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徽商的衰落

第六节　徽商的衰落

崛起于明中叶,在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嘉庆以后,徽商逐渐衰落,道光时则陷入不可挽回的衰败境地。实力雄厚的徽商怎样衰落,最终又是如何消亡?究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遭受封建势力的盘剥勒索以及盐法改革

古代商人与封建势力的关系无非就是钱与权之间的关系,这种钱与权的关系十分复杂。徽商在政治上总是依附、逢迎于明清封建势力,封建势力虽然能够在一些方面给予商人一定的庇护和方便,但主要目的还是对其进行盘剥勒索。商人们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承受着沉重的负担。(www.guayunfan.com)

在明朝万历年间,神宗向全国各地派遣大批矿监税使,他们明敲暗诈,徽商深受其害。

在清朝时期,盐商缴纳的课税繁杂,此外关吏们为中饱私囊,私设关卡,私置非法衡器。徽商饱受盘剥。清代商人承办运销,手续极为繁琐,“夫天下在官之事,未有委曲繁重如商人之办运者”[101]。

商人们在每逢军需、灾济时都要向国家捐输巨额银两,少则几万、几十万,多则上百万。

盐商是徽商的主体。徽商控制盐业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推行的“纲运制”。纲运制对盐业的要求组织严密、高效,而徽商的族居传统,最为适合纲运制的组织方式,大量的徽商在纲册上取得特权地位,且这种特权可以在家族内部世袭,因此徽商把持两淮、两浙盐业的特权由此被固定下来,延续至清,徽商都享有垄断盐业运销的世袭特权。盐业为徽商带来高额的利润,盐商资本不断积累,徽州盐商称雄两淮。

然而,道光十二年(1832年),清政府实行盐法改革,道光三十年(1850年)推行到两淮,改“纲盐制(盐引制)”为“票盐制”,取消了盐行和引商对盐引的垄断,徽商失去了对盐业的垄断特权,受到重大打击。再后来,政府采用抄家没产的办法追缴盐商历年所欠下的盐课,很多盐商遭受灭顶之灾,盐商的衰落对徽商的打击巨大,徽商开始走向下坡路。

二、兵火战乱对徽商的沉重打击

太平天国运动始于1851年,1864年基本结束。战火蔓延了18个省的600座城市以及周围地区。安徽一直是激战的主战场。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正式兵入徽州,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徽州一府六县处于频繁战火之中,曾经的世外桃源一下沦为兵火战乱的主场地。战乱给徽商带来的是商业停业、直接财产损失以及巨额军饷摊派。

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是徽商长期活动的主要区域,而这里是太平军与清军交战的主战场,兵火最为激烈和频繁。徽商在“吴楚贸易”、江南市镇商业活动中陷于瘫痪,“洞庭以下,江汉之上,数年来战舰横江,兵戈载道,致关河阻塞,客商水陆不通。有钱之处不得货到,出货之地不得钱来”;“江西两湖,向食淮盐,自淮运受阻,江西改食浙盐,继改食粤盐、湖广改食川盐……木商自咸丰三年,长江被扰,均各歇业,历今十载有余,并未闻有贩运木排过关者……萧索情形,即可概见”。而凤阳、芜湖二关“自经兵灾,船稀商敝,货物较昔只十之五六”[102]。

徽州本土十余年处于战火中,徽州财货以及徽商资本惨遭劫掠,损失巨大,徽商家园处处凋零。清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徽商、盐法道员鲍启运在他家举世无双的棠樾牌坊群边还建有私家花园。它是典型的古徽派园林与徽派盆景相结合的中国私家园林精品,与苏州拙政园、留园、狮子林和无锡蠡园、梅园齐名,可惜完全毁于清末太平天国战争。

咸丰三年,地方官府为募集镇压太平军军费,开征厘金。咸丰四年厘金成为全国性税种,大为民累,各地徽商更是深受其害。《歙事闲谭》记载:“徽商满天下,西省厘金半出于徽商。”

太平天国时期,徽州驻有徽防军、湘军、外来兵勇以及徽州团练等多支武装,各种费用主要靠就地捐资助饷,“徽郡六邑,地当冲要,山险民稠自军兴以来,助饷捐货,盈千累万”,“徽郡六邑……递年捐资助饷,不下数百万两,以期固我藩篱,保我疆域”,这其中,徽商就是捐资助饷的一个主要承担者,大量的商业资本被战争化为流水。

历经战乱之后的徽商元气大伤,不断衰落,直至消亡,从此一个自明中叶始就执掌中国商界牛耳几百年的庞大商帮湮没在历史烟尘中。[103]

三、文化粉饰对徽商的掣制

“贾而好儒”是徽商特色。徽商贾富后,把大量的资本投资于“好儒”。徽商的“好儒”也有致命弱点:一是大量抽走商业资金,商业投资减少,资本损耗,不利于资金周转,更不利于徽商扩大再生产;二是徽人才俊子弟“由贾入儒”,拼搏于科场功名,造成潜在人才流失,不利于商业人才培养[104]。

徽商“好儒”,在于自己入儒和子弟习儒的花费居多。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富可敌国,然而他“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又爱好收藏书画文物等,各种花销很大,以致晚年穷困。

徽商对其宗族子弟的业儒投资巨大[105]。在各地广设家塾、族塾、社学、义学等,同时,徽商还大力捐助和倡修书院。如徽州大盐商汪应庚,“乾隆元年,见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106]。盐商鲍志道在扬州捐献十二门义学,并出巨资修建紫阳书院与山间书院。

除此之外,徽商还为其子弟重金延揽名师,购买书籍。由于徽商的“好儒”,在不同时期,徽商子弟要比其他商帮登科入仕者多之又多。这就必然导致大量人才都去“入儒”,业贾人员大量流失,并有很多商人“专于业儒”而荒于贾事的经营和管理,贾事的衰落在所难免。

实际上,无论是历史实际还是现实社会,经济与文化二者不能截然分开。经济本以文化为底蕴,文化又以经济为基础。徽商经济上的成功铸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经济对文化发展的作用不言自明。而从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徽商是成也儒家文化,败也儒家文化,文化在徽商兴衰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四、经营理念守旧,缺乏创新

创新观念的缺乏是徽商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徽商的生产经营方式与管理模式上。[107]

以茶业为例,这曾是中国垄断性的产业,一度的优势巨大,而商人们只需简单重复地生产、销售即可,但到了清光绪时,印度等国大面积引种茶叶成功,并采用了先进的机器和工艺进行生产,在欧洲市场上逐渐取代中国而占据主导地位。而徽州茶商仍然停留在以小作坊式低水平生产方式上,制作工艺落后,导致茶商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这使得茶叶生产成本较高,产量较低,包装不够精美;此外,徽商中的部分人仍然抱残守缺而不与时俱进,不愿利用机器制造,缺乏适应近代化的开拓意识,没有及时改良技术,这导致徽商经营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高,市场需求量逐年下降,最终退出了世界市场竞争的舞台。

此外,徽商的管理模式是一种落后的家族组织形式,伦理纲常是其主导思想,家族、宗族的关系成为徽商之间联系与合作的纽带,对血统的守护使其盲目排外,“用亲不用乡”是其重要特色。聚族经商使得徽商内部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成员忠心耿耿、踏实肯干,这成为徽商团结一切力量抵御风险、开拓新市场的可靠保证。但是,以宗族为背景的企业形式是狭隘的、保守的、落后的,是小农文化的重要表现,它使得徽商变相地对外族产生心理排斥,极大地限制了徽商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人才的引进方面,徽商的选人局限在乡族亲族间,难以做到任人唯贤,很多优秀的外族人才被拒于徽商队伍外,不可否认在亲族内人才济济,但毕竟是有限的,当企业发展至一定阶段,有限的内部资源是无法支撑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必须从外部吸取人才、管理经验等才能维系企业强大的竞争力和不断适应市场变化的应变力。

纵观徽州商帮的历史,其兴起、发展、衰落轨迹恰与明清两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演变相一致。徽州商帮的发展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是以封建的乡族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商人群体。其资本又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凭借政治权利积累起来的。其始终是封建政治势力的附庸而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势力的消长也不得不受到政治形势的极大影响。当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时,它也不可避免地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而趋于解体。

【注释】

[1]史铎.关于徽商起源于东晋的外因论与内因论——徽商起源札记(二).学术界,1989(2).

[2]《五杂俎》卷四.

[3]《野议·盐政议》.

[4]《太函集》卷十四.

[5]歙县《许氏世谱》卷六.

[6]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中国地域商人丛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7]张海鹏.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1).

[8]《五杂俎》.

[9]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中国地域商人丛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10]张海鹏.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1).

[11]康熙《黟县志》卷一.

[12]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8).

[13]张海鹏.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1).

[14]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中国地域商人丛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15]王廷元.徽商与上海.安徽史学,1993(1):12-17.

[16]《云间杂识》.

[17]吴仁安.论明清徽商在上海地区的经营活动与历史作用.大连大学学报,1999(5):105-110.

[18]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9]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中国地域商人丛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20]王廷元.徽商与上海.安徽史学,1993(1):12-17.

[21]吴仁安.论明清徽商在上海地区的经营活动与历史作用.大连大学学报,1999(5):105-110.

[22]郑若曾:《江南经略》卷二上.

[23]张海鹏.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1).

[24]范金民.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39-46.

[25]范金民.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39-46.

[26]唐力行,申浩.差异与互动: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社会科学,2004(1):86-95 .

[27]范金民.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39-46.

[28]《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234-235.

[29]唐力行,申浩.差异与互动: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社会科学,2004(1):86-95.

[30]陈新元.徽州商人在江苏.江苏商论,1990(1):42-44.

[31]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黄山书社,1985.

[32]刘艳华.武汉徽商的兴盛与衰亡.武汉文史资料,2008(5):48-51.

[33]张小平.汉口徽商与社会风尚——以《汉口丛谈》为例.安徽史学,2005(1):81-87.

[34]姚伟钧.武汉徽馆与大中华酒楼.武汉文史资料,2011(5).

[35]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8).

[36]万历《扬州府志》卷一《郡县志上》.

[37]汪崇筼.部分徽州歙县盐商故里及家族.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1-17.

[38]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中国地域商人丛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39]章传政.徽商经营茶叶述略.茶业通报,2008(2):79-80.

[40]戴光中.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9):41-45.

[41]杨梓润.徽商系列之三:徽州木商的胆识.光彩,2013(6):30-32.

[42]李琳琦.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清史研究,1996(5):1-9.

[43]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三.

[44]樊树志.明清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学术月刊,1990(12).

[45]《古歙岩镇镇东磡头吴氏族谱》.

[46]王世华.明清徽州典商的盛衰.清史研究,1999(2):62-70.

[47]《歙事闲谭》.

[48]范金民,夏维中.明清徽州典商述略.徽学,2002(12):129-138.

[49]王廷元,徽州典商述论.徽州史学,1986(1):15-21.

[50]王世华.明清徽州典商的盛衰.清史研究,1999(2):62-70.

[51]范金民,夏维中.明清徽州典商述略.徽学,2002(12):129-138.

[52]《太函集》卷五十二《南右孙处士墓志铭》.

[53]王世华.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5(1):56-64.

[54]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五.

[55]《太函集》卷十六.

[56]王世华.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5(1):56-64.

[57]左步青.清代盐商的盛衰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1).

[58]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中国地域商人丛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59]张海鹏.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1).

[60](清)戴震.《戴震集·文集》卷十二《戴节妇家传》.

[61]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中国地域商人丛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62]陆艳云.徽商“贾而好儒”的利弊分析.安徽农学通报,2007(2):151-152.

[63]张海鹏.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1).

[64]张海鹏.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黄山书社,1985(8).

[65]王世华.“左儒右贾”辨——明清徽州社会风尚的考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52-60.

[66]王廷元.论徽州商人的义利观.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455-462.

[67]倪玉平.明清徽商:富从何来.清华管理评论,2012(6).

[68]康熙《徽州府志》卷八.

[69]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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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安徽史学通讯,19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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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弘治《太仓州志》卷七《义行》.

[76]刘湄.《刘河镇纪略》卷五《盛衰》.

[77]《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五.

[78]朱九德等.《倭变事略》.台北:广文书局,1967:183.

[79]张海鹏.徽商研究.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1).

[80]休宁.《率东程氏家谱》卷十一.

[81]《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九《许本善传》.

[82]《太函集》卷六十一《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

[83]《太函集》卷三十五《明赐级阮长公传》.

[84]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中国地域商人丛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85]孙成岗.论明清徽州的书院.史学集刊,2001(2).

[86]康熙《徽州府志·学校》.

[87]张海鹏.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黄山书社,1985.

[88]光绪《增修甘泉县志》卷十六《学校》.

[89]周惊涛.明清徽商与江浙地区的文教事业.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5).

[90]张海鹏.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黄山书社,1985.

[91]徐柳凡.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50-54.

[92]王成.试论明清徽商对戏剧的贡献.戏曲研究,第60辑.

[93]《扬州画舫录》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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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12).

[96]王成.试论明清徽商对戏剧的贡献.戏曲研究,2001(11):60-67.

[97]民国《歙县志》卷一.

[98]臧丽娜.明清徽州建筑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5(3).

[99]徐学林.《徽州刻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100]朱慧君.徽商与新安医籍的印刻.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3):72-74.

[101]李澄.《淮鹾备要》卷三.

[102]张海鹏.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1).

[103]张海鹏.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1).

[104]董家魁.徽商衰落原因新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7):410-415.

[105]汪雷.徽商衰亡主因探析.安徽史学,2007(5):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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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王继红.晋、徽商衰落的文化因素分析.中国西部科技,2008(3):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