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徽商的主要成就与贡献

第五节　徽商的主要成就与贡献

一、经济贡献

徽商在称雄商界的几百年内,资本雄厚,不仅自身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时对各地区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www.guayunfan.com)

首先,徽商使徽州摆脱了贫困的处境[70]。大量农业人口的转移减轻了徽州的土地压力;致富以后,又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徽州各项基础建设中去,他们在家乡修宅第、建祠堂、造园林,大大改变了徽州原先落后的面貌。徽州商人还纷纷在家乡从事公益事业,大大改善了农村的生活环境,同时徽州雄厚的资产也为徽州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徽商长途贩运促进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强了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社会分工,促进了全国性的大市场。徽商的贸易活动,不仅限于国内,甚至往来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71]。在明代,在国内引进和推广了美洲的花生(时称万寿果、长生果)[72],对农作物新品种的推广作出了贡献。[73]

再次,推动了市镇的兴起与繁荣[74]。有些市镇由徽商直接建立。如定居太仓州的徽商钱璞,“因其乡陆公堰旧有小市,遂捐货修葺,更其市名曰新安,有无贸易,货物流通,乡民便焉”[75]。另外,还有一些市镇因徽商而兴。如太仓州的刘河镇,“有安徽商人金姓者,赍资本至刘河,……自此……奉东各口之商贩如云而起矣”[76]。由于徽商的经营,使很多市镇繁荣,从而促使这些市镇人口的迅速增加。侨寓市镇的徽商贸易活动自身,吸引大批人口涌入市镇以及为之服务的牙行、酒肆、茶馆的活动,都促进了市镇经济的发达与繁荣。

最后,徽商将其大部分商业利润花费在了兴水利、修道路、筑亭桥、赈灾济贫、资助书院等“义举”上,对其资助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益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市镇徽商的活动,冲击了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一方面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异常活跃,土地、货币财产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小农生产者的日益贫困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去生产资料的自由雇用劳动者。因此,原来稳定的封建社会经济秩序发生动摇。市镇徽商的活动,则起着加剧农村经济分化的作用。活动于市镇流通领域的徽商,通过商业掠夺与商业欺骗,加速了江南地区贫富分化的过程,从而使稳定的封建经济结构受到了冲击。但如上所述,由于进入生产领域的徽商甚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难以发展、扩大起来。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对于流通商品、繁荣都市经济、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等起到了促进作用,并聚集了巨量的货币资本,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提供了历史前提,已有少量的商业资本开始与生产相结合,逐步向产业资本转化。其性质虽尚待进一步研究,但不论如何,已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可能。对于徽商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必须给予肯定。

二、政治贡献

(一)徽商的抗倭斗争

从元末明初到明中叶,倭寇频繁侵犯中国东南沿海,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自嘉靖以来,倭寇蹂踊我浙直山东,以至福建、广东,沿海万里,直入腹里维扬徽太杭嘉金衢之间,至窥南京”[77],倭寇每到一处,“毁民居,劫库藏”,“所历地必掠,所掠地必焚,相望若烽燧然”[78]。这种破坏延续了十余年。国难当头,徽商毅然参加到当时的抗倭斗争,捐资捐身。[79]

1.弃贾从戎

休宁商人程良锡曾“挈重资,贾浯溪,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翻书弗倦”。后“尽读……兵法,日与诸豪士试剑校射”。他三次应武试,皆因故未中。他毅然弃贾从戎,例授宣州卫指挥佥事。当倭寇猖獗之时,程良锡毫不畏惧倭寇,“抽矢先登”,并指挥将士以强弩射倭,立毙倭寇17人。倭寇仍未退却,“君乃奋剑贾勇,驱壮士馘斩剧贼六人,城危遂解”。由于他屡立战功,上级迭行嘉奖,总督胡宗宪深为器重。同总兵俞大猷出海追贼至茶山,手斩悍黯剧贼二人,“身被重伤,尚奋勇力战”。以后又一直转战浙江、福建沿海一带,大有斩获,以致“倭畏君威,闻风无不披靡”。每战奋勇当先,善抚士卒,故誉为“古名将风”[80]。

2.危急关头,挺身而出

在倭寇兵临城下时,由于政府官员的软弱,有些徽商挺身而出,亲自组织领导抗倭斗争。嘉靖二十四年(1555年),倭寇从浙江窜到徽州歙县境内,许谷坚决反对守令拆民房,自告奋勇,组织守卫东门。许谷“盛军容,昼族旗,夜火鼓,践更者以期至,失期有诛”。倭寇“知其有备而退”[81]。

当倭患临近休宁时,程锁亲自组织里中少年,召集二老豪杰,分据形胜,列五营。领导中军,军纪严明,毫不迁就,悉遵约束,人人幸自坚[82]。后来“寇略郡东,寻遁出境”,次年直逼芜湖。芜湖无城可守,歙商阮弼毅然负起守土之责,倡议捐资招募强壮少年,合土著壮丁数千人,誓与倭寇决一死战,倭寇知道有防备,吓得连夜逃跑了,使芜湖避免了一场浩劫。后来,为了纪念阮弼的功劳,人们把芜湖西门称为“弼赋门”[83]。

3.慷慨解囊,捐资筑城、募勇

休宁故无城,县大夫委托巨商程锁筹备修城,程锁慨然应允。嘉靖年间,“海寇四逸,林侯议筑城为御”。嘉靖二十四年,楼患孔棘之时,“有司募民出粟筑城郭,以备不虞”,歙商江忠浩“即应募不辞”。

嘉靖年间,歙商凌珊在瓜洲经商,“嘉靖庚戌年,倭寇猖獗,掠江南北诸郡,公在瓜洲围城之中。城旦夕破,守者计无所出。公奋然曰:‘是非重赏无得死力者以保危城。’即解千金装,散诸少年以为倡,从而解者各有差。诸少年踊跃登脾。倭奴疑有备,宵遁”。凌珊慷慨解囊,保住了瓜洲城。

嘉靖年间,休宁商程兀定贾于嘉定“值楼围嘉城,捐金募勇士,为诸室先。受甲登郫,城卒能保”。休宁商江新捐金数百助军饷御楼难,为表彰他,朝廷以恩例拜其为南昌卫大挥使。嘉靖间祁门人徐正商于淮泗,“时东南楼寇未靖,兵役往来,淮当要冲。正捐金八百以佐徭费”。总之,“曩东南诸郡,缮兵筑城,所籍客户,十九皆徽”[84]。

(二)助饷镇压农民起义

徽商不仅抵御外侵,而且还在农民起义爆发时“报效捐输”、“捐资助饷”。徽商为两淮、两浙盐商中坚,捐资多出自徽州盐商。就因为徽商利用国家赋予的盐业专卖特权获利丰厚,自然朝廷凡遇有非常之需,就往往劝令盐商出资相助。

在明代万历年间,吴养春一次就为明朝捐输30万两。到了清代,盐商捐输的资金数量更大。《清史稿·食货志》说:“或遇军需,各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两司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川,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

三、创造了众多老字号

徽商辉煌数百年,一代代徽商在长年经营中造就了一批享誉中华大地的百年老字号:张小泉、胡开文、谢裕、王致和、汪恕等,不仅见证了徽商的信誉,更让后人受用至今。

(一)张小泉剪刀

明末清初,张小泉的父亲张思家是皖南黟县人,铁匠之家出身,以锻打剪刀出名,为避战乱,逃到杭州,在市中心城隍山脚下的大井巷搭棚盘灶,架起炉砧,重操旧业,开设“张大隆剪刀铺”,打出的剪刀,用料选优,锻工精细,刀口锋利,轻巧灵活,顺手合用,价钱公道,因此享誉全城,生意红火。

张思家去世后,其独子张小泉继承父业,并加以改进,选用优质钢材,创造“镶钢工艺”,使剪刀更为锋利耐久,以致声名远播,吸引了众多的外地顾客,生意益发兴旺。后来张大隆的牌子被大量仿冒,张家信誉受损,张小泉将自家的“张大隆”招牌摘下,换上了“张小泉”店名,并在剪刀上刻上“张小泉”字样,而且服务项目上实行包退包换,不管生意大小,对待顾客一视同仁。

据说乾隆下江南,在杭州用了张小泉剪刀,认为比宫中的剪刀还要好用,龙颜大悦,亲自题写了张小泉店名以后,张小泉剪刀为每年进贡的供品。清末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张小泉剪刀获得了银牌奖。1919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在评比时,当众试验,一把一号剪刀连续5次把50层白细布一剪剪断,剪刀口完好无损,观者拍手叫绝。

民国后,张小泉的生意发展到全国很多地方。而杭州以外的店铺多为张小泉的亲戚或老店职工开设,在张小泉店名后面,加上某某记字样,以示区别。

(二)胡开文墨业

胡开文,字柱臣,号在丰,徽州绩溪县人,著名徽墨行家,“胡开文”墨业创始人。他师从徽州休宁汪启茂,是休宁派墨匠后起之秀。“胡开文”墨制作技艺精湛,加入金箔、冰片、麝香等独特的配方,“落纸如漆,万载存真”,成为徽墨中的代表之作,是书写绘画必不可少的佳品。早先在休宁、屯溪两处开设“胡开文墨店”,发展迅速,后在歙县、扬州、杭州、上海、汉口、长沙、九江、安庆、南京等地,或设分店,至此徽州制墨业胡开文一枝独秀。后代均沿用此老字号。

胡开文墨店经营宗旨是“诚实守信”。清末有一批墨锭未按规定制作,此事被发现后,令各店各坊立即停售这批墨,卖出去的也以高价收回后予以销毁。时至今日,毛笔和墨早已不是日常书写的主要工具,但是“胡开文”还是广受欢迎百年不变,经常作为国礼馈赠礼品。

(三)谢裕大茶行

谢正安(1838—1910年),徽州府谢氏“余庆堂”第47世。18岁赴江北做生意。咸丰中叶,太平军路过徽州,“家业为之荡尽”,其弟正富侍双亲逃难求生,后遭瘟疫,亲房叔伯大半死亡。安定两年,弟又病逝。正安誓带领家人到离家9公里的深山“充头源”租山开垦,种粮度日。同治年间,出外跑生意,每年回漕溪挂秤收购春茶,略经加工,肩挑至皖东运漕、柘皋设店销售。因亲叔谢光荪在江苏靖江新沟司衙内任职,将茶叶运到靖江,再到上海。

当时,上海市场茶庄林立,竞争激烈。谢正安认识到,在上海茶市场立足要有好招牌,更要有好品茶。受父叔谋划指点,他于同治后期自筹茶号。光绪元年,漕溪“谢裕大茶号”开张。当年清明,他亲自带领家人到充头源茶园选采肥壮芽茶,经过“下锅炒(五桶锅杀青)、轻滚转(手轻揉)、焙生胚(毛火)、盖上圆簸复老烘(足火、显毫)”等工序的精心制作,新茶风格别具。由于“白毫披身,芽尖似峰”,故称“毛峰”。因生产数量极少,运至上海新挂牌的“谢裕大茶庄”面市。从此,毛峰名扬上海,外销也渠道畅通。

因毛峰产地属黄山,又称“黄山毛峰”。民国《歙县志》云:“毛峰,芽茶也。南则陔源,东则跳岭,北则黄山,皆地产。以黄山为最著,色、香、味非他山所及。”特级黄山毛峰的主要特征:形似雀嘴,芽壮多毫,色如象牙,鱼叶金黄,清香高长,汤色清澈,滋味鲜醇,叶底黄嫩,堪称名茶极品。

(四)王致和臭豆腐

北京王致和食品生产酿造调味品。相传清康熙八年(1669年)安徽太平县仙源人王致和以举人身份进京赶考,屡试不中,为谋生路,在京城做豆腐生意。一次,豆腐没卖完,时至盛夏,便切成小块,配上花椒等佐料腌上。到秋后打开缸盖,豆腐变成豆青色,臭气扑鼻,一尝却别有风味,送邻居尝后无不称奇,一时名扬京城。后传入宫中,备受慈禧赞赏,御赐名“青方”,成为清宫御膳。

王致和臭豆腐“臭”有奇香,慈禧喜欢吃新出缸的臭豆腐。据说一天晚上,慈禧想吃,不巧这天御膳房没有备货,而王致和南酱园下班了,御膳房就以她头一天吃剩的,但未动过筷子的臭豆腐充数。慈禧一口就尝出了臭豆腐不是新出缸的,她假作不知,只是在其中暗埋一粒花椒。因此,当御膳房第二次再来搪塞时,她当即大怒。从此,在太监们的要求下,王致和夜间关门后要开一个小窗售货,以保证不误“上用”。王致和南酱园一经“上用”,身价陡增。

(五)汪恕有滴醋

汪恕有滴醋厂是苏北地区最大的食醋生产民营企业,产品已形成调味、保健、风味三大系列20多个品种。汪恕有滴醋创牌于清初康熙十四年(1675年),距今已有330多年的悠久历史。曾被乾隆帝封为“御品”,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一书中推荐醋为第一。

300多年前,汪恕有滴醋的创始人汪懿余随众多徽人迁居板浦谋生。起初在家中建立一个作坊,用简单的工具生产数量有限的“老糖”,后来改为生产食醋。由于汪氏做的醋酸度甜香醇和,味美津香,每次食用只需几滴就醇香弥足,故称之为“滴醋”。

(六)同庆楼菜馆

同庆楼菜馆是芜湖餐饮业的历史名店。1925年创建,当时芜湖米市兴旺,商业发达,饮食业兴旺,为在林立的酒楼之中力压群芳,10家商业大户联合集资,开办了一所徽州班菜馆,公推民国初年闻名江南的“醉春酒家”打面师傅徽州绩溪人程裕有出任经理。店址在中二街(今柳春园小学校址),最初取名“同鑫楼”。因程裕有师傅在武汉开设同庆楼菜馆,便前往请教,并商定借名“同庆楼”来芜,称为“徽州同庆楼”菜馆。1999年,国内贸易部认证“同庆楼”菜馆为“中华老字号”,获此称号的饭店在全国餐饮行业仅有58家。

(七)胡庆余堂

北京同仁堂和杭州胡庆余堂是中国著名的南北两家国药老店。胡庆余堂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清同治年间创建,广邀名医,以宋代皇家的药典为本,选用历朝历代的验方,精心制备丸散膏丹,疗效显著,被誉为“江南药王”。

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经营理念和制药技艺,全面继承了《太平惠民合济局方》(南宋官方制定)的制药技艺和行业规范,由胡雪岩本人亲自书写的店训“戒欺”是胡庆余堂始终倍守的经营原则。这一匾牌的悬挂,在杭州传为美谈,大大提高了胡庆余堂的知名度。

四、对徽州文化教育的贡献

徽商极为重视儒学教育,秉承着“富而教不可缓”的原则,他们多视儒学教育为“亢宗”、“大族”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不惜以重金投资于文化教育事业。徽商在业贾中积累的大量资产,很多投资到教育事业,徽商对教育发展起着弥足轻重的作用。

(一)重教兴学,斥资兴建书院和义学

明清两朝“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85]。徽州书院绝大多数是徽商投资兴办。

清初,徽州共有书院54所[86],其中数歙县的紫阳书院最大,它完全是两淮盐商捐资重建。乾嘉年间,扬州歙商共捐书院七万余两白银,其中两淮总商鲍肯园独捐银一万一千两。不止歙县,其他各邑均有徽商捐资修筑书院的事例。祁门商人马禄“嘉靖戊午修学宫,禄自投牒输三百金佐费”,乾隆年间,黟县舒大信“修东山道院,为族人读书地。邑人议建书院,大信捐两千四百金助之”。绩溪章必泰“东山书院鼎建,自备资斧,捐银两百两以助”[87]。

徽商不仅热衷于在家乡倡建书院,在侨寓寄籍之地也会不遗余力地兴建书院。扬州府城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和仪征的乐仪书院大多由两淮商人出资兴建,其中多是徽商。梅花书院由祁门盐商马曰琯出资兴修,他“独任其事,减衣节食,鸠材命工,……不期月而落成”[88]。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盐商捐助兴建乐仪书院。“时盐商首领张东冈等,以子弟将进书院就读,申请捐助,每年补助膏火银857两,得到盐政批准,以后又增捐生徒盘费银300两。”

杭州崇文书院与汉口紫阳书院一样,是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中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商人书院。此外,徽商还在江浙地区兴建义学。如在吴江盛泽镇经商的徽商张佩兰,“念新安居斯土者不下数十家,力不能尽延师”,于是在盛泽镇之东建“新安义学”,以使徽人子弟有就课向学之所[89]。扬州府城原来有义学三所,后来增加到五所。可见,正是徽商的大力捐助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二)搜罗、刊刻典籍,积极投身于图书事业

藏书是古徽人的传统,徽商更发扬之。嘉靖时期徽人方銮“藏书倾邑里”,吴尚相“贮书充栋”[90],“家藏万卷者”的徽商多之又多,故有“海内十分书,徽州藏二分”之誉。明清两代徽州的藏书家很多,所藏的书既富且精。清乾隆年间,四库馆向天下征集遗书时,徽州商人鲍廷博、汪启淑以及马裕各向四库馆捐书400多种。当时全国为助修《四库全书》捐赠图书超过400余种的仅四人。绝大多数藏书家以能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场所为荣,以之为兴建书楼的旨归。

当时的徽籍藏书家不仅藏书,而且刊刻典籍、珍本、善本,为文人士子提供种种读书的便利。徽州刻书业发展迅速,许多刻本精细,版画插图精妙绝伦。

(三)对新安画派的贡献

在明末清初之际,徽商的资本积累和商业势力的扩张进入了“黄金时期”,许多徽商在享有经济地位的时候,不忘扶持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倾心扶持家乡艺人的艺术活动。[91]

寄籍他乡的徽商有着强烈的乡土桑梓意识,促使徽商关注新安文化,大力资助新安画家。新安画家特别是新安山水画家每每以黄山、白岳、新安江等家山家水景致为主题的作品,毫无疑问会消解羁旅天涯、魂牵故里的徽商们的思乡之苦。另外,“贾而好儒”也使有财力的徽商热衷于文化事业,乐于投巨资行购藏书画之事。

徽州商人对画家的支持赞助主要是收藏书画文玩、修会所、办文会、聘请资助画家。徽商“嗜绘画、精鉴赏,四方名迹多归之”。这些稀世珍品,汇集到徽商手中后,购藏者往往邀请一些儒雅饱学之士一起品赏,或请人鉴定、或请人题跋,有的则拿出来供人临摹、研习,以汲取前辈名家的技巧。新安画家们对前人绘画的精深研究,往往受益于徽商们的购藏。徽商对绘画的大量购藏,一方面推动了艺术品的市场化,有利于各地艺术的交流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商人与人文画家的互补性联系,为画家提供了鉴赏古人绘画真迹的机会,也扶持了新安画家的艺术创作。

由于徽商的帮助与扶持,明清以来,徽州有画家767人,一个地区能够在几百年之内涌现出如此多的知名画家,也是其他地方所不能匹敌的。

(四)对戏曲的贡献

戏曲能供人娱乐,在商人与官府交往、洽谈生意、游宴取乐时通常需要戏曲来进行调剂,因此,徽商经常“徘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寻常聚会亦必征歌演剧”。很多徽商都拥有私人戏班,即家乐、家班,又称“内班”。这样既能满足自娱的需要,也便于随时招待尊贵客人。

据《扬州画舫录》统计,乾隆中叶扬州著名的七大内班中,可以完全肯定为徽商所有的就有徐尚志的老徐班、黄元德、汪启源、程谦德的昆班,以及江广达的德音班和江春家的春台班。歙县大盐商江春酷嗜戏曲,家中经常是“曲剧三四部,同日分亭馆宴客,客至以数百计”,江春还不惜重金征聘四方名角入“内班”,如名噪戏坛的四川人魏长生来扬州投江鹤亭,“演戏一出,赠以千金”。江春的两个家班,仅平时供养之费,“岁需三万金”。[92]

徽商以其雄厚的资财,自备家乐或延聘名优演出,其目的并不是完全为了发展戏曲,但其确实为戏剧的频繁演出提供了优裕的物质条件,给戏曲艺人提供了一个衣食无虑、生活安定、有利于戏曲表演技术长进的环境,在客观上推动了戏剧的发展。

不少徽商聘请了一些名流专门制曲,聘请专家为家班讲解剧情、配器谱曲、设计表演动作等,徽商雄厚的财力还促进了舞台美术的发展,徽商内班演出行头华丽,阵容整齐,排场夺人,这些没有雄厚财力的支撑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徽州戏剧传统悠久。每逢节日或庙会,无论城乡几乎是每“会”必演戏,古老的徽摊、目连戏、傀儡戏等尤为盛行。徽商对于家乡戏曲的贡献,主要是徽剧和徽班。作为安徽最古老的剧种,尽管徽剧发源地并不局限于徽州地区,却是随徽商而流播四方,到清代中叶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剧种之一。徽班是演出徽剧的剧团,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家居扬州的大盐商江春为迎接乾隆南巡,组建春台班,聘请安庆名旦郝天秀到扬州演出,当时的扬州不仅是全国商业中心,也是全国戏曲中心之一,更是“雅部”与“花部”集中地,诸腔纷呈。徽剧博采众长,压倒当地群芳,故有“安庆色艺最优,盖于本地乱弹”[93]之誉。[94]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庆祝乾隆皇帝八十“万寿”。浙江盐务大臣约集久负盛名的“三庆徽”入京进行祝寿演出,安庆著名艺人高朗亭率三庆班进京,该班在扬州时就以唱二黄调为主,并兼唱昆腔、吹腔、四平腔等,进京的演唱深受北京广大观众欢迎,随后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合三庆班世称“四大徽班”)也相继进京,使京师梨园迅速为之改观。

据道光时人杨惫建《梦华琐薄》载:“戏庄(高级剧场)演剧必徽班;戏园(普通剧场)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广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嘉庆以后,更出现“梨园弟子多皖人,吴儿渐少,蜀伶无知名者”[95]的现象。道光年间,北京的徽剧演变为京剧,向来被认作是这一时期中国戏曲发展的里程碑。从徽剧到徽班的兴盛,徽商功不可没。[96]

(五)对建筑的贡献

无论是园林、民居、牌坊、亭榭、街坊,还是桥梁、寺观、祠宇,“粉墙黛瓦,封火山墙”的徽州建筑自成一派。徽派建筑吸收了各地的建筑艺术特色,与徽商行贾四方、见多识广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些徽商在外经商,“致富后,就回家修祠堂,建园地,重楼宏丽”[97]。他们把外地各式各样的式样和建筑技巧带回家乡,加上徽州自己的特色,就形成了徽派建筑艺术的源泉。

据不完全统计,徽州境内现有古建筑6700余处。其中,尤以明清时期建筑为多。[98]潜口镇的明代民居,被作为“明代民宅博物馆”保护起来;而已被列入世界遗产的西递、宏村也因村落布局依旧保持着古朴典雅的旧时形态,被国内外一些建筑学者誉为“世界上保护最完好的古民居建筑群”、“世界上最美的村镇”。

如黔县南屏村,原有72条巷道、36口水井,巷弄纵横,粉墙峨磋,至今仍如迷宫。黔县宏村三立堂、乐善堂联幢民居,原有100个入口门户,外部高墙耸立,气势森严,内部阔绰恢宏,气宇非凡。

徽州的祠堂很多,建造得高大宏伟,无论是选材、造型还是工艺技术都非常考究和精致,祠堂内的每一件物品、每一个雕塑其艺术价值都极高。例如,歙县潜口的汪氏金紫祠、郑村的郑家宗祠、绩溪的胡氏宗祠等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六)徽商与新安医学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在徽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地域性医学流派——新安医学。

与其他徽州文化一样,新安医学的蓬勃发展是以徽州商帮拥有的雄厚资金为基础。徽商的兴起发达,对于医学事业的普及、医著的刊引以及医学辅助设施的改进等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明清时期,重视实业的思潮将徽商的目光投到了医学的发展,徽商开始意识到医学的重要性,鼓励其子弟学医,为新安医学注入了新的鲜活血脉。由于徽商对于新安医籍的资助,使得大量医籍得以刊印发行并妥善保存,流传至今,为我们后世存留了大量珍贵的医学资料。

著名的中医文献学家余瀛鳌教授曾评说:“新安医学之医籍,在以地区命名之中医学派中叫谓首富。”可见新安医学在我国中医学史上的地位之重。

民国《歙县志》中记载:“……履暹字仲升,号星宇,家有十间房花园,延苏医叶天士于其家,与王晋三、杨天池、黄瑞云诸人考订药性,于倚山旁开青芝堂药铺,城中疾病赖之。刻《圣济总录》,又为叶天上刻《叶氏指南》。”

清末和民国时期黟县盐商李宗媚,百万巨富,受世人称赞,他急公好义、扶贫济困、出重金四处搜刻徽州先贤著作。光绪十七年(1891年)序刻清程玠撰《眼科秘方》一卷,清程敬通撰《眼科秘方》一卷[99]。而程杏轩到扬州会诊时也带了他的书稿《医述》拜访当时盐商八大总商之的包松溪,为包所盛赞,建议其从速刻印,后经包松溪鼎力相助,历经四年刻成。以上医学典著的刻印都得到了徽商的资金支持,从而促进了中华医学的传播和发展,对医生们的职业素质的提高具有很大的帮助。[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