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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晋商的崛起

时间:2022-03-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 晋商的崛起一、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晋商的兴起,与所处的地理区域十分密切。商人参与贩卖潞盐之后,潞盐产量迅速增加。明中期,山西的潞盐产量已高达2.8亿斤以上,成为晋、冀、豫诸省军民用盐的重要来源,有“佐圣朝军国之需,赡三省万民之食”[5]之称。[7]一些晋商从运销潞盐起家,资本积累增加,明代出现了几十万至百万的巨商。如晋商在张家口开设“潞州绸铺”、“泽州帕铺”,将潞泽丝织品销往蒙古等地。

第一节 晋商的崛起

一、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

晋商的兴起,与所处的地理区域十分密切。山西被称为表里山河,东界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北亘北岳恒山、五台山,南耸中条山,中立太岳山。东与河北省为邻;西、南与陕西省、河南省相望;北跨绵绵内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毗连。地形较为复杂,境内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台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山区、丘陵占总面积的2/3以上,大部分在海拔1000米至2000米。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在历史上,虽历经数度王朝更迭,而山西基本上未受战乱之苦,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每逢战乱,难民大量流入,山西人口更加稠密。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189万人,河北人口189万人,山西人口达403万人,山西人口超过河南、河北的总和[1]。(www.guayunfan.com)

地少人多,为了生存,人们围湖、毁林为田,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干燥寒冷,山西逐渐成为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水旱灾害频发,在清朝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

当土地本不足以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时,山西人只能“贸迁有无,取给他乡”,“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赀走四方。”乾隆年间,《太谷县志》就载有:“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商计……其狭轻资牵车牛走四方者,则十室九空。”“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以耕也。”[2]所以,晋人多因生活所迫而起步经商。

从地缘上,山西位于蒙古草原与中原腹地的接洽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中原产的茶、布,而中原需要来自草原的牛、马。由此,必然会促进贸易往来。

二、物产资源丰富和手工业发达

山西土地贫瘠,但地质地貌奇特多样,气候类型跨度大,因此山西物产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以盛产煤、铁、盐和丝绵而称著全国,这为山西商人的商业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3]

(一)潞盐的销售与生产

河东盐,又称潞盐,产于安邑县、解州间的一个天然产盐区。史记就曾记载:“晋地其南境解州有盐池,唐虞以来,号为利薮。”[4]在《梦溪笔谈》中就记载:“解州盐泽,方面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长期以来,潞盐由官府通过徭役制征集盐丁经营,至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实行盐引制度后,商人可纳课领引,贩卖官盐。商人参与贩卖潞盐之后,潞盐产量迅速增加。明中期,山西的潞盐产量已高达2.8亿斤以上,成为晋、冀、豫诸省军民用盐的重要来源,有“佐圣朝军国之需,赡三省万民之食”[5]之称。到万历年间,河东盐商即已多达500余家。那时,解盐的销售范围包括整个山西以及中国西北、北部的部分地区,再加上盐利丰厚,晋人纷纷走上贩盐的道路。[6]晋商也促进了潞盐的生产和发展,清雍正年间,河东盐业工人多达2万余人,其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水平已超过欧洲的同类工场。[7]

一些晋商从运销潞盐起家,资本积累增加,明代出现了几十万至百万的巨商。如太原府的阎家、李家,襄陵县的乔家、高家,以及临汾的亢家和河津的刘家等,他们都是从贩运潞盐开始致富的。

(二)铁冶为支柱产业

山西铁矿资源领先全国,“产铁之地十之八九,其不产地十之一二”。其产铁悠久,鼓铁胥资,早负盛名。明朝时,全国共有官营冶铁所13个,山西有“吉州二、太原、泽、潞各一”5所,铁冶坑遍布19个州县,且产量很大。“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冶,业之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人。”[8]荫城是周边各城的铁器集散地。

泽潞所产铁和铁器,有两种主要用途和销路:一是用于官府田赋折征铁打制兵器。官府的这种需要不能确定,时多时少,完全视北部边塞军事需要而定。二是用于铸造和打造的炊用铁器和农具,通过本省和外省商人贩运天下各外省,供民间需用,常常是“外贩不绝”[9],需求量极大且很稳定。

潞泽铁货贩往京城、直隶、山东及辽东地区等地销售。潞州经营铜铁器的商人,明代就在京城创建了潞安会馆。“都城崇文门外,育炉神庵,仅存前明张姓碑版”,吾山右之贾于京者,多业铜、铁、锡、炭诸货”,“其伏魔殿、佛殿前后,修举于潞商”。潞州铁锅,隆庆六年(1572年)已贩至张家口马市销于漠北蒙族地区。万历元年(1573年)销往辽东的有“孙和尚潞州锅三垛”、“郭世明潞锅一垛”、“于守仁潞锅一大车”[10]。[11]

(三)丝绸棉布享誉海内外

山西气候条件十分适合农桑发展,山西种桑养蚕始于唐代。从唐时官府下令农民种桑棉麻到明时处罚不种桑棉麻的农民,政府的推动使得潞泽二州的农桑和丝织业发展成为明代全国三大丝织专业区之一。

潞绸根据尺寸大小有大潞绸和小潞绸之分。有天青、石青、沙兰、月白、酱色、油绿、真紫、黑色、红青、黄色、红色、绿色、秋色、艾子色14种染色,织工精细,鲜艳夺目,世人喜用,并且潞绸被直接作为皇室贡品。明政府每10年在潞安派造皇绸4970匹,称之“捐碎璧于宝山,分零矶于瑶海”。

除官府派造、地方折征之外,潞泽丝织品“海内殷富贡筐互市外,舟车辐揍者,转输子直省,流衍于外夷”。如晋商在张家口开设“潞州绸铺”、“泽州帕铺”,将潞泽丝织品销往蒙古等地。

山西棉织业,虽名气不如潞绸,但在山西商业中作用重大。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山西供应北部边塞驻军棉布50万匹,棉花15万斤,“以本布政司所征给之”。正统元年(1436年),山西运宣化棉布25万匹,因“跋涉远险,载运艰难”,留存布政司库25万匹。成化十八年(1482 年),山西大旱,公私匾竭,布政司库存36.3万余匹棉布,“以给军士冬衣”。[12]那时田赋折征棉布,没有棉布的农户就要购买棉布,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棉花和棉布的产量大增,也要将多余的棉布销售出去,因此棉花和棉布的长途贩运由此兴起。

麻、丝、棉织业的发展还推动了染坊和颜料行的发展。[13]元代在翼城、襄陵两地“各设织染局”;明代继之,曰“山西”织染局[14]。平遥县颜料商也很著名,还在北京建有平遥颜料商会馆,著名商号日升昌前身就是一家颜料商。

三、社会环境优良

清朝经过数十年的治理,平定了各地叛乱,统一台湾,驱逐沙俄势力,对新疆和西藏也实行了有效的统治,迎来了拓疆万里、中外一统的盛况。到了乾隆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政权巩固、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

那时骄傲自大的清政府,自以为“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不用与外界互通有无。再加上怕外国商人同中国沿海人民交往,不利于自己的集权统治,对于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予以限制。清王朝关闭除广州外所有的东南沿海口岸,并加之很重的商税。而在中俄边境却恰恰相反,由此国内形成了东南封闭而西北开放的对外贸易局面,对俄贸易的发展,使晋商的财富迅速积累。

政治局面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发展。不同地域间资金的调拨是否顺畅成为决定商品交易是否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就迫切需要解决不同地域间现金收解和债务清算的问题。晋商审时度势,顺应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客观需要,创设了票号。晋商也就从商贸领域拓展到了金融领域,“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票号的诞生成为晋商走向辉煌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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