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洞庭商人的活动地域

第四节　洞庭商人的活动地域

洞庭商人的足迹可以说遍布全国,但是仔细看来洞庭商人是有其较为固定的几个活动区域,经营着几个专门的行业,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其经商活动在地域上都发生着不同的变化。

一、运河沿线的洞庭商人(www.guayunfan.com)

洞庭商人活动的江南地区,是全国棉布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洞庭东山商人活动的运河沿线,则是江南棉布的畅销地区。明末人杨文骢称,东山“洞庭贾店在云间名青店”,大概显示东山商人收集棉布的店铺多在松江青浦一带。东山郑氏活动的松江,是明清时期全国最为重要的棉布生产中心。席、许、翁、严、万等家族活动的朱家角镇,是明代松江府青浦县首屈一指的巨镇,盛产棉布,“京洛标客往来不绝”。西山蒋氏家族活动的泗泾镇,是松江府娄县的棉布业市镇,在其附近的朱泾镇、枫泾镇,更是标布生产、加工和流通的中心,清人说明代时镇上集中了数百家棉布加工字号,以及染坊、踹坊等,地方文献称“明季多标行,有小临清之目”,比作运河沿线的山东著名商业城市临清。有叶氏家族活动的南翔镇,是嘉定乃至江南最为重要的棉布业市镇,百货填集,棉布字号众多,徽州等地布商极为活跃。明代松江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中机布“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苏州府嘉定县的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常熟县的棉布,“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十之六,彼民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万历时商人说,“至于布匹,真正松江,天下去得”,意思是说只要是松江布,可以畅销于各地;“山东、河南二省只作松江野路”,临清、河西、北京等地,都是正道,“济宁一带,松江邪正都行”。江南棉布主要是销向华北、华中广大地区的。

明代江南棉布销往全国各地,主要有两大通道:一条经运河,过江涉淮而北走齐鲁大地,供应京师,达于边塞九镇,以山东临清为转输中心;一条出长江,经湖广、四川而沿途分销于闽、粤、秦、晋、滇、黔广大地域,以安徽芜湖为中转地。洞庭东山商人家族正是以临清等地为大本营经销江南布匹的。临清古称清源,明清时期的清源驿就在临清城商业中心的中州,是运河沿线十分重要的商品转输地。15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交通日益繁忙,临清人口逐渐增加,商业繁荣日盛一日。临清商业最为繁盛的中州,举凡南方的丝织品、米粮,西北的毛皮,华北平原的麦豆,长芦的盐,都集中在那里。一条长街贯穿南北,长达三里有余,长街以西有白布巷,店铺以布店为主,绸缎店则集中在与其相交的果子巷。隆、万年间临清极盛时,布店一时多达73家,缎店多达32家。因系交通要道、南北货物转输中心,布商聚集,舟车负载,日夜驰骛。洞庭东山商人以此为活动中心,正是由临清的这种重要地位决定的。严氏作为经营要地的棠邑,与临清同属东昌府,靠近运河,“棠邑故当齐鲁梁楚之冲,方天下全盛,自京师雍晋走吴会为孔道,四方百物辐辏”。棠邑成为东山布商活动的又一重要据点。

洞庭商人鸦片战争前的主要活动区域就是盛极一时的山东临清。更值得引人注意的是,临清商业开始兴盛时,也就是洞庭商人开始在临清崭露头角之时,临清商业最为兴盛时的嘉、万时期,也就是洞庭东山商人在临清、在北方市场大显身手臻于极盛之时,洞庭东山布商与临清商业同盛共衰。可以说,东山布商与徽州布商、山陕布商一起,平分了明清时期布匹的北方地区的广大销售场所,也同时造就了临清商业的辉煌。由清初归昌世所言,“经商大者,以西北之巨镪易东南之绢布,洞庭两山之人为多”,可见洞庭布商的势力在嘉、万时期还在其他地域布商之上。至于东山商人的蓝靛等经营,则显然是为布匹、丝绸的附属行业染业服务的。

二、长江沿线的洞庭商人

长江沿线是洞庭商人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主要是西山商人,但从其活动区域和洞庭商人“吾吴以楚食为天”和“山人经商绸布,大半作客湖广”[29]等说法,可知他们在长江沿岸主要从事的是米粮绸布贸易。《林屋民风》说:“洞庭俗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出贾。楚之长沙、汉口,四方百货之凑,大都会也,地势饶食,饭稻羹鱼,苏数郡米不给,则资以食;无绫罗绸缎文采布帛之属,山之人以此相贸易,襁至而辐辏,与时逐,往来车毂无算故枫桥米艘日以百数,皆洞庭人也。[30]”而且更明确地说:“上水则绸缎布匹,下水惟米而已。”可见,洞庭西山商人自己就认为在长江流域从事米粮和苏布对流贸易是其最突出的活动区域及行业。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了一张镇江船户承载洞庭西山商人致大米粮的官契,契约载,丹徒县船户杨义山、王国才、杨文仪,以自有之船三只,在镇江河下承揽到金庭商人致大宝号名下米粮,“前往苏州枫镇客便处交卸,三面言定水脚”。其文记载“其货上船,不致上漏下湿,倘少原发数目,照依卖价赔偿。盘滩驻浅,过关纳钞,系照旧规出办。立此船契存照。再奉宪饬行,不得横风使蓬,冒险夜行,停泊旷野。实装填斛米,杨义山装壹佰玖拾五担捌斗,米包贰拾贰个,王国才装陆佰柒拾柒担贰斗五升,米包肆拾壹个,外又米壹担,杨国仪装叁佰零叁担五斗,米包拾贰个。言定浒墅关钞,客自报纳。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立。船户杨义山(押)、王国才(押)、杨文仪(押)、京口杨尊周行(押)、代行顾万隆(押)”。

契约载明了洞庭商号的名称、船户的姓名、载运米粮的数量和运价、船户和客户各自的责任,显示揽载还需有运输行或粮行画押担保。这是份付诸实施的运粮契约,比诸收录在各类日用类书中的空白契约说明了更多事项。契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洞庭西山商人贩运粮食的细节,非常珍贵。对洞庭商人来说,荆湘之地既是江南丝绸布匹的销售终点,又是湖广米粮的集散起点,反过来,苏州等江南城镇既是湖广米粮的销售终点或中转站,又是江南米帛上溯长江的起点。正因为如此,西山商人将其活动重心放在汉口。

汉口号称“九省通衢”,是一个因交通便利和地位适中而兴起的商业中心。清前期,随着四川的开发和江南粮食的日益紧缺,汉口商业迅速发展,成为天下闻名的“四聚”之一,滨江舳舻停泊数十里,帆樯林立,有船码头之称,形成了以盐、当、米、木、花布和药材六大行业为主的商业中心。汉口市场上的粮食,来自湖广乃至四川,销往长江下游的江南缺粮区,绸缎布匹来自江南,经由芜湖或汉口销向华中、华南广大地区。汉口的布店,大多高揭苏松布匹的市招,以招接客商。号称“九分商贾一分民”的汉口,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商人。

民国初年的一个统计材料表明,其时各地行帮设置的会馆公所多达179处,其中建于康、乾年间的相当多。在这众多的行帮组织的公共场所中,西山商人建立的金庭会馆(又称公店),就坐落在沉家庙上首正街盔头巷。以往有关汉口商业的研究,似乎从未提及洞庭商人,而上述洞庭商人的活动,使我们得知汉口正是洞庭商人特别是洞庭西山商人的经营重地。同东山商人将苏松绸布销往长江以北的运河沿线乃至西北东北一样,西山商人是苏松绸布销往长江上中游乃至纵深腹地的主力。在长江这一条商品运输线上,从事粮食和绸布经营的,可能只有徽州商人才与洞庭商人不相上下,而从“枫桥米艘日以百数皆洞庭人”的说法来看,可能从事米粮贩运者洞庭商人更在徽州商人之上。

提高经营效益,洞庭商人在视为利薮的米粮绸布贸易中尽量利用宗族和乡邦组织的力量展开竞争。在米粮出产集中地和江南绸布重要转输地的长沙与汉口,西山商人不但合族联宗经营,还先后于明嘉、万年间和清雍正年间建立了金庭会馆,而在汉口的江苏会馆、江浙公所、苏湖公所中,也有不少洞庭商人。在江南最大的米粮集散中心和棉布生产中心,洞庭商人的老家苏州,西南郊的枫桥市,米行林立,米牙活跃,明末有人用“云委山积”来形容其地米豆之多。由于米牙弄奸作巧,往往粜者贱而籴者贵,贩运者和消费者深受中间抑勒之苦。

康熙年间洞庭商人蔡鹤峰、王荣初倡议在枫桥设立了会馆,选择心计强干者轮流主持,米价随时高下,洞庭米船直接开往会馆散售米粮,摆脱了米牙的盘剥,增强了自己的实力。为了便于活动,洞庭商人又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叶懋鎏出面,在苏州城中阊一图南洞子门外建筑了码头,作为东山船只往来停泊之所,并建立房屋堆放商货。洞庭商人除了与徽州商人在川楚米粮与江南布帛的贩运中平分秋色外,还几乎垄断了清前期湖南本地所产棉布的销售业务。

湖南岳阳府各县自明代为始就普遍种棉,大批量织布。到清代,巴陵县产布最为有名。当时长沙、湘潭、益阳等城市活跃的全是以徽州商人和洞庭商人为主的苏皖商人。洞庭商人在巴陵的鹿角、孙坞、童桥等地设立收布庄,清晨收布,到中午结束,一年中光巴陵布价值就达20万两,可见洞庭商人布匹生意之大。生于嘉庆十年死于同治十二年(1872年)的著名古文家巴陵人吴敏树在其《拌湖文集》中记载,巴陵湖滨的乡村,人们善于织布,从事布匹经营的大多是洞庭人。他家自祖父起,就为洞庭商人收布而积累资产,因而与洞庭商人熟识。在鹿角市临湖有不少房子,是由世代在那里经营的洞庭商人屠氏租赁的,现在屠氏则不再自己经营而只帮他人经营。鸦片战争后,巴陵布在洋布的冲击下,质量下降,销路不畅,洞庭商人势力大衰,才被当地长沙布商所取代。太平军兴,洞庭商人“寄居于楚者大半回苏”。以后洞庭商人虽然直到清亡在那一带仍有一定势力,而且西山商人还在汉口重建了毁于兵火的金庭会馆,但其实力已远非清前中期可比。[31]

综上所述,洞庭商人家族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为依托,活动地域集中,经营商品固定,东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于以临清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经营布匹贸易,西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于以长沙、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营米粮绸布贸易,以地缘为优势,以家族姻亲为组织形式,“把旧的宗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卓有成效地与其他地域商人展开竞争。洞庭商人一家一姓或若干个家族长期麇集一地经营某种或若干种商品,有利于精通某项商务,积累经营经验,从而能够及时掌握商品信息,熟悉市场行情,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经营成本。

以家族为商业组合,集中某地某业经营,也有利于商业资本的集中、积累和扩大,有利于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东山商人翁氏家族那样世代经营,又与周围其他经商家族世为婚姻,家族资本就更易集中,甚至聚而不散,因为即使资本发生转移,从广义上说,仍在家族内部。洞庭商人如翁氏那样任用亲属,再由其委托家族或亲族内忠心可靠之人四出经营,也有利于增加主雇双方或合作双方的信任感和可靠度,从而确保商务有效稳定地展开。洞庭商人家族殊少经营者卷资逃走的事例,恐怕与其家族组合形式和经营地域特别集中大有关系。洞庭商人整合各家族的力量,充分利用家乡经济发展的优势和特点,以江南为起点,以商品转输中心为据点,集中经营绸布米粮这些江南盛产或亟需的商品,有利于其迅速高效地组织货源,利用产地或销场优势,利用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优势,获取到其他商帮所难以获得的较高额利润。家族经营商业活动在同时期的地中海地区也曾普遍采用。余英时称“把旧的宗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过渡方式”。这是一种有着高度效率的商业经营方式。洞庭商人正是以其突出的家族组合形式活跃在明清时期的商业舞台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