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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结构史考论:理念_体制_结构

时间:2022-03-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国民党结构史考论:理念_体制_结构一、国民党结构史与内外环境(一)外部环境: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国民党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性政党,它是在中国特定的内外环境中诞生和曲折发展的。蒋介石趁机利用战时环境整合了国民党,结束了蒋、汪共治的权力体制,重新确立了个人集权的领导体制。一系列的事件纷至沓来,导致中国政局不断动荡和改组。国民党直接参与其中,并扮演重要的角色。

国民党结构史考论:理念_体制_结构

一、国民党结构史与内外环境

(一)外部环境: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

国民党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性政党,它是在中国特定的内外环境中诞生和曲折发展的。

就外部环境而言,19—20世纪之交,列强兴起了新一波全球性的殖民主义浪潮,中国遂成了列强侵略和掠夺的重要对象,处于殖民化的边缘地位。从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列强竞相侵入中国内地,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并干涉和主导清廷的内政外交。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精英以及普通民众面临的紧迫使命。于是,从清廷中枢到洋务派官僚,从维新派群体到革命派团体,乃至义和团群众,都相继投身各种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汇成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潮流。虽然,各种救亡运动的目标和形式不同,但都是民族危机刺激的产物。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及其后的同盟会,也是这一时代潮流催生的革命派组织。而且,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即国民党在大陆革命和执政的时期,救亡图存仍然是该党必须面对的政治命题。因此,研究国民党形态变迁史,不能回避和忽视该党所处的险恶的外部环境和长期面对的民族独立之命题。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以及多数国民党的政治精英,都把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党的主要奋斗目标。为此,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被置于首要位置,成为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层面之一。辛亥革命胜利后,同盟会宣示:“力谋国际平等。”[1]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改组,在“一大”宣言中,主张取消清廷、北洋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2]“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3]即使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也坚持修改不平等条约,谋求与列强平等的国际地位。可是,在实践层面,国民党一直比较谨慎和软弱,首先承认不平等条约和所欠外债的合法性,接受既有的半殖民地的现状。之后,试图通过政治和外交方式争取列强释放善意,修改现行不平等条约,达到争取国际平等的目标。同时,国民党主张中华民族必须自强,“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4]恢复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固有的智能”和“固有的能力”,“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向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做到“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5]因此,恢复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学习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强国,“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这样,国民党对列强侵略基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尤其是日本从发动九一八事变,到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及其政府一直采取不抵抗方针,谋求通过国际联盟“外交解决”。甚至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迟迟不愿对日宣战,而且,与日本暗中互通信使,秘密和谈。可见,国民党宣示的民族主义和该党的外交实践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这种差距不能解读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是虚假和欺骗性的口号,更不能因此把国民党视作卖国党。应该肯定,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帝和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诉求,只是在实行方式上过于软弱和消极,原因在国民党畏惧列强的强大实力,只得委曲求全。如日本侵华,颇多国民党人士就丧失信心,悲观失望,宣扬“抗战亡国论”。但是,只有汪精卫等极少数国民党人士叛国投敌,大多数都能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www.guayunfan.com)民族主义对国民党的政治结构具有重要影响。面对列强的对华政策,国民党内各个集团会有不同的立场和反应,往往导致派系冲突。如苏俄支持国民革命,促成国共合作。国民党内对此有不同意见,并围绕联俄容共政策,党内分裂为左、中、右等派别,引发从中央到地方激烈的权力斗争,出现了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变异和分合。再如日本全面侵华,英、美则遏制日本在华的扩张。列强之间的矛盾对国民党派系斗争产生了复杂影响。于是,引起蒋、汪由合作转向分裂。这是汪精卫降日的外因。蒋介石趁机利用战时环境整合了国民党,结束了蒋、汪共治的权力体制,重新确立了个人集权的领导体制。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在派系权力斗争中,成了各派系争取政治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最好借口。如汪精卫降日,却扮演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的角色,蒋介石则自命抗战领袖。他们都揭举民族主义大旗,把政敌宣传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并贴上“汉奸”的政治标签。

(二)国内社会环境:转型和变革

就国内社会环境而言,国民党处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初级阶段,其形态变迁必然深受转型初期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和制约。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受到列强多方面的侵袭和冲击,逐渐发生现代性变革。在浅显层面,在现实政治和文化领域,变化比较明显和剧烈。甲午战争以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演变速率加快,诸如新学、维新、新政、立宪、革命、各种主义、战乱、列强侵略、清廷复辟、军阀割据、政权更迭……一系列的事件纷至沓来,导致中国政局不断动荡和改组。国民党直接参与其中,并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时势变易对国民党的政治选择、政策取向、政党定性,都具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尤其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更具决定性的影响。揆度史实,诸多关系国民党政治形态的重大变动,都与现实政治形势和党内力量对比以及政治需要紧密关联。如三民主义意涵的变化,党的重大改组,党内领导体制、权力结构与派系格局的变动等攸关国民党生存和发展的政治转变,都是因时制宜、风云际会的政治产物。如同盟会合并五个政党(团),组建国民党;国民党决定联俄容共,进行全面改组;孙中山逝世,党内领导体制由个人集权转变为民主集权(即集体领导);全面抗战爆发后,由战时体制导向重建个人集权体制;武昌起义、二次革命中山舰事件、廖仲恺遇刺、北伐战争、“清共”事变、中原大战、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日、国共和谈及内战等重大事件,无不影响到国民党政治理念、权力结构和派系格局的调整与变动。当然,历次事件对国民党形态变迁影响的程式不尽一律,而是呈现多种程式:直接的或间接的,激烈的或渐进的,单一的或多元的,直线的或曲线的……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社会转型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在深隐层面,结构性变化并不明显,甚至长期呈现相对稳定的形态。在幅员辽阔的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转型的速度和强度极不均衡,并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一般而言,沿海与都会区域,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阶段,现代性社会结构的特征初步显现。但是,这些先发区域强烈依附于外国资本与市场,国内现代市场体系发育不良,并未成型。虽然先发区域面积狭小,都会人口仅只占全国人口的一成,但却对中国整体社会结构产生强烈的先导性和辐射性影响。不过,这种影响经历着逐渐扩散的缓慢过程,对整体社会结构尚未产生质变性影响。相对而言,广阔的内地和农村区域仍然保持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区域内的城市基本属于传统的政治中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履艰难。这里居住有占全国九成的人口,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主体部分,对沿海与都会区域的发展和转型具有强烈的制约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二元化特质。具体而言,现代性社会精英以及产业工人基本聚集在沿海与都会区域,传统的个体农民散布在内地及农村,双方处于基本不同的结构形态,难以形成政治和社会共识,也缺乏共同的话语环境。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城市化的持续推进,现代资讯网络的逐步建立,加速了城乡之间的交流和人口移动,双方的差异也逐渐缩小。尤其是清末新政以后,中国进入了大变革时期,现代性政治和知识精英人数迅速扩增,并向内地省区渗透和扩散,从而推动了内地政治和社会的现代性变革,加速了内地社会转型的进程。一般而论,内地的现代性变革基本局限于中心城市在政治和教育领域的模仿性改革,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则比较滞后。至于广大农村并没有跟进,继续保持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城乡差别仍然明显。

(三)社会控制和治理

在社会控制和治理上,晚清以降,中国进入新的动乱周期,外患日亟,国内社会矛盾激化,下层民众反抗运动兴起,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引起了全国性的武装起义,湘、淮军乘势崛起,形成了“督抚专政”的潜在割据局面。清廷的中央集权受到列强侵扰、民众反抗及地方督抚割据等因素的持续冲击,逐渐削弱和消解。这样,传统的社会管控体系及运行机制遭到严重破坏。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清廷的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体制,但并未重建中央集权的管控体系。相反,袁世凯死后,大小军阀掌控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列强插手干涉和操纵,致使全国陷入割据和战乱状态,社会控制呈现无序化运作,管控能力弱化,运作机制分隔不畅,社会更加动荡与混乱。军阀及所依附的官僚、政客、财团势力,成为上层社会的主流。军阀政权缺乏社会整合能力,多数知识与社会精英被排斥在现行体制之外,广大中下层民众则处于战乱和暴政之中,都迫切期盼结束军阀统治。于是,标榜反对军阀、追求国际平等的国民党往往成了部分知识精英及民众参与政治进程的组织载体。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新生代知识精英深受影响和熏陶,成为运动的主力军。接着,五四运动爆发,知识青年热情参与,声势席卷全国大中城市。但是,领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并非国民党,而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激进的知识界领袖人物。国民党在五四运动中的缺位,导致它对青年知识精英缺乏号召力和动员力。这一情势迫使国民党重新思考和调整该党的政治诉求和政策方向。可是,国民党的调整步伐缓慢。五四运动以后,一批五四精英深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迅速转向共产主义,并在苏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立即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兴力量。中共不仅对激进知识精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而且深入劳工阶级,斗争矛头直指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统治,宣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进而统一中国,建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国。[6]比较而言,国民党的政纲显得软弱、模糊和保守,与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精神颇有距离。孙中山对此颇有感悟和体认。因此,他很快接受了苏俄代表的建议,实现国共合作,并改组国民党。一方面,借用中共力量,将国民党组织延伸到各地基层,推动国民党从精英党向大众党转变;另一方面,仿效苏俄共产党的模式,重建了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和权力结构,并且吸纳中共精英加入国民党,参与中央和地方党部的权力运作。这样,国民党的体制空前加强,社会基础得以拓宽,实力快速增长。国民党趁势举行北伐,并迅速取得胜利,终于结束了北洋政权,基本统一全国,并重建一党专制的中央集权,全面建立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和治理。

但是,基层社会的管控体系及其绩效,却显示城乡二元结构的特质。

就城市社会管控而言,其权力体系逐渐摆脱传统的结构形态,各种类型的城市群体具有不同程度的现代性特征。(1)在通商口岸城市,列强控制租界权力,中国政府名义上执掌城市管控权,但受到列强的干预和介入,难以独立治理。同时,市内各界精英也组建了行业或专业社团,积极协助和参与城市管控。因此,通商口岸城市的管控体系具有多元化的特征:既有中国官方名义上的主权和治权,又有列强干涉的半殖民地城市性质,也有某种市民社会参与城市社会管控的现代性因素。(2)非通商口岸城市由中国地方官员独立治理,大体呈现两种类型,管控体系在现代性程度上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内地或中小城市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欠发达,而且散布在农村腹地,比较落后和闭塞,基本按照传统的管控模式治理。东部城市则仿效通商口岸城市的管控模式,但很难完全搬用通商口岸城市的制度和法规。所以,现代性政治和社会精英只能在少数大城市参与社会控制,扮演城市统治者的配角。国民党执政前,外国列强和军阀掌控了城市主要权力;国民党执政后,党政军官僚接管了城市权力,而且,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国民党对城市的社会控制比北洋时期更加严密和强化。城市是国民党组织积聚地区,也是该党官僚集中的中央或区域政治中心,所以,国民党对城市的管控高度重视,并以此作为控制全国的据点。不过,由于城市社会的多元化和现代性特质,而且外国列强长期干涉城市管控,中国又处于分散割据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对城市实行严密管控并非易事,所以,有必要争取和动员城市中的知识和社会精英进入城市管控体系,扩大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于是,部分城市精英就被当局收编,进入城市社会控制体系,成为党化官僚或亲国民党精英。当然,颇多精英仍然游离在现行体系之外,成为国民党的异己力量,这也是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社会资源。城市工商业阶层,虽然参加了行业公会,但基本被国民党政权控制,只有少数富豪参与城市管控,多数业者则被排斥在管控体系之外,但却承担了沉重的捐税负荷,所以他们对国民党统治并不认同,并累积了颇多的怨恨。至于广大的下层民众,深受国民党政权的压迫,缺乏基本的人权,甚至连生存权都难以保障,因此,下层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具有自发的反抗精神,从而成为中共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社会基础。可见,国民党虽然以城市作为统治中心,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成本,建立了严密的管控体系,但是,该党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并未在社会中下层取得认同和支持。因此,社会控制基本依恃暴力,仍然比较脆弱,难以承受各种反抗运动的冲击。如九一八事变后,席卷各大城市的抗日爱国运动;国共内战时期,国统区爆发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城市群众运动。它们都对国民党的统治及其政策产生了强烈影响和冲击。

比较而言,国民党在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的社会控制更加薄弱。就党务系统观察,国民党虽然仿效俄共的模式,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的组织网络。可是,该党比较重视中央及大城市的组织建设,对农村及中小城市的党务系统漠不关心,严重缺少人才和资金的投入,很多基层党部都被旧式乡绅把持,或者是党务官员和乡绅共治,基本保持了地主绅士管控农村及中小城市的传统控制体系。这样,从晚清、北洋政府,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村及中小城市的社会控制体系基本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现代性政治和社会精英基本集中在城市都会区,农村社会仍然保持了传统的阶级和阶层结构,历次革命或变革的浪潮并没有对农村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也没有造成根本性的结构变动。因此,农村的基本社会矛盾仍然是贫苦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冲突。而且,战乱、灾荒和瘟疫频仍,国民党政权无力救助,亿万农民流离失所,形成庞大的游民群体,秘密会党和土匪因此滋生、活跃,造成社会局部失控。在国民党暴力“清共”后,中共被迫转进农村,动员贫苦农民,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展开武装斗争,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型革命路线。这样,国民党对农村的社会控制受到中共的强烈挑战,广大农民群众成了中共的主要社会基础,其政治影响波及全国。尤其在八年抗战中,中共高举民族主义大旗,领导和组织农民,展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拓展敌后战场。期间,国民党局促于西部省区,基本丧失了对东、中部中国的控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虽然迅速接收沦陷区的大片国土,抢占了主要都会,重建了一党专政体制,恢复对广大沦陷区的社会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是极不稳固的,并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当时,城乡民众期盼休养生息,恢复与发展生产,转入和平建设。但是,国民党先是对沦陷区进行掠夺式的“劫收”,使得饱受日本殖民暴政的城市工商业者又遭受一场新的浩劫,下层劳工和贫民更是大批失业。接着,国民党又挑起国共内战,疯狂在农村掠取兵员、粮食和战争物资,致使农村濒临破产。农民承受着沉重的战争负荷,生存状态更加恶劣。因此,国民党迅速失去了城乡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支持,重建对沦陷区城乡社会控制的目标根本难以落实。而且,比较战前,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更加虚弱,社会控制也更加流于形式。同时,中共则进入了成熟时期,在根据地建立了高度集中、清廉和有效率的政权,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显示了较强的执政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因此,国共两党的民众支持度此消彼长,并随着战场形势的逆转,国民党陷入众叛亲离的孤立境地,终于全面崩溃,终结了在大陆22年的集权统治。

二、国民党政治理念之流变

国民党是一个意识形态取向强烈的政党。其政治文化渊源复杂多元,主要有:西方和日本政治学说和政党理念;一大后俄共政党学说和党治理念;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理念。而且,国民党是一个集权形态的革命性政党,长期实行个人集权领导体制,党的决策权力由领袖及几位派系首领所掌控,形成典型的寡头政党。因此,党的领袖及寡头们的政治理念对该党意识形态的建构具有相当影响。同时,随着国民党的地位和环境变化,党的政治理念及意识形态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异。所以,厘清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及其阶段性内涵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学术课题。但是,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国民党的结构演变具有深刻影响,有必要在宏观层面展开简明的梳理和论述。

(一)同盟会和国民党时期(1905—1913年)

1902年8月20日,孙中山及海外的革命精英聚集日本东京,宣布成立中国同盟会,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现代性民族民主革命政党。同盟会是典型的精英型革命党。其核心成员是留学生中的革命派人士,主要来自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区域性革命团体。他们都有比较深厚的中学底蕴,在思想深隐层次烙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情结。如孙中山在故乡广东香山县接受了儒学启蒙教育,青少年时代在檀香山、香港求学,但基本生活在华人社区,因此深受中学和海外华人社会习俗的熏陶。同时,他接受了比较完整的西式学校教育,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文化有系统深刻的体认。应该说,在同时代革命精英中,孙中山的西学学养和造诣最高。其他精英人士也都在不同程度和层次上接受过西学教育,但学养和领悟各不相同。可见,同盟会的核心人士普遍具有中、西学结合的二元知识结构,对同盟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和三民主义理论集中体现了中、西学结合的二元结构。十六字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套用朱元璋反元檄文中的话语,带有传统的尊华攘夷观,凸显了浓烈的排满理念。而且,革命人士对此理解和认知不尽一致。如章炳麟等就是强烈的排满论者,至于接受和参与革命行动的洪门及其他秘密会党,排满则是革命的基本目标。“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现代性理念的集中体现,基本上是接受西方民主政治和经济学说的产物。同盟会不仅要推翻满族的统治,而且要结束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和王朝体制,移植美国的共和体制。同时,引进西学的“地价增值学说”,结合中国传统的均田制,提出了国家赎买地主多余土地,转售给贫苦农民的主张——“平均地权”。其实,同盟会内部对民国内涵的认知各不相同,更缺乏历史例证。“平均地权”则遭到某些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批评。有人回忆:“讨论会章时,不主张提‘平均地权’的就十居八、九。”“但中山先生对这一条坚决主张,不肯通融,结果大家拗不过他,才没有把这一条删掉,可谁也没有把这句话同‘驱除鞑虏’同等郑重地看待。”[7]据章炳麟致函孙中山称: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宗旨,“特民权、民生之说异耳”。[8]所以,在同盟会内部,有颇多所谓“二民主义”、“一民主义”者。及至推翻清廷以后,民权、民生两大主义,根本未能实行。原因固然很多,但革命派自身不愿实践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孙中山虽然创立和坚持了三民主义,但这只是他的理想。进入实践层面,立即出现诸多悖论。按照同盟会章程,孙中山当选总理,理应遵循章程规定的民主领导体制,与本部各部主管实行集体领导和决策。但是,他违背了章程规定,实行个人集权领导体制,因此引发了两次“倒孙风潮”。而且,孙中山拒绝会内任何批评,坚持独断专行的强人风格。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倾覆,民国创建,在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就政治运作观察,(1)临时政府是总统制的权力结构。经由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投票选举,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执掌行政权力。但是,内阁成员均由总统提名,“联合会”通过,向总统负责。由于“联合会”不是常设机关,总统的权力缺少经常性的约束和制衡,难免有行政权力独大的弊端。接着,设立了临时参议院,履行议会的职能,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衡,并参与立法和决策。但是,在孙中山、黄兴的强势运作下,临时参议院显然处于弱势。(2)孙中山在组阁过程中,采取“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各部总长和次长共计18人,同盟会有12人。总长多由旧官僚担任,次长则由同盟会干部出任,控制了各部实权。所以,实际是“同盟会内阁”。临时参议院共计24位参议员,同盟会占有32席。[9]可见,同盟会掌控了行政和立法权力,临时政府由孙、黄实行一体化的权力运作。虽然,同盟会内部、临时参议院中,出现过不同的政见和争执。尤其是临时参议院多次与内阁意见相左,这些都体现了民主政治特征。但是,所有的不同意见都由孙、黄决断和裁夺。可见,这种权力运作体制与法理上的三权分立距离甚远,只不过是同盟会集权运作模式的复制和延伸。

同盟会合并五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后,孙、黄退居二线,国民党的革命性大为衰退,包容性扩增,意识形态淡化,组织纪律松懈,其近期目标在于赢得国会选举和上台执政。该党谋求在《临时约法》架构下,构建西方政党政治体制。孙中山对新的体制颇为乐观。他说:

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故欲免此(独裁)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持,而后政治方有进步。故政党者虽意见之不同,行为之不同,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今五党合并,诸君当持此观念,则民国前途永无危险之象。[10]

看来,孙中山此时明确反对一党专政体制,主张实行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体制。这和他后来提出的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形成明显的反差。

同时,比较同盟会与国民党的纲领,二者的定位有明显区别。同盟会是革命型政党,武装革命是其获取政权的基本方式,它是君主专制政治环境的产物;国民党则是民主型政党,选举是其执政的基本方式,是同盟会为应对政党政治环境所作的形态转型。于是,国民党对同盟会的纲领进行了调整和改造,该党宗旨是,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纲领是,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11]显然,这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纲领,可以为各界团体和社会精英所普遍接受,而且能够获得一般平民的认同,有助于争取选票。因此,国民党的组织迅速膨胀,成分和流品比较混杂,甚至“不择手段吸收异党分子”。[12]孙中山对国民党的纲领调整表示理解,他说:党纲“当应时势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13]面对党内对国民党意识形态淡化的质疑,他也作出解释:“国民党为同盟会之产儿,同盟会为革命党之元素,其精神主义乃始终一贯者。”[14]当时,孙中山、黄兴都关注民生主义的实行。他们甚至淡出政坛,分别从事铁路、矿山建设,亲身践行民生主义。可见,孙、黄对国民党的路线规划是:近期目标,赢得国会选举,落实《临时约法》,取得执政地位。中长期目标,实行民生主义及其政策,建设现代化国家。应当说,这一路线是理性思考后的政治抉择,兼具现实性和理想性。结果,近期目标只达成一半,国会选举获胜,但立即遭遇袁世凯的反扑和镇压,导致宋案发生和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图终致受挫。袁世凯立即重建专制政体,新生的中华民国面临夭折的危机。

(二)护国、护法运动时期(1914—1923年)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部分革命精英流亡海外,对失败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并研讨未来的革命方略,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党内对于倒袁护国的近期目标颇具政治共识。但是,在革命方略和改组国民党的问题上,孙中山和黄兴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主要原因是“归于散涣”,[15]“吾党分子太杂,权利心太重”。[16]孙力主建立个人集权的中华革命党,所有党人“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17]甚至要求入党者按指模,向孙中山宣誓效忠。黄兴等认为,失败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18]因此,他们坚持党内的民主领导体制,反对组建个人集权体制的革命党。结果,孙、黄分道扬镳。孙中山按照自己的意图组党,其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异:由政党政治体制转变为一党专政体制。虽然,《中华革命党总章》宣称,“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但是,具体政体设计,却排斥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权利,民权成了空话。“总章”把未来中国政治体制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等三个时期。其中,前两个时期,通称“革命时期”,“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力为其难,为同胞造无穷之幸福”。其政治体制为一党专政。并规定,只有党员才享有公民权,“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因此,非党民众被剥夺了选举和被选举权。[19]这一论述成为后来中国国民党实行“训政”的理论渊源。同时,与国家实行一党专政体制相配套,党内领导体制也作了重要调整,由同盟会和国民党时期的民主体制,转变为个人集权体制。党本部选举孙中山担任总理,执掌最高党权。而且,孙还兼军、政最高首长。这样,孙中山总揽了党政军的最高权力,谋求构建个人集权的党治国家。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继续控制民国政权。此时,孙中山回到了政党政治理念,主张恢复“临时约法”及民初的国会,重建被袁世凯摧毁的政党政治体制。可是,遭到北洋政府拒绝。孙中山遂于1917年8月,在广州揭举护法旗帜,但又被南方军阀所排斥,第一次护法失败。翌年2月,孙中山被迫寓居上海。之后,他再次反思革命屡遭挫折的原因,并著书立说,“冀以学说唤醒社会”。[20]1919年6月,孙中山撰写的《建国方略》出版,集中体现了他对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方略的最新思考和探索。

孙中山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包括三项基本内容: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因此,《建国方略》分列三个独立成篇的著述,即《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分别解决三大建设的问题。《建国方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五四时期孙中山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是考察和研究当时孙中山思想的重要文本。

《孙文学说》系统地论述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就历史观而言,孙氏笃信英雄史观。他把人划分为三类,“先知先觉者发明家也”,“后知后觉者鼓吹家也”,“不知不觉者实行家也”。在孙中山看来,前两类是社会精英,不知不觉者则是一般民众,“皆重实行而轻理想矣……所以不能鼓吹舆论、倡导文明,而反足混乱是非、阻碍进化也”。[21]显然,他把民众视为群氓,必须要精英启蒙、教化和训练。这就是“训政”的深层思想根源。正是英雄史观导致孙中山提出了“知难行易说”,构成其认识论的基本内核。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说”、“知行合一说”都是认识论的误区。长期以来,民众囿于错误的传统认识论,对三民主义和方略“不知不觉”,往往阻碍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行。只有确立“知难行易说”,才能使民众走出迷误,“翻然改图”,不再阻挠先知先觉的实行家,“则建设前途大有希望矣”。[22]可见,孙中山从英雄史观出发,片面强调理论的先导作用,忽视实践的基础和本原地位,显然陷入了唯心论的误区。

《实业计划》侧重于物质层面,是孙中山精心设计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蓝图,“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23]在经济体制方面,孙中山主张实行公、私营经济并举的体制,通过“个人企业”和“国家经营”两个途径发展实业。他指出:

凡夫事物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今欲利便个人企业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尤须辅以利便交通。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24]

同时,孙中山还主张利用外国资本、技术和人才,“盖欲使外国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25]可见,孙中山对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外国资本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角色具有比较明确的定位,其思想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值得肯定,至今都有借鉴价值。而且,孙中山强调,发展经济的落脚点在于实现民生主义,应惠及国民,“人民将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乐矣”。[26]孙中山还将中国现代化模式与西方现代化模式作了明显的区隔。这与他在创立三民主义时的民生主义构想一脉相承。

《民权初步》重在移植美国基层社团的组织原则和民主运作规范,内容具体、详实,旨在“遍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27]并在日常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加以实践与推广,“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28]以养成民主素质和习惯,打造新型的现代国民,“按部就班,以渐而进,由幼稚而强壮,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指日而可待也”。[29]由于孙中山坚持其三阶段渐进的政治民主化理念,在训政时期只开放基层的民主政治,《民权初步》则是为实行基层民主政治所作的制度建设。客观而论,孙中山的构想比较务实,也具有可操作性,只有循序渐进,从基层政治民主化起步,逐步向上提升,才能最终完成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完成理论建设后,孙中山重新出发,领导第二次护法运动。1919年10月,他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中国国民党,促请游离党外的革命派人士重新归队,新一轮的整合取得了成功,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再次得到全党的确认。翌年11月,修订《中国国民党规约》,公布《中国国民党总章》,宣示“本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以创立五权宪法为目的”。首次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同时列入党章。《总章》将国家政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军政时期(即《中华革命党总章》所指称的“革命时期”)和宪政时期,基本保留了《中华革命党总章》关于政治体制的论述。对于军政时期实行“训政”,孙中山在《建国方略》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国民党“不单是用革命去扫除那恶劣政治,还要用革命的手段去建设,所以叫做‘训政’”。因为“一般人民还是不懂共和的真趣,所以迫得我们再要革命”,“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30]虽然,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作了多次论述,内容也有所创新。但是,并没有踰出《建国方略》的理论框架,而且,这些设想只是未来的理想目标。近期目标则是领导护法运动,护法却因1922年夏的陈炯明叛变而再度受挫。孙中山只得再次离粤返沪,9月4日,“约集在沪各省同志,交换意见”,并成立“起草委员会”。及至1923年初,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等重要文件。[31]其中,《宣言》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和国民党高层在二次护法失败后,对该党历史的反思和总结,并确立了现阶段党的任务、纲领和政策。

《宣言》对三民主义的论述有了某些新意,其目标、任务有所调整,但基调没有变动,政策显得比较温和与保守,基本思路是以阶级合作取代阶级斗争,以国际合作取代反帝斗争,明显落后于中共当时的纲领和政策主张。(1)民族主义:《宣言》认为,中国仍然处在“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具体政策是,“励行教育普及,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32]较之该党以前的论述有了明显的进步,确认了中国殖民地的现状,提出谋求自由平等的国际地位,具有新意。但是,政策比较软弱,未能正面提出反帝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明显落后于五四运动期间爱国学生的诉求。至于国内民族政策只局限在普及教育上,显得空泛不实。(2)民权主义:承接了以前的论述,试图超越“现代代议制度”,主张实行普选、直接民权,保障人民各项自由。(3)民生主义:“宜以欧美为鉴,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具体政策是:承认现行土地制度,“徐谋地主佃户间地位之平等”;规定私有土地额度,限制超额兼并。保护工人权利,“徐谋劳资间地位之平等”;确认男女平等,“并扶助其均等发展”。等等。针对现实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按照阶级合作的思路,提出温和的对策,但难以达到“社会经济均等发展”的目标。[33]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4—1926年)

由于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与介入,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改组了国民党,通过了体现两党在现阶段之共同目标、任务和政策的“一大宣言”。由于采取了联俄容共政策,孙中山对俄国革命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作出了具有特色的解读和论述,高度肯定俄国革命和以党治国的成绩与经验。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34]“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的模范”。国民党应该学习俄国成功的经验,“重新组织,将党放在国上”。[35]因此,他强调,“就利害而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就主义而言,“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均包括其中(即民生主义之中)”。[36]其实,孙中山对俄国经验的评判和借鉴,完全是以国民党的利益和三民主义本位为考量。他针对国民党的缺失和弱点,决定学习和借鉴俄国“党在国上”的方法、组织和训练,这些都属于方法论的范畴。至于主义和处理国内外政治关系的思路并没有作重要改变。因此,他将共产主义等理论降低层次,变成社会政策,并纳入民生主义框架,从而提高了民生主义的理论层级。同时,孙中山早就向俄国宣示:“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37]明确区隔国共两党在政党组织和国家制度上的重大差异。而且,他又多次表示,不宜运用阶级斗争而应通过阶级合作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国共合作并没有改变国民党的主体意识形态。

从国民党一大宣言可以印证笔者的判断。(1)在国情分析上,国民党接受了中共对中国属于半殖民地的国际定位,以及列强与军阀相互勾结,属于国民革命对象的观点,但没有涉及中国为半封建社会的国内地位,未将封建势力列为革命对象。[38](2)民族主义:接过了反帝斗争目标,表示反帝必须“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的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在国内民族关系上,“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比以前促进民族进化的空泛宣示大有进步。[39]在具体政策方面,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40]稍后颁布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则作了淡化处理,称:“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41]这里,“取消不平等条约”不提了,只是“修约谈判”,回到以前的政策范畴。(3)民权主义:在性质上,国家政权“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并以此与列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的民权制度相区隔。而且,根据对民国和反帝的政治态度与行为,作为个人或团体是否享有民权的判定标准。[42]但是,仍坚持国民党“训政”,并且在政策层面,未见新的突破。(4)民生主义:首次明确表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党)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但是,在政策层面,也没有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确保劳工权益等方面提出新的有力对策。[43]至于《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根本没有提及关于工农问题的政策规定。1924年9月18日,国民党宣布揭举国民革命旗帜,出师北伐。未久,因时局变化,直系政府倒台。孙中山遂应邀北上,与奉、皖及冯玉祥等势力共商国是,“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44]虽然改取和平的方式,但国民革命的目标没有改变。“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具体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45]这里,孙中山正面提出了“推倒帝国主义”的革命目标,反帝立场有所凸显。具体内外政策则重申一大宣言的内容。

可见,国民党一大的纲领和政策创新是有限度的,其主体基本沿袭1923年的宣言。一大宣言出现的新理念,多侧重于党的文宣造势,较少体现于政府的政策规定,更缺乏实际行动。因此,我们不宜作不切实际的评价。

在国共关系方面,合作是主流,但是杂音强烈。因此,孙中山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他说:“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46]极力调和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异。他甚至警告和威胁党内反共分子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47]并且,国民党通过了有关训令和决议,解释和申明了容共政策。同时,中共也主动予以说明和解释。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为此发表声明称:中共将“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的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而且,“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48]证之“一大宣言”,国民党的政纲与中共纲领存在明显区隔,并未达到中共最低纲领的高度。孙中山此时曾对三民主义作过系列演讲,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也与先前的见解一脉相承,接受中共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且,他还针对唯物史观,提出了所谓“民生史观”。他说:“从前的社会主义错认物质是历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种种纷乱。”“我们现在要解除社会问题中的纷乱,便要改正这种错误,再不可说物质问题是历史的中心,要把历史上的政治、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49]同时,孙中山还批评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他说:“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50]孙氏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进化中的负面因素,从而否定了其动力作用。可见,孙中山对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都持批评或否定的立场,因此,国共合作缺乏共同的理论基础,只局限于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政治共识,甚至在如何对待不平等条约问题上,两党的政策也明显不同。孙中山是积极推动和维护国共合作的领袖,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尚且如此,国民党内多数人士则更加陷入理论误区,因此,两党合作的理论和政治基础相当脆弱,在理论、政见、政策和权力分配等各个层面,都存在很多歧见,从而潜藏着矛盾冲突的因素,处理不当,便会引发分裂危机。

1922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接受总理遗嘱之训令决议案》,把孙中山抬上神坛,“决议”称:“盖总理实为世界之圣哲,中国之救主,而本党同志之父师。”“总理之一切遗教仍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存留于世间。”“以后本党一切政治主张,不得与总理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政纲及九月十三日宣言,十一月十日宣言之主旨相违背。”[51]看来,国民党中央对孙中山大量的著述进行了审慎的筛选,开列了经典文本,基本是孙氏后期的思想和理念,尤重于一大以来的理论和政纲。并且,“决议”以党纪严格约束各级党部及党员,不得违背所列文献的主旨,期能保持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上的高度统一,继续推进和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

但是,孙中山逝世,国民党的政治和理论权威突然缺位,党内围绕领袖继承权的激烈争夺,促使原有的理论分歧也浮出台面。虽然中央作出了决议,继续遵循孙中山学说,但各派系首领对孙氏理论体系的理解与认知却颇有歧义,而且,他们都以孙中山正宗传人自居,争夺孙中山学说的诠释权和话语权。其中,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西山会议派、戴季陶、国民党左派以及中共等势力,都各有自己的解释体系。并且,伴随着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派系斗争进程,孙中山的理论遭到不同方面与程度的扭曲、阉割和滥用,导致国民党出现理论多元的乱象。

最早的分歧针对孙中山晚年推行的“联俄容共”政策,当时在党内已经出现过严重争议。如今,伟人已逝,争议重新泛起。最先发难的是一批聚集北京西山的国民党元老,于1922年11月召开所谓国民党“四中全会”,率先提出“解决共产派”的议题,决议取消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并开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中中共执委、候补执委的党籍,解除苏俄所派鲍罗廷顾问职务等,发起第一波“分共”动作。戴季陶的论述为西山会议派提供了“分共”的理论依据。戴氏一改孙中山调和、兼容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的论述,将二者割裂和对立起来,他说:

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实行方法上,完全不同。共产主义以无产阶级之直接的革命行动为实行方法,所以主张用阶级专政,打破阶级。民生主义是国民革命的形式,在政治的建设工作上,以国家的权力,达实行的目的,所以主张革命专政,以各阶级的革命势力,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而渐进的消灭阶级。[52]

戴季陶有意把民生主义的外延扩及政治层面,演绎为“革命专政”的国家权力,并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对立。这都是孙中山从未论述过的观点,完全是戴氏杜撰的私货。目的就是制造国共之间的理论对立。他还扩大民生史观和唯物史观之间的差异,刻意把二者割裂为互相排斥哲学体系,别有用心地煽动说:国民党员必须与唯物史观决裂,“决定非信奉民生哲学不可”。[53]戴氏不仅在理论上否定和排斥中共,而且为组织上的“清共”制造理论依据。他危言耸听地说:“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54]因此,为了确保国民党理论和组织的“四性”,增强党的生存能力,就必须“清共”:中共党员应该退出国民党,或者放弃共产主义和脱离共产党,并且“把三民主义认为惟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为惟一救国的政党”。[55]于是,戴氏的论述被党内反共人士奉为圭臬,西山会议派也有了“分共”的舆论工具,而且颇多地方党部受到蛊惑,纷纷成立以反共为宗旨的“孙文主义学会”,形成党内的宗派组织。这样,后来蒋介石发动血腥的“清共”运动,遂有了理论和组织基础。

除了西山派公开分裂“清共”外,国民党内派系初步分化成形。大体而言,真正认同“联俄容共”的左派为数较少,力量单薄,尤其是廖仲恺被害后,基本处于边缘地位。但是,苏俄是国民党的主要外援来源,苏俄顾问直接参与和干涉国民党的高层决策。同时,在苏俄支持下,中共在中央党务机构中也拥有部分重要权力。而且,中共深入动员和组织工农民众,开展工农运动,成立工会、农会等民众社团,其社会和政治动员能力实非国民党所能及。因此,国共合作后,中共给国民党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使国民党开始面向民众,由精英党向大众党转变。中共的能量和贡献令国民党人震惊。除了左派,其他派系则心存畏忌,担忧中共势力迅速发展,成为主导或取代国民党的政党。邹鲁对此相当敏感,他说:

自从前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又因国民党决定联俄政策,共产党人就与苏俄勾结一气,借国际以压迫党部及政府,更借党部及政府压迫党员及群众……最近则党权不在最高党部之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权不在最高政治机关的国民政府,而完全集中于政治委员会,于是俄人鲍罗廷就拿政治委员会顾问的资格,在里面肆行操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邹鲁认为,鲍罗廷和中共“勾结”,操纵了党政权力运作,架空了中执会和国民政府,导致国民党出现空壳化的危机。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下发的“训令”称:[56]

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之党团作用……抑自总理逝世,共产派益进行其妨碍本党之行为。盖其加入(国民党)之意,实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党务,且借以维持苏俄。[57]

西山会议派的恶意攻讦,也表达了颇多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担忧。所以,当时党内几位次级强人,如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及新秀蒋介石等,虽然严辞批判了西山派的反共言论和分裂行径,并同意惩处该派的头面人物。但是,这些左的言辞只是表象。其实,他们都是西山派的同路人。只是出于对苏俄援助的依赖,他们才口头接受“联俄容共”政策,实际上并不认同。而且,他们是“联俄容共”的受益者,都在广州中央执掌重要权力,并且有希望角逐国民党领袖大位。可是,他们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的权力斗争。因此,都需要争取苏俄、中共及党内左派的支持,以维持和扩大自身派系在中央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所以,他们不敢仿效西山派,贸然与苏俄及中共决裂。如果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变脸反共。后来的史实证明了这个判断。

国民党内展开了激烈的派系斗争。首先,廖仲恺遇刺殒命,左派失去了领袖,实力严重受损,遂支持汪精卫出面领导国民党。鲍罗廷及中共也力挺汪氏。胡汉民因乃兄涉嫌廖案,被迫离粤赴苏暂避。汪、许、蒋组成特别委员会,执掌了“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58]蒋介石进入权力核心。第二波,蒋介石兴兵解除许崇智所部武装,逼迫许氏“暂离粤境”。[59]于是,出现了暂时的蒋、汪共治体制。第三波,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并在广州戒严。汪精卫负气出走,蒋氏趁机整合中央权力,提出并通过了“整理党务案”,严格限制了中共在国民党中央的势力范围,苏俄顾问职权也受到颇多约束。这样,蒋介石成功地削弱了各派系及中共的权力,牢固掌控军权,并安排亲信接掌党政权力。之后,举兵北伐,借此构建战时权力体制,一时成为国民党新兴的军事和政治强人。

不过,蒋介石的崛起和坐大引起了各方的警觉和不满,尤其是左派及苏俄顾问与中共。随着北伐的胜利推进,双方展开了一波波激烈的较量,结果,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与武汉的左派中央公开抗衡。北伐军占领沪、宁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久,汪精卫也步蒋氏后尘,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自此,国共彻底决裂。这一阶段,国民党忙于内斗,意识形态因派系利益和立场而各有不同。虽然各派竞相“清共”,但是,争夺党内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较量却远未了结,党的意识形态也因此陷入混乱。

(四)政治理念多元化时期(1927—1936年)

“清共”后,国民党理论体系比孙中山晚年严重倒退,突出了以党治国和反共的内容。随着国民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党治国理念进入实践层面,该党遂致力于一党专政体制的设计和运作,对于民权、民生则只限于文宣表态,实际上无暇关注和实行。同时,党内各派系展开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尤其是有意角逐中央权力的派系领袖对孙中山理论各有解读和诠释,因而出现某些分歧。至于民族主义,各派基本没有大的歧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则迅速升温,从而成为党内的主流话语,于是,党的理论体系出现了国民党集权和民族主义两个重心。就纵向演变观察,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1)从国民党开始“训政”到中原大战爆发,党内继续保持多元话语体系。主要有三类:西山派和蒋系都推崇“戴季陶主义”、胡汉民及汪精卫(改组派)的论述。其中,胡汉民和戴季陶的论述成为主流话语,改组派则为非主流话语。从论述内容分析,关于孙中山理论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哲学范畴等深层次论述,主要由戴季陶的著述诠释;关于以党治国理论、纲领和法理的论述及设计,则由胡汉民担纲。蒋介石虽然是超级强人,但因资历或理论水平都不及胡、戴,不得不借助他们的论述。而且,他通过蒋、胡合作,掌控中央实际权力,并借此集中精力整合派系,矛头主要指向汪(改组)派及地方军事实力派(冯、桂、阎、奉等次元军事集团)。所以,蒋氏无暇在意识形态领域施展身手,遂释放文宣权力给胡汉民,换取胡的合作和支持,这也体现了蒋、胡合作的权力配置形态。在国民党看来,孙中山已经规划了革命方略,现在,“此次北伐乃继总理未竟之遗志,恢复辛亥革命中堕之大业,而完成统一”,[60]必须要落实孙中山关于民国政体三阶段的制度安排,由国民党实行“训政”。为此,1928年10月3日,中常会通过了胡汉民主稿的《训政纲领》,具体构建了以党治国的中央权力结构,确立了以党领政的制度规范。[61]接着,国民政府发布宣言,称:“宣言”申明,“国家之建设以实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中国国民党各重要宣言与政纲为目的”,[62]以彰显南京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正当性。虽然各派系对国民党训政具有政治共识,但对于蒋、胡所操控的国民政府却缺乏认同感。最先反对的是汪(改组)派,后来有西山派及冯、桂、阎等军事实力派。而且,形成了反蒋同盟,甚至发展到另立中央和兵戎相见的地步。其实,在主体意识形态上,双方并无根本分歧,只是论述话语有所区隔,无非是各自标榜为孙中山理论和事业的正宗传人。结果,派系较量升级为武力对决,双方爆发中原大战,以蒋氏中央的胜利而暂告段落。

在此由军政时期向训政时期进展之际,中国国民党本其历史上所负之使命,适应国家实际之需要,代行政权,而以治权授国民政府,并为之制定其组织,设立五院,分负责任,庶几五权宪法之宏模,三民主义之建设于以更始。[63]

(2)蒋系独大时期。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发生质变,但个人集权、派系共治、安内攘外、实行宪政和民族主义等话语相互交织,成为“国难时期”的理论特色。

国民党派系虽然一度整合,但派系之争远未根绝,随着时势变化,仍然会恢复生机与活力。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武力整合初步成功,个人集权趋向加剧,引发了胡汉民反弹。蒋氏竟囚禁胡氏于汤山,显示军阀政治家的本色。于是,蒋介石开始接管胡汉民的理论权威,亲自关注和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策动其心腹、亲信成立了蓝衣社等御用团体,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甚至移植法西斯主义,致使胡汉民鼓吹的以党治国、派系共治的理念,导向一人治党的个人集权理念,目的在神化蒋介石,成为孙中山的正宗继承人,夺得领袖大位,从而开创蒋介石时代。另一方面,蒋介石按照戴季陶的诠释,着力推动三民主义回归传统,和儒学对接和融合。一时间,所谓“四维八德”成了党内热门话语,而且通过新生活运动强制向民间传输。这样,孙中山理论的民主性和现代性更趋淡化,成了国民党意识形态中的边缘话语。同时,为配合军事“围剿”,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了反共论述,而且殃及各种非党化的社会思潮,包括自由主义。官方动员多种行政、法律手段,乃至特务机关,对共产主义及其他“异端”学说实行镇压、取缔和禁限,以国家机器维护和推行党化意识形态。

在民族主义方面,国民党执政后,虽然宣示革命时期的反帝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但行动上却相当温和低调,启动了“修约谈判”,尽量争取列强的认同和支持,重返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因此中国的半殖民地形态没有根本改变。而且,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鲸吞中国东北三省。中国面临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民间迸发出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潮,从而对国民党构建的反共党化意识形态体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并为反蒋派系的重新聚合提供了新的契机。于是,国民党内的抗日声浪和民族主义话语不断高涨,各反蒋派系则借此对蒋系中央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调整策略,尽量吸纳各派系进入现行体制,构建全党团结、共赴国难的权力架构。经过一番折冲进退,国民党召开了“四大”,实现了新一轮的整合,构建了包容性和多元化的权力结构。要求蒋介石先行下野,释出独裁权力,实行蒋、汪、胡三巨头共治体制。这样,意识形态也相应有所调整。蒋介石的神化开始降温,法西斯思潮的鼓噪逐渐消音,民族主义遂成了党内新兴的话语,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形成高潮。社会各界更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由汪精卫主导,1932年4月召开了“国难会议”,邀集党内外人士与会,发布宣言,称:“必须确立民主之政制,奠定民权之基础。中央应有民意之机关,在地方应谋自治之发展……在宪政未完成以前,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结社自由,实为全国国民迫切之需要。”[64]面对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的声浪,蒋系则主张坚持党治及个人集权体制,因应抗战时局。于是引起了自由主义阵营的论战和分化,一批知名自由主义人士被蒋系收编,如王世杰、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他们都背离了原来的意识形态,拥戴蒋介石个人集权,并担任蒋氏幕僚或高官。他们出面对国民党专制和蒋氏集权进行了若干包装,融入颇多民族主义论述,凸显其战时理论特色。

这一时期,国共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本来,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他看来,“剿共”及平定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是抗日的前提。因此,对日本侵占东三省,蒋氏采取“不抵抗政策”,推给国际联盟作“外交解决”,却亲自部署“剿共”战事。接着,日本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沪、宁地区的安全。蒋介石决定作适当抵抗,淞沪抗战爆发。而且,国民政府迁都洛阳。蒋氏通电称:结果,淞沪抗战以中日双方妥协暂告结束。趁着危机时刻,蒋介石重建军事委员会,再次执掌军权。他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并立即亲临前线,指挥“剿共”战事,宣称“外寇不足虑,而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65]在抗击第五次“围剿”失利后,中共撤出了长江中游诸省苏区,辗转长征,并于1932年发布“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后,中共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时,面对日本切割华北的侵略行径,蒋介石对日转趋强硬,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倭惟有自强与力抗,再无其他方策……宁为玉碎,勿为瓦全。”[66]显示蒋氏此时已经下定抗战决心,对中共则由“军事围剿”转变为“剿抚兼施”,一面积极部署“剿共”,同时开始寻求与中共秘密接触,企图收编中共。此时,北平兴起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影响波及全国,对国民党构成强大压力,也引起了党内的分化,由此爆发了西安事变。在中共积极参与和推动下,事变和平解决,并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安内攘外方针才得以终结。但是,国民党仍然顽固坚持反共理念,与中共合作乃迫于形势和民意,实际上,国共之间深层次矛盾并未解决,从而对抗战及战后的政治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67]

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抗日御侮和民主宪政成为社会各界的强烈诉求。国民党五全大会通过议案,承诺“召集国民大会及宣布宪法草案”。[68]之后,公布了“五五宪草”,宣示即将实施宪政。应该肯定,这是国民党政治理念上的重大调整和进步,表明该党意识到训政缺乏民意基础,因而失去了政治正当性和合法性,只有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实行体制转型,还政于民,才能在宪政体制内,建构国民党执政的合法性。可见,国民党理论发生了正面的演变,民族主义和民主宪政从民间进入党内,成为官方的既定方向,社会各界也给予相当积极的评价。因为胡汉民缺席和汪精卫遇刺重伤,蒋介石成了五全大会的主角,面对党内外的宪政压力,他只得顺应时势和舆情,认可了宪政规划。但是,从政治行为观察,蒋氏对宪政并不积极,他关注的仍然是“安内攘外”,结果引发了西安事变。及至抗战爆发,蒋氏成了抗日统帅,其权力如日中天,并借此把训政体制引向了个人集权的方向,显然与国民党的宪政承诺背道而驰。

(五)抗战:民族主义语境中民主与集权的悖论(1937—1945年)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勇抵抗。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态要“牺牲一切”,“守土抗战”,誓言不再妥协,“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69]全面抗战随即展开,历时八年。期间,中国形成了以抗日救国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语境,但是,各种政治势力对抗日救国提出了不同的论述,并对战时环境里中国政治进程具有各自的设想。大体而言,中共及抗战中成立的民主政团主张,国民党应尽快落实战前的政治承诺,在抗战期间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可是,蒋介石掌控的国民党却逆势而行。他们借口战时环境,必须集中权力,只能维持和强化训政,因此将宪政推迟到战后。蒋氏声称“严格来说,我们目前还在军政时期之中”,“待山河恢复,国内澄清以后,才谈得到训政,进而预备宪政”。[70]可见,蒋介石主张战时退回军政时期,抗战胜利后,再重建训政,“进而预备宪政”,最后才进入宪政,显然违背战前的政治承诺。从实践层面观察,蒋氏迅速构建了战时体制,从成立“国防会议”到“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71]他担任委员长,执掌中央最高权力。在党内,国民党“临全大会”决议,“建立领袖制度”,推举蒋氏为国民党总裁,代行孙中山生前所具有的职权。[72]这样,蒋介石利用抗战成功实现了多年追求的个人集权目标,终于取得孙中山正宗传人的地位。国民党将历史倒退至军政时期,拒绝启动以宪政为标志的民主化进程。

国民党承接了战前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诠释,配合蒋氏个人集权,突出了所谓“伦理建设”,强调对领袖和党国的愚忠,甚至规定,每年7月7日为“全党党员效忠总裁之宣誓日”,[73]强制推行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于是,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权、民生主义基本流失,蜕变成党化儒学说教,形成空心化的结构形态。胡汉民曾经强烈抨击蒋氏儒化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民”,是对三民主义的“流氓化”。[74]

国民党处心积虑地利用战时环境统制人民的意识形态。蒋介石署名出版《中国之命运》,诡称中国贫弱的原因是民众的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必须进行思想统制,民众“只须遵循主义,按着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75]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公然鼓吹,民众应该“把自己精神和最高领袖的精神合为一体”,“把我们的精神寄托在民族国家上,就是寄托在三民主义的信仰和总裁的服从上”。[76]

在实践层面,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全大会”。一方面,迫于中共和其他党派的压力,大会通过了成立“国民参政会”的议案,向其他党派开放了有限的参政空间。该会存续了七年,吸纳了各界精英参与,对国民政府施政发挥了一定的监督和制衡功能。毛泽东对此评论说:国民参政会的出台,“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但是,另一方面,大会又通过《统一革命理论肃清政治斗争之意识案》,要求各党派“应捐除成见,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之下”,接受国民党的政治和思想领导,坚持抗战到底。[77]接着,国民党又加强对其他党派的限制和打压,所谓“限制异党活动”的系列法案相继出炉,主要矛头指向中共。再次强调各党派、团体,必须“奉行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服从最高统帅”,接受国民党指导、政府监督、军事机关的指挥,才具有政治合法性。[78]于是,国民党战时意识形态陷入了严重的悖论:一方面,鼓吹和实行蒋介石个人高度集权的一党专政体制,使党国机器转入军事化的运作,从而严厉限制和排斥异己党派的政治活动,至于民众的各项民主权利更因为战争而遭到剥夺;另一方面,出于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参与抗战的需要,国民党被迫向各党派开放了有限的参政空间,催生了多党派的政治格局,因而有力冲击了一党专政体制和蒋氏个人集权。史实表明,国民党通过反民主的逆势操作,企图延续和强化战前“一个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统制全国的意识形态,结果却与该党主观愿望相反,出现了多元化政治和社会思潮,显然是国民党始料未及的。

(六)战后:回归专制和“剿共”话语体系(1945—1949年)

抗战胜利后,广大民众及各党派的紧迫诉求是,转入和平建国时期,实行民主宪政,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设现代化的强国。而且,民众对国民党寄予厚望,期盼能够实现他们的诉求。因此,国民党理应顺应民意,调整党的意识形态及纲领、政策,引导国家进入和平、民主和建设的新时期。其实,蒋介石及国民党也基本理解中国的主流民意,意识到执政党的重责大任。1942年2月,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将“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增进人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列为重点议题。[79]并且通过了有关议案,宣布将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80]届时,将以“五五宪草”为基础,制定宪法,以落实民主宪政。[81]同时,要制定“有关民生之大法”,[82]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83]大会对中共提出严厉指责,但表示“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84]大会还修订党章,规定党的总裁由“代行”改为“行使总理之职权”,使蒋介石取得与孙中山相同的地位。因此,“六全大会”的政治方向值得肯定,显示国民党从积极方面回应了民意的诉求,在和平、民主宪政、改善民生等重大议题上,都提出了若干设想和政策。在党意识形态体系中,儒学话语有所淡化,增加了有关民权、民生的话语,以应对社会舆论关注的现实问题。可是,在此同时,又固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显然出于蒋氏的首肯或授意,但却与民主宪政的方向相悖。很难设想,一个个人集权的执政党能够自觉还政于民,主动迈向民主化的政治进程。

再从实践层面检视,战后国民党的多种施政行为严重背离了六全大会的政策宣示。如在沦陷区接收中,国民党官员普遍贪腐、虐害人民,迅速丧失了民心。在政治上,国民党一度与中共和谈,签署了“双十协定”,而且召开了政协,通过《宪法草案案》,承诺召开多党派的国民大会,向其他党派开放政权。结果,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党内对此出现强烈反弹,蒋介石遂出面解释和安抚。他说:

我们如果不忍辱负重,与各党派断然决裂,则我们在国内必致引起更多人反对,在国外亦不能取得友邦的同情……所以,现在事实上我们惟有忍耐才能成功,切不可感情用事,不忍小忿,以致破坏整个的计划。[85]

蒋氏这番解释暴露了国民党六大所作的关于民主宪政宣示,完全出于国内外的压力,并非国民党的自愿。就在“双十协定”签署后一个月,11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在6个月之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会议还研究改变对日作战体制为反共内战体制。魏德迈参加会议,并作了秘密报告”。可见,在美国支持和参与下,国民党的“整个计划”绝非民主宪政,而是暂时“忍辱负重”,积极准备发动内战,“3到6个月消灭共军主力”,完成武力统一,延续国民党专制统治。于是,国民党背离了六全大会的和平、民主方向,撕毁了“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进入了所谓“动员戡乱时期”,把中国重新推入战争的火海。但是,1927年的历史不会重演,国民党的战争和专制既违背民意,又违逆历史潮流,终于被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所倾覆。

历史的辩证法表明,国民党曾经引领了时代潮流和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先进的意识形态。可是,它置身于转型初期的社会结构之中,经由列强威逼和国内旧势力的渗透改造,加之国民党的中高层都深受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因此,从孙中山到高层精英的意识形态迅速发生蜕变,从追求和实践民主政治蜕变为以党治国的“训政”,但并未放弃民主宪政的终极目标。可是,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等背离了民主政治理想,仿效清廷和北洋军阀,用暴力镇压异己政治力量及爱国民众。三民主义的民主、民生精髓基本流失,孙中山后期的训政理念则被奉为圭臬,甚至和传统儒学、法西斯思潮糅合兼容,成为后孙时代国民党的主流意识。长期战争环境更使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带有军国主义的特质,从而继承了旧军阀的传统,崇尚武力统一和个人集权,终于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中,完成了蒋介石个人集权体制的构建。可是,与蒋氏及国民党集权的理念相反,抗战催生了中国社会精英及民众的爱国主义热忱和政治民主化的诉求,对国民党专制形成了强大压力。因此,抗战期间,个人集权和政治民主化两种相悖的力量都在增长,并在抗日的大目标下暂时合作共存,同时相互博弈。及至抗战胜利,双方虽然一度达成召开政协和实施宪政的共识,旋因国民党回归武力统一和一党专政路线而破局。可见,国民党经历了八年抗战,其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仍然停滞在战前状态,鲜有进步和改善,结果必然在民主革命的大潮中沉沦。

三、国民党领导体制之蜕变

政治体制是国民党政治结构的核心部位。国民党对政治体制的制度安排包涵党国二元模式。笔者已经以国民党对党、国体制构想为中心,论述了该党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进程,本论著各编则对具体制度安排及其实际运作形态作了系统的分析论证,厘清了党、国体制的演变脉络及其在各阶段的组织结构、党政关系和运作状态,并评估了体制运作的绩效,使读者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体制获致比较理性的体认。现在,我们拟从总体和宏观的视角探讨党、国体制的演变特征和规律,使这一命题的论证更具学理思考。

总体而论,在革命时期,国民党虽然对党、国二元的体制有其不同的制度安排,但该党基本处在革命状态,所以国家体制只限于制度设计,并未进入实际运作层面。[86]于是,所谓政治体制的设计及运作只是体现在党内领导体制上。进入执政时期后,党、国二元体制从设计转向运作阶段,而且相互交集,出现了党、政、军三大权力系统分立互动的运作形态,加之派系介入权力运作,更加难以观察和理清。笔者认为,本课题旨在考察和研究国民党结构史,应将关注点集中于国民党的领导体制,所以,笔者对国家政治体制不作专题探讨。当然,涉及党政关系部分,则应予适当关照。

(一)孙中山时期:民主体制蜕变为个人集权体制

1.从同盟会到国民党:民主体制的危机

同盟会是若干革命团体的联合组建的共同体,在领导体制设计上,既要引进西方民主政党的制度模式,又要考量各团体分享权力,使来自各团体的政治精英进入体制,构建合作共治的权力结构。所以,孙中山等对同盟会领导体制设计及制度安排,本部的机构设置与权力结构,都体现了各团体精英合作共治的基本特征。根据《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1)采行直接选举制,“凡会员皆得选举、被选举为总理及议员,及各地分会长”。总理“由员投票公举,四年更迭一次,但得连举连任”。(2)总理“有代本会之权,对于会内,有执行事务之权,节制执行部各员。得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87]本部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分别承担行政、立法、司法职责,构建了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按照“总章”文本,在领导体制上,虽然总理权力很大,领导行政,参与立法,但他无权干涉司法,也不能掌控立法,而且要接受四年一次的改选,并受到评议部的立法制衡,以及司法部的纪律约束和监督。

可是,文本规定的民主体制难以适应秘密活动与武装斗争的特殊环境,于是,同盟会的实际权力运作严重脱离了文本规定,蜕变为孙中山个人集权,形成孙中山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并代替组织决策的违章运作。冯自由评论说:“同盟会本部之职权,事实上实随总理之所在地为转移。而总理之所在地,即为革命军大本营之所在地。”[88]有学者同意冯自由的说法,指称:“就孙、黄两人的种种行为看,都倾向于把自己置于团体之上。他们离开东京的期间,都不曾尽力使这在日本首都的‘本部’继续像一个‘本部’那样的运作。”[89]当宋教仁促请孙中山整顿党务时,孙拒不接受,反而指责章炳麟等倒孙,他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90]可见,孙中山思想深层的英雄史观,倒置了领袖对政党的依存关系,严重影响了民主领导体制的贯彻与落实。出于会内压力,孙中山虽派遣刘揆一赴东京整顿和加强本部领导,但并未改变个人集权的做法,而是促使本部与孙保持一致。

其实,同盟会原是各省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的政党,而且,各省分会领导本省革命活动,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孙中山只是各省革命精英推举的“共主”,他长期在香港和南洋领导华南起义,难以兼顾其他省区,因此增强了各省分会独立行动的机会和权力。武昌起义就是两湖革命精英策划和发动的,各省独立也基本是分会自行发动和完成的,孙中山及东京本部并没有主动和积极的作为。在各省分会各自为政的情势下,孙中山个人集权缺乏实力基础,因而不时会遇到会内某些精英和次级团体的挑战,如章炳麟及光复会、两湖精英及中部总会、共进会等。可见,孙中山集权既缺少法理依据,又不具备整合的资源和实力,其领袖地位因此并不稳固。辛亥革命胜利,临时政府建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同时连任同盟会总理,威望极高,可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外部有袁世凯的重兵压境,内部有黎元洪、光复会等强大的反对派,最后被迫让位于袁世凯,个人集权更加窒碍难行。

接着,国民党成立,孙中山退居二线。该党由六党合并组建,目的在赢得国会选举,取得执政权。在领导体制上,理事集体领导党务,各党精英共享权力。于是,《国民党规约》出台,成为国民党领导体制和权力结构的文本依据。

“规约”规定,本部不设总理职务,其权力由理事集体掌控。本部理事共九人,“代表本党,综理党务”。“理事互选一人为理事长。”理事长只是理事会议召集人,其地位与其他理事平等,相互没有隶属关系。理事会议决策采合议制。而且,凡属重要决策则须经过各类会议讨论、表决之程序,才能提交理事会议合议决定。理事会议不能集体包办党的重要决策,俾能防制寡头或个人集权。可见,国民党领导体制有两个特点:(1)理事会集体领导体制;(2)建立本部职员会议制度,参与重大党务决策。[91]客观而论,“规约”是比较规范的具有现代性和民主性的党章。可是,进入实际运作,还是出现严重悖论:其一,孙中山虽然辞去理事长之职,却与黄兴操控上海交通部,孙中山寓居沪上,该部人事由他委任,党务活动经常接受他的指导,[92]俨然成为国民党又一权力中心,经常主导和参与本部决策。尤其在宋教仁遇刺后,孙、黄直接介入国民党的应对决策,上海交通部遂升级为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北京本部则成了陪衬。其二,孙中山难以控制国民党,他只是部分原同盟会成员的领袖,多数国民党精英则选择与袁世凯妥协的立场,结果被袁分化施压,导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迅速分崩离析。邹鲁回忆说:

(同盟会)竟改革命党为政党,继复合各党而成国民党。官僚、政客、投机分子悉行渗入党中,体质既为变化……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举义讨袁,不匝月而先后败亡,非无故矣……而党员之在国内,贤者死事,不肖者变节。即亡命海外者,亦多堕志他图,投降自首;或倡“十年后始行革命”之说。总理忧愤交集。[93]

可见,国民党“规约”明定的民主领导体制受到孙、黄的强势干涉,难以按章运作,从而导致体制的混乱和权力运作的分散,对袁世凯的各种政治挑衅缺乏及时有力的对策和行动。宋案发生后,国民党的危机处理更因领导体制混乱而陷入分裂无主的困境。

2.从中华革命党到改组前中国国民党:个人集权体制的确立

孙中山流亡东京后,决定成立中华革命党。他消极地接受了国民党瓦解的教训,极力主张废止同盟会和国民党一直宣示的民主领导体制,转而推行个人集权领导体制。并亲撰《中华革命党总章》,[94]从文本上确认了党的领导体制之重大转变。“总章”规定,全党宣誓效忠总理。他直接掌控人事权和决策权,委任本部各部长及所有职员、各省支部长、协赞会正、副会长。同时,孙中山还亲撰《中华革命党之革命方略》,[95]与党的“总章”配套,从文本上构建了党政军一体化的权力结构。总理身兼军队大元帅、军政府大总统,掌握国家行政权、立法权、军队统帅权,以及高级军、政官员的人事任免权。这样,总理成了党政军的最高权力象征,个人集权地位空前强化。这是对同盟会到国民党民主领导体制的根本否定,也是中华革命党体制变革的基本特征。而且,总理集权还缺乏法理上的监督和制衡。协赞会并无监督职能。于是,党政军系统的中高级官员都是总理挑选的子弟兵,确保了总理对最高权力的垄断地位。同盟会和国民党时期所设的党内立法与监督机构,如今也一概取消。孙中山提倡五权分立,但个人却各权独揽,其内在矛盾令人深思。

在实际权力运作中,中华革命党基本按照“总章”和“方略”落实了孙中山作为总理的个人集权体制,包括党员在入党时必须履行按指模、宣誓效忠孙中山的仪式。领导体制的遽变引起了黄兴等原同盟会高层干部的反弹,导致了革命阵营的组织分裂,严重削弱了讨袁护国力量的整合。因此,中华革命党虽然确立了个人集权体制,但却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

袁世凯死后,倒袁目标实现,策略之争消弭,欧事研究会无疾而终,中华革命党也宣布停止党务。[96]面对新的政治形势,革命派阵营新一轮的整合提上日程。1916年10月22日,孙中山指示各地党部,“须从整顿党务入手”召集党员,“请以国民党名义”,“其手续则参酌,而不用中华革命党之名耳”。[97]看来,孙中山谋求重建国民党,以统合在野力量,但坚持按照“中华革命党各章程办理”重建事宜。及至1919年10月,在停顿了三年党务之后,才通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就体制而言,中国国民党并未恢复国民党的集体领导体制,而是承袭中华革命党的个人集权体制。据蒋介石称:“于是总理又把国民党的名称恢复,不过再在国民党三字之上,加上中国二字,叫做中国国民党,藉以多收中国健全的革命分子,但在精神上还是和中华革命党一样的。”[98]

就领导体制的文本考察,本部在建党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99]至1920年11月,又制定了《中国国民党总章》,[100]并修正通过了新的“规约”,[101]不仅对党的组织机构做了调整,而且有意强化了个人集权领导体制。“总章”和新的“规约”删除了总理由党员大会选举的条文,规定总理有权直接委任“各部长、副部长、干事长、干事”等本部高级干部,决定召集党员大会和临时会议。所以,总理不再经过选举程序产生,遂成为终身制。这比《中华革命党总章》选举总理的规定有所倒退。在实践层面,孙中山委任了居正、谢持、廖仲恺、杨庶堪、张继等担任各部要职,基本是中华革命党时期的子弟兵。

1920年10月,粤军光复广州,控制广东,国民党遂“获有实施(党治)之根据”,[102]广州革命政府得以重建。孙中山及党部高官又身兼政府要职,形成党政一体的权力结构。其实,此时国民党并没有建立党治体制的权力运作规范,党权系统虽然有其组织体系,地位却远不如行政、军事系统,实际处于边缘化状态。1921年4月7日,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后,更忙于军、政,于党务不遑多问。所谓“党治”仅止于国民党人掌控政权和军队,并未落实到“以党治国”的制度安排,即党政军三大权力系统各自分立,相互之间并无制度化的联系。因此,广州的国民党政权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同盟会政权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可见,孙中山及国民党人此时只是确立了“以党治国”的理念,而未进入制度化的阶段。当时,制度层面已经确立了孙中山个人集权的领导体制,在实际权力运作中也得以落实。孙个人执掌了党政军最高权力,党治成了人治。体现在人事安排上,孙中山对陈炯明过于宠信和重用,造成陈氏的擅权和叛乱。孙中山说:“现在广东局面,实赖省长、总司令陈竞存君之维持,以陈君之力维持全粤,绰有余裕。”[103]于是,陈炯明控制了广州的军、政实权,成为孙中山之下的次级政治强人,甚至架空了孙氏的最高权力。当孙、陈政见不合时,陈炯明便悍然发动叛乱,企图剪除孙中山而代之,致使第二次护法运动迅即受挫。孙中山再次离粤返沪,重新思考革命的前途与方略。他坦言:“文率同志为民国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104]对策是,“惟望同志切实扩张党务,培植实力,贯彻以党治国之宗旨,方足以拨乱事而反之正”。[105]“本党为容纳群材,扩张党势起见,刻正审筹改进方略。”[106]不过,直到苏俄介入,孙中山并未从制度层面思考和设计以党治国的权力运作体系。

3.国民党改组:个人集权体制的强化

1924年1月,在苏俄和中共的积极支持、参与下,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改组事宜。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国民党章程》,决定以苏俄共产党为“组织之模范”,将国民党建成“有训练、有组织之战斗团体”。[107]因此,国民党参照苏共的模式并结合既有的架构,对该党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改组。在领导体制上,承接了原来的制度规定,保持了孙中山的集权地位,并直接写入党章。通观中国国民党成立以来先后公布的四个章程(或规约),都规定了总理集权体制。只有第一个“规约”载明“总理由大会选举之”。[108]之后的三个章程(或规约)都没有选举的条文,而且总理任期也没有规定。及至一大党章,专设了“第四章 总理”,明确规定“以孙先生为总理”,其权力凌驾于全代会、中执会之上。因此,总理的集权地位和权力比改组以前更加强化。为此,孙中山对“加总理一章”作了解释,他说:

而总理限于创设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权。盖总理虽再三以党付之党员,不愿再为总理。但党员恐为人利用,发生危险,故加此章,既不致使本党为多数中央执行委员所卖,复不使野心家谋为总理也。[109]

孙氏说明,增加总理专章并非他的本意,而是出于党员只信赖孙氏出任总理,而不信任中执会的多数及其他领袖人物。所以,孙中山违心接受了党员们的诉求,“故加此章”,从而成为国民党的终生总理,而且权力高居中执会之上。其实,根据孙中山既往的政治实践,无论是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民主体制,或者是后来的中华革命党和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所规定的个人集权体制,孙氏都习惯于个人集权。党内原来还有些反对和质疑声浪,自从中华革命党之后,已经对孙氏个人集权表现出高度的认同,而且一直写入党章或规约。如今改组国民党,更出现强化集权体制的党员集体诉求。同时,唯有孙中山,因其崇高的威望和资历能够获得国共两党的信任,并能整合全党,执掌党政军最高权力,成为党的终生领袖,至于党内其他领袖人物都自称孙氏的学生和信徒,完全听命于孙中山的领导和指挥。显然,孙中山成了国民党的大家长,他也是国民党统一和团结的象征。所以,终生总理是针对孙中山而设定的崇高职位,属于特殊的制度安排,其他领袖人物根本不能觊觎和取代。就制度而论,绝对化的个人集权体制必然潜藏接班危机,孙中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身后必将出现的接班问题,党章也没有对此作任何制度安排。这一制度缺失成为引发后孙时代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和派系纷争的重要渊薮。

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并未解决党政军三大权力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党治国仍然没有落实到制度层面。结果,孙氏照旧统揽三大系统的权力,指定专人主持各系统的工作。党权由中常会及党部执掌,由在广州的中央执委、监委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行使,“过半数出席,方可开会”。[110]采取国共合作的模式,孙中山很少出席,主要讨论和议决党政军各方面的重大事宜,其中有些是孙中山“交议”、“谕令”,党务和财务案比例较大,因此是中央党权机构集体参与最后由孙中山决定的决策机制,基本延续以往的本部权力运作模式。1924年7月11日,孙中山提议设立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政会)开始运作,孙自任主席,并指定了六位委员,鲍罗廷为顾问,也有中共和苏俄顾问参与。其地位属于中执会下设的决策咨询和幕僚机构,但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实际成了中执会的决策核心,所议决的事项中执会都是照单全收。军事委员会由政治委员会决议组建,位阶较低,没有中共人士参加。国民党的军权由孙中山指派许崇智、蒋介石实际负责,黄埔军校由蒋介石、廖仲恺负责,中共人士也未进入高层指挥机构,只是在军队和军校参与实际工作。至于政府系统,孙中山建立了大元帅府,任命各部部长,也没有中共人士参加。孙去世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继续排除了中共人士参与。可见,孙中山在国共权力分配上,允许中共人士进入了党权系统的高层,并参与党务决策及其实施。可是,并未向中共开放政权和军权,中共人士没有进入政府和军队系统的领导核心。所以,在国共合作的权力分配上,孙中山愿意与中共分享党权,但在军、政权力系统对中共人士有所限制,不愿与中共分享军、政权力。

于是,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仍然是总揽党政军最高权力的超级政治强人,具体权力运作采取系统分权的方式,由孙氏确定各大权力系统的负责人,他们之间属于平行关系,互不隶属,只听命于孙中山的指令。所以,各种法律、章程、条例等权力规范都不及孙中山一纸手令,举凡机构设置、官员人事任免、经费支拨等事务,概由孙氏个人决定,党内矛盾和权力冲突也由孙氏裁决处置,如右派邓泽如等反对国共合作,遭到孙中山严厉处罚。总体而言,由于孙中山强势领导和整合,党内保持了团结和统一,虽然滇、桂军阀有割据自雄的动作,因遭到党军的遏阻,未及发生大的事端。

(二)后孙中山时期:集体领导与个人集权的体制博弈

1922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骤然失去了领袖和权力核心,个人集权体制因强人缺位而暂时中断,并面临紧迫的权力继承和接班危机。孙中山在世时,既没有指定接班人选,也没有拟定接班人产生的法理程序。按照党章规定,总理是国民党领袖,但专属孙中山,如今就不再设立总理职位。于是,党内高层达成政治共识,在党政军三大权力系统实行集体领导体制(合议制),但实际运作中逐渐蜕变为派系巨头共治的领导体制。由于蒋介石利用了北伐和“清共”的时机,迅速扩张蒋系势力,膨胀为最强的派系,蒋氏则成了新兴的军政强人。于是,他不断挑战集体领导体制,谋求整合非蒋派系,从而继承孙中山的领袖地位,恢复个人集权的领导体制。非蒋派系不愿就范,多次与蒋系发生政争与军事冲突。及至抗战爆发,国民党建立战时体制,蒋氏遂乘机实行个人集权。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临全会),决议设立总裁制,推举蒋氏为该党总裁,拥有当年孙中山的高度集权,遂在法理上终结集体领导体制,重建个人集权体制。这一蜕变过程历时13年,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1922—1927年: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和危机

孙中山逝世后,党政军主要权力机构面临重组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当时,国民党形成两大权力中心:一是驻北京的汪精卫为首的政治委员会,“代替孙先生在医病期间处理一切政治事务”;[111]一是胡汉民留守广州,担任代理大元帅,“主持大本营一切事务”。[112]1922年2月,汪精卫返粤,取得了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及苏俄顾问和中共的支持,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以及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主席,主持党政军三大权力系统的事务,成为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胡汉民竞争落败,汪、胡之间渐生嫌隙。但是,这些机构都采行合议制,汪精卫只是机构的主持人和召集人,其地位与其他委员完全平等,议决事项由多数决定,汪精卫不享有孙中山的裁示权。国民党二大党章从法理上确立了集体领导体制,终结了孙中山时期的个人集权体制。

领导体制革新在文本上比较容易达成,进入实际权力运作却窒碍难行。

其一,国民党自身就是一个内造性的政党,也是精英型的革命政党,长期处在战争环境,实行个人集权领导体制。党内高层人士耳濡目染,习惯于个人集权的权力运作方式。他们一方面认同和接受孙中山的集权,另一方面自己在所辖部门也实行集权运作。如今确立了集体领导体制,高层人士普遍不能适应,依旧按照集权方式进行权力运作。于是,文本上的集体领导体制难以落实,党内精英仍然以集权制的心态和方式应对新的领导体制,从而形成新瓶装旧酒的运作实态。

其二,国民党的近期政治目标是通过国民革命,推翻北洋政府,在中国建立国民党统治。因此,国民党力图构建独占性和专制性政权形态,党的领导体制必然受到一党专制理念的影响,具有专制和集权的特质,即使确立了集体领导体制,也难以实行民主和开放的权力运作,因而形成党内主要派系首领的共同执政,实际上形成派系共治的寡头领导体制。而且,首领们往往从自身派系利益出发处理党政军事务,必然产生体制内的权力纷争,致使集体领导体制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央权力的机构设置及地位层级、人员组合经常随派系分合发生变动,按照法理文本的体制运作往往成了派系政治的合法包装,实际上仍然是人治的权力运作。蒋介石堪称典型。他一方面在体制内的各大权力系统安插亲信和盟友,借此操纵集体领导的决定权;另一方面,又在体制外设置违章机构,直接干预或代替合法权力机构行使职权。所以,13年的集体领导体制经常是形同虚设,或者是危机不断,蒋介石则是架空或挑战集体领导、多次制造体制危机的主角。

其三,国民党标榜实行集体领导体制,但在实际权力运作中,必然会遵循以实力强弱分配权力的规律,由强势派系或派系联盟主导中央权力运作。因此,一般先由强势派系首领相互协商和交易,商定权力分配的具体方案,之后再按照体制规范召开全代会,或中执会,或特别会议,使派系首领达成的权力分配方案合法化,体制外的权力交易转化为体制内权力结构的人事安排,从而使派系共治取得集体领导的合法性包装。如果派系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派系联盟发生分化与重组,对现行的集体领导体制及权力结构立即会产生冲击,从而根据新的派系实力调整或重建党的领导集体,重新布局权力结构的人事。于是,13年的集体领导体制不断发生权力调整或重组,从中体现了国民党派系斗争和整合的历史进程。

揆诸史实,印证了笔者对国民党集体领导体制历史演变的评判。

(1)右派的挑战与汪精卫执政团队的危机处理。汪精卫地位的上升,显示左派在苏俄和中共支持下,成为国民党内的主流派系,右派因遭到排斥,产生边缘化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并由此聚集和抗争。孙中山去世后,右派聚集为两大集团:一是西山会议派,以北京、上海为中心;一是广州的右派群体,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两个集团分头行动。广州右派率先发难,于1922年8月20日刺杀了左派领袖廖仲恺,引发了集体领导体制的首次危机。北京右派则于11月21日起召开西山会议,另立中央,与广州中央宣告分裂,集体领导体制遂出现第二次危机。这两次危机对汪精卫为首的领导集体构成严重挑战,也检验了汪氏团队的危机处理能力。

“廖案”发生后,汪精卫立即召开中执会、国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113]“全权办理、调查廖案之结果,认胡汉民犯有嫌疑,许崇智与之不协主张捕之,广州戒严,下令缉捕其兄弟,搜查胡宅,鲍罗廷建议遣之赴俄”。[114]显然,“廖案”第一波危机处理动作指向胡汉民及其右派亲友,胡氏失势,蒋介石地位窜升,进入权力核心。接着,第二波处理动作指向许崇智,在鲍罗廷和汪精卫支持下,由蒋介石出面主攻,于9月20汪精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解除许崇智军政部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务,令其离粤赴沪休养,蒋介石负责“收束粤军一切事务”。[115]次日,汪精卫向中执会就此作了报告。可见,汪、蒋合作,得到苏俄顾问及中共的奥援,先后将胡汉民、许崇智作为右派清除出领导核心,从而形成汪主党政、蒋主军的共治局面。汪剪除了胡,蒋驱逐了许,各自排除了权力竞争对手,可谓各有斩获。其实,获利最大者是蒋介石,他夺取了军权,整合了党军,成了新兴的军事强人,其政治野心也迅速膨胀,并以军队作为政治资本,向党政权力系统扩张势力,谋求由军事强人转化为政治强人。

对西山派的分裂活动,汪精卫联合左派、中共及苏俄顾问,于1926年1月1—19日,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代会,决议称: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并按照错误情节,对西山派骨干分子予以各种党纪处分。[116]同时,调整各主要权力机构人事,基本清除了右派,旨在扩大汪系势力,巩固汪精卫的领袖地位。同时,基本依循孙中山生前成例,中共人士在党权机构实力虽有所增长,仍未能进入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

史实表明,汪精卫针对右派连续制造危机的处理相当成功,通过联席会议或全代会等合法程序,达成决议作出处理,如处理西山派;或者获得授权,成立专责机构负责危机处理,如廖案处理。就处理过程观察,基本按照集体领导体制进行政治运作,汪精卫在危机处理中的主导角色值得重视和肯定。

(2)“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抢夺中央党政权力。汪、蒋共治的权力结构迅速因“中山舰事件”而破局。蒋介石掌控军权后,势力坐大,并亟欲进军党政系统,遂引起汪精卫、苏俄顾问及中共的警惕和遏阻。蒋氏生性暴躁多疑,担心受害。1926年3月20日,他怀疑中山舰奉汪精卫、苏俄顾问季山嘉之命挟持自己,立即作出过度反应,擅自调兵占领中山舰,拘禁中共党员、舰长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20余人,并在广州实行戒严。[117]显然,蒋氏悍然挑战汪精卫及党的集体领导体制,有意制造了一场军事事变。由于苏俄顾问反对倒蒋,主张妥协,遂致蒋氏有惊无险地摆脱惩处。[118]22日,汪精卫因病,遂在汪宅召开政治委员会,竟然决议限制中共、撤换苏俄顾问、查办李之龙,等于承认蒋介石擅自制造军事事变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且批准汪精卫病假,暂时离开政坛就医,蒋氏能够制造危机获利,自己也颇觉意外。[119]这次危机处理暴露了汪精卫对苏俄保蒋心存不满,因而消极无为,放手通过限共决议,并轻易把中央权力交给右派,只求置身局外,致使左派和中共遭遇重挫。

接着,党政军高层人事进行改组,谭延闿主持国府政务,并担任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常会新设主席,由张静江担任。这个三人团队以蒋氏为核心,谭、张为配角,蒋、谭都拥有军队,显示军事强人开始主导集体领导体制。蒋氏制造军事事变,居然跃升权力中心,与苏俄顾问保蒋、迫使中共及左派让步颇多关联。于是蒋介石有恃无恐,提议并主导了1926年2月12日召开的中执会二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他所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以“限共”取代了“容共”政策。蒋介石宣称:“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共产党员必须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120]因此,“现在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共产党的同志,应该要退出共产党,完全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121]“清党”的图谋由此滋生。

会后,中共在各级党部势力严重削弱,苏俄顾问影响下降,蒋氏地位继续上升,进入国府,接任中执会主席,停止政治委员会职权,成立中央政治会议,自任主席。这样,除了谭延闿担任国府主席外,蒋介石抢夺了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军事委员会等三个中央权力机构主席的职位,距离中山舰事件只有四个月。7月17日,蒋氏主持召开中常会,因将赴北伐前线,遂将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两主席的职务交由张静江、谭延闿代理,[122]同时,他仍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名义继续行使职权,“包揽了军权、政权与党权”,[123]完成了从军事强人到军政强人的转化。(3)北伐时期反对蒋介石集权的斗争。蒋介石的集权引起非蒋势力的警惕和反弹,苏俄顾问也逐渐觉察蒋介石具有强烈的反苏反共理念和行为,而且难以驾驭,遂改变保蒋策略,着手组织中共、左派及其他非蒋派系反制蒋介石的集权行为。蒋氏则利用北伐战争的特殊环境,继续抬升个人地位,扩大蒋系实力,并操控中央重大决策,有意挑起党内的迁都争议。

原来,蒋介石是迁都派,苏俄顾问鲍罗廷则反对迁都。1926年9—11月,蒋氏多次建议中央迁都武汉,但遭到鲍罗廷和中央的婉拒。后来,鲍氏改变了立场,11月26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迁都武汉。[124]12月13日,首批抵汉的中执委和国府委员决定成立联席会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125]蒋介石“复电赞成”。[126]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遂宣布国民政府于1927年元旦在武汉开始办公,决定3月1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从而结束迁都事宜。[127]

此时,蒋介石突然变卦,反对迁都武汉。他召集在南昌的中央执委、国府委员举行“中央政治会议”,强行决定迁都南昌,另立中央,[128]并命令取消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于是,引发党内迁都争议及分裂危机。究其原因,盖因蒋氏无法控制左派、中共及苏俄顾问居于优势的武汉中央,也不能指挥武汉的唐生智、张发奎部的军队,因而难遂其集权图谋。于是,蒋介石决意否认武汉中央的政治合法性,并在蒋系军队占领的南昌另立中央,以实现集权的政治野心。接着,武汉方面发动反对军事独裁的运动,矛头指向蒋介石。1927年3月1日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左派力量占压倒多数”。[129]全会向党员发出训令称:“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之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指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因此造成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谬误。”遂决定坚持集体领导体制,中央最高党政机构废除主席制,重建委员制,“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党”。[130]并改选了各大权力机构的领导成员,汪精卫地位上升,重返权力中心。蒋介石权力“大被裁抑”,[131]位居汪氏之后,其个人集权的图谋遭到遏制。

蒋介石拒不承认二届三中全会的合法性,坚持通过南昌中央发号施令,实行个人集权,决定进军东南,占领苏、浙、皖、沪等省市,扩大南昌中央地盘。同时,与外国列强、北洋军阀、江浙财团、西山右派等势力迅速合流,疯狂实行暴力“清党”,血腥屠杀中共党员及工农民众,并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抗衡。为了扩大分裂阵营,蒋介石刻意拉拢汪精卫、胡汉民加入宁方,充当他的配角。汪精卫于4月1日赴沪,与蒋会谈,双方对反共清党具有共识,但汪不愿屈居蒋氏之下,遂离沪赴鄂,[132]立即被推举为武汉中央的首领。蒋、汪对立基本属于权力斗争的性质,并非左、右派的路线之争。其实,汪精卫在武汉中央并未实行集体领导,也是个人集权式的权力运作,与蒋氏集权无异。但蒋介石争取胡汉民获得成功。胡氏加入了宁方,并被委以党政重任,担任南京国府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遂成宁方头面人物,蒋、胡共治南京中央的格局浮出台面。7月12日,汪精卫仿效蒋氏“清党分共”,制造血腥事变,于是,宁、汉政权表面上的路线分歧不复存在,它们面对争夺或瓜分权力资源的政治难题。看来,蒋介石虽然驱逐了国民党的政治保姆苏俄顾问,镇压了中共势力,使国民党回归单一政党形态,但是党的领导体制仍继续维持集体领导的形式,实质上还是寡头专制。蒋氏要想改变这种不稳定的现状,恢复孙中山时期的个人集权体制,还有很多障碍,必须付出不懈的努力和长期内斗的代价。

2.1928—1931年:派系共治下的蒋介石集权

国民党通过暴力取得北伐和清党的成功,并成了中国的执政党。根据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国民党分别在武汉、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并在各自管辖的省区组建地方政府,由中央政治委员会(政治会议)领导政府施政,各级政府主要官员基本由国民党员出任。同时,割据地方的军事实力派,如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及后来“易帜”归顺的张学良等,都在各自的地盘上高悬国民党旗号,建立由自己控制的半独立性的党政军权力系统。而且,这些半割据的政权都凸显浓烈的军事化特质。这些就是国民党通过国民革命——以暴力夺取政权,初步建构的国家及地方政权形态。所以,国民党执政后面临四项紧迫课题:(1)完成党内派系整合,建立各派系都能认同、接受和实行的领导体制及权力运作规范;(2)消除地方割据局面,完成国家统一;(3)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转型;(4)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其中,国民党能否实现由革命党向现代性执政党的转型则是解决和完成各项课题的关键。历史表明,国民党在现代性转型和党内整合及民主化等方面步履艰难,乃至停滞不前,致使这些课题的应对和解决进展缓慢,未能达成该党多次宣示的目标。

国民党高层对建立一党专制的国家政治体制、整合国民党和完成国家统一等重大政见多具共识,见诸该党的历次宣言、决议和党纲。可是,对如何整合国民党和实现国家统一却充满分歧。其中,党内领导体制一直是最具争议的政治难题。清党之后,存在三个中央党部:沪(西山派)、宁、汉,两个国府,若干个地方割据政权,亟待各方派系首领进行整合。当时,蒋介石拥有最强的军事实力,并具有强烈的集权理念,而且在北伐期间不断挑战集体领导体制,甚至不惜另立中央,实行战时个人集权。如今北伐胜利,国民党执政,蒋氏更具整合全党和统一全国的使命意识,其集权理念必将转化为新的政治行为,因此蒋介石把整合异己派系、剪除地方割据势力作为执政后的首要政治目标,并付出艰巨的努力,力图实现这一目标。当然,众多非蒋派系不甘被蒋系整合和吞并,而是力图保持已有的权力或地盘,更期盼扩大实力,获取更多的权力资源,其实他们与蒋介石的集权理念基本一致,而且在各自派系内部,都实行个人集权的权力运作。所以,非蒋派系首领们并不认同集体领导,只是为了对抗蒋介石的整合和集权,才宣称尊崇民主集权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集权。于是,在执政后的五年间,整合和反整合、集权和反集权斗争空前激烈,甚至多次兵戎相见,重现军阀混战的历史场景。

其一,失败的整合:特别委员会的存废。1927年2月,南京中央为西山会议派平反,恢复党籍,宁、沪初步实现整合。7月,汪精卫清党后,冯玉祥出面调停宁、汉矛盾,汪精卫坚持蒋介石下野为整合条件。实力强盛的桂系乘机与汪精卫联手,并得到西山派的支持,迫使蒋介石下野赴日考察。于是,沪、宁、汉三个中央在排除蒋介石集权的情势下实现了整合。蒋氏却隐入幕后,唆使宁方“极力拉拢西山会议派以抵制汪”,并支持西山派夺得中央党部组织、宣传大权,[133]汪精卫被迫追随蒋氏下野。于是,9月16日,一个缺少蒋、汪、胡三巨头主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布成立,通电称:“各方一致取反共政策,乃商组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之职权。”[134]特委会自称整合各方,在领导体制上实行委员制,委员由党内各派系头面人物担任,显示各方的参与,实际由西山派与桂系操盘,其他主流派系都在消极观望。因此,特委会根本无力承担整合派系的大任,却悍然宣布取消政治会议及各地政治分会,改组各省党部和政府,严重侵害了地方实力派的核心利益,立即引发了反对特委会的声浪。汪精卫、李济深分别在武汉和广州发难,蒋系在南京呼应。特委会出现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其势愈汲汲不可终日”。[135]11月10日,蒋介石离日返沪,电请汪精卫“来上海商谈党事”,主张蒋、汪合作,“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取代特委会的职权,解决政治危机。[136]于是,12月10日,中央执委会恢复职权,决议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各军将领“皆表示服从”。[137]特委会力图抗争,坚持集体领导,主张“限制个人及一个系统代表党的行动发表宣言”。[138]但是,蒋、汪等主流派系联合施压,决定二届四中全会于1928年元旦在南京召开,“由蒋介石负责筹备”。[139]终于迫使特委会于12月28日通告自行了断。

特委会的成立是非蒋派系联合反蒋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集体领导体制下权力运作的短暂实践。非蒋派系试图通过特委会整合派系,但整合过程困难重重。(1)非蒋派系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导致特委会的激烈内斗,汪、粤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纷纷退出,特委会的基础严重削弱,只成了西山派和桂系的结合,因此非蒋派系自身无法整合,遑论整合强大的蒋系。(2)汪精卫的政治立场多变,由非蒋派系首领转变为与蒋介石的盟友,并配合蒋氏打倒特委会。所以,特委会的存废与汪精卫的反复无常具有颇多的关联。(3)特委会实力虚弱,但四面出击,矛头指向所有派系的核心利益,引起群体性的反弹和抗争,成了众矢之的。(4)蒋介石算计精准,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利用非蒋派系的矛盾,分化瓦解,出面整合反特委会的派系,使反蒋斗争转化为反特委会斗争。(2)就集体领导体制而论,特委会成员出自各大派系,形成集体领导的表象,实际权力运作却成了西山派和桂系头面人物的操控,谭延闿和孙科被推上第一线,因缺少实力而备受折腾,成为周旋于各大派系之间的折冲人物。所谓集体领导仍然逃脱不出派系政治的怪圈。特委会谢幕了,蒋介石重新粉墨登场,启动国民党新一轮整合行动。

其二,蒋介石主导下的党内派系整合。第一、二届四中全会:初步整合。1928年2月1—7日,由蒋介石主导的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这是国民党“清党”后的首次中央全会,也是该党从军政向训政转型的重要会议。新兴的军政强人蒋介石如何通过全会整合分裂的党内派系并确立由他主导的集体领导体制,成为全党关注的焦点。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央权力机构及人事安排作了大幅调整和重组,具体事项是:

(1)整肃和增补中央执、监委,西山派被清除,冯、阎、李、白等军事首领未进入执委会,蒋系实力增长,汪系、胡系也有所收获,比较特委会,军人角色大为淡化。

(2)中常会换班,人数减至五人,汪、胡未出席全会,故未列名中常会,不设主席,采取委员制决策,体现了集体领导体制,蒋介石担任中常委和组织部长,主导中常会和中央党部的权力运作。

(3)“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分会可仍存在……各分会应专理政治,不兼管党务。”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分会,蒋介石担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40]并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出任各分会主席,主持所辖省区的军事和行政事务,党务则由中央掌管。政治会议的人事结构体现了军人领政的特征,这些军事首领通过政治会议及其分会,控制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人事和施政方向。对蒋介石而言,他主导了中央权力体系,将地方实力派首领排除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但暂时承认他们割据地方的合法性,以换取他们对中央的支持,达成阶段性整合的目标。

(4)改组国民政府,设国府主席,推定谭延闿出任。但国府人事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并推定常务委员和国府主席。[141]实际操作则由中央政治会议负责,蒋介石得以透过政治会议的运作,安排国府的人事。

(2)改组军事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常务委员12人,包括蒋介石及各大地方实力派,并指定蒋氏出任主席,执掌军政权。[142]同时,特任蒋氏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节制、指挥全国陆海空各军,又执掌了军令权。当时处在第二期北伐时期,国民党基本恢复了1926年7月北伐时的权力结构,集体领导体制因战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演变为军权凌驾于党、政权力之上的运作形态。中央军权由蒋氏个人掌控,地方军权则由当地的实力派军事首领执掌,并通过政治会议及地方分会的运作,操纵政府,体现了国民党执政初期政权军事化的特质,以党治国变成了以军治国。中执会及中常会挂名最高党权机构,其实只是为政治会议、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决策背书,党权被军权架空。

蒋介石重返权力中心,虽然拥有个人集权地位,但毕竟要通过集体背书的体制加以实现。这与他期盼实现法理上的个人集权体制还有颇大的制度落差。而且,蒋氏主导的整合只是各大派系在权力资源分配上的阶段性调整和妥协,因此二届四中全会建构的权力结构仍然处在不稳定状态,充满矛盾和变数,必须面对多种政治挑战。(1)蒋介石的目标定位是恢复孙中山时期的个人集权体制,现在这种战时体制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力形态。因此,他需要继续推动新一轮的整合动作,一方面扩张个人权力,另一方面削弱和消解非蒋派系的势力,打造蒋系独占权力资源的一元化结构。蒋系的强势整合必然会导致非蒋派系的反整合反集权行动,无疑会冲击现行的体制和权力结构。(2)非蒋派系并不满足现行的权力配置,都谋求扩大本派系的实力和地盘,以攫取更多的权力资源,尤其是四位割据称雄的军事强人,都有问鼎中央的图谋。汪精卫、胡汉民并未在四中全会现身,他们都是中央级的派系首领,不愿屈居蒋氏之下,必然会极力遏阻蒋氏个人集权势头,图谋建立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因此,党内的矛盾和冲突难以调和,派系斗争无法避免。有媒体指称,宁汉分裂以来,军阀与政客结缘,相互攻伐,国无宁日。

第二、第三次全代会:“训政”后的政治整合。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告北伐胜利,军政结束,并进入训政时期。蒋介石继续扩权,出任国府主席。同时,加强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动作,限定各地政治分会于年底一律取消,并强调军政、军令绝对统一,尽快缩编全国军队,整合矛头指向桂、粤、阎、冯的地方割据势力,强化蒋氏主导的中央集权。1929年元旦,第一次编遣会议召开,对地方实力派加强施压,遂引起他们强烈不满和反弹,被迫相继反蒋。其中,桂系最先行动,积极备战,与蒋系争夺湖南,一场内战正在酝酿。

10月,中常会制定《训政纲领》,从法理上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及权力结构。胡汉民是《训政纲领》的设计师,遂被蒋介石罗致礼遇,加入中央执政团队,蒋、胡合作壮大了蒋氏的政治声势,充实了整合的实力。但是,颇多汪系骨干因左派嫌疑而被清算,汪精卫在中央处于孤立和边缘状态。汪系遂揭举反蒋旗帜,组建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并积极与地方实力派联手反蒋,汪精卫由此成为反蒋派系的政治领袖。

为了强化训政及现行中央权力体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蒋、胡合作于1928年3月18—27日召开了国民党三全大会。会议期间,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挑起武力整合地方实力派的内战。由于蒋、胡在代表人选上作了手脚,排斥了近半的二届执、监委,陈公博对此揭露说,“将近百分之八十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三全大会“实在算不得什么代表大会,只配说是蒋先生个人的御用会议”。[143]陈氏所云虽有夸张,但三全大会作为蒋、胡背书的工具,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顺利达成了他们设定的政治目标。

不过,蒋、胡在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上完全一致,对加强中央集权和整合党内派系也颇具共识,而且胡氏受到蒋的尊崇,自居政治和精神领袖,蒋氏则推出胡出面主持大会事宜,自己退居幕后操纵,双方合作比较默契。但是,胡汉民主张中央实行民主集权制,即集体领导体制,按照法理以党治国,反对个人集权和军人干政,并力图在三全大会文本中体现集体领导体制的制度安排。但蒋介石对此缺乏兴趣,比较关注各大权力系统的人事安排及整合党内派系的政策宣示。所以,三大通过的文件显示了蒋、胡的共识和妥协。

就三大党章及相关规定的文本考察,坚持了中央集体领导体制。(1)重申中执会为最高党权机构,明确了每年召开两次全会的会议制度,议决重大党政事宜。(2)中常会为中执会全会闭会期间的日常工作机构,由中执委互选产生,对中执会负责,实行委员制,集体行使最高党权。[144](3)确认《训政纲领》,明确中央政治会议为全国实施训政的指导机关,对中执会负责,委员从中央执、监委中推定,并互选一位主席,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政治会议之议决直接交国民政府执行。[145]但是,“中政会并非党的最高机关,其决议非经中执会裁决不生效力”。[146]因此,中政会亦须对中常会负责,从而确定了中政会从属于中执会及中常会的地位,对中政会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

就各大权力机构的人事安排考察,中执委的派系构成,蒋系居多,主导中执会;胡系次之,充当配角,凸显了蒋、胡共治的格局。中常会基本按照集体领导体制运作权力,蒋介石很少出席,但控制多数,胡汉民、孙科、谭延闿各具独立性,而且资历、声望颇高,蒋氏难以操纵,显示蒋、胡合作,集体协商的特色。蒋介石担任中政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控制了军、政权力,并通过中政会的运作使其行使权力合法化。同时,蒋氏依恃蒋系在中执会和中常会的实力,争取胡汉民的参与和支持,间接操控党权运作,借以巩固其在集体领导体制内的集权地位。

其三,从中原大战到“训政约法”:蒋氏军事和政治整合的重大胜利。在政治整合的同时,蒋介石极力推进军事整合,交替使用政治施压和武力讨伐的两手策略,削夺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和地盘,极力消除割据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并为个人集权扫除障碍。

在政治施压方面,蒋氏抓住军队编遣的契机,以国家名义削减与收编地方实力派的军队。为此,1929年1月出台具体编遣程序,蒋氏自任编遣委员会委员长,取消总司令部及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撤销了各大军事集团首领的军职,加入编遣委员会。[147]编遣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削减军队,为此,地方和中央及各大军事集团之间不断讨价还价,但没有任何结果。于是,蒋介石转取军事和政治整合结合的策略。他占据了中央的强势地位,利用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以地盘和权力资源为诱饵,拢络阎锡山和张学良,遂从1929年3月起,集中兵力,在一年内各个击破了桂系、冯系、粤系(张发奎部)、唐系等军事集团,进一步强化了蒋系中央的政治和军事优势。

接着,阎锡山成了新的整合目标。他不甘坐以待毙,遂与被蒋氏打压的汪系、西山派政治势力,及桂、冯等军事集团联手倒蒋,在北平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公开另立中央,标榜“唤起民众,行使政权”,“准备实施地方自治”,[148]与蒋氏中央分裂抗衡。显然,反蒋联盟的政治目标只是为了倒蒋及夺取中央权力,他们虽然严词谴责蒋介石独裁集权,但内部派系间的权力斗争激烈,尤其是阎、汪之间争夺盟主大位的纷争不息。蒋介石决定重兵出击,与阎、冯发生中原大战,规模为国民党内战之最。结果,张学良举兵援蒋,反蒋联盟处于劣势,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军事整合得以成功。接下来,国民党四全大会在战后登场,以回归政治整合,推动新一轮的权力分配,借此落实战场上的胜利成果。

1930年11月13—18日,蒋、胡在南京主导了三届四中全会,蒋介石进一步扩权。(1)严格清理和纯化中央党部,“凡在中央党部服务的工作人员,经中央甄别合格后,即移送国民政府分别铨叙,给予证书”,[149]以确保派系的纯正。这次甄别的矛头对准反蒋派系,开除其头面人物出党,从而在中央党部形成蒋系独大的格局。同时,加速地方党部中央化(蒋系化)的进程,抓紧建设中央集权的党权系统。(2)继续加强蒋介石的行政权力,他身兼四职:国府主席、国府会议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独占了行政权力。(3)由国府出面整编地方派系武装,实行中央化(蒋系化),变相扩展蒋系军事实力,借以取得绝对优势。可见,中原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蒋系和非蒋派系的力量对比,为蒋氏个人集权清除了主要政治和军事障碍。反蒋派系损失惨重,但核心实力和传统地盘仍然保存,仍会继续遏阻蒋系的整合进程,并等待时机,准备新一轮的较量。所以,蒋系未来的整合道路并不平坦,必须应对新的派系纷争。

清除了反蒋派系后,胡汉民成了蒋氏个人集权道路上的最后障碍,因此被列入剪除日程。胡氏则对蒋氏过于集权深表不满,主张回归民主集权,维持蒋、胡共治的权力格局。1931年2月,蒋介石提出以蒋记训政约法取代胡记训政纲领,引发政治冲突。蒋氏遂将胡软禁于汤山,胡系骨干弹劾蒋氏“违法叛党”,指控“今日中央已被蒋氏所支配,忠实同志已被武力所劫持”。[150]蒋介石索性独家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蒋记“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并立即实施,排除了胡系人士,旨在从法理上确认训政体制及蒋系独占中央权力的现实,加强中央集权和蒋氏个人集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结果,促成了粤系各派的反蒋行动,并在广东形成割据之势,但对蒋记中央并未构成实际威胁。整体而论,这一阶段蒋系从军事到政治的整合进程有惊无险,两手策略运用颇为有力而灵活,因此取得明显绩效,实现了预期目标。其实,当时国人普遍反对军阀割据混战,期盼国家走向统一和安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展开现代化建设。人心思治,使蒋系的整合行为具有一定民意基础,并符合时代潮流。而且,列强因蒋氏镇压中共和工农运动,并在反帝问题上转向温和与低调,遂支持蒋氏的整合行动。这些都是蒋系推动和完成阶段性整合进程的有利因素。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中央集权逐渐弱化,地方权力不断扩张,渐至形成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辛亥革命后,迅速走向割据和分裂。北伐胜利和蒋氏整合国民党则是中国结束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阶段。因此,从国家和民族利益评判,国民党的整合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其历史作用值得肯定。

3.1932—1937年:回归集体领导到战时个人集权

其一,四全大会:回归集体领导体制。蒋介石初步整合国民党后,立即集中重兵“剿共”,他亲临前线指挥,企图彻底清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最大障碍。于是,“剿共”内战成了国民党的首选议题。张学良因援蒋有功,驻军平、津,控制华北,东北防务相应空虚。日本乘机挑起九一八事变,仅用了四个月时间,于1931年底武装占领了东北三省及内蒙东部。次年初,又挑起“一·二八”事变,武装进攻上海,威胁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于是,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国内的政治和话语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抗日救亡成了国人最大的政治共识,也迫使蒋介石面对安内(“剿共”)和攘外(抗日)的两难选择。蒋氏的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可是,由于多年忙于内战,对日本侵略缺乏警觉和军事准备,造成无力抗日攘外。蒋介石只得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同时,继续扩大“剿共”内战的规模,旨在完成安内大业。蒋氏坚持“安内”优先的方针激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其政治威望急剧跌落,遂致反蒋派系重新聚集,向蒋氏集权发起新的挑战。

9月21日,反蒋派系以广州国民政府名义通电,呼吁党内立即消弭纷争,实现和平统一,一致抗日御侮,并提出三项解决办法:蒋介石下野;取消广州政府;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151]蒋介石内外交困,只得妥协,遂出面直接邀请汪、胡主持上海统一会议,导致宁、粤上海和会的召开。结果,宁、粤、沪三方各自召开四全大会,接着粤方迫使蒋氏交出军政权力,通电辞职。蒋氏再次妥协,三方遂于12月22—29日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建了集体领导体制。(1)党权系统:中央常委九人,蒋、汪、胡三派势力均衡;中央政治会议选出蒋、汪、胡为常委,轮流担任主席,共治国民党和政府。(2)政权系统:重组国民政府,国府主席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行政院长执掌行政权力,其他四院独立行使职权;国府主席及五院院长“均不以现役军人充任”。[152]借此从制度上杜绝蒋氏等军人直接控制政府权力。(3)军权系统:淞沪抗战爆发后,恢复设立军事委员会,隶属国府,“其目的在捍御外侮,整理军事。俟抗日军事终了,即撤消之”。[153]蒋介石重任委员长,执掌军令权,委员互推三至五人为常务委员,“辅助委员长筹划一切事宜”。[154]比较此前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跨越党政军三大权力系统和四位一体的集权角色,蒋氏的军政权力大为削减,个人集权在体制上遭到多方限制,再次失去合法性和正当性。

四全大会显示国民党各派系的相互妥协和新的政治整合,与此前的整合不同,蒋氏未能主导这次整合。反蒋派系在整合进程中,提出并坚持回归集体领导体制,遏阻了蒋氏强化个人集权的势头,中央权力结构因此由蒋氏集权的一元化形态回归为派系共治的多元化形态。

其二,集体领导体制的危机和蒋汪共治体制的出台。四全大会催生的集体领导体制实际是蒋汪胡共治的体制,进入实际运作,立即出现诸多障碍。蒋介石虽是第二次下野,但他居于强势,遂再次操弄以退为进的故伎,分化汪、胡,既可防止二人联手制蒋,又能择取其一作为集权的配角。胡汉民已有被蒋囚禁的痛苦经历,执意反蒋,拒绝参与共治,并寓居粤港,充当粤、桂、滇等地方派系的盟主,长期形成半独立状态,与蒋汪共治的中央抗衡,从而成为国民党内的反蒋主角。由于胡的缺位,三巨头共治遂告破局。于是,蒋介石全力拉住汪精卫,充当配角。汪在反蒋派系中受到胡系排挤,自身缺乏实力,只得与蒋氏进行暗盘交易,“交换党政意见”。[155]结果,双方联手结束了短暂的孙科内阁,由汪精卫取代主政。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汪体制面临紧急危机处理,四全大会规定的中央权力系统随即作了某些调整。(1)党权系统:蒋汪轮流担任中政会主席,并以中常委“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使中政会常委“由三人增加至九人”,[156]中常会与中政会成员基本重叠,便于蒋汪控制党权。(2)政权系统: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为蒋介石的替身,实际是蒋汪共治。(3)军权系统:蒋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执掌军令权,汪精卫以行政院长身份为“当然委员”,实际被排除在军委会之外。

在实际运作中,蒋亲临“剿共”前线指挥,以示“安内”优先。在“攘外”方面,蒋介石声称“以汪先生之主张为主张”,[157]主张对日妥协,但不愿承担责任。遂经由中政会决议,成立外交委员会,为蒋汪妥协主张背书,并由汪精卫出面实施,于1932年 5月5日与日方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结束了上海战事。事后,监察院弹劾汪精卫,汪辩称:“停战协定是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为目前应付国难之根本方针。抵抗不是宣战,停战也不是媾和。”[158]并提交辞呈,经蒋系亲信挽留。直到10月才改以请假赴德国就医,由宋子文代理阁揆。可见,蒋介石此时力挺汪精卫,努力维持蒋汪体制。陈公博为汪系大老,他认为,“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也许因为蒋汪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的人物首当其冲”。[159]看来,在胡汉民坚持反蒋的情势下,汪精卫成了集体领导体制的指标性人物,国难时期,国民党需要营造团结共治的政治形象。就实践而言,合作以来,汪精卫并未公开阻碍蒋氏在体制内外的侵权与集权,并因实行对日妥协方针代蒋氏受过。所以蒋氏需要汪精卫继续“共赴国难”,维持蒋汪共治的政治格局。

1933年3月31日,汪精卫返国销假,复职视事,蒋汪共治进入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蒋介石利用“剿共”和国防建设加快了集权步伐。(1)设立体制外的权力机构侵夺中央党政权力。如“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委员长行营”、“侍从高级参谋室”等,积极推行地方政权军事化,在战区各省建立党政军一体化的统治制度和权力机构,直接处理地方政务,并向全国推广。同时,蒋氏强势主导中央党政权力运作,委员长行营俨然成了党国最高决策的权力中心。陈公博形容说:“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非常的文书股罢了。”[160](2)蒋氏亲信基本把持了中常会、中政会及行政院等权力机构,为主子决策背书,完成合法化的程序。汪系则成了政治摆设。王子壮亲历其间,分析蒋汪关系说:可见,汪精卫复职后,在蒋汪体制中的地位急剧下降,成了蒋介石的政治傀儡,又因继续对日妥协被舆论定位亲日派的首领,倍受国人指斥,政治威望低落。1932年11月,汪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开幕式,突然遇刺,伤势颇重,一时不能主政,蒋汪体制的存续面临危机。至此,四全大会构建的由三巨头共治的集体领导体制,因胡汉民缺席而残缺,成了蒋汪共治。如今,复因汪精卫缺席,集体领导更成具文,遂给蒋介石个人集权提供了最好的机遇。

就大局上观察,现在事实上既为蒋之天下,而以军事关系,常往外地,而京中则由汪代主其事。如以省政府易一委员亦就商于蒋,是所谓汪之政权已微。然对外究其负中央政治之全责,故对于抗日紧张需要屈服之际,由汪行之,蒋欲阴主其事,然对内外之地位无损也。[161]

其三,五全大会:集体领导体制内的个人集权。1932年,红军长征,“剿共”战事暂告段落。蒋介石声望增高,遂于11月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调整中央权力结构,应对日本不断扩大的战争行动。不料,汪精卫遇刺,使权力配置出现了新的变化。(1)党权系统:取消中央政治会议,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政治指导最高机关。由汪精卫出任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因汪出国治伤,实际由蒋氏当家。中常会主席由胡汉民担任,蒋介石任副主席。胡仍旧缺席,蒋氏遂主持中常会。显然,两大最高党权机构均由蒋氏掌控。(2)政权系统:蒋取代汪出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副之,直接执掌行政权力。(3)军权系统:军令(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军政(行政院/国防部)大权悉由蒋氏控制。因此,蒋介石在法理上继续维持集体领导体制,人事安排上,明知汪、胡不会到任,却推举为中政会与中常会主席,自己则甘居副手,既显示团结谦让,又实际掌控最高党权。同时蒋氏已执掌最高军、政权力,从而成为中华民国事实上的独裁者。但是,从法理角度观察,此时国民党实行的是集体领导体制内的个人集权。蒋氏从事实集权走向法理集权还需要经历一个转变和过渡的过程。

其四,走向个人集权的战时领导体制。面对日本在华北不断扩大的侵略行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国民党内的抗日声浪也急剧上升,迫使蒋介石及国民党检讨和调整对日妥协政策。蒋氏出于实力悬殊,不愿冒险对日作战,希望争取备战时间,1936年2月,张群出任外交部长,仍然“主张由外交途径,调整中日关系”。[162]但是日本亟欲肢解华北,灭亡中国,蒋氏期望日本停止侵略行动,双方没有任何交集,外交谈判毫无结果。蒋介石承认:

察倭寇之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而倭寇乃未料启衅之后,决无和谈之时,非我亡,即彼亡,此亦理势之所当然也。[163]

为此,蒋介石开始调整现行内外政策。(1)一面令张学良抓紧陕北“剿共”,一面派亲信秘密与中共接触,企图收编中共。(2)以外交谈判拖延战争时间,加紧国防建设,制定对日作战计划。(3)在对美、英外交同时,展开对苏外交,争取苏联援助抗日。(4)为因应战时环境,实行个人军事集权体制。(2)乘胡汉民逝世,和平解决西南割据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

蒋介石接受了以往整合派系和推行个人集权失败的教训,采取了舆论引导、逐步推进的做法。一时间,从官方到民间,兴起一股鼓吹建立个人集权政治体制的声浪,连一向标榜民主、自由的《独立评论》派精英都转向支持蒋介石集权。蒋氏立即接纳收编,组阁时,就延揽了一批专业人士入阁,或进入政府机关任职。于是,在“抗日救国、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出现了学者从政热。因此,由于战争环境和蒋介石的笼络收编,建立战时的个人集权体制成了国民党内和颇多社会精英的政治共识。

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主张和平解决,并由此展开国共和谈,直到抗战爆发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宣示接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国民党则停止“剿共”,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战成了蒋介石的首选议题,蒋氏因此确立了全国抗战领袖的地位,从而为建立个人集权体制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和正当性。

蒋介石改变了以往急躁冒进的强势运作,采取维持集体领导体制的形式、在体制外另设战时权力机构的做法,使个人集权合法化和常态化。早在1932年1月,由中政会决议,成立国防委员会,组织国防会议,蒋介石任委员长。国防会议“以国府主席为议长,参谋总长、军政部长为副议长,其他各部长为议员”。[164]蒋氏兼任议长,将国家最高军、政权力合而为一,由蒋氏执掌。自此,蒋氏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指挥体系,启动了国家政权军事化和个人军事集权的进程。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中常会决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取代国防会议,定位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之后,又代行政治委员会职权。中央党部所属组织、宣传和民众训练等部“暂归并军事委员会”。[165]这样,中央党部和政治委员会名存实亡,党政军最高权力悉归新设机构国防最高会议总揽,实际由蒋介石掌控。至此,五全大会确立的集体领导体制虽然没有明令废除,实际只留存了由蒋介石主持的中常会,职责是为蒋氏设立新机构提供程序合法性。就中央权力实际运作而言,蒋介石已经经由另设体制外的国防最高会议合法构建了个人集权的战时领导体制。

4.1938年:总裁制——回归个人集权领导体制

蒋介石的夙愿是继承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和权力,重建个人集权的领导体制。通过战时领导体制的构建,蒋氏个人集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已经成为党内共识,而且进入常态化的运作。但是,战时集权体制只具有阶段性和过渡性的意涵,需要向永久性和终身制转变。于是,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称:“确立领袖制度。中央党部应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使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166]根据党章修正案规定,国民党设立总裁,代行总理职权。[167]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至此,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从法统上成为国民党新的领袖,合法继承了孙中山的地位和权力,而且具有永久性和终身制的性质。这样,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确立的集体领导体制运作了13年之后,如今在法理上正式废止,从而回归孙生前构建的个人集权领导体制。蒋介石在日记中抒发感想说:“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本党动摇已十有五年,至今方得稳定。”[168]他对当选总裁颇有迟来的正义之感慨。

(三)蒋介石集权时期

总裁制出台,蒋介石成了党国领袖、孙中山的合法传人,汪精卫则沦为臣下,在权力结构中更加边缘化,蒋汪共治出现危机。汪氏及其派系心存不满,亟欲与蒋分裂,另谋出路。当时,日军迅速推进,国土大片沦丧,抗战形势危急,汪精卫对抗战前途完全丧失信心,主张放弃抗日,牺牲国家主权和领土,与日本媾和,而且指派亲信与日方秘密和谈。同时,力劝蒋介石称,“中日两者皆有困难”,“故和平并非无望”,提议对日媾和,遭到拒绝,汪氏深感失望。[169]于是,在日本诱降下,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9日叛逃河内,未久,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沦为头号汉奸。蒋汪共治就此落幕。当年,三巨头角逐领袖大位,如今胡逝汪走,蒋介石暂时失去竞争对手,权势如日中天,远远超出孙中山四处流离的艰难处境。从1938年总裁制确立后,蒋氏集权经历了抗战和战后两个时段,其中,战后国共维持了近两年的短暂和平,1947年夏,全面内战爆发。因此,蒋氏集权基本延续了军事集权的形态,具体权力结构则有所调整和变化。

1.1939—1942年:军事集权制的确立

总裁制出台后,为适应战争环境,蒋介石将总裁制纳入战时军事集权体制,确立了总裁独裁下的军事集权体制,中央权力体系因此作了新一轮调整。(1)党权系统:总裁担任中常会主席,选任中常委,主持中常会,五院院长均为中常委。于是,中常会成为最高党权机构。总裁对中常会决议有裁示权(决定权),可见,总裁凌驾于中常会之上,中常会成了总裁决策的咨询和幕僚机构。而且,总裁还拥有孙中山的对中执会决议的裁示权,从而垄断了最高党权。(2)政权系统:蒋介石继续担任行政院长,林森逝世后,又接任国民政府主席,直接控制政权机器。(3)军权系统:继续通过军事委员会执掌军权。(4)除了分别掌控党政军各系统的最高权力外,又建立新的军事集权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取代国防最高会议,权力更加扩大。该委员会只向中执会负责(总裁领导中执会,即向总裁负责),“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部会、及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之各部会,兼受国防最高委员会之指挥,总动员委员会直隶于国防最高委员会”。总裁出任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70]这样,总裁不仅掌控最高党权,而且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掌控最高军、政权力,构建了党政军权力系统一体化的体制,蒋介石则成为党政军的最高领袖,从法理上确立了军事集权体制。而且,明定蒋氏以命令便宜行事,遂使蒋的“手令”比各大权力机关的文件更具权威与效率,从而在制度上确认了蒋氏的独裁地位。(2)继续强化体制外的权力机构,侍从室成了蒋氏的核心幕僚和决策机构,类似清廷的军机处,蒋氏的手令往往由侍从室发出,直达不按法定程序各大权力机构、地方党政官员、军队将领、特务机构头目、驻外使节等,直接指示处理党政军事务,与皇帝上谕的功用大体相似。这样,“侍从室成了超越军委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之上的一个特殊机构”。[171]蒋介石使党治蜕变为人治,带头消解和破坏了他主持制定的“党章”与《训政时期约法》,以党治国、以党领军的训政体制成了蒋氏个人独裁。结果,法定的权力机构,如中常会、国府、行政院、军委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等,都成了蒋氏及其侍从室决策合法化的政治工具。(6)设立跨省区的战区,任命军队将领出任主官,直接处理战区内的党政军事务,推行地方政权军事化,使军事集权体制形成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体系。

就抗战期间政治环境而论,蒋介石为动员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投身抗战,在政治上实行某些开放举措,承认了中共及其他政党、团体的合法性,而且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接纳各方面人士参与咨询,实际上突破了不准组党的禁令,而且在战前承诺还政于民,实施宪政。所以,国民党自身应加快向民主体制转变,才能适应未来宪政体制下的政党政治。

可是,蒋氏计不出此,在党内非但没有任何民主化的变革,反而利用战时特殊环境,建立了个人军事集权体制,并扩及国家和社会。这样,国民党军事化和集权化的恶性发展,与社会各界及民众对民主宪政的期待严重相悖,因而埋下了矛盾和冲突的隐患。抗战结束,军事集权体制立即失去环境因素,必须向民主宪政过渡和转变。蒋氏和国民党对即将到来的转变毫无应对准备,战时潜藏的矛盾和冲突便会凸显,处理失当则会出现剧烈政治对抗,从而引起新一轮政治危机。

2.国家体制的悖论和沉沦

其一,六全大会:国体设计中宪政与集权的悖论。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在政治体制上作出完全相悖的构想:一方面,国家体制朝向宪政推进,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五权宪法,实施宪政。而且,还开列了开会制宪的时间表。蒋介石决心“确实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172]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体制却更加强化个人集权,蒋氏连任总裁,并修正的“党章”,明确规定总裁由“代行”改为“行使总理之职权”,[173]而且不再设副总裁,显示蒋氏在法理上具有与孙中山同等的地位和权力,成为国民党的新偶像。大会对现行的军事集权体制并没有任何检讨、反省和改革举措。显然,六全大会文件在体制上暴露了民主宪政和个人集权的矛盾,人们很难想象,一个高度个人集权的执政党会自动放弃其独占的权力资源,突然改变一党专政体制,推行政党公平参与和竞争的宪政体制。于是,民主宪政的理想和军事集权的现实产生了严重悖论,历史似乎回到了民国初年,当时的国民党颇有民主宪政的理想,试图通过《临时约法》和民主选举实现政党政治,但袁世凯却以暴力镇压应对民主宪政,维护军事集权,并走向帝制。如今时势变易,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包括国民党内的民主派都期盼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迫于社情民意压力和战前的承诺,蒋介石及国民党不得不高喊宪政,实际上严重缺乏思想、制度和实践准备,其心态、理念和行为都类似当年的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所以,新一轮理想和现实的悖论困扰着国人。接下来,国共谈判、政协会议、停战协定等剧目一一上演,结果却是国共全面内战,犹似民初的二次革命。历史彷佛出现新的轮回。

其二,宪政包装下的军事集权体制。内战爆发,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有了延续军事集权的最好借口。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决心统一全国,最大的障碍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共。于是,一面大谈“政治解决”,并举行国共谈判,企图逼迫中共交出解放区和军队。一面迅速调集军队,进犯解放区,局部内战持续展开。1942年11月,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开会研究将抗战体制转变为反共内战体制,即在抗战后延续军事集权体制。因此,1946年8月,中常会决定延续抗战时期的地方军事集权制,在中共解放区周边的“特殊地区”,应“集中力量,迅速消灭反动势力”。“而在军事进行时期,授权当地最高军事长官指挥党政,而以特种会报为决策机构。”[174]接着,1947年7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动员戡乱令”,宣布发动全面内战。[175]8月,中常会通过“戡乱建国总动员方案”,决定按照战略地区的划分,“建立党与政治、军事配合之领导机构”,[176]将地方军事集权体制推向全国。这样,战区性的军事集权机构不断设置,如“绥靖区”、“剿总”、“行营”、“军管区”等相继出台,随着战场的扩大,逐渐遍布全国。一批高级军事将领控制了地方党政军权力,保持了抗战时期地方政权的军事化形态。

抗战胜利后,战时最高权力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被保留成为常设机构,军事委员会也未撤废,同样成了常设机构,加上总裁接管了总理权力,蒋介石在战后和平时期完整保持了战时军事集权。未久,又爆发国共内战,军事集权体制更显得名正言顺。而且,党内兴起了新一波对蒋氏个人崇拜活动,1947年10月,蒋介石强令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党员入党誓词增加了“服从总裁命令”的效忠话语,与“遵奉总理遗嘱”并列。显然,效忠活着的总裁更具现实针对性。

同时,国民党决定兑现实施宪政的承诺,于1946年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大”。中共及多数民主党派拒绝参加,成了国民党一党制宪。12月22日,表决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根据宪法,应该实行政党政治,可是蒋介石当选总统,取代此前的国府主席,五院制继续保留,正副院长也多是原来的老面孔。并且,由于处在“戡乱时期”,国大制定了“临时条款”,使蒋介石取得“紧急处分权”,有权在必要时直接治理国家。同时,国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则被冻结。这样,“训政”藉着“宪政”的包装继续运转。国大、立法院、内阁等主要机关概由国民党人士把持,基于党纪,他们必须按照总裁与党的意旨施政,所以,行宪后的政权仍然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再说,国防最高委员会更高踞于政府之上,继续统揽党政军最高权力,连国大召开日期都由该委员会决定。蒋氏完全可以借此驾驭行宪政权,延续既有的军事集权体制。

其三,军事集权体制的危机与沉沦。战后,蒋介石达到个人权力的峰巅。但是,继续维持战时集权统治和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面临着诸多强烈挑战与危机。

(1)无法应对与解决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议题。战后,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建立联合政府已经成为各在野党派的政治共识,也是广泛的民意。而且,这是战前国民党的政治承诺,该党必须在战后予以兑现。所以,国民党六全大会作出了兑现的决定,并召开各党派及社会各界参加的政协,达成举行国大的协议。但是,在实践中,国民党违背政协协议,未经协商,片面决定开会,遂引起中共及多数民主党派的抵制。连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觉得国民党违规开会。他们向美方报告承认:

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大会的筹措并未充分遵照政协协议。换言之,如果代表全数出席,则占压倒优势的国民党员的绝对多数的票数,即可决定宪法的性质,而无须过多考虑在政协中各方面同意的基本保证。[177]

结果,国民党强行召开一党制宪、行宪的国民大会,受到各界及社会舆论的强烈诟病,从而迅速丧失了宪政的民主性和合法性,还原其一党专政的真相。因此激起民主党派的更大愤慨,他们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及国民党藉宪政“伪装民主,对付异党,扩大战争,重苦人民”。[178]并决心与中共合作,推翻国民党政权,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因此,宪政没有给国民党带来预期的政治效应,反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对运动,导致新的政治危机。

(2)无法应对与解决和平建设的议题。战后,社会各界及民众普遍要求立即结束战乱,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国民党是执政党,应担负更大的责任。可是,蒋介石及国民党顽固坚持战前武力统一的思维,对国共的力量对比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以为可以3—6个月消灭共军主力,于是悍然发动内战,重袭当年“剿共”老谱,企图敉平中共,统一全国,并借此延续战时军事集权体制。内战给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痛苦,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战运动。而且,中共坚决自卫,挫败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而发动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集权统治,开启了和平建设的新纪元。失道寡助,国民党违背民意,挑起内战,制造战乱、灾难和危机,因而迅速丧失民心,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3)无法应对和解决党内派系冲突。抗战时期,出于抗日大局,国民党内派系基本整合,蒋介石成为各派系共主。蒋氏利用了国府西迁的时机,整合了西北、西南省区的地方势力。同时,肢解与改编了东北军、西北军、粤军、湘军、川军和滇军等非蒋系军队,并纳入中央军的体系。桂系、阎系虽然保持了派系实力,但都能接受中央的指挥,不再挑战蒋氏的领袖地位。因此,战前热络的拥蒋与反蒋的派系斗争转趋沉寂。由于蒋介石及其亲信派系意识强烈,往往歧视和压制非蒋派系,甚至利用战争机会,有意消灭和削弱异己的派系军队。于是,非蒋派系人士多有不满和嫉恨,派系虽然被整合,但潜藏的派系意识继续主导他们的思维和政治行为。一旦时机成熟,战前的派系斗争便会再起。如非蒋派系军队在内战中多有投诚或起义的现象,不愿为蒋氏党国充当炮灰。至于桂系则利用战事失利和党国危机,公然挑战蒋介石集权,逼迫蒋氏下野。

更激烈的派系斗争发生在蒋系内部。随着权力不断扩展,如何掌控和驾驭中央权力成了蒋介石重大难题。他的做法:一是从法理上确立自己的集权地位,如党的总裁。二是设立总揽各大系统的最高权力机构,亲自出任首长。如国防最高委员会。三是亲自担任各大权力系统的首长,如中常会、中政会、国府、总统、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等机构的首长,并安插亲信实际掌握运作权力,成为蒋氏权力代理人。四是采取系统分权的策略,各系统亲信(代理人)都对蒋氏负责,系统之间进行权力切割,禁止横向联系,确保蒋氏对各系统权力的掌控和支配,也避免产生新的跨系统的次级强人。如CC系管党务,政学系管行政,宋孔管财经、金融,黄埔系管军事,军统与中统分别管情治等。通过蒋氏主管和系统分权,并借由跨系统的最高权力机构协调和整合,使各系统权力和利益既得到维护,也受到制约,保持系统间的权力平衡。显然,蒋氏充当了系统之间权力分配的决定者,利益冲突的仲裁者,成了国民党的大家长。于是,这些蒋氏亲信长期把持所管系统的权力运作,安插自己的心腹亲信,形成新的派系,他们也成了派系首领。而且,各派系都利用机会扩张权力,侵害其他系统的权益,导致蒋系内部的派系斗争。如陈果夫兄弟掌管中央党部10多年,使国民党有“陈家党”之称。蒋介石决定成立三青团,自任总团长,陈诚、蒋经国等亲信主导团务,将年轻党员划归各级团部管理,并鼓动党团相互竞争,以分解CC系的势力范围,制衡中央党部的权力扩张。这样,党团恶斗持续展开,愈演愈烈。而且,都是蒋介石宠信的子弟兵,内斗更肆无忌惮,范围扩及全国,成为抗战到战后国民党内的主要乱源。蒋介石多次介入协调,激烈批评,均毫无效果。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对党团关系作了负面的评估,称:

今日之党团关系,若即若离,含糊不清,党团在表面上虽未严格分离,实际上早已自成体系,省级以下之党团摩擦日益显著,如不速谋澄清,长此以往,实为本党自杀政策。[179]

结果,蒋介石决定党团合并,取消三青团的建制,归入各级党部。他说:“现在如果再不合并统一,则革命必然失败。所以我这次决定把团合并于党,是本党起死回生的唯一途径。否则,党与团惟有同归于尽。”[180]合并后,旧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冲突不断出现。可谓分也蒋氏,合也蒋氏。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党团分合闹剧,堪称个人集权人为制造派系冲突的典型案例。史实表明,派系对立和冲突乃是集权体制与生俱来的痼疾,也是集权体制内耗和解体的重要内因。

(4)无法应对和解决贪腐问题。贪腐是政界的流行病,任何政治体制都无法避免与杜绝贪腐现象,但是完全可以通过严密的法治和道德教化及规范遏制贪腐的滋生与蔓延,建设清廉的政府。孙中山对清廷、北洋政府的贪腐深恶痛绝,主张建设廉能政府。国民党执政后,在制度设计上,对防杜和惩治贪腐也作了颇多的立法和制度安排。但是,事与愿违,贪腐与国民党如影随形,抗战期间恶性发作;战后接收发展为公开掠夺沦陷区资产,形成了结构性和集团性贪腐;内战期间,蒋介石出面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通过强制发行金圆券,制造恶性通货膨胀,公然掠夺国统区民众的金、银货币与首饰,以及外币,构成政府犯罪行为。从抗战到内战,党国高官贪腐案件不胜枚举,蒋介石姻亲孔、宋家族的贪腐更是路人皆知。在贪腐政权剥夺下,广大民众饥寒交迫,承担着战争的重负。而且,基层党工、党员,下层官兵生存状态也极端恶劣。张治中曾在1948年上书蒋介石,揭露说:国民党执政以来,“使政治成为官僚政治,经济成为官僚资本。本党在二十年来被此种势力毒化、腐化之结果,遂形成今日之内溃局面”。“所谓民权,实际上则为官权绅权与土劣之权。”“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善良侧目,道路嗟怨。人民对本党之失望,已达极点。”[181]民众无法忍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抗争运动,矛头直指国民党及其政权。民心向背最终决定了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的厄运。

颇多学者认为,如果国民党兑现了政协达成的协议,向其他党派开放政权,制定一部西方式的宪法,中国就会进入现代政党政治。蒋介石和国民党出于专政和集权理念,未能作出正确选择,因而导致中国民主化进程遭到阻断。笔者觉得,战后中国是否存在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环境和条件,需要进行严谨求实的分析评估。其一,就广大中下层民众而言,生存权是他们的第一诉求,和平建设、安居乐业是最迫切的愿望,因此他们亟须政治稳定和清明,能够立即转入恢复与发展经济、安定民生的轨道。至于是否实行宪政并非他们近期的强烈诉求。其二,对民主化的关注和推动主要是在野党派及知识精英,包括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因为战前国民党的宪政承诺,遂促请该党尽快落实,以免跳票。但是,民主党派缺乏制衡国民党的实力,企图利用国共斗争,争取更多的权益。有些党派标榜第三条道路,与国民党暗中交易,牟取私利。所以,也没有作好宪政准备。其三,中共方面对国民党的和平与宪政诚意早有质疑,对内战作了充分准备,因此对实行宪政的期望值不高。但是,中共积极参与政协进程,并与民主党派努力合作,争取能够实现宪政。其四,最关键的是,国民党根本没有作好思想、心理和法理上的准备,只是在六全大会通过决议,确定了召开国大的时间,却没有实际操作方案,更多的是一次政治宣示。接着,政协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案》,出台了比较具体的宪法草案,从而为国大制宪提供了参考文本。实际上,国民党参与和签署政协协议,并非本愿,实出无奈。所以,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出现了大翻盘,国民党将实行宪政转变为“军队国家化”,强迫中共交出军队成了民主化的前提条件,内战遂代替了政治协商和宪政。看来,战后的环境和有关各方都没有作好宪政的各项准备,而且和平环境是宪政的基本条件,国民党决意首先“戡乱”,发动内战,摧毁了宪政必须的和平环境,政治民主化进程遂被军事集权所阻断。其演变过程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并非蒋介石和国民党转变理念所能决定。平心而论,战后实行民主宪政的环境和条件尚不具备,更不成熟,骤然实行宪政,很可能产生新的政治纷争,而且国共都有军队和政权,已经处于紧张对峙状态,局部战争绵延不绝。如此时局,催生宪政,岂能正常运作和取得政治绩效?答案不言自明。

事实表明,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战后完全背离了国人要求和平、民主和清廉政府的主流民意,走上了内战、集权和贪腐的不归路,既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也将国民党引上了沉沦之路。蒋介石作为传统的军人政治家,一生标榜革命,崇尚暴力和集权。他指挥北伐,推翻了北洋政权;多次征讨,各个击破了党内军事割据;坚持“剿共”,迫使中共长征,实力受到重创;八年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在他看来,国民党能够执政,国家能够统一,自己能够集权,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其中,军事实力则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样,他所理解的宪政,只是国民党在新的形式下继续执政,其他党派只能充当国民党执政的民主花瓶,绝非多党竞争的民主宪政。考察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国民党在大陆导演的宪政闹剧破产之后,被蒋氏搬到台湾继续演出,并标榜为国民党在岛内执政的“宪政法统”,作为统治台湾的政治合法化之法理依据。究其实质,则是延续一党专政和个人集权的政治体制。所以,很难期待,蒋氏和国民党会在战后实行民主宪政。但是,国民党在台湾深刻检讨和汲取了在大陆专制集权的失败教训,在消弭派系和防制贪腐上颇有建树,并取得了阶段性绩效,集权统治虽然牺牲了台湾同胞的民主权利,但却维持了政治安定,国民党关注经济建设和民生事业,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持续进步,使台湾建成现代化社会。及至李登辉主政,推行“台独”路线,制造党内的派系冲突,造成党的分裂和黑金政治泛滥,终于再次失去了执政地位。

四、国民党社会结构:城市精英党形态

政党是现代政治架构的基本构件,它积极参与和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进程。政党的强弱兴衰与它的社会基础的广泛和坚实程度具有紧密的关联。影响和制约一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强弱的主要因素是:(1)政党的性质,即党的宗旨、目标、纲领和政策,是否把握社会前进的方向,是否顺应和体现时代潮流,是否反映和实践多数民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从而体认社会的主流民意。(2)政党的社会结构,即组织规模、社会构成、党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力量分布和影响力。(3)党的组织形态,即党内各层级组织的组合形态与互动关系,党内组织动员能力和全党凝聚力与综合实力。可见,党群关系、党的社会结构和民主化程度,是关系政党生存、发展和能否执政治国的基本因素。笔者认为,经由这三方面深入考察和分析国民党的结构史,可以从新的学理视角探究和揭示该党由盛而衰的结构性原因。

国民党的社会结构及其形态是一个不断流变的历史过程,随着该党的性质、地位、目标和政策的变化,党的组织运作方式和领导体制的调整,其社会结构便相应发生变化,并呈现出若干演变阶段。本书已经对此作了专题的考察和探讨,论述了各个时期国民党组织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形态,基本厘清了该党社会结构的演变脉络。笔者拟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与归纳,论证和阐述国民党组织和社会结构演变的阶段性历程,剖析发生演变的复杂动因和效应,借以加深国民党结构史的学理分析。

(一)1905—1923年:精英党的迷思与困境

1.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精英党的发轫

从1902年同盟会成立,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孙中山等对该党的社会定位是精英党。孙氏笃信英雄史观,将国民分为三个层级: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他自命先知先觉,理应成为革命领袖。革命党必须由精英组成。据宋教仁说,在筹建同盟会时,“孙文所斤斤者,仍以二十人为事,自午迄酉未能决”。[182]可见,孙氏主张由极少数精英组成同盟会,反对扩大组织规模。之前兴中会就是人数极少的秘密革命团体,带有浓烈的会党特征。但是由于多数人的坚持,孙中山遂同意联合各省精英,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即便如此,同盟会仍然规模狭小,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因为处于秘密状态,入盟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履行规定的手续。各省设主盟人,由孙中山指派,或会员推举。入盟必须经主盟人接受,并签署盟书宣誓。这样,只能通过主盟人秘密发动和串连,逐渐发展组织。有人统计,已经确知的国内主盟人约有80人,[183]

他们都是事务繁多,不能专注组织发展,因此影响了同盟会的发展规模。关于该会成立时的会员数说法不一,最多为冯自由所称“三百余人”。[184]基本是各省留日的革命学生。当时,留日学生“以广东、湖南、湖北、四川人为最多”。[185]有学者从二档馆辑录了163人的同盟会骨干名单,其中,广东32人、四川16人、湖南14人、湖北13人,[186]显示早期的会员省籍结构基本是各省入会的留学生。

同盟会成立后,会员受命回国,在本省各地秘密发展新会员,建立各级组织。会员人数有较大增长,主要力量分布在国内各省,以两广、两湖、四川及华东各省力量较强。及至辛亥革命时,“同盟会海内外会员总数,也许已达到一万人”。[187]但是,规模仍然偏小,难以承担领导全国反清革命的重任。同时,会员改变了单一的留学生成分,在新式知识分子、学生、新军官兵、会党首领中发展会众,留学生则成了各地的组织负责人,因此结构比较复杂,各地会员成分因工作对象不同有所差异。如湖南、浙江、四川会党较多,湖北、云南、广东、安徽新军较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本部远在东京,孙、黄又长期在香港、南洋谋划和指挥起义,无法领导和掌控国内组织及革命行动。因此各地同盟会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虽然互相有所联系,但基本各自为政,缺乏整合和统一行动。胡汉民检讨说:“(同盟会)组织实非完善,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牺牲献身,“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领导”。[188]武昌起义后,各省及颇多城市宣布独立,多数是当地革命派,或者是立宪派、旧官僚、会党、新军等势力自行发动的行为,并非同盟会本部或孙中山的统一计划和指令。这样,同盟会文件规定的本部—分会—支部—分部等垂直控御的组织体系并未得到落实,从而形成了各地自发组织和行动的散漫局面。而且,各地组织与其他政治势力相互渗透、合作,采取各种方式参与反清革命,并未严格按照孙、黄等制定的《革命方略》指导革命行动。

辛亥革命初步胜利后,本部迁移回国,同盟会遂转入公开时期。临时政府成立,同盟会成了执政党,但领导地位削弱。权力中心转移到临时大总统府,孙中山忙于军政事务,同盟会则处于边缘化状态。未久,南北议和成功,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中国将建立政党政治体制。同盟会遂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政治组织。于是,1912年3月3日,该会在南京召开“全体大会”,数千人与会,盛况空前。[189]同盟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改组了本部,重建了各省支部,以下组织机构则由支部组建。面对民初政党竞争,同盟会“决定大为扩张,以成民国之最大政党,各支部亦宜实力推广,以张党势”。[190]于是,开始盲目拉名人入会,尤其是高官权贵更是拉拢对象。各地也仿效中央,扩张组织,颇多知识青年与立宪派、旧官绅同时入会,造成同盟会成分复杂,素质恶化。而且,“附义诸人于开国后,多未能克践同盟誓言,渐濡染官邪,惟权利享乐是务,卒至内乱纷乘,外患迭见”。[191]这样,革命精英发生蜕变和分裂,新旧政客逐渐合流,同盟会因此丧失了革命性,并转向议会政治轨道,成为制衡袁世凯政府的政客型政党。可见,在革命胜利后,同盟会未能吸纳下层民众入会,而是极力向中上层发展,并且缺乏政治标准,蜕变成杂烩似的精英党。

1912年8月,为了赢得国会选举,同盟会等六个政党合并,组成了国民党,成为民初第一大党。国民党以同盟会原有的组织架构为基础,建立了颇具规模的组织体系。各省支部、市分部开始深入乡镇,征收下层民众入党,有些分部还发展农民党员,目的是开拓票源。因此,党员数量大幅增长,接收颇多下层民众入党,但基层党务基本由当地官绅或学、商界人士掌理,至于上层党务主管更是如此。国民党迅速投入选战,并获得胜选,控制了国会多数议席,有望组阁执政。该党组织规模虽然迅速扩大,但并不代表下层民众利益,其精英和政客型的政党性质亦未改变。

袁世凯决意用暴力遏阻国民党执政,先是暗杀宋教仁,之后镇压了二次革命,并解散国民党。该党及民初政党政治顷刻瓦解。孙中山等流亡日本,开始了新的革命历程。

2.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初期:打造精英型革命党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全坐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192]主张甄选“纯净之分子组织纯粹之革命党,以为再图之举”,[193]遂决定组建中华革命党。入党要求有介绍人、主盟人,履行宣誓仪式,誓约声明“愿牺牲一己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诚谨矢誓”五条。[194]而且必须在誓约上按指模,以昭信誓。于是,黄兴等颇多原同盟会骨干,碍于按指模、向孙宣誓效忠,不愿入党。多数人积极拥戴孙氏,宣誓入党。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将党员分为三类:革命军未起义前入党者,“名日首义党员”;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入党者为“协助党员”;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者为“普通党员”。革命胜利后,中华革命党执政时,党员与非党员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三类党员的政治权利也有差别。[195]可见,孙中山虽然标榜国民革命,但却走精英党的组织路径,并建立个人集权领导体制。因处在秘密状态,党员数量难以统计。孙中山和党务部多次指示,“传播宗旨,广收党员”,[196]海外人数增加较快,据李云汉称,国民党党史会收藏有中华革命党原始党员名册26册,第1册登记党员3 333人,其中,1914年12月前党员数为1 824人,籍贯遍及21省区。广东212人最多,其次是长江中下游六省及福建,分别在120—212人之间。[197]其实,这是所谓“首义党员”,基本是原同盟会骨干。再由他们发展新党员,国内发展受限,大多是海外党员,基本是原国民党员。因此,中华革命党属于原国民党内坚决追随孙中山讨袁的革命派,声势和规模受到限制,甚至不如同盟会时期。孙也未能成为讨袁领袖,威望和影响减弱。而梁启超通过策动蔡锷起兵倒袁,成了护国运动的主角。

袁世凯死后,一度恢复民初政局,转入议会政治。1916年7月22日,孙中山经由本部发布通告称,“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198]所以,各级组织停止了活动,只在上海设立总事务所,成员基本是本部和各省精英。其实,孙中山需要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支持,才能利用国会与北洋政府进行谈判,参与国家政治进程。因此,他主张恢复和整合国民党,化解党内以往的矛盾和争议,并指示各级组织,“请以国民党名义招人入党,其手续则参酌中华革命党各章程办理,而不用中华革命党之名耳”。[199]试图按照中华革命党的模式改造国民党,借以克服国民党散漫分裂的弊病,统合全党力量,再造民国。他先从整合海外党务入手,通过整合中华革命党和原国民党组织,扩大筹款,支援国内党务整理。因此,海外党务恢复和发展较快。至于国内党务,由于经费匮乏,政局变动,内部派系紊乱,短期难有绩效。孙中山因忙于筹款和应变,不遑过问,党内统合遂陷入停顿状态。

1917年7月,因段祺瑞独裁毁法,孙中山率部分议员南下广州,与西南军阀联手,发动护法战争。军政事务繁重,更无暇党务。未久,西南军阀与北洋勾结,排挤孙中山,导致第一次护法失败。孙中山于1918年6月返抵上海,深刻反思和检讨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决定从整理党务和创新理论两方面入手,寻求图强振兴之道。他说:“归沪而后,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200]他继续抓紧整合海外党组织。但是,国民党在国内没有立足基地,更无稳定持久的经费支持,整理党务仍难推展。1919年许崇智率粤军进据福建,孙中山批准复建福建省党部,指示“以后凡吾人势(力)所到之处,皆当仿行就是”。[201]可见,从1916年7月至1919年8月,三年间,海外党务有所发展,国内党务活动处于低谷,这与当时南北军阀控制各地政局、国民党势力衰弱的政治态势紧密关联。

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宣告成立。该党与原国民党性质和领导体制具有重要区别,它不是议会政党,而是革命党;不实行集体领导体制,而是个人集权体制。所以,“在精神上还是和中华革命党一样的”。[202]但处在革命低潮,组织建设没有起色。一年后,陈炯明率粤军占领广州,并控制广东,中国国民党遂有了立足存身的基地。但是,党务发展并非如孙中山期许的“是一个纯粹的革命党”。[203](1)该党以上海为本部,并设立驻粤办事处,从而形成两个党务中心,同时逐渐重建各省党部。组织体系初步建立,但本部显然不是党权中心,广州才是决策枢纽,这与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相似,本部权力被架空,未能发挥规约规定的功能。(2)孙中山担任非常大总统,再度指挥北伐军事,又无暇过问党务。党的高层身兼军、政要职,对党务也缺乏投入和重视,于是,中国国民党又回到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时期重军、政,轻党务的老路。(3)中国国民党初期党员基本是具有革命性国民党人及中华革命党人的组合,仍然是精英党的体质。高层还是原同盟会骨干,如今都转变为职业革命家群体。所以,名称虽然作了更改,总章和规约也修订了两次,但党的规模和素质却没有大的改变,孙中山新的学说也未能深入党内和社会。(4)由于处在战争状态,军权凌驾于党政权力之上。陈炯明掌控军权,架空了孙中山,并将广东视为个人地盘,成为新兴军政强人。并与孙中山爆发权力冲突,于1922年6月发动军事政变,逼迫孙中山于8月再度离粤返沪,第二次护法失败。国民党的声势更趋低落。

孙中山以往的失败都源于清廷或军阀镇压或排挤,这次却出于党内亲信的叛变,实非孙氏之所料。因此,他极度沉痛地坦承:“文率同志为民国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204]于是,他又回到“扩张党务,培植实力,贯彻以党治国之主旨”。[205]可是,孙中山及国民党高层缺乏新的思维,该党的精英主义限制了新型人才的加盟,尤其无法拓展基层党务,同时党的方针、政策与民众的现实利益脱节,已经落后于五四运动后的形势变化。如果继续按照以往的模式整理党务,也不会取得拨乱反正之绩效。孙中山必须与时俱进,因应现实形势和基层民众的紧迫诉求,改变精英党的思维,寻求新的社会支持,才能使党务摆脱困境,别开生面。

当时,苏俄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开始与孙中山接触。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氏在桂林会晤,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惠僧回忆:

自从马林与孙中山会议以后,孙中山才由悲观失望转变为生机勃勃,勇猛前进,他的革命方法由依靠军事投机转变为依靠工农群众。[206]

可是,改变长期的党建模式有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国民党的积弊深重,整治相当困难。1922年底,维经斯基评估该党的现状说:

(国民党)还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党,活动范围只局限一个省,在华中、华北的一些地方虽然有信徒,但也仅仅是信徒而已,并不是党员,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党部。[207]

陈炯明叛变后,中共表态支持孙中山,并决定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陈独秀、李大钊等相继与孙中山会见,表达了国共合作的意向。“孙中山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208]并亲自主盟,接纳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高层人士加入国民党,委请陈独秀担任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1923年1月,出台了新的宣言、党纲、总章等文件。但是,新文本仅在机构设置上作了某些变革和调整,人事方面除了延揽陈独秀等个别中共人士进入中央党部任职外,基本都是老面孔。所以,此次改组没有实质性的变革。2月,孙中山第三次赴粤,就任大元帅,重组军政府,恢复了二次护法时的权力结构。于是,他又将精力集中于巩固广东基地和准备北伐,军政事务再度冲击党务建设,国民党高层瓜分了广东权力资源后,一切回到以往的套路。这一情状引起苏俄代表和中共的忧虑与劝诫。中共对国民党最近的改组不以为然,表示“自上而下的改组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必须对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组”。[209]苏俄代表鲍罗廷也向孙中山尖锐指出:

国民党有许多严重的不足:首先,国民党组织不完善,毫无纪律可言。其次,党员存在许多异己分子——腐败的官僚和投机者。最后,国民党还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纠正,以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有效率的革命武器。

孙中山“完全同意鲍罗廷的意见”,[210]并在苏俄代表及中共人士的参与下,决心仿效苏俄共产党的模式,推动新一轮改组。

看来,从中华革命党成立到1923年的中国国民党改组,确立了孙中山个人集权的领导体制,但是,革命党和精英党的性质基本没有变化,党的社会基础狭窄,一直由同盟会时期的职业革命家群体掌控党的高层职位,他们“热衷于打仗,渐渐脱离了群众。这几年情况更为严重”。[211]随着党的声势和权力之强弱,一批政客、官僚和军人在国民党进退出入,投机钻营。党的基层组织虚弱,国内党务停顿了三年多。期间,孙中山三次赴粤,执掌广州军政大权,党务乏人问津,陷入空转。虽然改组两次,只是走过制定总章(规约)、调整机构、任命人事等程序,之后一切回归原状,党务鲜有进展,仍是一个狭小的职业革命家和政客、官僚、军人的组合,颇多高层人士已经丧失了主义和信仰,蜕变为投机牟利的职业政客或军阀。所以,尽管孙中山著书立说,极力宣传和教化党内干部及党员,但是绩效不彰。国民党的体质仍在恶化,革命性不断流失,原来的革命精英逐渐蜕化变质,党的组织向下沉沦,已经难以担当民主革命的重责大任。

就党员数量而论,孙中山为了筹款,比较重视发展海外党务,但并非党务主体。及至1922年底国民党组织部统计的党员数量是12 222人,多数在南洋和北美。[212]至于国内党务,因初期停顿,党员数量增长缓慢。孙中山1924年3月坦言:

本党前此注名党籍之党员,为数二十余万,同志不为不多;然按之实际,则除在册籍上载有姓名外,实不知党员在于何所。以故党员虽多,毫无活动,衡量党力,更属微渺。[213]

可见,党员人数颇多,但有名无实。其基本成分是军队官兵、广东的公务员、知识分子、学生及市民与劳工,经常参与活动的是各级党工。其次,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大城市,国民党建立了组织机关,党员较为集中。四川新近建立了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总体而言,广东、上海以外,党务趋于沉寂,党员则“毫无活动”。

(二)国共合作:向大众型的革命党转型

1.国民党大众化的起步

孙中山一向坚持国民党的自主性,所以每次改组都是他亲自主导,指定若干亲信具体设计方案,从不假手党外人士。1923年,延揽了陈独秀参与了方案起草,实际并未发挥作用。鲍罗廷针对以往改组的缺失,向孙中山提出了重新改组方案,其基本程序是:修改党章,迅速建立各级地方党部,由各地方党部选派代表,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会后,代表立即“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层组织”。[214]显然,鲍罗廷主张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路径,将国民党改造成为苏共式的大众型革命党。1923年10月,孙中山根据鲍的建议,指派了19位临时中央执委与候补执委,组成临时中执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承去岁改进之初旨,进而为彻底改组之筹备”。[215]

临时中执会密集开会,拟定了改组宣言、党纲和党章草案,“行将召集海内外党代表会议,以资讨论”。[216]从临时中执会成员结构观察,除两位中共人士,基本是孙中山的亲信,因此中共影响较小。但鲍罗廷代表苏俄政府,为国民党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是广州政权的主要外援,对孙中山影响颇大,在改组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看来,孙鲍合作主导了改组过程,临时中执会负责具体筹备。但是,筹备过程中,国民党高层反对联俄容共的杂音不断,实质是否定新的改组路径,回归以往改组的老谱。由于孙中山的坚持和少数左派的支持,暂时压制了党内的反对声浪,使改组得以实现。可见,国民党新的改组在起步阶段就遇到了来自党内高层的强大阻力,国共合作初期就缺乏互信,并出现领导权的争议。只是孙鲍的强势推动,才使得改组付诸实践。因此,按照苏共模式改组国民党并未成为党内高层的共识,相反,引起党内的分化和歧见,所谓左、右派系遂由此滋生。当然,在孙中山高度集权和强势整合下,党内反对人士转趋沉寂,或者高调联俄容共,以便从新一轮改组中获取权力和利益。这样,旨在落实改组决策的国民党一大终于召开。

一大以后,国民党的组织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了由精英型革命党向大众型革命党的转型,但是精英党的特质未能根本改变。

其一,仿效苏共模式,建构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首先,中央党权机构规模扩大,制度化明显加强。全代会、中执会、中监会、中政会、中常会及中央党部所属职能机构迅速建立,人事安排基本落实,并大体按章运作。其次,加速组建各级地方党部,除中央直接管辖华南省区外,决定设立广州、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等六个执行部,作为中央派出机关,在所辖各省组建党部,再设立市、县、区等基层党部,并分派若干位中央执监委指挥与监督各执行部的党务建设,从而构建垂直控御的党权系统。中央还指派了部分省区的临时执委会筹备人员,以推动和落实省党部的组建。所以,国民党的组织体系开始比较扎实地向下延伸。及至1926年二大,已有11省正式建立了党部,8省正在筹建。[217]基层组织也有了明显进展,尤其在两广。而且,在党部主导下,工会、农会、教育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相继组建和发展,吸纳基层民众参与政治进程,推动国民党向大众党转型。

其二,党的干部队伍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原来的同盟会骨干、政客、官僚及军人的组合逐渐松动,增加了中共等新兴力量。大体而言,中央党部结构有所变化,但主体仍然是同盟会骨干,中共人士只是配角。省党部中共力量较强。由于谭平山主管组织部,在指派干部筹建各省党部时,派出了颇多中共干部组建省及基层党部。因中共擅长深入基层民众和从事组织动员工作,所以,各级党部逐步组建,并形成中共在国民党地方党部的优势,“在分共以前,无论何省队伍,共派都做了党的核心”。[218]至于基层党部、党员及群众组织,中共力量和影响更大。其三,党员数量较快扩增,大众化趋势显现。一大以后,国民党积极面向大众,发展党员。广东党员数量增加最快,据1926年2月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国内已成立省或特别市党部17个,县、市党部236个,共有党员317 178人。[219]并且,尚有10个省党部正在筹建。因此国民党组织已经逾出两广,从南向北迅速扩张,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波及全国。正如谭平山所言:“以前的党止限于南方,尤限于广东,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的组织既向北发展,我们的力量也渐渐及于全国了。”[220]但是,党务发展仍不平衡,组织体系上南强北弱和重城市轻农村的格局没有大的改变。至于党员社会结构,据1922年底中央组织部对党员职业统计显示,69 839位党员中,军警界33.11%,工界31.67%,学界10.36%,农界7.28%,政界及机关6.36%。至于女性党员比例只有1.66%。[221]这样,军政警的比例仍高达44.47%,但是,职工跃居第二,农民也开始参与党务,工农党员达到了38.92%,表明国民党的精英型结构趋于弱化,大众化趋势比较明显,但仍然是城市型的革命党,农村显然不是党务发展的重心。

其四,组织建设快速推进,党员及干部质量颇受影响。国民党大力发展党员,尤其在孙中山逝世后,发起征求党员运动,全党动员,自上而下,发展党员,组织建设走上快车道,影响了党员及干部质量的提升。孙科调查了广州各区分部,在征求党员时,“虚应故事,别具作用者,比比皆是,似此情形,甚非先总理改组本党而以区分部为基本组织之本意”。[222]广州如此,其他省区可能更加严重。谭平山批评说“许多同志不负责任的随便拉人入党,不问其人如何”,“许多党员入了党,自己还不知道的,有些人入了党,连国民党政纲、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没有看过”。这样会“将革命之党,变成乌合之众”。[223]随着革命运动的推展,国民党影响扩大,加之盲目发展,不良分子乘机混进党内,农村中的土豪劣绅更易混入,使党的基层组织的体质大受影响。而且,各级党部往往自行发展,缺乏与中央沟通,组织纪律松弛。谭平山在二大报告称:“两年来,中央似乎止顾及广东,没有顾到其他各省。甚至上海执行部,竟始终未有党务报告过中央。北京虽有报告,亦是不多。”[224]可见,国民党垂直控御的组织体系运作不畅,各省党部仍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构建中央集权组织体系的预期目标并未达成。

2.孙中山逝世和国民党的分裂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失去了权力核心,采行集体领导体制。但是,党内派系斗争和权力斗争相互交织,同时,围绕联俄容共政策争议强烈,并因此导致党的分裂。为了缓解内部矛盾和冲突,国民党决定北伐。于是,一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人势力迅速崛起和扩张,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北伐战争唤醒了战区的工农大众。中共充分利用北伐的机遇,深入城乡基层,发动和组织民众,形成大革命的热潮。在这种激烈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国民党的组织体系随即发生多元化的演变,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并形成军人为主体的生态结构。

其一,军人构成国民党的重要社会基础。军人党员数量缺乏精确的数据,根据中央组织部统计,北伐前,1922年底军人党员为19 396人,占党员总数的27.77%。[225]随着北伐的推进,军队党务无暇处理,因此缺乏统计数据,但军人党员数量增长较快应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论,军人党员逐渐成为国民党内主要组织群体,军事将领则成了党内主要的利益集团。

孙中山在世时,在黄埔军校和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和政工制度,颇多中共党员担任政工干部。孙去世后,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排除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军校也成了蒋系控制的领地。桂系等也排斥中共党员。这样,只有第四军等继续容共。北伐初期,中共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促成了第四军在两湖的胜利。但是,国民党内反共声浪高涨,中共不断退让,在军中的影响随即减弱,军中特别党部便被各军将领所掌控,其政治功能迅速弱化,渐至成了政治摆设,官兵一般集体宣誓入党,官兵与党员一体化导致以军代党,军内党务系统从属于军队指挥系统,颇多军队的党务形同虚设。党的组织体系则被军事体系所兼并,这样,军队党部和党员与中央党部没有实质性的隶属关系,各派系将领所属军队官兵虽然入党,其实并非党军,而是派系武装,与北洋军队具有颇多的同质性。再说,诸多北洋或地方军阀投靠或被收编为国民党军,便立即变成新的军阀。军队党部遂沦为新军阀的政治工具。

国民党在北伐初期实行战时军事集权体制,使蒋介石取得了独裁权力。各军将领也利用战争环境,透过设立中央政治分会的机制,合法控制了占领区的党政军权力,形成新的地方军阀势力。例如,蒋系控制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唐系控制两湖,桂系控制广西、安徽,阎系控制山西,冯系控制河南……而且,将领的权力向上延伸,开始进入中央权力机构,并介入党内派系和权力斗争,导致党内政客和军事实力派的结合,加剧了国民党的内斗和分裂。如蒋、桂等支持南京政府,唐、张、程等系支持武汉政府,成为宁汉分裂的实力基础。笔者认为,在相当程度上,所谓国民革命其实是国民党军事实力派主导的国内战争,战争催生了国民党政权,也催生了新军阀,军人逐渐主导了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权力,军队成了党的重要社会基础,致使国民党的革命性迅速消解,军阀性不断强化,促成了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化趋向。

其二,一元结构向多元结构转变。国民党的社会成分原来就颇为复杂,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和多元意识形态。国共合作后,虽然注入新兴力量,但国民党却出现了“党中之党”。国民党本来就严禁党员跨党,如今中共党员成为例外,遂引起党内高层对联俄容共政策的强烈质疑。只是由于孙中山的强势运作,国共合作才得以实现,但矛盾并未解决。孙中山去世后,威权顿失,党内整合松弛,潜藏的矛盾浮出台面,多元政治势力逐渐参与权力角逐和资源分配。联俄容共政策遂成了最易利用的权力斗争借口。于是,国民党内各派势力长期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派系间的权力斗争,并引起党的两次大分裂。第一次是西山会议派的分裂,第二次是宁汉分裂。挑起分裂的势力都主张“清党分共”。最后,汪精卫也决定“清党”,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达成了宁汉合流。

历史表明,国民党内高层的主流势力属于保守型的革命派,基本政治倾向是反共和反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主张与列强及地主、财团、政客等势力妥协,以集中力量推翻北洋政权,建立国民党的党治政权。所以,他们相继出手镇压中共,并排斥党内左派人士,将国民党推向保守专制的轨道。该党原有的革命性随即迅速丧失,党的高层则由保守型的革命派蜕变为专制型的统治集团。

国民党内除了国共两党的区隔之外,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党的高层会出现不同的利益组合,形成若干派系势力。就联俄容共政策的立场而论,有左、右派的分野,动摇其间的则被视为中派。各派代表人物亦非固定,如蒋、汪等都曾以拥护联俄容共立场被视为左派领袖,后来却以血腥屠杀中共及民众被公认为右派魁首。在后孙时期,国民党内出现了多位次级强人,各自培植和构建自身派系,如蒋、汪、胡为中央级的派系首领;桂、阎、冯、奉、唐、粤等则为地方军事实力派。中央级派系与地方实力派相互联系,纵横捭阖,更扩大了派系斗争的规模和乱象。在国共合作期间,主要是中央派系的权力斗争,从汪胡之争到蒋汪分合,地方实力派积极参与和影响中央派系斗争,其地位和角色有所加强,但总体上仍充当蒋、汪、胡的配角。

就组织层次观察,国民党各级地方党部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中央党部向各省分派了执委和省临时执委筹备人员,指导和参与地方党部的组建。这些筹组人员大多由中央组织部委任,由于中共人士谭平山、杨匏安相继担任部长,在各省时选用了一批擅长组织工作的中共党员主导筹组党部事宜,中共在地方党部具有较大的实力和影响,并领导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使国民党增添了生机和活力,有力推动了该党大众化的进程。可是,国民党高层的保守势力对此心存疑惧和嫉恨,遂猛烈攻击中共主导地方组织建设和领导工农运动,力图遏阻大众化的发展势头。于是,国共在地方组织建设和群众运动上发生分歧,并出现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先是西山派发起的“清党”活动,造成了地方党部的第一次分裂。之后,则有蒋介石藉“整理党务”排斥了中共,并接掌组织部,刻意打压和排挤地方党部中的中共人士,制造新的分裂。接着,随着北伐的推展,蒋氏以军权挟持党权,设立政治分会,任命地方党部班底,在占领区建立了本派系的党权系统,并借此另立中央,导致宁汉分裂和血腥“清共”,国民党地方组织体系陷入空前的混乱和分裂。宁汉合流,地方党部的整合困难重重,与党内派系分合相生相伴,成为国民党史上的重要政治景观。

(三)1928—1937年:执政后的蜕变

训政体制建立后,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实行一党专制。国民党此前就以暴力“清共”,暴露了残酷镇压不同党派的专制本质。接着,凭借党军的武力,迅速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权力机构,取代了北洋政权。首先,明令禁止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政治活动,由国民党独占全国权力资源。这样,国民党完全背离了革命时期标榜的民权主义,基本继承了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二者的差别仅在于军阀执政和以党治国。

国民党执政后,该党的各级干部立即转变为党政军官僚,成为新朝的权贵。同时,大批被收编北洋军事将领和政客也因投靠国民党而保持了原有的权位,转而为新朝效力。于是,国民革命成了国民党改朝换代的手段,国民党则成为党内干部官僚化的蜕变载体。具体而言,执政后,国民党的蜕变主要表现是:

1.国民党迅速完成官僚化进程

国民党本来就具备官僚化的经验和条件。

其一,同盟会以来,党的中高层干部基本由一批职业革命家组成。他们长期从事政治活动,执掌本部和各省党部的权力,形成党内的官僚阶层。至于基层党员及党工,一般在不同程度和范围内参与党的活动,但他们必须具有谋生的职业。所以,国民党实际上是少数党的官僚组织和控制的政治集团,党内一直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国民党在不同时期都制定了党章,对党的各级官员的选拔、任用、权限和监督都订定了法理规范,由此构建了党内官僚体系,一般称为党务系统,或党权系统。这样,党章就为官僚体系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并赋予各级党官不同的权力,使他们成为党内的权力阶层。而且,国民党仿效政权体系,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网络,各级党官执掌了辖区内的党务和相关权力,形成了官僚化的科层结构。党内官僚体系对各级党官进行长期的教化、训练和实践,为国民党的官僚化提供了衍生发育的温床。国民党一旦执政,党内官僚体系便会迅速移植到政权体系,大批党官遂转化为政府和军队的文武官员。其实,政党本来就是社会的高级组织形式,党内官僚阶层则属于社会精英阶层,政党及其官僚阶层的基本政治目标就是争取执政权,政党官僚化也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必然产物。国民党当然不能例外。当初,多数革命派具有传统政治文化,在外国短期留学,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缺乏理性体认,只是出于救亡图存的爱国理念投身反清革命,因此会按照传统官僚机构模式主导党务建设,不自觉地将官场习气和作风带进党内,从而催生了党内官僚体系。如孙中山极力鼓吹民权,但却执意追求个人集权,遑论其他高层人士的集权行为。

其二,从政治实践观察,民国初年,同盟会短暂执政,立即建立了“同盟会内阁”,首次构建了该会主导的政府官僚体系,实现了党内官员向政府官僚的身份转变。接着,袁世凯主政,同盟会控制了临时参议院,并有代表入阁,仍然活跃在政坛。同时,该会在一些省市执政,因此,官僚化趋势并未中断。很多原来有理想抱负的革命派蜕变成了新官僚。冯自由对此批评说:“附义诸人于开国后,多未能克践同盟誓言,渐染官邪,惟权利享乐是务,卒至内乱纷乘,外患迭见。”[226]此时,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同盟会积极发展会务,甚至拉袁政府官员入会,于是,大批投机政客、官僚纷纷加盟,造成鱼龙混杂,组织严重不纯。还有些资深干部被袁世凯、黎元洪等拉拢,另组新党,与同盟会公开分裂。故而,章太炎倡言“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可见,同盟会的革命性和民主性正在迅速流失,朝向官僚化政客化的政治集团蜕变。

国民党成立后,因为合并了六个政党,成分更加复杂,政纲远离了三民主义,与其他政党并无区别。组党目的只是拼选举,成为执政党,取得权力资源的支配权,入党做官则是国民党各级干部的奋斗目标。结果,该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一批精英当选了议员,热心在政界活动。袁世凯一面收买国民党议员,一面指使杀害了宋教仁,造成国民党新的分裂,二次革命旋即失败。后来,中华革命党公告坦言:

试思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以来,即伏阴谋。分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未几,元帅不赴任,将军不守城,而全局瓦解矣。[227]

公告把失败归诸国民党的官僚化。所以,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试图“净本清源,将不良分子大加淘汰”,[228]由“纯净之分子组织纯粹之革命党”。[229]但是,孙氏又首次提出“训政”理论,主张革命时期“以党治国”,并规定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是首义党员,将在党治政府中独占权力,成为政府官僚阶层。因此,孙中山的训政理论鼓吹党员执政做官,完全背离了反对党的官僚化理念。虽然,他后来强调,“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230]但是,从国民党在广州军政府的人事安排观察,基本是“党员治国”,而且都是孙中山的亲信担任高官,孙氏所云并未落实。可见,以党治国成了国民党干部进入军、政系统做官揽权的合理借口,而且从同盟会内阁,到广州军政府的用人,都为国民政府建构党化军政官僚体系提供了颇多先例。

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另立的上海中央率先“清共”,国民党右派把持了中央党权。至于广州中央召开二大,中共在中央党权机构势力颇有增长,但却未能进入中央监察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可见,国民党继续包揽了中央军政权力。[231]蒋介石逼走汪精卫,掌控中央党政军权力后,中共势力在中央党权机构也受到严格限制,蒋系开始形成,并大举进入中央机关。武汉中央在二届三中全会基本确立,“左派力量占压倒多数”,[232]汪精卫成为中常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国府的一把手,并收回蒋介石的党政军大权,蒋氏地位急剧下降。中共在中常会、中政会、国府虽有极少数代表,但仍未进入军事委员会、国府常务委员会,显示国民党对中共并未开放最高军政权力。[233]至于南京中央则在血腥“清共”后出台,完全排除了左派,蒋系主控了党政军最高权力。之后,虽有激烈的派系斗争,蒋系势力却在斗争中不断坐大,其他派系或者与蒋系结盟,在中央权力体系中充当配角,或者盘踞地方,以求自保。所以,国民党官僚化乃是以党治国理念和制度安排的产物,也是该党长期的政治实践,更是党内高层的政治共识,绝非某些党员的错误认知和不当诉求所铸成的恶果。

“清共”以后,国民党实行训政,掌控了全国政治资源,并大举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进军,亟须大批党内精英进入官僚系统。于是,党内出现做官潮,1928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称,“近倾以来,奔竞之风未息,请托之事盛行,亟应严加取缔,以资整顿”。可是,各大军事派系割据一方,“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均仅据军事领袖电保,中央即照任命”。[234]中央试图订定原则加以遏制,但各地仍自行其是。而且,中常会更迫于党内压力,于1929年8月决议:“在训政时期,各级政务官之人选,应以中国国民党党员为限。”[235]做官潮更形泛滥。而且,在长期的派系斗争中,恶性发展为派系执政,形成“中央/蒋系VS地方/蒋系+非蒋系”的权力分配格局,官僚化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常态,并且侵入国民党的机体,使国民党迅速丧失了原有的革命理想和民主追求,蜕变为保守、专制和图利的官僚群体。孙科直言,“到了南京以后”,国民党“此种(革命)精神完全消失;凡事苟且敷衍,最近尤甚。南京有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国民政府、立法院等等会议,惟每次会议,对于国事大事,无一提及,所讨论者,均为一种极无聊的鸡虫小事”。[236]中央如此,地方更甚,导致国民党迅速向下沉沦。1929年,改组派就揭露,“中国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盗劫、把持;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纲领已被他们所唾弃”。[237]所以,官僚化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制度性弊病,也成了国民党加速走向腐败堕落的催化剂。

2.“清共”和派系斗争导致国民党组织恶质化

其一,省市党部党员数量和质量严重下降。“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各级党部厉行“清党”,并由中央派员分赴各省市、军队、海外,专责“整理党务”,主要内容是“清共”,办理党员登记,重建各级党部。这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历时三年,充满了血腥的暴力和派系斗争。结果,大批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党员被清除出党,留在党内多数则是反共、保守、投机的拥蒋分子,造成劣币驱良币的恶质化效应。其中,省市党部是“清党”的重灾区,其党员数量由1927年3月的432 122人,锐减为1928年12月的222 228人,降幅近42%。及至1930年10月“清党”结束,虽然已经完成“清党”的省市党部开放征收新党员,但党员数量只有270 467人,两年中仅有小幅回升。[238]1931年1月,中执会曾派员分赴各省区视察党务,发现“各省情形虽不同,然普遍的现象则是党员人数甚少”。[239]曾养甫视察后坦承:“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240]可见,“清党”对国民党造成了严重的内伤,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呈急剧下降的态势。

就地方党员社会结构而言,因为“清党”,工农党员大批被清洗,改变了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向大众化转型的方向,成为城市精英型的保守政党,城市党员占90%,以教师、学生、公务员、工商业主为主体,农村党员仅占10%,以保甲长、地主、富户、小学教师为主体。陈公博对“清党”颇有微辞,他说:

除了政府机关(军事和非军事)的人员和党部负责人以外,(普通党员)对于登记竟没有多大的兴趣。现在登记还没有完成,统计的结果如何,还未可知,但可以预言,普通的人民一定是很少数。

所以,履行登记的党员多数是党的干部,工农党员既缺乏兴趣,也在登记中遭到排拒,登记党员很多都是大小党政军官员。因此“清党”中断了国民党大众化进程,蜕变为脱离民众的精英党。[241]此后,在发展党员时,主要“以社会生产事业及自由职业中优秀分子,与公务人员及公益事业中之优秀分子”为对象,[242]继续排斥工农大众。因此,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中上层和农村地主阶级,严重脱离了农村和下层工农大众。其各级权力则被少数党政官僚所垄断,也与多数党员利益脱节,更不会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这样,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薄弱,党员数量和质量都难以承担以党治国的政治重任。而且,由于各类派系长期内斗,党员也被误导分化,盲目追随派系领袖,因此,蒋系中央执政也难以取得党内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其政治合法性不断受到非蒋派系的挑战和质疑,执政基础更形虚弱。

其二,军队党员数量大幅上升。1929年10月,已完成登记的军人党员高达28万人,已经超过了省市党部的27万人;1930年10月,军人党员登记剧增为433 942人,省市党部数量却维持原状。[243]自此,军人党员数量一直居高不下,成了国民党最大的组织群体。而且,由于新军阀割据,内战不断,形成军人干预党政的政治格局,地方党政受制于军事将领,国民党军事化趋势继续增强。而且,军人直接执掌各省政权渐成常态,据统计,东北易帜前,全国已有12个省主席由军人担任。[244]而且,地方军阀还对中央整合党务强烈抵制,并直接掌控辖区党权,于是,“以党治国”体制蜕变为“以军治党”、“以军领政”,从而加剧了国民党的军事化趋向,成为国民党组织恶质化的严重病源。

其三,地方党部重建困难重重,进展缓慢,徒增混乱。国民党各级地方党部多半由中共主导组建,所谓“清党”就是“清共”和排斥异己派系的运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停活动,听候中央派人处理”。[245]由中央派出中执委或特派员分赴各省市,主持“清党”和重建地方党部事宜。于是,原有的党部全部解散,由蒋系中央重建新党部。所以,“清党”除了“清共”,也是蒋系中央试图整合地方党部的政治动作。虽然,党内各派系对清除中共及左派具有共识,但对国民党蒋系化则强烈反弹。在新军阀掌控的各政治分会割据一方的情势下,蒋系中央很难达成整合地方党务系统的目标。由于重建地方党部关涉各级党权的重新分配,必然成为派系较量的重心,因此,“清党”过程伴随着激烈的派系斗争,致使重建工作障碍诸多,困难重重,进展缓慢。由于无力强势整合,中央往往被迫与地方派系妥协,将地方党政权力交给割据的新旧军阀执掌,地方党部蒋系化的预期目标却因此失落。及至1931年11月,“清党”已历四年,“各省市党部正式成立者,仅有七处”,有9省市党务在整理中,有12省市党部在成立中,还有9省市只派有党务特派员。[246]

由于派系斗争激化,省市控制权常因派系较量的成败而不断易主,遂导致地方党部负责人变动频繁,据统计,自“清党”开始到国民党四大召开,各省市党部高层人事变动平均在五次以上。[247]如此频繁换将,党部高层难以安心规划和落实重建事宜,重建方案也因此缺乏延续性,既阻碍了重建工作的推展,又徒增地方党务建设的乱象。

3.九一八事变后,军事化势头加剧,地方党部建设受阻

九一八事变后,迫于民族危机,蒋介石暂时放弃武力整合政策,改取政治整合,遂与各派系妥协,先行下野,暂避各派锋芒。于是,1931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全大会,在集体领导体制下,各派系实现了大联合。但是,“一·二八”事变后,蒋氏复出,重掌军权,标榜“蒋汪共治”,并利用备战时机,再度整合党内派系。出于国难,各派系大都认同蒋氏的共主地位,唯有胡汉民坐镇广东,联合西南诸省实力派,与中央抗衡。作为回馈,蒋氏亦承认地方实力派割据的政治合法性。同时,利用“剿共”和国防建设,蒋系势力加紧向华中、西南、华北等省区伸展,并有意调遣各派系的军队分赴前线备战,从而打乱了静态的割据局面。于是,军人执掌各省党政权力的态势加剧。及至1934年,全国22省中,竟有20个省主席是军人,省级权力基本实现了军事化。[248]在军人执政的特殊环境中,地方党部的地位继续下降,组织建设严重受阻,以党治国的功能更加萎缩。1937年2月,全国地方党部正式党员数量为367 474人,比1931年6月(九一八事变前)的276 737人,六年间只增加90 737人,平均每年增加约12 000人。同期,军队正式党员从392 942人增加为497 172人,增长了101 230人。军人与地方党员比例约28∶42,可见,正式党员中,军人党员居于数量优势。[249]

国民党在1931年着手发展预备党员,当年地方党部就有预备党员22 814人,军队则有27 087人,双方比例为31.14∶68.86;及至1937年2月,地方预备党员达129 203人,军人则有212 844人;比例为23.62∶76.38,军人预备党员更居绝对多数。[250]

总体而言,作为全国执政党,竟有六成以上党员是军人,显示军人执掌地方党政权力,对地方组织建设普遍漠视,导致地方党员发展极其缓慢,军队发展党员较多,由此加速了国民党组织的军事化进程。这样,地方各级基层党部党员很少,颇多党部形同虚设,所谓以党治国在各地只是口号,根本缺乏落实的组织力量。于是,中央是蒋系治国,地方是军人领政,党则成了蒋介石等军事强人治国领政的商标,党的领导地位被贬黜,组织功能萎缩。1937年2月,中央对地方党部的调研评估称:评估承认,“清党”10年,地方党部既未“领政”,又忽略民生,更热衷于内斗,成为民众恐惧躲避的特权衙门。党员也对党组织深感失望,“本党同志受外界之刺激,亦多失其自信之心,群情混乱,精神涣散,组织基础几于动摇”。[251]

地方党部之工作,现在仍不变其民国十六年之旧习,其流弊为偏重斗争破坏之消极工作,而忽略直接造福民众之建设工作,故社会对党之观感,向为敬而远之。[252]

至于中央党权系统,蒋介石积极地收编知识精英加入国民党执政团队,如蒋梦麟、马寅初等较早涉足政坛。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刺激下,有些是颇负时望的自由主义人士支持国民党抗日,蒋介石乘机收编,1932年,钱昌照、胡适、翁文灏、王世杰、丁文江、张其昀、蒋廷黻、张伯苓等都应邀从政,部分人士还被拉进党内。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许多学生出于抗日御侮的爱国热忱,加入国民党。所以,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注入了某些新鲜血液,其社会基础因民族主义高涨而有所拓展。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也激起国人的愤慨和抗争,从七君子事件到“一二·九”运动,知识界的反蒋抗日运动持续不断,甚至刺激国民党内的派系抗争,引爆西安事变。从党外到党内的抗争运动,使蒋系中央陷入孤立,民意不断流失,颇多学生及知识人士深感失望,他们或投奔中共,或进入非蒋系阵营,对蒋系争取知识阶层构成颇多的政治和心理障碍。

(四)1937—1945年:战时体制下国民党组织形态的新变化

1.中央党权系统虚化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迅速建立战时权力体制,从成立国防最高会议,推出总裁制,到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由国民党总裁担任,“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以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253]从法理上确定了战时权力体制,党权系统的中政会将权力交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行,行政权力则由该委员会直接掌控。中常会权力也被架空,成了处理日常党务的办事机构。中央党权系统权力因此萎缩与虚化,成了有名无实的机构。从实际运作状况观察,国防最高委员会却因蒋介石经常缺席每周例会,其决策功能虚化,蜕变为党政军部门的联系与协调机关。[254]其实,蒋介石对例会的制度化决策从来不感兴趣,国防最高委员会只是他个人决策的合法化工具。因此,他最在意和落实的是个人独裁,包括个人决策、实施和监督,于是,总裁或委员长“手令”成了党政军官员最为重视的文件,所有中央权力机构也成了传输和执行“手令”的传统衙门。相对而言,党权系统更受制于军政系统,只是在召开中央全会时亮相,照单通过蒋介石提出的主张和政策,使其具有全党的意志,增强政治合法性。会议结束,党权系统立即虚化,成为橡皮图章。

2.“以军代党”体制化

在战时体制下,前线省区被划分为若干战区,以司令长官为首,成立战区党政联席会议,由党政军负责人参加,实行军事统治。[255]战区所辖各行政督察区及区县都设立战地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作为“当地最高权力机关”。[256]于是,战区司令长官及其部属成了地方权力中心,党政系统成为军权系统的附庸,“以军代党”遂有了法理依据,由战前的违法运作转变为制度化运作。而且,军事将领纷纷仿效蒋介石的独裁行径,以一纸命令便宜行事,军阀化统治泛滥,成了各战区的政治常态。

在后方省区,为了适应战时环境,地方党权系统的领导体制也由委员制转变为个人集权制。1938年3月,为“适合战时需要”,“补救通常委员制之缺点”,中央规定,地方党部“在省应采取主任委员制,在县采取书记长制,在区以下采取书记制”。“对会议之决议,有最后决定权。”[257]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权系统统一采取个人集权领导体制。接着,蒋介石又加大推动国民党组织军事化的力度,主张在地方党政系统推行军队领导模式,从而将党内个人集权体制推向军事集权。他说:但是,县党部人员编制太少,当时甲等县才13—18人,丁等县只有2—6人,[258]相当于军队一个班或半个班,却要推行党部组织军事化,只能是纸上谈兵。至于省党部执委“往往以兼任军政要职之故”,基本无暇参加党部组织活动,遑论指导基层党务。[259]于是,后方地方党权系统只能应付日常事务,所谓领导体制改革、组织军事化等设计,只是中央提出的具文,根本无力付诸实践。相对于军政系统,党权系统仅是配角,在党政军权力一体化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极度弱势和边缘化的地位。至于党部内推行集权领导体制也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十来人的县党部,不着手增加党工和提升质量,却侈谈以党治国和体制改革,都毫无实际价值,也无法改变党权虚化的局面。

(军事组织)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和事业组织的渊源,也是一切组织的最高典范。我们现在要讲组织,就要效法军事组织,就要将军事组织的原理、原则和根本精神,推行于一切组织,然后才能造成真正现代化组织,才能发挥组织的力量。[260]

3.三青团出台:党团分裂及内斗

蒋介石悉知国民党的腐败和暮气,社会基础薄弱,对青年缺乏吸引力。因此,1938年4月,国民党临全大会通过了组建三青团的决议,蒋氏亲任团长,三青团接管了预备党员,之后又吸纳22岁以下的党员。而且,蒋介石亲信陈诚、长子蒋经国先后执掌三青团的权柄,遂使三青团由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变成与党并立的山头,而且,与国民党平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团部。其实,党团除了年龄上的区隔外,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其一,同属蒋系,却分别由蒋系内部不同派系掌控,形成CC系与团派的对立。其二,意识形态完全一致。其三,组织模式和架构雷同,只是名称不同。其四,党团成员的社会结构相似,党员年龄较大,团员相对年轻,但基本来自城市知识阶层及党政军人员。张治中曾任三青团书记长,对党团恶斗感触良多,他回忆说:在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下,三青团迅速膨胀。1938年,国内团员仅有9 207人,截至1944年底,发展为887 862人,平均每年增长约13.3万人,共有支团26个、区团32个、分团970个,共1 031个下属单位。[261]三青团主体是16—30岁的青年,占团员总数的94.28%,男性占91.22%,主要在后方各省区,中学程度居多,受过高等教育者很少。[262]因此,三青团基本是从国民党分离的青年组织,具有组织独立性,也是蒋介石有意打造的蒋系青年团。而且,在1944年,蒋介石又指使三青团出面组建青年军,于是,在黄埔系之外,又出现了另类的蒋系军队,蒋经国也有了本派系的军队。可见,三青团的组建和发展,为蒋经国组建个人派系提供了强势的组织平台。蒋介石长期竭尽心力整合国民党派系,终于在抗战时基本完成了整合大计,如今却刻意在蒋系内部打造出一个与国民党抗衡的强大派系,使沉寂未久的派系斗争重新激化,而且是蒋系的内斗。这是蒋介石自己铸成的恶果,也是他始料未及的。陈立夫说:“康(泽)与陈诚均有野心,他要成为青年团的领导人物,将来可取党而代之。于是各地方、各省的党部和团部变成对抗的形态,自己和自己找麻烦。”[263]其实,后期蒋经国主导三青团,更将派系斗争推向高潮。陈立夫为尊者讳,故而闭口不提蒋经国的团派首领角色。本质上,党团恶斗并不涉及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最高权力之争,基本是蒋系内部的资源、权力再分配之争。于是,原来的蒋系和非蒋系、CC、黄埔、政学之间的派系纷争转趋低潮,党团斗争成为困扰和伤害国民党的严重病灶,因为是蒋系内部恶斗,其杀伤力更大。陈立夫对蒋氏建团决策颇有微辞,称“蒋公不嗜杀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如党与团、政校与干校等等),虽双方均对蒋公拥护,终至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264]他是CC掌门,团派重点打击的对象,受到伤害尤为深重,对蒋氏党团分治决策的痛苦感受可谓刻骨铭心。

团与党重复抵触之处甚多,因而力量抵消,磨擦丛生。加以党内日益发展的派系、人事的纠纷(当时团与党的磨擦事实上是黄埔系与CC的磨擦,更具体地说,是贺衷寒、康泽与陈立夫、陈果夫的磨擦),更使团与党的关系日趋复杂。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团与党的关系越不明确,越增加了国民党内部派系、人事纠纷;国民党内部派系、人事纠纷越大,团与党的关系越坏。[265]

4.滥征党员:大众化之路受挫

抗战时期,国民党面临严重的组织危机,主要表现在:(1)国民党势力集中的中东部省区基本沦陷,组织遭到破坏,党员大批流失,数量大幅减少。1938年7月,国民党中央下令各类各级党部进行党员总报到(亦称总登记),其中,地方党部报到党员282 211人,较战前剧减84 963人。“军队调动频繁,党籍调查不易。”因此,总体而言,“各党部报到党员,较原有党员仅及半数”。[266](2)国民党退据西部省区,党部组织薄弱,党员数量很少。前线省区、游击省区的地方党部破坏严重,亟待重建。(3)中共和民主党派地位合法化,并努力扩展各自组织,使国民党面临政党竞争的格局。(4)汪伪在沦陷区建立各级党部,极力招降纳叛,对国民党构成压力。同时,大批国民党军队投敌,军人党员数量严重缩水。因此,中央组织部决定大力征集党员,计划在1939—1941年间,征集1 022 940名新党员,比1938年扩增3.63倍。规定以后方各省为实施区,并拟定了人口、性别、成分及地域等四类比率,确定各年度的发展目标,层层分解到各级党部。还要求“特别注意质量之增进”。[267]于是,一场滥征党员的运动持续和加速推进,截至1942年,地方党员人数猛增至194.6万人,军人党员上升至377.42万余人,堪称发展高峰期。接着,增长势头有所减缓,至1942年3月,地方党员高达264万余人,军人党员再增至423万余人。[268]军人党员一直居于数量优势,成为国民党主要社会基础,尤其在抗战时期,这一结构性特征更加突出。1942年2月,吴铁城对抗战期间大规模征集党员作过一番检讨,称:

(党员分布)显然城市较多,乡村特少。至以党员素质,依然是公务员、知识分子较多,而农工仅占百分之三十二,妇女仅占百分之四,距原定的标准甚远。而且征集的时候,多半未经认真选择,严格审查。冗绥之弊,犹未能尽免,主管部门虽有宁缺毋滥的挗示,然尚未能确实做到。[269]

客观而论,迫于抗战和政党竞争,国民党意识到建设大众党的重要性,并采取自上而下搞运动的方式,大规模征集党员,战时,党员数量膨胀五倍,工农党员比例大幅上升。就地方而言,据统计,1942年3月,农民党员占党员总数比例由1939年的13.2%增至40.1%,同期工人党员占党员总数比例由3.9%增至7.17%,合计工农党员比例由17.2%增至47.34%,几近居半。[270]但如包括军人党员,工农党员比例更加缩水。1942年2月,国民党六全大会“党务报告”称:“年来党员人数虽有增进,成分至不均衡,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工农群众,在党员中数量竟不达半数。”[271]总体而言,国民党推动的党员征集运动使该党迈出了大众化步伐,但并未根本改变城市党和精英党的特质。而且,工农党员成分也须具体分析,工人中黄色工会成员、公营事业职工、工头等工人贵族颇多,农民党员中,保甲长、地主、富户成为首选对象,下层工农民众往往遭受排斥。在征集党员时,因“多半未经认真选择,严格审查”,导致“冗滥之弊”,质量较战前更为低劣。如1944年征集的新党员中,仅受初小教育或文盲者高达22%多,加上教育背景不明者比例为37%多。[272]尤其是军队集体入党,大批文盲士兵涌进党内,不仅加剧了国民党的军事化,更强化了党员低质化结构。就地方党员的区域分布观察,1942年的数据表明,华中、华南、西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党员数量,分别占党员总数的17.14%、7.67%、16.93%、9.1%和18.24%,[273]基本改变了战前东部地区党员偏多的格局,形成较为均衡的布局。因此,与中共相比,国民党大众化显然未获成功;与民主党派相比,国民党精英化相形见绌。可见,国民党试图改变精英化政党的性质,改取大众化政党模式,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五)1946—1949年:国民党组织的腐败和解构

抗战期间,出于抗日救亡大局,在民族主义旗帜下,中共及民主党派支持国民党执政,国民党也承认各党派的政治合法性,形成了一党专政体制和多党并存的政治格局。在各党派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承诺迅速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政治民主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违背和平、民主和重建国家的主流民意,回归战前的一党专政体制和武力“剿共”方针,重新挑起国共内战,取缔各民主党派,并且在接收敌伪资产、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弊政频出,官员贪腐泛滥,恶性通货膨胀,国民经济濒于破产,广大民众生存状态极度恶化,引发持续、强烈的抗争运动,社会因此陷入混乱和失控,国民党统治危机日益深化。同时,在战场上,国民党军连遭败绩,实力不断削弱,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御,国民党的执政地位面临严重危机。在国际社会,苏联虽然承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地位,但暗助中共武装接收东北。美国在内战中大力援助国民党,但随着战局失利而不满蒋介石独裁,遂推动国民党内部的去蒋化变革。于是,随着国民党内外困境不断深化,党内派系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党的组织体系也经历了从腐败到解构的演变过程。

1.派系斗争:从党团分合到蒋桂较量

战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大致以1947年10月党团合并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前期:围绕接收、国共谈判、召开政协、实行宪政等议题,国民党内各派系为争夺权力等资源展开激烈斗争,其中,党团斗争尤为激化,迫使蒋介石出面强令党团合并,党团纷争遂告段落。

三青团在战时的组织扩张引起CC等派系的强烈不满,1942年2月,在各方压力下,国民党六全大会通过决议,规定三青团“改隶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274]决议使团从与党的平行地位降格为政府所属的次级权力系统,因而遭到团派的激烈反弹。1946年9月,三青团召开第二次全代会,多数代表强烈反对六全大会关于团隶属于政府的决议,主张“团应正式确立为政治性之独立组织”。[275]他们鼓吹,“国民党已经腐败到不堪救药,不足以肩负实现三民主义的重任;青年团必须组成新党,乃能复兴中国的革命”。[276]CC系对三青团的组党声浪高度关注,并极力向蒋介石劝谏,阻止团派组党动作。结果,蒋氏盱衡党内团结和发动内战的大局,出面否决团派组党的呼声。他说:“党团原是一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团必须拥护党,党应该辅助团,共同努力来改革现状。”[277]接着,三青团转入选战,推出代表角逐各省参议员、国大代表、立委和监委,与各地党部代表恶性竞争。同时,各派系及青年党、民社党、社会人士也纷纷加入选战,上演了一场政治闹剧。蒋介石对团派深表不满,严厉批评说:

老实说,我们之所以造成今天这样恶劣的形势,完全是由于我们各级团部自己心理上和动作上的错误,我们视青年团为夺取权位的阶梯,我们利用青年团来打击别人,造成门户之见。[278]

蒋氏对三青团的态度由支持、宽容转向指责,使CC等派系大受鼓舞,并提出彻底解决党团关系的建议,团派遂陷入孤立处境。1947年6月27日,蒋介石召见党团首领陈立夫与陈诚,宣布党团合并的决定,并在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上得到确认。

在蒋介石强势主导下,10月1日,中央团部和国民党青年部举行交接仪式,合并付诸实施。但各地合并事宜延后至1948年2月才结束。党团斗争延续了10年,对国民党组织造成了严重伤害,与蒋介石组建三青团的预期相悖。合并后,党团斗争转移到党内,形成新的派系冲突热点,蒋介石再次深感失望,他说,党团合并“在实际上,不能达成政治革命性的改造的目的。并且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排挤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境”。因此,“这一次统一党团组织、彻底改造本党的努力可以说是毫无成就”。[279]

第二,后期:围绕国代、立委、监委、总统选举,出现派系混战,先是党团恶斗、CC系与政学系的角逐,后有蒋系和桂系的较量,直到国民党政权的覆亡。

从1946年起,选战开打,1947年进入高潮。事关行宪后中央和地方权力资源分配,各方都卯足全力展开角逐。其中,CC系、政学系利用主导选举的优势,夺得较多的席位。三青团、黄埔系、地方派系则强烈抗争。陈诚公开号召三青团积极参与选战,他说,“今年又是选举,譬如作战”,要在国大代表、立、监委、省市县议员等三个战场与国民党全面较量。[280]颇多军官也投入选战,甚至不惜退伍竞选。地方派系掌控一方权力,在选举中安排本派系人马卡位。就国大代表而言,国民党出于装潢门面,有意分给青年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少数席位,但大部被各派系在选举中抢夺,甚至连CC系安排的中央指定人选也因其他派系搅局而落选。于是,选举出现失控,引起中央提名代表和自由签署(当选)代表之间的纠纷,双方从县市基层互斗,延烧到中央,矛头直指CC系控制的中央党部,幕后则是各派系的较量。“签署与提名党员互相攻讦,小而县政破碎,大而党国前途招致危机。”[281]

1948年4—2月,副总统选举是派系斗争的又一波高潮。根据国民党临时会议决议,总统、副总统不设定候选人,开放党员依法参选。[282]于是,李宗仁等决定参选副总统。蒋介石对桂系心存猜忌,遂支持孙科参选,企图逼退李宗仁。结果,多数非蒋派系力挺桂系,李宗仁胜选,蒋桂冲突遂成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政治热点。

随着内战败局和币制改革的失败,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蒋介石的独裁地位严重动摇。1948年12月,在美国支持和怂恿下,桂系联络一些地方派系,发起举行国共和谈、逼蒋下野的政治动作,蒋桂派系较量进入摊牌阶段。1949年1月21日,蒋氏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但蒋仍保持总裁权力,在幕后操控党政军事务,掣肘李宗仁,蒋桂斗争随着国民党退据台湾,才最终落幕。

派系斗争是国民党的严重痼疾,抗战时期,蒋系已经整合了异己派系,但蒋系内部的次元派系相互争斗成了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新景观。1938年6月,蒋介石更横生枝节,制造出三青团怪胎,使党团冲突不断升级,并成为蒋系内部派系斗争的热点。战后,党团继续恶斗,以致出现党内组党的分裂危机,迫使蒋介石于1947年9月强势主导党团合并,遏阻了国民党组织分裂的趋势。但是,党团斗争在合并后的国民党组织体系继续发烧,并通过各类民意代表选举,介入党内各派系的混战,使宪政未开场之前就上演了国民党各派抢夺国会资源的政治闹剧,从中印证了宪政的虚伪和荒诞。随着内战节节败退,蒋系实力严重削弱,蒋介石的集权深受冲击。1948年4—2月间,以桂系为核心,非蒋派系重新聚集,趁副总统选举之机,向蒋系挑战。同年底,桂系更联合其他派系,逼蒋下野,企图取而代之。蒋系则全力反制桂系执政,蒋桂缠斗成为国民党统治崩溃前的主要场景。所以,派系斗争与国民党如影随形,既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又耗散了国民党的实力和资源,结果,各派系也和国民党一道沉沦。

2.党权系统组织紊乱,地方党部地位尤其虚弱,形成空转

其一,党团分合,导致党权系统组织紊乱和内耗。由于三青团的组建和扩张,原来基本统合的党权系统陷于分裂,形成党团二元化的党权结构。于是,CC控制的党权系统遂被降格为一个次元派系,地位更加弱化,以党治国更成空话。就中央党部而言,还有中常会、中执会的权威支撑,令三青团不敢正面抗争,只能消极地抵制。各级地方党部则普遍受到同级团部的强烈挑战,已是应接不暇,因此在地方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更加虚弱,遑论与军、政系统角逐权力。国民党六全大会试图恢复一元化的党权系统,决议三青团改隶政府,但团派强烈抵制,决议遂成具文,地方党部仍然陷入与团部的缠斗,尤其在民意代表的选举中,党团斗争更加激烈。即使在合并后,也转入党部内斗,党权地位虚弱的状况并未改善。

其二,延续“以军治党”模式,党权系统继续边缘化。国民党为了抢占沦陷区地盘、准备内战,沿用抗战时期的经验,采取“以军治党”、“以军统政”的模式,1946年8月,中常会决定将解放区周边省区划为“特殊地区”,由军事长官实行军事统治,并规定:“在军事进行时期,授权当地最高军事长官指挥党政,而以特种会报为决策机构。”地方党政团各机关人员为骨干成立工作队,配合军事行动。[283]这样,地方党部和政府都隶属于军权系统,成为军权的附庸。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在战区设置了诸多绥靖区、行营、军管区,1947年中执会训令:“绥靖区高级军事长官如察明当地党政团负责人有不称职或自相磨擦,贻误事机者,准其先行撤换或调整,再行补报。”[284]训令授予绥靖区军事长官独裁权力,强化了“以军治党”的制度化运作。如同抗战时期,地方党部再度被纳入战时权力体制,继续处于边缘化的困境。

其三,各级党务机构及党工一再精减,功能更形虚化。战后,国民党着手精减党务机构和人员。中央党部原设有30个单位,党工4 783人。中常会决定保留12个单位、680位党工,其余机构或改隶行政院,或并入其他机构,或实行企业化,多余党工作转业或退休处理。[285]省市党部也同步精减,中常会规定,省市及县党部划分为三级,党工限定为42—60人,30—42人,20—30人;[286]县党部则为11人,8人,6人,另有工友2人,1人,1人。[287]比抗战时编制更少。党团合并后,中执会、中常会扩容,三青团中央干事改任中执委,常务干事改任中常委,中央党权系统人事臃肿,运作效率更低。地方党部亦须重组,“以党部主任委员为主任委员,支团部干事长为副主任委员,县级亦应以此为原则”。[288]试图由地方党团负责人共享党权,领导层有所扩增,但党工却更加缩减。1948年2月,中常会又规定,三级省市党部党工再分别减至30人,22人,20人。[289]及至1948年7月,再将中央及省市党部三万余名在编党工,强行压缩至3 384人,[290]减少近九成。这样,原本人员偏少的各级党部更加无力承担规定的职能,只能虚应公事,加之进入宪政时期,党部的政治合法性受到社会质疑,只得依附于军政系统,成为有名无实的党务衙门,功能更形萎缩和虚化。而且,因党务经费拮据,人事大幅缩减,在职党工难以维生,颇多被精减的党工失业,工作信心和士气普遍低落,无心无力推展党务活动。

其四,党员数量大幅缩水,但低质化结构未变。战后,国民党准备兑现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承诺,需要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整顿。中常会决定,在1942年8月前撤销军队党部,改为政治部,致使[291]大批军人党工或者转入政治部,或者转业,年底裁撤完毕。于是,占党员总数近60%的482万名军人党员脱党,[292]不再列入党员统计数据。

因战时滥征,导致普通党员数量膨胀,中常会于1946年6月决定,实行“党员总清查”,重点在“淘汰信仰不笃、操守不坚及行为腐化之党员”。[293]经过一年清查,党员数量为1 960 094人,比抗战时264万人减少1/4;同时,三青团展开“总稽核”,团员数量为669 881人,[294]比号称160万名团员[295]遽减28%。1947年10月,党团合并,中央规定党团员重新登记和宣誓,随着战场扩大,办理登记难度颇大,延至1948年7月,中央党部才作出党团员数量统计,共有107.88万人,[296]又比一年前党员“总清查”和团员“总稽核”时党团员总数减少3/2。经过两次清查,党团员数量大幅缩水,总数只有百万人,证明基层党部征集党员弄虚作假,经不起清查和稽核,也足见党员群体低质化之严重。就全国范围而言,仅只百万党员及功能虚化的各级党部实在不堪承担领政治国的政治任务,所谓以党治国仍是国民党的宣传口号。

由于军费开支剧增,党务经费更加拮据,党工生活贫困化加剧。但中央并不体恤,反而在1942年规定:“各级党部之工作人员,除少数必须专任人员外,均为无薪给职。”[297]一年后,再次强调“推行党员义务为党服务制度”。[298]这样,各级党部多数委员只能自谋职业,养家糊口,根本无暇过问党部事务。而且,战后通货恶性膨胀,专职党工只有微薄薪资,难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对党务也缺乏工作热情,颇多党工则扰民渔利,严重损及党的形象。于是,国民党上层忙于劫收牟利,热衷派系斗争,抢夺各类资源;基层党工忙于生活,扰民图利,党务流于空转;普通党员消极冷漠,多数流失。有人对党的基层组织区分部的运作状态作过调研,揭露说:

惟所有区分部,多不能如期开会,则区分部所属党员,即与区分部不能发生关系;不但不能训练,亦无有工作分配;只有为选举而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有出席者,亦有不出席者。是以名义上有区分部,实质上等于无区分部;名义上有党员,实质等于无党员。此实为本党组织机体最大积病症结。[299]

基层党员和区分部有名无实,整个党权系统犹似沙滩建筑,实际运作流于形式,及至1948年后,因内战败退,国统区不断收缩,党工纷纷逃避,各级党部也逐渐陷入瘫痪。唯有中央还在发号施令,但各级党部官员都在逃亡自保,号令更形同具文。张治中曾在1948年夏上书蒋介石坦言:

至二十七(1938)年总裁制确立以后,党之民主空气,益见消沉,一切惟总裁是赖……直至现在,由中央以至地方,党之内部仍为政治奔竞角逐之场所,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为社会人士所不齿,为一般人民所厌恶。今日党之黯淡无力,此实为最大之原因。[300]

言下之意,国民党失去民心,“黯淡无力”,根本原因是,在个人集权领导体制下,党权系统和党工的官僚化,因此导致结构性的腐败,最终为社会精英及广大民众所唾弃。

面对中共实力壮大,并大力在农工民众中发展党员,国民党亦努力因应。1942年12月,中常会决定,扩大在农村和工矿区征求党员,重点征集乡村或工矿区中担任公职者、小学教师、国民学校毕业的农民、热心地方公益者、退伍军人及交通运输部门员工等,入党手续可以简化,党费酌量减免,从而以这些工农党员为骨干,指导官办工会和农会事务。[301]次年6月,中常会又通过《农民运动实施纲领》、《工人运动实施纲领》,规定省市党部成立“农工运动委员会”,专职领导工会和农会事务,但要求秘密进行。[302]看来,国民党征集党员的重点仍非普通工农民众,而是其中的精英分子,任务是控制官办工会和农会,再争取广大工农民众对国民党的认同和支持。因此,仍然是精英党的发展路线。从实际绩效观察,这些中央文件难以落实。原因在:其一,基层党部人手太少,只能应付日常党务,无力深入工农民众做征集工作;其二,基层党工没有薪资,都得忙于生计,无暇勤走基层,落实征集工农党员的任务。于是,只能拉人入党,编造虚假数字上报。结果,在党员登记或清查中,党员数字大幅缩水,显示征集工农党员并无实效,战后党员的社会结构亦未发生大的变化。及至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国民党政权濒临覆亡,党政官员纷纷逃亡,基层党部迅速瓦解,多数党员拒绝登记,党权系统因此加速解构和崩溃。

通过国民党社会结构的阶段性特征之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国民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中央党权机构被领袖操控,沦为个人集权的运作工具。党权系统名义上是承担以党治国功能的最高权力系统,其中,全代会、中执会、中常会、中政会、中监会等都是地位崇高的中央党权机构,也是以党治国的决策机构。可是,在实际运作中,它们并未按照党章的文本彰显其最高政治权威,法理规范的功能普遍萎缩。孙中山和蒋介石是前后期的两位政治强人,他们都安排自己的亲信操控各中央党权机构,使个人集权合法化。因此,中央党权机构的人事结构基本体现了孙、蒋钦定的特征。但是,后孙时期(1922—1937年)中央党权机构的人事安排则是蒋介石等主要派系首领相互较量或妥协的产物,由于蒋系独大,在人事结构中居于优势,其他派系只充当配角。虽然,在异己派系联合抗衡下,蒋介石有三次短暂下野的经历,蒋系在中央党权系统的人事安排有所削弱,但是,因其派系实力强大,蒋氏遂能迅速返回权力中枢,恢复蒋系在中央党权系统的强势地位。整体而言,中央党权系统的机构设置及其权力和职能常有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由党的领袖酌定,全代会和中执会是法理上的最高党权机构,但闭会期间的权力则由领袖执掌,于是,辅佐领袖决策的党权机构,如中常会、中政会、党政联席会议等相继设置,其职权和地位不易厘清,人员多数重叠,有机构臃肿、权力交叉之弊,致使党权系统的权力运作徒增混乱。

其二,地方党权系统长期处于虚弱状态。一是受到军权、政权系统的挤压,其法理权力招致侵夺,在地方权力体系中,党权往往处于边缘化地位,必须依附军政权力才能维持运转。二是各级地方党部人员编制过少,经费拮据,基层党工生存状态恶劣,多数忙于谋生,无暇落实中央党权系统下达的各项党务指令,只能虚应公事,做纸上作业,导致地方党权长期空转。三是在边疆及内地某些省区,地方派系长期割据一方,中央无力整合,党权系统出现断层,地方党权被实力派架空,导致中央党权无法延伸至全国各地。因此,地方党权系统权力虚化,有名无实,以党治国在实际运作中成了政治口号。张治中说:

中央过于集权,因而地方之力量过于削弱。由于此种强干弱枝之观点,对地方控制过严,徒然阻碍地方之发展……务必彻底解除中央法令中所予地方之种种无理束缚,使地方力量可以充分发挥,人才可以向地方展布,以削除今日中央“脑充血”、地方“贫血”之病态。[303]

张治中看出了党权系统强干弱枝的积弊,强调了中央过于集权导致地方权力虚弱的弊端,但他却忽视了党权被军政架空的虚弱状态,对边疆及内地某些省区权力割据和耗散的格局也缺乏揭露,因此未能全面揭示造成地方党权虚化的多元因素。

其三,党员数量偏少,结构低质化,党的社会基础狭窄和薄弱。孙中山囿于英雄史观,一直恪守精英党的建设面向,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党的组织体系局限于城市,党员征集偏重于城市知识阶层,忽视广大农村及下层民众,因而造成党的社会基础狭窄和薄弱,只依靠少数精英发动革命,由于缺乏民众广泛参与,革命屡遭失败。国共合作后,经过改组,中共参与国民党的组织建设,着力发动工农民众,从中发展党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党的建设面向,开始向大众化革命党转型。但是,国民党内对此颇多争议,右派更强烈反对,转型颇为艰难。“清党”后,国民党基本清除了工农党员,回归精英党的面向,致使党员人数锐减,社会结构偏于城市中上层,并吸纳了大批北洋政客及农村地主富户,颇多土豪劣绅、保甲长被拉入党内,所以国民党与广大民众脱节,其社会基础与清廷、北洋政权逐渐重合,革命性亦随之流失,迅速蜕变为保守和专制型的精英党。同时,军人党员随国民党的军力扩张而急剧膨胀,进而成为党员主体,由此加速了国民党组织军事化的步伐。抗战时期,为因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国民党推行党政军一体化的权力整合,以军治党成为战时各级权力结构的基本运作形式,军人党员继续保持在党员总数的六成左右,地方党部则成了军权的附庸。期间,国民党为了与中共、民主党派争夺民众,曾多次发起征集党员运动,并力图拉拢工农民众入党,再次推动大众党的建设。可是,各级党部党工偏少,经费短缺,难以深入城乡基层征集优秀民众入党,多数党部只得滥征党员,虚报数字,应付差事。而且,农村党部被地主、富户、保甲长、小学教师等把持,工矿党部则被工头、黄色工会所控制,党工不愿吸纳工农民众入党,只能在同质性人员中征召。因此,抗战时期党员数量增长较快,党员社会结构也发生某些变化,工农党员比例有所上升,但多属虚报数字,质量低劣,党的主体结构并无实质性变化。战后,国民党中央又下令发展工农党员,在农村和工矿征集受过教育、有财产、有影响的人员入党,通过他们控制官办农会和工会,进而争取工农民众。但各级党部迫于生计,只能虚报应对,中央指令难以落实。同时,因忙于接收,抢占地盘,准备和发动内战,国民党重新推行以军治党模式,地方党权仍然依附军政权力,党务不受重视,军政官员轻视地方党员地位和作用。中央为整治滥征,去除数字党员,对党团员实行“总清查”、“总稽核”及党员登记,结果党团员数量大幅缩水;精减各级党部,导致党部数量减少,编制缩减,经费压缩,组织更加虚弱,党权系统功能更形虚化。接着,又实行党团合并,致使中央党权机构膨胀,地方党部职位恶性竞争,党团内斗引发原有的派系斗争,最终导致国民党组织体系的迅速解体。

(原载崔之清主编:《国民党结构史论(1902—1949)》下册,中华书局,2013年)

【注释】

[1]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0年,第128页。

[2]《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23页。

[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9页。

[4]《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9页。

[5]《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222页。

[6]《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7]吴弱男:《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页。

[8]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227页。

[9]郑宪著,陈孟坚译:《同盟会:其领导、组织与财务》,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第312页。

[10]《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1912年8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408页。

[11]《国民党宣言》(1912年8月13日),《民立报》1912年8月18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第30页。

[12]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13]《在上海国民党垦亲会的演说》(1913年1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14]《致坝罗同志函》(1914年12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7页。

[15]《致南洋革命党人函》(1912年4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2页。

[16]《复黄芸苏函》(1914年10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28页。

[17]《复黄兴函》(1914年6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9页。

[18]黄兴:《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1日或2日),湖南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27—328页。

[19]《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年7月8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46—48页。

[20]《复廖奉书函》(1919年8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103页。

[21]《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03页。

[22]《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4页。

[23]《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9页。

[24]《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3页。

[25]《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98页。

[26]《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98页。

[27]《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14页。

[28]《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13页。

[29]《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13页。

[30]《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0—401页。

[31]居正:《本党改进大凡》(1923年1月),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73—72页。

[32]《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80页。

[33]《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80—82页。

[34]《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437页。

[35]《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3页。

[36]《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1924年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2页。

[37]《孙中山先生与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88页。

[38]《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31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98—100页。

[39]《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31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103—102页。

[40]《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31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108页。

[41]《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4月12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132页。

[42]《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31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102页。

[4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31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102—106、109—110页。

[44]《孙中山先生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140页。

[45]《孙中山先生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137—138页。

[46]《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89页。

[47]《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

[48]李守常:《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声明》(1924年1月),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92页。

[49]《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1924年8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77页。

[50]《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1924年8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9页。

[51]《关于接受总理遗嘱之训令决议案》(1922年2月22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144—142页。

[52]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9页。

[53]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册,第299页。

[54]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1—442页。

[55]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册,第286页。

[56]邹鲁:《澄庐文存》,正中书局,1948年,第81页。

[57]《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训令》,《国民日报》1922年12月23日。

[5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59]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422页。

[60]《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施政宣言》(1928年10月26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164页。

[61]《训政纲领》(1928年10月3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161页。

[62]《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施政宣言》(1928年10月26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162页。

[63]《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施政宣言》(1928年10月26日),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164页。

[64]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6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2年,第1722—1727页。

[65]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290页。

[66]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290页。

[67]《中央周报》1931年2月29日。

[68]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6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8年,第209—272页。

[69]《对于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1937年7月17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1063—1064页。

[70]《如何建立民主政治》(1939年2月21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228页。

[71]《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1939年1月28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9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9年,第482页。

[72]《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1928年3月3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2年,第476—480页。

[73]《军人党员宣誓办法》(1939年10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

[74]胡汉民:《三民主义的心物观》,《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4期。

[75]《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228页。

[76]《民意机关与民主政治》,《中央周刊》1938年7月28日。

[77]毛泽东等:《我们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新华日报》1938年7月2日。

[78]《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训令》(1940年6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2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29—430页。

[79]蒋介石:《开幕词》(1942年2月2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00—902页。

[80]《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1942年2月14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60页。

[81]《关于宪法草案案》(1942年2月14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61页。

[82]《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1942年2月17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14—916页。

[83]《本党政纲政策案》(1942年2月18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33—932页。

[84]《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1942年2月17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22页。

[85]《忍辱负重表现建国精神》(1946年11月18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420页。

[86]不过,南京临时政府及护法军政府时期,国民党有过短暂或局部的执政权,制度安排遂从设计转向实际运作。但这并非国民党的常态,因此,不是笔者关注的主体。

[87]《中国同盟会总章》(1906年2月7日改订),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38—40页。

[88]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第122—126页。

[89]郑宪著,陈孟坚译:《同盟会:其组织、领导与财务》,第148页。

[90]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26年第3期。

[91]《国民党规约》(1912年8月),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37—140页。

[92]《致前同盟会等党员通告》(1912年10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01—202页。

[93]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63页。

[94]《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年12月),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66—173页。

[95]《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1914年12月),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80—222页。

[96]《中华革命党本部之通告》,《申报》1916年7月28日。

[97]《复郭标函》(1916年10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82页。

[9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68页。

[99]《中国国民党规约》(1919年10月10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21—326页。

[100]《中国国民党总章》(1920年11月9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36—337页。

[101]《中国国民党规约》(1920年11月19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37—341页。

[102]《复李能相口介藩函》(1920年11月),《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9页。

[103]《在广州招待国会议员的演说》(1921年4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18页。

[104]《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2页。

[105]《致宁武等函》(1922年9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3页。

[106]《复四川支部函》(1922年10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73页。

[107]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22年,第170页。

[108]《中国国民党规约》(1919年10月10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24页。

[109]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1924年1月30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76页。

[110]《国民党第一零七次会议纪》,《广州国民日报》1922年9月17日。

[11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72页。

[112]胡汉民:《国民政府的经过及其将来——十八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四周(年)纪念演讲词》,《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第312页。

[1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08页。

[114]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商务印书馆,1932年,总第777页。

[11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零九次会议记》,《广州民国日报》1922年9月23日。

[1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4页。

[1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7页;陈公博:《苦笑录(1922年至1936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1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8页。

[119]韩信夫等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446页;蔡德金等编:《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87页。

[1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93页。

[121]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7—378页。

[1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611页。

[123]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136页。

[124]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页。

[1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802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42页。

[1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802页。

[127]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14页。

[128]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第229页。

[129]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第142页。

[13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92页。

[131]《党政府废除主席制》,季啸风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文部分)第2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132]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汪精卫:《汪精卫集》第3卷,光明书局,1930年,第226页,今收入上海书店影印版《民国丛书》第4编第97号。

[1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118页。

[1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1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页。

[135]《11月30日南京通信·粤变以后宁沪政局之内幕》,《大公报》1927年12月7日。

[136]《东方杂志》1928年第22卷第1号。

[137]《领袖的认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1939年,第69页。

[138]《东方杂志》1928年第22卷第1号。

[139]《东方杂志》1928年第22卷第3号。

[140]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19页。

[141]《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1928年,第37页。

[1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1编,第48页。

[143]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2—122页。

[144]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章政纲汇编》,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06—108页。

[1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8册,第22—26页。

[146]《党务提案报告》,《大公报》1929年3月26日。

[147]《编遣程序通过发表军事整理计划成功》,《大公报》1929年1月18日。

[148]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社,1944年,第234页。

[149]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926页。

[150]《为什么要弹劾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科,1931年,第6—7页。

[151]《非常会议提出对上海和议各项办法案》,《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宣传组,1931年,第12页。

[152]《社评: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政制案》,《大公报》1931年12月26日。

[153]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22页。

[154]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22—126页。

[155]《汪精卫力疾到杭州,胡汉民声明暂不北上》,《大公报》1932年1月17日。

[156]李云汉:《中国国民党职名录》,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96页。

[157]《生死攸关之国政》,《国闻周报》1932年第9卷第6期。

[158]孟真:《监察院与汪精卫》,《独立评论》1932年第4号。

[159]陈公博:《苦笑录》,第188页。

[160]陈公博:《苦笑录》,第224页。

[161]《王子壮日记》第2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412—413页。

[162]中国史学会等编:《抗日战争》第1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802页。

[163]中国史学会等编:《抗日战争》第1卷,第822页。

[164]《南京27日专电》,《申报》1932年1月28日。

[165]李云汉:《中国国民党职名录》,第114页。

[166]《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1938年3月31日),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76—480页。

[167]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章政纲汇编》,第139页。

[168]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169]《汪精卫先生关于和平运动之重要言论》,第1页。

[170]《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1939年1月28日),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63—264页。

[171]张令澳:《侍从室梦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172]蒋介石:《开幕词》(1942年2月2日),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03页。

[173]《中国国民党总章》(1942年2月16日),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44页。

[174]《特殊地区加强党政工作方案》(1946年8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11页。

[175]《国民政府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训令》(1947年7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909—911页。

[176]《中国国民党戡乱建国总动员方案》(1947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

[17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第374页。

[178]《文汇报》1947年1月1日。

[179]《彻底改革党务案》(1947年3月),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228页。

[180]《对党团合并的指示》(1947年7月9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213—214页。

[181]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402—403页。

[182]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上),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8页。

[183]张玉法:《清季革命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322—323页。

[184]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28年,第9页。

[185]《复陈楚楠函》(1902年9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87页。

[186]韩文昌等辑:《中国同盟会部分会员录》,《历史档案》1989年第3、4期。

[187]郑宪著,陈孟坚译:《同盟会:其组织、领导与财务》,第112页。

[188]《胡汉民自传》,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28年,第63—64页。

[189]同盟会本部致各支部电,《民立报》1912年3月2日。

[190]同盟会本部致各支部电,《民立报》1912年3月2日。

[19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第126页。

[192]《致黄景南等函》(1912年12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3页。

[193]《复黄芸苏函》(1914年10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28页。

[194]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上),中华书局,1991年,第822页。

[195]《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年7月8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61—162页。

[196]居正:《复金一清凡筹款人员须有总理委任函》(1912年8月16日),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上),第288页。

[197]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第180—181页。

[198]《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1916年7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33页。

[199]《复郭标函》(1916年10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82页。

[200]《通告党外革命党人书》(1918年8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499—200页。

[201]《批赖□函》(1919年8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00—101页。

[20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2页。

[203]《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2页。

[204]《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2页。

[205]《致宁武等函》(1922年9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3页。

[206]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2页。

[207]《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31页。

[20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48页。

[209]《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1923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06页。

[210]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第1700页。

[211]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译:《苏联 <真理报> 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第27页。

[21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编制:《中国国民党党员统计图表》(中华民国十三年至十四年度),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藏。

[213]《致全党同志书》(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0页。

[214]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6—37页。

[215]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国父年谱》(下),1986年,第963页。

[216]《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3年11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29—430页。

[217]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辑,第128—129页。

[218]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81页。

[219]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2—1949)》(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89—292页。

[220]《谭部长之党务报告》,《广州国民日报》1922年10月24日。

[221]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2—1949)》(上),第298页。

[222]《市组织部整顿区分部办法》,《广州国民日报》1926年6月11日。

[223]《谭部长之党务报告》,《广州国民日报》1922年10月24日。

[224]《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3页。

[22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编制:《中国国民党党员统计图表》(中华民国十三年至十四年度),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藏。

[226]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第126 页。《党务部时局报导文告》(1912年2月1日),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上),第249—220 页。《复邓泽如函二件》(1914年10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126页。《复黄芸苏函》(1914 年10 月23 日),《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128 页。《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 年10 月12 日),《孙中山全集》第8 卷,第281—282 页。

[227]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第126 页。《党务部时局报导文告》(1912年2月1日),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上),第249—220 页。《复邓泽如函二件》(1914年10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126页。《复黄芸苏函》(1914 年10 月23 日),《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128 页。《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 年10 月12 日),《孙中山全集》第8 卷,第281—282 页。

[228]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第126 页。《党务部时局报导文告》(1912年2月1日),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上),第249—220 页。《复邓泽如函二件》(1914年10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126页。《复黄芸苏函》(1914 年10 月23 日),《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128 页。《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 年10 月12 日),《孙中山全集》第8 卷,第281—282 页。

[229]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第126 页。《党务部时局报导文告》(1912年2月1日),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上),第249—220 页。《复邓泽如函二件》(1914年10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126页。《复黄芸苏函》(1914 年10 月23 日),《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128 页。《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 年10 月12 日),《孙中山全集》第8 卷,第281—282 页。

[230]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第126 页。《党务部时局报导文告》(1912年2月1日),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上),第249—220 页。《复邓泽如函二件》(1914年10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126页。《复黄芸苏函》(1914 年10 月23 日),《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128 页。《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 年10 月12 日),《孙中山全集》第8 卷,第281—282 页。

[231]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2—1949)》(上),第461—463页。

[232]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第142页。

[233]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2—1949)》(上),第239—240页。

[234]《中央政治会议第180次会议通过 <关于各省高级行政人员任命原则之决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页。

[235]《政务官与事务官之界限》,《中央日报》1929年9月1日。

[236]孙科:《胡展堂先生被扣事件发生之前后》,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979页。

[237]《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24页。

[238]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2—1949)》(中),第813页。

[239]《四届三中全会中央组织委员会工作报告》,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468页。

[240]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第304页。

[241]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81页。

[242]《四届三中全会中央组织委员会工作报告》,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第384页。

[243]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2—1949)》(中),第813页。

[244]孔庆泰等:《国民党政府和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1—342页。

[245]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第146页。

[246]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6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24年,第203页。

[247]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2—1949)》(中),第972页。

[248]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28年,第60页。

[249]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2—1949)》(中),第1032页。

[250]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2—1949)》(中),第1034页。

[251]《四届三中全会中央组织委员会工作报告》,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第379页。

[252]《拟请确定以举办社会服务事业为今后地方党部之中心工作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1编,第602页。

[253]《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1939年1月28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63—264页。

[254]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人事初探》,胡春惠主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66年,第279页。

[255]《战区党政军联席会议通则》(1939年3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2册,第121—122页。

[256]《战区党政军联席会议通则》(1939年3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2册,第149—120页。

[257]《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1938年3月3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21—223页。

[25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6册,第292页。

[2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8册,第182页。

[260]《军事基本常识——“军事训练之要领”》(1939年6月6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296页。

[261]《两年来中央团部团务概述》,转引自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第223页。

[262]康泽:《七年来的本团》,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122页。

[263]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年,第226页。

[264]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427页。

[265]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332—337页。

[266]《综述——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之组织工作》(1932年11月—1942年2月),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3页。

[267]《五中全会中央组织部工作报告》(1938年4月—1939年1月),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119—120页。

[268]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2—1949)》(下),第1282页。

[269]吴铁城:《党务检讨报告》(1942年2月7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6辑,第460页。

[270]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编:《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1942年度),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1943年,第7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编:《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1942年度),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1946年,第9页。

[271]《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1942年2月19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19页。

[272]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2—1949)》(下),第1304页。

[273]土田哲夫:《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党员成分的特征和演变》,《民国研究》2001年总第6期。

[274]《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1942年2月18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32页。

[275]《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经过纪要》(1946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3编,第886页。

[276]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2页。

[277]《青年团与社会基层建设》(1947年9月8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第427页。

[278]《青年团工作的新方针》(1947年1月),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12页。

[279]《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1920年7月22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第331页。

[280]《陈诚关于团员总甄核训示节录》(1947年1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3编,第890页。

[281]《国代中央提名当选人联谊会意见摘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4册,第139页。

[282]《本党应否决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案》(1948年4月6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0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9年,第496页。

[283]《特殊地区加强党政工作方案》(1046年8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9册,第410—418页。

[28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1947年4月22日),《中央党务公报》第9卷第4期(1947年4月30日)。

[285]《关于中央党务机关缩编报告》(1946年6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9册,第120—121页。

[286]《各省市党部编制员额表》(1946年8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9册,第383页。

[28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1册,第138页。

[288]《统一党部团部组织案》(1947年9月12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0辑,第492页。

[28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4册,第186页。

[29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4册,第283页。

[29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编:《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1942年度),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711(2)—47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9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8册,第113—114页。

[293]《党员总清查实施要点》(1946年6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9册,第112—117页。

[29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4册,第312页。

[295]《陈诚关于团员总甄核训示节录》(1947年1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辑第编第页

[29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4册,第329页。具体数据参见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2—1949)》(下),第1426页,表17—1。

[297]《六全大会关于筹措党费之决议案初步实施办法》(1942年12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8册,第244页。

[298]《三十六年度党务工作方针》(1946年12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1册,第24页。

[299]梅公任:《宪政实施时期党务办法》,《中央周刊》1947年第9卷第12期。

[300]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04—402页。

[301]《征求农工党员与训练指导实施要点》(1942年12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8册,第236—237页。

[302]《农民运动实施纲领》(1946年6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9册,第16—22页;《工人运动实施纲领》(1946年6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9册,第26—31页。

[303]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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