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洞庭商人在近代上海的发展

第五节　洞庭商人在近代上海的发展

一、洞庭商人在上海的发展

作为一个传统商帮,在明清时代,洞庭商人以“钻天”有术而闻名遐迩。至近代一批洞庭人来到通商巨埠上海,于短短的数十年间,他们在“百业之首”的金融界占据一席之地,并在其他工商领域迅速拓展渗透他们的势力。从“钻天洞庭”到上海金融界“洞庭帮”的形成、壮大,经历了几个世纪。期间,这个地域性商帮发生了重大变迁。洞庭人来上海地区经商,可以追溯到很早。(www.guayunfan.com)

明代,松江以盛产棉布而名闻天下,“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32]。在这一贩运松江棉纱棉布的行列中,就有不少是洞庭商人。著名的席端樊(号左源)、席端攀(号右源)兄弟,早年即学贾于松江,“善治生”,后成巨富。贩卖苏松布匹,始终是他们经营的重点。朱泾镇、朱家角镇,这些以棉纺织品集散而闻名的城镇,则更经常可见洞庭商人的足迹,一些人甚至还移居了下来。如施继龙(字乘六),洞庭东山人,“愁迁居娄县西郊,尝拾遗金于道,侯其人至还之”[33]。贩运买卖移居这儿,因有品行而为《松江府志》录了一笔。

清乾嘉年间,上海因其所具独特的地理优势,港口渐兴,一时号称“江海通津,东南都会”。随着上海港的勃兴,洞庭人开始涉足这个充满生机的港口,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墨余录》的作者毛祥麟,他的祖上即由洞庭东山迁到上海,“定西公年十二,来贾沪上,藉起其家,以捐助开河工,授布政司经历”[34],时约在乾隆年间。此后,洞庭东山毛家一支便落户于上海了。然而,近代以前,洞庭商人在上海并没有形成一定势力,因为其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沿长江、沿运河地带。开埠前的上海,更多的是来自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山东等沿海府县的商民。洞庭商帮在上海的崛起,有一个过程,且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沪上辟为商埠,吾山人犹得争为先声。”[35]事实上,上海开埠之初,苏州洞庭山人势单力薄。相反,与外商贸易历史悠久的广东人以及其他沿海地区如宁波人或福建商人,在上海的活动能力比洞庭商人要强得多。广东人会做生意,江南人早已熟悉。在对外贸易上,受早期十三行贸易体制的影响,广东人“近水楼台”,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他们与外国商人接触机会最多。历史的惯性,使这种格局一直影响到近代。上海通商伊始,一般充当外商的翻译或通事,大致以广东人居多。“洋人由广东北来上海,故广东人最占势力。”[36]与外商相熟,在很长时期,是广东人独擅的优势。“有的广东人到上海来,他们的意图是原来在广东惯常干什么,在上海也就干什么。然而,这些人主要还是商界和官场中的人。”广东附近的福建人,来上海的数量也不少,但他们的社会身分并不高,“大部分在运送食糖的民船或其他海船上服役”[37]。

在中外商贾云集的上海,几位细心的外国人不久就发现中国各地商人其实差别很大。以上海人与广东人为例。“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而19世纪来华的外侨,却只跟广东人十分相熟”,“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的口语各不相同,而且其天生的特性也是各不相同的。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38]。显然,在外国人眼里的“上海人”其地域范围要广得多,一定程度上,即泛指江浙人。

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小刀会起义后,广东人的名声无疑受到了一定损害。而这对在上海做生意的广东人是很不利的。小刀会起义,及随后发生的太平军进攻江南,一系列事件绞合互动,深刻影响近代上海的人口格局。各地区来沪移民便在这一过程中此消彼长。“当太平天国军势炽盛时,江浙一带富绅巨富,争趋沪滨,以外侨居留地为安乐土”,远近避难者,纷纷以上海为世外桃源。原来商贸重点并不在上海的许多洞庭商人,至此纷纷来到相距不过几百里的沪滨。与广东人相比,移居上海的江浙人还有其他优势:地理上近在咫尺,风俗习惯相近,即如语言,“所谓上海白者,大抵均宁波、苏州混合之语言”[39]。苏帮本身可称为“地主”。诸多偶然、必然因素的交织,促成19世纪50年代之后江浙势力的迅速壮大。洞庭商人在上海的崛起,重要一点,即去外商开办的银行做了买办,“外商银行买办以苏州洞庭山人居多”格局之形成,亦就是这短短几十年间的事情。须知,买办、通事之类,此前则为广东人天下,原是他们长期所擅长的优势。

二、外资银行和洋行的买办

买办是指外国资本家设立的银行、商行公司等商业机构中被雇用的中国经理,当列强进入中国时,由于对中国经济的不了解,他们需要依赖中国商人才能进行商业活动,这就造成了一个买办阶层。

开埠后的上海,洋行林立,商铺鳞次栉比,中外贸易空前活跃。洞庭商人来到这个生机盎然的通商口埠,机会增多,但亦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这里与他们以前到过的传统城镇毕竟已大不相同。初来乍到,不少洞庭商人仍从事他们熟悉的行当。同他们的前辈一样,操纱布业,或贩运丝绸,经销海鲜及烟糖杂货,等等。在中外商贾充斥、竞争日趋激烈的上海,市场复杂多元,经营手段亦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凭借传统经营方式而大获其利者,也大有人在。洞庭商人中,比较典型的如万梅峰。万梅峰,世居东山前山漾桥村霭庆堂,家素清寒。因无力读书,乃出佐巨商为记室,遂来上海经商,经营纱布业。

据说,他在某洋货号当伙计时,代号中收进很多白呢,“同事中均认为冷门货,无人需要”,为此险些被洋号辞退。谁曾料想,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全国举丧,官员们需要用白呢做礼服。一时,白呢价格飞涨。洋号遂以重金奖赏,时来运转,万梅峰“顿成巨富”。另有书载:万梅峰“操行纯洁,旅沪五十年,未尝一入歌楼,甲午后,资蓄既富,诚信愈著,遂以起家”。从出身清贫到挟资百万,运气也罢,经营得法也好,万氏的资本积累是在上海经营纱布买卖开始的。此后,他开始自己创设铺号,并陆续与同乡合作开办起多家钱庄。洞庭人移居上海后,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即去钱庄习业者众。如东山施禄生,“洪杨事起,奉太夫人沈避难青邑,乱平,至海上习钱业。年二十七主钱庄”。他如张知笙、刘询如、万建生、王宪臣、刘鸿源、周吉生等,都曾进过钱庄学做生意。

洞庭山席家乃世家望族,至席元乐时,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携资举家迁居上海,他的几个儿子素煊(号报卿)、素贵(号正甫)等也都有一段习钱业的经历。上海的钱庄业起源较早,至清康熙、乾隆时期已有一定发展,但长期以来,洞庭商帮在上海的钱业中并无实力可言。上海钱业,向以宁绍帮最占势力,“其所以独多宁绍帮者,盖钱业之进用人才,首重介绍,父子相承,传为世业,旁及戚娅,故以同乡人为多。至于进用陌生之人,苟非真有才识,甚不多见也”。钱庄有一套严格的进用人事制度。虽然,不排斥洞庭人确有一些才俊能士,为宁绍帮钱庄录用的事实,但这终究是少数。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洞庭人去钱庄学业,这是另有缘由的。

席正甫“当其初抵沪滨之际,遂与其兄昆仲同时谋事于商界,未几创办中国钱庄,自行执事,善于经营,日有进步,继由西商敬服,慕名延聘,充当汇丰银行买办之职”。从这段文字上看,席正甫兄弟是创办钱庄在先,后因善于经营钱庄而为外资银行聘为买办。可惜,席氏初创钱庄时的状况,目前缺少更多的史料。但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解释,太平军进攻江南之后,洞庭人中的一些富室巨贾,避难于沪上,并将资产转移到这儿开办起钱庄,由此即吸引了洞庭同乡来钱庄谋事学业。洞庭商人在上海钱庄业中声名隆起,约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

现根据《上海钱庄史料》,洞庭人在1880-1910年间独资或合资开办了很多钱庄。洞庭商人参与开设的这些钱庄大多分布在上海北市,这从一个侧面又反映出钱庄中洞庭帮的兴起是在太平天国以后的事情。钱庄,是上海前近代商业资本的产物,并非开埠后的“舶来货”。近代洞庭商人在上海开办钱庄,与他们原有的资金有直接的关联。但是,银行却完全是近代的新事物,伴随着“欧风美雨”而来。当早年在钱庄习业的洞庭人开始陆续出道、挑起钱庄重任的同时(如万健生,出任森康钱庄经理;刘询如,历任协异、志庆钱庄经理;周吉生,为鼎康庄协理;张知笙,后担任仁大、森和诸钱庄经理),以洞庭东山席家兄弟为代表的一些人则选择到开设不久的外商银行谋事。这种选择于当时或出于偶然,但由此奠定了洞庭人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同时也形成为这个地域性商帮的一大特色。席正甫是在清同治年间进入汇丰银行的,约此前后,他的哥哥暇卿去了另一家英资银行——麦加利银行。麦加利银行于1853年成立,总行在伦敦,于上海设立分行。汇丰则为英商怡和、仁记及德、美、波斯商家数人所发起,嗣后各股陆续退出,全权遂入英商之手。香港是汇丰银行总行所在地,上海设有分行。1865年,汇丰银行香港总行与上海分行同时开业。这些银行的历史并不悠久,总行与上海分行之设立几乎同步。席氏兄弟当初进入外商银行,当然不可能知道以后的发展趋势。但是,换一个角度说,汇丰、麦加利这些外国银行,他们却有充分理由考虑需要什么样的人为他们做事。这就是“实为最初沟通中外金融之居间人”——金融买办产生的背景了。

外国银行之所以争相聘任买办,与之订约立契,委托交易,这主要是由当时我国特有的经济运行环境决定的。在钱钞票据等使用过程中,长期无标准可循,其现银真赝之判决,票据的选择与鉴定,全靠当事者技术,“有断非绝无经验之外人所能胜任者”,这是外国银行必须倚重买办的一个原因。另外,款项往来,于当事人资产信用的了解调查,对于创办未久的外国银行来说,这也不是容易办到的事情。诸多业务,“则非洞悉各钱庄内容者,实无从着手”[40]。席正甫曾创办过钱庄,“自行执事,善于经营,日有进步,继由西商敬服,慕名延聘,充当汇丰银行买办之职”。可见,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选择席正甫等人充任实办,正是基于他们所具备的条件,以及长期在钱庄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外国银行在吾国最占势力者,厥为汇丰银行。”[41]从1874年开始担任汇丰银行的买办,直到1904年去世,席正甫长期稳坐这家大银行买办。这虽是席正甫本人或席氏家族的事情,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与整个上海洞庭商帮势力是分不开的。这需要从两个方面理解:席正甫充任汇丰买办之时,在资金周转、汇兑定约、吸收存款乃至抵押放款上,均有赖于洞庭同乡的合作与支持,他自己还与严兰卿合资开投了著名的协异钱庄。另外,凭借席正甫在汇丰银行业已取得的地位,援引提携,使他的亲戚同乡跻身外资银行、洋行者不少。作为汇丰银行买办的席正甫,某种程度上,即代表了洞庭商帮在上海金融界势力的兴起。

在席正甫当了30年买办后,又成功地将这一职位传给了儿子席立功。席立功,出生于1869年,名裕成,立功系其字。“乃上海著名中外商人所信任之席正甫之长子也。壮年注意商务,于财政尤为熟识,故继其父之业,充当汇丰银行买办,益使汇丰之事业发达也。”[42]从1904年接替父位到1923年去世,席立功一直是汇丰银行的买办。父子两人控制汇丰银行买办之职长达半个世纪。席立功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把买办的职位顺利地传接给了儿子席鹿笙。祖孙三代,世袭汇丰银行买办,这在近代并不多见。

洞庭东山的席家,是近代闻名的银行买办世家。这一家族中,不唯席元乐次子席素贵(正甫)一房,以买办为多,其他几房,大房素煊(暇卿,其子锡蕃)、三房席素荣(络华)及过继给他人的四子素恒(即沈吉成),出任买办者也众。于是,便形成了以席家为中心,洞庭东、西两山诸家族互相援引,利用亲戚、同乡同事的关系,一个颇具势力的“银行买办集团”。洋商在上海开设的一些主要银行,都先后有席家及其姻亲同乡任买办于其中,探讨商帮,自然不能过分拘泥于几位商人,但对一些关键性人物,却不能不予以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往往与一个商人集团的利益兴衰联系在一起。在近代洞庭商帮中,像席正甫、席立功这样的买办,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辛亥革命前后,华商银行还不多,华洋贸易完全通过外商银行与钱庄作碟介。那时,汇丰银行就像中央银行,势力很大;而外商银行买办以苏州洞庭山人居多,如汇丰席立功、麦加利王宪臣、道胜席锡蓦、正全叶明斋等,他们与钱庄如正大、协弄、镇昌、久源等有直接间接的投资关系。那时洞庭山帮钱庄,因和外商银行买办是同乡关系,势力不小。

席立功、席锡蕃,这些名字背后,系连的是一个个外商银行。而银行买办与钱庄主相结合,便构成近代金融界的一股新力量。其结果,使原本在上海不见经传的洞庭商帮,异军突起,令许多老牌商帮刮目相看,不敢小觑。在外国人创办的众多银行中,“买办”(后所谓“华经理”)这个重要职位,长期为洞庭人所把持。于钱庄方面,由于近代钱庄与新式银行存在着难以分离的密切关系,所以,又使洞庭人在近代上海剧烈的钱业竞争中占尽优势。

直到1949年,“洞庭山帮”始终是上海钱庄中的一个重要帮别。洞庭商人的经营领域在不断拓展。随着近代厂矿的出现,一些卓有远见的洞庭人开始投资创办新式工厂。在这方面,席立功、叶明斋走在很前面。1910年,席立功与无锡人祝大椿合资成立上海公益纱厂。叶明斋,“是一个具有进步的现代理想的典型中国绅士……他对很多企业都有兴趣,并且是龙华制革厂、振华纱厂、公平人寿保险公司以及中外协会的董事”。

上海龙华制革厂是叶明斋于1908年投资成立的。其他,如叶振民创设大同实业公司,从事过橡胶生产,“挽回利权不少”;沈莱舟,民国十六年,创立恒源祥号,经营人造丝绒线等业务,后又集资创办裕民毛绒线厂,一时号称“绒线大王”。新式的钢厂、绸厂、布厂、面粉厂等,洞庭两山人都曾尝试经营。把商业资本部分转投近代工矿业,这是一大进步。近代上海的房地产业十分发达,洞庭商帮中也有不少人涉及此业。东山严家较早开始从事房地产,但是,后来由于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严家经营的钱庄受到冲击,损失惨重,最后只能将上海的房地产全部出售抵押,方才了事。

另一位做得比较成功的是沈吉成。沈氏当沙逊洋行的买办,因排行老四,故人称“沙逊阿四”。在沙逊集团中,沙逊阿四是一位活跃人物,买办之职一当就是三十二年。在其任内,靠买卖房地积累起一笔可观的资产。沈吉成又将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建造商业大楼,并修建了永吉里、承吉里、逢吉里等十余个石库门里弄。当外商陆续开办银行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本国金融界只有资本弱小、组织简单之数十家钱庄。1897年,盛宣怀于上海设立中国通商银行,此为我国私立银行之始。1905年,设户部银行(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即之后的中国银行),我国始有国家银行。

此后,中国人自办银行渐多。国内银行始兴,敏锐的洞庭人便捷足先登,前去谋职。曾为宝信银行买办的席裕光,后任成立不久的户部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他的长子德憋,先后出任中央银行发行局副局长、外汇局局长、业务局局长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另一个儿子德柄后为上海中央造币厂厂长。叶扶霄,“历任中国银行副经理,为银行界先进。继任内地银行上海经理兼总管理处协理”。席锡蕃的长子颂平,也长期任职于中国银行,为汇兑经理,后转任上海分行襄理、副经理,“周旋于外商各银行界,或售或进,以余补缺,有得心应手之妙,国际贸易之隽才也”。席颂平的才能与经验,与他前期在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间工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另有严锡繁,服务金融界甚久,担任过江苏银行无锡分行经理、上海总行经理,后来到洞庭人参与开设的中国商业银行当总务处处长。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洞庭商人已发展到自己开设银行。

据不完全统计,由洞庭商人创设或合作开办的银行有:叶扶霄、王毅斋、席季明等参与创办的中国商业银行;席少荪、席季明、叶扶霄参与开设的上海纱业银行;席季明等组织的惠丰商业储蓄银行;严敬舆在其父严孟繁(当过江苏财政厅长)的支持下创设的东南植业银行。洞庭商人势力在向上海各金融机构全面渗透。

精明能干的洞庭人在上海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工商界及其他社会领域,便有不少洞庭人被选为委员或担任重要职务。清末民初,洞庭东山的施禄生、席立功、席裕光(号德辉)等人,是连续几届的上海商务总会及商学公会会员或特别会员。这些会员、特别会员人数并不多,是需要具备一定资格与声望的。当时,六十岁左右的施禄生在轮船招商总局,为会计董事,“见重于时”,席立功乃汇丰银行的买办,席德辉任职于户部(大清)银行[43]。在众多行业,时见洞庭人崭露头角,他们分别担任着不同的角色。那种社会角色的承担,又从一个视角反映出洞庭人在通商巨埠——上海金融工商界中的实际地位。“沪上辟为商埠,吾山人犹得争为先声,占金融界一部分雄厚势力。”[44]此后,“我同乡散处申浦,统政界、学界、商界、工界计之,无虑千万人”[45]。洞庭东、西山,慕尔之隅,然两山人在通商巨埠上海开新创业,勃勃有生气。这与一些传统商帮于近代的沦落衰败形成了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