁州太平军增援。21日，来安陷落，太平军防线被打开缺口。李秀成令李昭寿守滁州，亲率主力驻屯全椒，但实施机动却“无兵可用”，张乐行又“听封而不能听调”。此时，洪秀全严旨援京，李秀成只得调集精锐，“不足五千，欲先扫开两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内人心”。[35]2月24日，李秀成先令南路和州将士佯攻，一路由汤泉进抵高旺，一路由乌江进至石碛桥，逼近江浦。德兴阿急驰高旺堵截。22日，返回浦口，增兵石碛桥，竭力防卫老巢。[36]

李秀成看到江北清军在南路集结，立即行动，以陈坤书为前敌指挥，“由全椒重马下大刘村安营扎寨，由桥林进兵两浦”。[37]德兴阿探报，太平军与捻军“不下一万余人”，“其桀黠老贼多屯于大刘庄、雀庙集一带。迤逦四十里内，悉有贼营，联为首尾”，声势浩大。德兴阿心怀惧意，不敢轻敌，谨慎准备主力会战。[38]

6月2日，德兴阿潜抵高旺，鞠殿华部乘夜由小店驰抵前线。6日，清军骑兵设伏，切断和州将士进援线，步兵偷袭青山得手。陈坤书反攻，被清军堵回。德兴阿乘胜进攻，太平军兵力不足，“多裹胁良民”，会战时，土崩瓦解，阵地混乱，以致大刘庄、雀庙集13座营盘皆被清军攻陷。[39]李秀成“失去官兵千余，败军概到汤泉一带”，他带“数骑而转全椒”，[40]原定打通两浦、以解京围的战略计划被迫搁置。

陈玉成也接到援京诏旨，困守九江的林启荣又向陈玉成求援。1828年1月下旬，陈玉成与韦志俊联军，由霍山出发，“欲上德安招足人马，而救天京”。[41]而且，可以牵制与分散湖北湘军，减轻九江压力。2月初，军抵河南固始，攻坚2个月未克，贻误战机。4月下旬，陈玉成攻克麻城；2月下旬，进据黄安。但李续宾攻陷九江后，驰援黄麻，驱逐了陈玉成。6月中下旬，陈韦率残部返回“霍山西界地方”，在九五保、漫水河、土地岭一带“分踞山险”，休整补给，一时势力衰微。[42]

可见，1828年上半年，陈玉成、李秀成以皖北将士为主力，两路驰骋转战，皆遭失利。皖北基地更形虚弱。李孟群与胜保围攻六安，龚得树坚守城垣。2月中旬，张乐行由和州经无为，与舒六太平军联手，“围扑桃镇勇营”，转进花子冈，向庐州机动。蒙宿捻军击溃淮远清军，进至临淮北岸。福济忙于皖东危局，老巢又遇威胁，向咸丰帝惊呼：“南北两路粤捻纷乘，同时入寇。庐军粮绝，又在重围之中。”主张撤六安之围，分援临淮与庐州。[43]但胜保、李孟群拒绝撤围。2月下旬，张乐行驰往六安。26日，与龚得树联军，发起反攻，大败胜保，并出城猛追20余里。但李孟群却乘虚轻取州城，张、龚回援，“则城上已易赵帜为汉帜矣”，[44]只得转战临淮、怀远、凤阳一线，于6月2日攻克怀远。14日，捻首张隆进据临淮关，次日，继克凤阳。淮北形势大变，为陈玉成、李秀成实施新的战略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攻陷六安后，李孟群踌躇满志，6月中旬，进军舒城，企图打通六庐交通线，解脱福济困境。但陈玉成、韦志俊是时返回霍山，再度威胁湘军后方。李孟群只得遣军清剿，7月上旬，逼使陈玉成撤转潜、太。同时，李孟群率主力进犯舒城，遭到守将朱凤魁坚决抵抗，形成相持战局。但由于淮北局势危急，李孟群遂于7月12日夜轻骑驰赴庐州，与福济共同筹措方略。[45]

此时，皖北战场上的双方都面临困境。李秀成、陈玉成各在东西一隅，皆处新败之后，亟图休整恢复。其他战场，盖因石达开分裂蒙受影响，处在清军进攻的压力下，无力实施大规模战略运动，石达开由江西转进浙闽，远离主要战区。天京陷入江南大营重围之中，洪秀全屡谕解围，只能指望陈李大军，但目前他们自保艰难，很难有所行动。显然，1828年夏，太平天国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能否度过艰难岁月，找到出路，全恃将士的智慧、才干与力量。

但考察全局，皖北仍然是清军的薄弱战场。李孟群奏称：

皖庐全省地方几无完土。今东有滁全之贼，南有潜太舒桐之寇，北有凤阳、怀远之捻。仅此甫经克复之六安与楚豫两境毗连，犹为一线可通饷道。皖兵主客并用，皖贼南北交讧。[46]

皖北清军力量衰竭，根本不能扭转现实态势，必须依赖客军。但德兴阿消极不进，使李秀成休养生息，准备再举；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向咸丰帝提出湘军三路东犯计划，却没有付诸行动，只对皖北基地构成潜在威胁。咸丰帝看到皖北军事久无起色，下诏改组了安徽指挥班底，授翁同书为巡抚，督办军务，取代福济。袁甲三由正阳关驰往徐州，胜保赴凤阳，徐州镇总兵傅振邦由芜湖赴淮北，准备三路镇压捻军。可是，他并未增加皖北兵力与饷项，仅凭一纸人事变动诏令显然不能促成皖北战局的改观。

李秀成、陈玉成必须抢先在湖北湘军大举侵皖之前制定正确可行的战略决策，首先扭转皖北战局，稳定战略基地，再促使战争全局的有利转变。时机紧迫，势当急行。李秀成立即与陈玉成共同倡议，在枞阳镇召开紧急战略会议，目的在于寻求军事出路，挽救危局，李秀成回忆说：“（在全椒），后通文各镇守将，凡是天朝将官概行传齐，择日约齐到安省枞阳会计。各处将臣俱而依约而来，此时正是九年六月中期。”[47]李秀成笔误，把八年写成九年。枞阳会议当在天历戍午八年六月中期，即是公历1828年7月20日—31日召开。从后来参与军事行动的将领看来，除陈玉成、李秀成外，李世贤、韦志俊、吴如孝、黄文金、古隆贤、赖文鸿、刘官芳、吴定规、黄和锦，朱凤魁、张朝爵、陈得才、龚得树、张乐行等皆往与会，大家“各誓一心，订约会战”。[48]这些矢忠天国、身经百战的将帅决心协同行动，集中优势兵力，组建东西两路大军，在皖北展开大规模战略进攻，重点突破清军薄弱部位。之后，两路会师皖东滁和，全力歼溃江北大营，控扼两浦，以通天京接济，最终总攻江南大营，以解京围。东路军由李秀成指挥，在皖东牵制和、巢清军及江北大营；西路军由陈玉成统率，李世贤、韦志俊、吴如孝、吴定规、龚得树等率部会合，其他将领遣军参与，结成强大机动兵团，沿线各郡县军民支援接济，古隆贤、赖文鸿、黄文金、刘官芳由皖南铜陵、青阳一带策应，支持皖北会战。会后，各将回防，调集将士，一场惊心动魄的战略会战即将揭开。洪秀全迅速批准这一战略决策，并对参战诸将作出擢升，组建了新的全军指挥机构：蒙得恩为中军主将、正掌率，总统全军；陈玉成为前军主将、又正掌率、前敌指挥。[49]其他将领各有升授。诏下，全军奋发鼓舞。陈玉成与韦志俊由潜山驰往舒城，建立前进基地，李世贤、朱凤魁、吴定规早经集结，大军直指院北清军老巢——庐州。1828年6月，滁州守将、捻军首领李昭寿向胜保通款乞降。8月上旬，咸丰帝谕允，正式纳降，“已将粤逆拟扑庐州，暗通消息”。致使清军将帅获悉了枞阳会议的全部战略计划。李昭寿眼看决战迫在眉睫，遂首鼠两端，踞滁观望，等待战局发展，再定行止。[50]他不断向清军提供情报，破坏太平军战略计划实施。叛徒出卖阻挡不了太平军的胜利进军。8月20日前后，陈玉成先在舒城集结2万将士，接着，各路大军“又在舒南七里河及乾沙河等处连营数十座”。陈玉成督主力由“霍山青田畈窜至舒西晓天镇，直抵中梅河”，威胁李孟群部湘军后路。[51]三河守将吴定规直取二十里铺，切断舒庐交通线，先败清军副将余成蛟，乘胜追击，在十八里岗再败副都统瑞麟，夺取初战的胜利。后路将士络绎驰向庐州，从十三里岗至大蜀山，扎营10余座，构成孤形包围圈。李孟群部万余湘军尚在舒境，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52]

8月23日，陈玉成下令总攻。他亲督大军猛攻李孟群，湘军不战自溃，或遁往庐州；或窜逃六安，李孟群在庐州城外闻讯，立即逃至六安喘息。吴定规“分路直扑庐城”，城外清军“首尾不能相顾，纷纷惊溃”，萧开甲与庐州知府伍成功毙命，瑞麟、余成蛟逃至店埠。守城的署臬司马新贻弃城窜逃，率军遁往梁园。午刻，陈玉成胜利收复庐州。24日夜，再取店埠。[53]“柘皋、大树街兵勇同时溃走，退至梁园。”庐州太平军由店埠东进，全椒李秀成部由大树街至石塘挢，“距梁园十余里”。皖抚翁同书自不量力，急令总兵吉顺等督溃军由梁园分头反攻店埠与石塘桥，立遭惨败，兵勇再溃。陈玉成下令追击，翁同书亦逃，“收集溃残，退保定远”，逃离庐州前线，依附胜保护持。[54]陈玉成夺取梁园，胜利结束庐州会战。至此，枞阳会议战略决策的第一阶段战役即扫荡庐州清军，收复府城，打通皖北东西交通线，已经完满实现。胜保惊恐上疏告急，疏陈皖北新的军事态势说：“捻匪在北，粤逆在南，中间仅隔定远一城，而寿六亦极吃重。臣以一军横截其中，已属腹背受敌，设有疏虞，其患不可胜言。”[55]

咸丰帝惊悉庐州军溃城失，诏命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皖北军务，严旨“胜保即进攻庐州，不准避难就易”。[56]皇帝谕旨毫无价值，胜保此时心惊胆战，只图苟安求存，何敢轻言“进攻”。他对现状悲观绝望，疏告咸丰帝：

定远极形危急。虽经臣派队前往，人心稍定，究竟兵数较少，未足深恃。而皖军疲惫，不独李孟群一军为然，各营将弁每至出队，多方推诿，种种情形，难以悉数。[57]

翁同书也承认，定远一片混乱，庐州溃兵“多系不持寸刃，必须酌配兵仗”，才能驱策守御。[58]

陈玉成面临新的战略抉择：北进定远，彻底解决翁同书与胜保；或者挥师南下，与李秀成会师，攻取两浦，实施枞阳会议的第二阶段战役。李昭寿向胜保密报：“陈玉成等大股自庐由滁往攻江浦、来安，以通南京门户。”[59]并通报德兴阿预筹战备。这表明陈玉成在庐州原想实施枞阳会议决定。后来，他又改变主意，决心分取定远。收拾翁同书与胜保，然后再打击江北大营。于是，陈玉成令倚天燕陈世荣、怡天豫黄英兆统兵二三万人，镇守庐州；吴如孝、龚得树主攻定远，使太平军与捻军占领区联成一片，消除南进援京的后顾之忧。他坐镇梁园，为南进歼击江北大营预作战备。

定远城内一片混乱。清军新溃，“颠连困苦，收集为难”，毫无斗志，“兵心涣散，不复成军”。太平军声势雄壮，庐州、全椒将士“共有数万，往来店埠、梁园间，北过护城驿，将窥张桥”。翁同书令骑兵在定远南路蒋家巷、张桥、巴斗岭一带出没驰骋，虚张声势；溃兵踞守张桥，扼堵太平军进攻线。其实，他惊怖不安，向咸丰帝疏陈军情称：

定远、合肥民情素悍，张桥以南土匪蜂起。定远地贫城小，遥对清流关，东面逼近滁州，西南悉通庐郡，其北又为临淮驿路。四面受敌，实已在贼围中。臣分派官兵严密守城，并于城外结营四座，声势联络。[60]

两军力量对比悬殊。如果陈玉成集中大军，立即乘胜猛追穷寇，扩大庐州会战成果，定远唾手可得。而且，李秀成遣军进抵滁州三界镇，威胁定远侧后，故而翁同书担心，太平军“若断我饷道，别无援师，则全军必致尽覆”。[61]但陈玉成游移不决，错过了最好的战机；李秀成看来不积扱支持定远之役，亦未断清军饷道。翁同书遂得以苟延残喘，部署定远防务。

1828年9月初，太平军集结店埠、石塘挢一线，“欲三股攻定远。逆贼钱姓带领仅万人抄到大柳驿、池河镇一带，与捻首张隆等合队”，欲取关山，开辟进攻线。翁同书急派兵勇“分往关山、池河、藕塘各处防堵”；又增兵明光镇，“以通饷道”；并屡咨胜保驰援。[62]7日，胜保驰至定远，与翁同书面议军情，当天返回怀远，让翁同书独撑危局。是日，吴如孝军扎界牌，清副都统穆腾阿率骑兵前往堵截。8日，清军驰抵藕塘设防。9日辰刻，吴如孝由古城、界牌进攻，与清军骑兵冲突，后被清军预备队击退。陈玉成立即增兵界牌，10日，吴如孝击败敌骑。11日，陈玉成分遣步骑迂回进攻藕塘，击溃都司韩殿甲部，攻克藕塘。穆腾阿见防线被打开缺口，退据五里守御，分兵控扼老人仓。翁同书集结溃军沿张桥、老人仓、藕塘加固防御，扼住进城交通线。12日，穆分兵增防池河，吴如孝猛烈进攻，大败川兵，进据池河。清军退扎桑家涧堵截。翁同书震恐万状，屡请胜保督师，均不得理会。13日，胜保由马头镇遁往殷家涧，借口“剿捻”，煞手不管定远危局，[63]翁同书疏劾胜保，愤懑告诉咸丰帝：“贼有数万，危城何以支持？！”他只得准备“亲率饥军，背城一战”。[64]

此时，胜保接到严旨，要他收复庐州，不得趋避。13日夜，驰赴定远。正在决战前夕，陈玉成突然终止攻击定远，14日，令池河将士向南转进，击溃珠隆桥清营，乘夜兼程，由关山大路进至滁州。吴如孝也由藕塘疾进，与池河大军会师，实施枞阳战略决策的关键战役——打击江北大营。胜保恬不知耻地吹嘘，陈玉成撤军原因是“闻援师云集，又惮我马队官兵分路扼击”，故而避战南趋。[65]史实表明，胜保是12日由桑家涧进向池河，太平军已经南进。而且，胜保并没有率怀远前线主力驰援定远。陈玉成南进的主要原因在于洪秀全与李秀成催促他立即进军歼击江北大营，援救天京，以免贻误战机。并且，李秀成进攻东、西葛已经失利，迫切要求陈玉成增援。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陈玉成在庐州店埠搜出李昭寿“通妖文书，又捉百姓讯供”，悉知李氏叛变情节；李秀成也随即获悉这一事实。[66]如果李昭寿在滁州叛变，从中间截断陈李两支大军，势必影响歼击江北大营的战略会战，危及整个战局。这一突发事态促使陈玉成迅猛南进，及时控制滁州局势，遏阻李昭寿公开反叛，并实行枞阳决策。

问题是陈玉成攻克庐州后，在南进与北上的战略决策上徘徊游移二旬，未能疾取定远，及至大举，又半途而废，终于放过了翁同书与胜保，也不敢铲除李昭寿。结果，虽然打垮了江北大营，缓解了天京危困，但给皖北战局发展遗留了严重隐患，实在是陈玉成一大失误。

综观石达开出走后一年多的皖北战局，不难看出，以枞阳会议为契机，经历了一个起衰振竭的演变过程。前一阶段，由于石达开出走分裂，皖北将士承担了挽救太平天国上下游危局的重大使命，但东西驰援失利，导致了皖北局势逆转；后一阶段，陈李集结大军重点突破庐州，扭转了皖北战局，也给歼溃江北大营准备了兵力物力基础。而且，皖北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斗争提供了主要战略基地，对战争全局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庐州会战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史上一系列重大战略胜利的光辉起点。

（原载《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

【注释】

[1]《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90页。

[2]《福济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29—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福济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29—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福济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93—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李孟群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29—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1页。

[7]《福济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83。

[8]《福济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82。

[9]《福济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89。

[10]《上谕福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86。

[11]《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8—499页。

[12]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上海书店，1986年，第291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香港猛进书屋，1962年，第1632页。

[13]《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8—499页。

[14]《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8—499页。

[15]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第1633页。

[16]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第263页。

[17]《福济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91。

[18]《福济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3—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9]《福济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3—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0]《福济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3—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1]《德兴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3—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2]《德兴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3—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3]《福济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93。

[24]《福济片》，《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93。

[25]《德兴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3—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6]《德兴阿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3—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7]《德兴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3—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8]《德兴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3—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9]《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8—499页。

[30]《福济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93。

[31]《上谕福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93。

[32]《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9页。

[33]《德兴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32—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4]《德兴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32—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5]《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0页。

[36]《德兴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94。

[37]《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0页。

[38]《德兴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92—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9]《德兴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92—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0]《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0页。

[41]《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8页。

[42]《李孟群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0—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3]《福济片》，《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93。

[44]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三），中华书局，1962年，第122页。

[45]《李孟群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0—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6]《李孟群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0—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7]《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0页。

[48]《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0页。

[49]《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33页。

[50]《胜保片》，《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1；《李世忠来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62—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1]《李孟群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0。

[52]《翁同书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0。

[53]《翁同书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1。

[54]《胜保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1。

[55]《上谕胜保》，《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0。

[56]《胜保片》，《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1。

[57]《翁同书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0。

[58]《李世忠来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62—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9]《翁同书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1。

[60]《翁同书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0。

[61]《翁同书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0。

[62]《胜保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0—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3]《翁同书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1。

[64]《胜保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40—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5]《李世忠致庆瑞咨》，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62—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6]《李世忠致庆瑞咨》，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62—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