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三农问题

韩国的三农问题

1.好走极端的示威文化

近一周，WTO第六次部长会议在中国香港举行，相信大家都透过传媒目睹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农民“反对经济全球化、声讨富国欺压穷国”示威的场面。其中韩国农民抗议队伍的声势最大、行为最激烈、方式也颇另类，吸引了最多的眼球，从而让世人充分领略了韩民族强悍、坚韧的示威文化。

作为经济全球化中弱势群体的韩国农民为保卫自己的生计多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03年9月10日，世贸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为抗议外部施压韩国开放农产品市场尤其是大米市场，1500多个韩国农民来到墨西哥示威，他们的首领李京海在会场前切腹自杀的血淋淋一幕震惊了全球。引发了悼念李京海的“世界农民活动”，李也被法国媒体称为“怀着农民的痛苦西去”的“殉教者”。2005年11月中旬，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13届APEC峰会期间，照例出现了“反对全球化、呼吁消除贫富两极化”的示威活动，又有两个韩国农民服药自杀，死前留下遗言，说是如果开放大米市场，他们就没有未来。

2.韩国的三农现状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经济高速增长，从经济总量上看，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十经济大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4000多美元。它的汽车、家电、半导体等工业制成品，手机、电脑等IT产品攻城略地，远输五大洲国际市场，每年为韩国创造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1996年，韩国加入了富国俱乐部——OECD组织。然而韩国产业发展极不平衡，在农业方面，韩国确实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三农问题——即农民人数萎缩、农业空洞化、农村破产化。(www.guayunfan.com)农民减少。1990年，农民占人口比重为15.5%，到1993年尚有农民540万，占人口比重的12%，10年后的2003年缩减了1/3强，为353万人，仅占总人口的7.4%。农民老龄化现象严重，年轻人多离乡进城了。2003年，主要劳动力60岁以上的农户占54%，主要劳动力40岁以下的农户仅占4.6%。只有夫妻两人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4.1%。农村地区老龄化指标（65岁以上人口与14岁以下人口之比）急剧上升：1993年为87，2003年为

260。

农业空洞化。1990年，农业占韩国GDP比重尚在7.3%，2002年仅为3.4%。2004年，农产品总值330亿美元，其中大米产值占1/3。

农村经济破产。1993年，农户户均收入为1693万韩元，负债683万韩元，收入多于债务。2003年，户均收入为2654万韩元，可负债2697万韩元，收入不抵债务。10年里，农民收入只增长了57%，可债务增加了近4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1994年，农民收入为市民收入的99.7%，几乎持平。可到2002年，前者仅为后者的73%。农户对农业依赖度高，2002年，韩国农户的自种地纯农业收入占46%，而日本同一数字仅为14%。

韩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耕种方式。2000年，韩国农民户均耕地为1.36公顷，即使到2004年，仍有93%的农户耕地在3公顷以下。由于土地经营面积小，韩国农业机械化程度并不高。再加上随着工业化进程，韩国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都大幅上升，农产品价格必然水涨船高。韩国的农产品价格比国际农产品价格平均高2.85倍。笔者2004年在韩国讲学时，那里的大米价格比我国高六七倍。

论理说，通过工业制成品出口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韩国也应该对外开放自己的农产品市场尤其是大米市场，每次WTO部长会议上，要求韩国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呼声总是不绝于耳。然而无论是WTO，还是APEC这种多边贸易协定，抑或是FTA式的双边贸易协定，但凡事涉农产品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化时，韩国农民总是最起劲地反对。不管是世贸墨西哥坎昆会议还是这次中国香港会议，韩国农民都希望将韩国列为发展中国家，希冀推迟农产品市场开放的步伐。他们认为，稻米是韩国主要农产品，350万韩国农民的生计所系，应该成为开放的例外，他们一定要守护韩国的粮食主权。

3.韩国政府对农业的保护

韩国政府面对外部要求开放其农产品市场、内部农民激烈反对开放的双重压力。政府方面任何可能损害农民利益的经济决策都可能引发政局震荡。各个党派为争取农民手中的选票，保护农产品市场口号一个比一个叫得响。事实上，韩国政府比一般国家政府都更坚决维护本国农民利益。

对外是实行进口配额壁垒。以大米为例，目前韩国进口的国外大米仅占韩国大米市场份额的4%，到2014年，也只能达到近8%。而且还尽量不让外国大米直接进入消费者的餐桌，而是用于加工成熟食出售或直接支援北朝鲜。韩国有些地方政府和议会甚至还规定“优先使用韩国农产品”。农产品包装上“身土不二”字样更是无处不在。对来自国外的农产品则吹毛求疵。

笔者近两年来，每天都阅读韩国几份主流报纸，发现凡是从中国输往韩国的农、水产品，几乎都遇到韩国媒体的诋毁与指责：劣质大米、垃圾水饺、中国啤酒被检测出甲醛、中国产鳗鱼含孔雀石绿、中药材二氧化硫含量过高、中国茶叶铅含量超标。炒得最厉害的莫过于最近两个月的“泡菜风波”。先是说中国出口的泡菜铅含量超标5倍，后又说被检测出有寄生虫卵。上述指责有些是证据不足，有些是以偏概全，有些是事后经韩国食品和药品检查部门证实食用并无大碍，还有些是不仅存在于中国进口的食品，韩国自己生产的同样存在问题。韩国上下就是用这种方式，给国民灌输一种农产品唯有韩国产最好的印象。

对内是对农民提供补贴。据OECD的《2002年OECD会员国农业报告》，韩国农业补贴占GDP的4.7%，在OECD会员国中居首位。而OECD30多个成员中，这个平均值为1.3%。土耳其为4.3%、瑞士为1.9%、日本为1.4%、美国为0.9%、澳大利亚为0.3%。该报告指出，关税壁垒韩国是最高的。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OECD的《中国农业报告书》，从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比例看，美国为20%、欧盟为34%、日本为58%、韩国为63%、中国仅为6%。韩国仅低于北欧的瑞士、挪威、冰岛，他们将近70%。另据韩国租税研究院郑才豪博士研究，2001年，韩国农、水产品进口关税率高达35%，是日本的11.8倍、美国的10.4倍、欧盟的7倍、澳大利亚的186倍。

韩国政府也认识到，上述消极的保护措施容易触犯各国众怒，对解决本国三农问题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的解决途径是扩大农民的经营规模、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他们计划，鼓励农地转让到专业农户手中，把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农民结构改变为平均经营达到6公顷的专业农户。并争取在2013年时，这些平均种植6公顷的专业农户负责生产全部大米的50%。设法提高农户的非农收入，通过发展农村旅游和本地产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比重由目前的54%提高到67%。每年培养1000名创业农民。将灾害保险的投保范围扩大到水稻和蔬菜。使农民的人均收入达到甚至超过城市居民。

为实现这些支农目标，韩国政府计划从2004年至2013年的10年里，共投入119万亿韩元（约合1190亿美元）的农业振兴资金，以支援面临市场开放的韩国农业。笔者但愿这次输血能使韩国农业起死回生。

4.韩国农民示威给中国农民的启示

应该说韩国农民生存境况比他们的中国同行好上100倍。且不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我国高10倍，他们农民收入自然比中国农民高得多。也不用说，中国农民土地经营规模更小、机械化更不普及，农业劳动生产率更低，因而相应地，中国农民务农效益比韩国农民差很多。韩国农民收入尚能达到市民收入的70%以上，可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至少3∶1以上，如果算上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的多种福利如公费医疗、福利分房，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还会更大。

还有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农民与韩国农民相比，更难望其项背。如人为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使得农民变市民难上加难。在城市化浪潮下被强征土地后，失地且失业的四五千万农民更是处于痛苦的深渊。据报道近年来，美国巨额补贴的棉花对我国的出口增加了21倍，我国多少棉农因此丧失生计。但价格比韩国便宜数倍，同质的我国东北大米、花色品种繁多的水果蔬菜却无法输入近在咫尺的韩国。

问题的症结在，韩国农民财大气粗，有组织、有能力来到中国香港为自己的利益呼喊，游行，向世人宣示自己的诉求，将维权意识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农民无组织、无意识，故无能去作同样的宣示。所以说，韩国农民的痛苦与中国农民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2005.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