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晋商精神及成功因素

第二节　晋商精神及成功因素

一、晋商精神

(一)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的群体精神(www.guayunfan.com)

晋商在经营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以乡土为纽带,建造会馆以维系独具地方特色的商帮群体。群体经营可以分散、弱化经营风险,提升竞争力,扩大商业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

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岭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15]为了巩固其商业阵地和行业垄断,晋商从亲缘到地缘,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晋商的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以下形式:

一是家族制。大多数晋商商号都是家族性企业。商号由两代或两代以上家族成员掌握大部分所有权并保持临界控制权。如太谷曹家总共有600多家商号,经营范围遍布大半个中国,且发展到莫斯科等地;介休侯氏的蔚字号在全国有30个分部。家族企业成员间因血缘关系而信任度较强,有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和筹集资金。为商业竞争的需要,家族企业还会用联姻的方式向地缘组织发展。

二是股份制和联号制。晋商创立的股份制独具特色,劳资双方均可获利,能够极大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联号制与西方的子母公司相似,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如此可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企业的群体作用。

三是按地区形成商帮。山西省域范围的商人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结成晋帮。而山西内部不同地区的商人又分别形成不同分支性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如晋商票号就是由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构成。

晋商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地缘性商帮的重要标志。山西人最早的纯商业性质会馆是由山西颜料商人建立的颜料会馆。最初晋商会馆是同乡聚会的场所,随着晋商商业的扩大,会馆逐渐变为集办事处、招待处、救济处、拜神处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集合体。会馆发扬了晋商经营中的群体精神,这种群体精神不仅表现为“报神恩,联乡情,诚义举”,更表现为它能够做个体做不成的事,促进晋商的经营。会馆对晋商经营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团结一致与外商相抗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受不平等条约保护的洋人,在与中国通商中常常违背商业法规,严重损害了国人尤其是晋商的利益。

山西票号自创立起经营制度就是“认票不认人”,即只要汇票能核对得上,不论谁来兑取,票号都会付给银两。这种制度便于汇票转手、流通和转让,但如果汇票遗失或被偷则汇票持有者与晋商则会遭受损失。当时很多商人遗失的汇票被道德低下的人拾得,他们与洋人勾结来票号兑换银两,或请洋人来恫吓、威胁,迫使晋商兑换银两。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晋商团结起来商量后,通过制定会馆规定宣布:凡遗失的汇票,要及时到就近票号挂失,同时还必须登报声明。晋商会馆代表向英美租界会审委员会声明洋商需要遵守。但洋人依旧我行我素,拐骗票号银两。各家票号再次商量决定实行“认票又认人”的新票号制度,即票号在兑换银两时既要核对汇票的真假,也要核实持票人的身份。晋商共推山西会馆的负责人白云纬及范家俊为代表,并将此决定禀呈英美租界会审委员会,以停止整个上海的汇兑业务相威胁。迫于压力,英美租界委员会最终同意晋商的请求。通过会馆来充分发挥群体精神,晋商打败了外商,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其次,团结一致共同抵制牙行勒索。牙行也叫牙记,是政府批准设立的为买卖双方说和议价以获得佣金的中间人。长期以来,由于官府管理不规范,许多牙行背离了最初设立的目标,只专营于如何盘剥买卖双方。单个商人无力与牙行抗衡。晋商就通过会馆群体凝结的合力,联系当地官府等各界关系,共同打击牙行。“乾隆年间,易州烟庄牙侩为奸,行中不通交易者几乎经年”[16],后经会馆交涉成功抵制了他们的盘剥。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晋商通过会馆与六吉、六合、广豫三个牙行做斗争并最终获得胜利。

最后,同乡间互相帮助,共渡难关。客居异乡的同乡人因为会馆凝聚在一起,在生活和商业经营上互帮互助,共渡难关。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当年祁县乔家广盛公在包头从事“买树梢”生意时失手,债台高筑,濒临破产,当时包头城山西会馆的晋商并没有落井下石,纷纷出手相助,相约不催收乔家的欠款。乔家终于渡过难关,生意越做越大,不仅及时偿还了外债,还成为晋商中举足轻重的商人。

(二)以诚信为本,义利并重的经营理念

1.诚信为本

“诚”与“信”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信以诚为基础。晋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商业经营中极其注重“诚信”。诚信是晋商精神的精髓和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经营时刻遵守“和气生财、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的信条,就连“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待,不欺不昧”[17]。梁启超曾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绝大多数顾客都认准晋商品牌,长期购用,一生不变,而且只认牌子,从不还价。[18]

明代泽州商人王文宇,“贸易保定府完县,与葛东岗友善,东岗有子弗立,惧其毁败,以白金八百两付文宇,不令子知,东岗死,文宇督其子,稗其成立,将东岗所遗金还之”。

介休县商人范永斗,就是因为“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从而受到清廷赏识,使范家成为清代著名的皇商大族。

晋商乔致庸就曾反复告诫子孙:“经商之道首重信,即以信誉赢得顾客。”在包头的复盛油房曾有大批胡麻油要运往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私利,在油中掺假,被掌柜察觉,立即另行换装,虽然受损不小,但信誉昭著,远近咸来。[19]

晋商的诚实守信也为后期经营票号提供人文基础。仅一纸汇票,千万两白银汇通天下。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保障机制且时局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没有良好的人格和信誉保证,晋商不可能把全国的金融汇兑业务运转起来。

2.义利并重

“义利”是伦理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之间关系之辩,一直以来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争论之一。“以义为上”、“见利思义”、“利以义制”,就是提倡在处理二者的关系上,以义为衡量取舍的标准。晋商的义利观深受儒学伦理的影响。他们认为义与利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形成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在晋商训道中广为流传。在遍布全国乃至境外的晋商商店中,大多书有类似“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举善事”、“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的警言。各商号在号规中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

山西蒲州商人王文显曾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殖之利,是故必名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恪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他在经商的四十年中,严守信义,“善心计,识重轻,能与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末,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故终身弗陷于井罗”[20]。

著名商人李明性“尤善导人于善”,家族中有人放高利贷,他“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

晋商把关公敬奉为行义的精神偶像,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关庙,很多关庙由晋商所建,晋商之所以这么崇敬关公,奉关公为财神,除了关公是山西人外,更重要的还由于关公是信义的象征。在晋商的推动下,信义昭表的关公又成为财神的化身。

晋商义孚天下的商人形象还表现在对社会的贡献。每当清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和处于危难时,晋商往往不惜巨资,慷慨解囊;每遇饥荒灾难,他们疏财仗义,赈济社会,表现出仁爱善良、见义勇为的风范;每逢国难当头,晋商识大体、举大义,尽忠报国。清光绪初年,山西连续遭灾,饥民以树皮草根充饥,祁县乔家“于亲故之惆恤,灾歉之赈施,独倾囊资助无吝啬”。平遥较有名气的票号掌柜邱泰基“设粥棚放赈,民赖此而活着以万计”。常维丰、常光祖叔侄“慨然输万金以救荒”。

(三)不畏艰险、勤俭刻苦的进取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处黄土高原,代代晋商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在全国堪称楷模。许多晋商原本家境贫寒,大多白手起家。如晋商中有名的曹家、乔家、侯家、冀家、渠家、常家等,都是从一无所有经过很多代人的努力逐渐发家。他们的创业之路充满艰辛,支撑他们不断进取的是不畏艰险、勤俭刻苦的精神信念。

旅蒙商号大盛魁称雄蒙古草原200多年,其创始人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原本都很贫苦。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到山西右玉县为人佣工,曾在清军当伙夫,服杂役。张杰、史大学也为生活所迫,康熙时随着清军征讨噶尔丹部队做随军贸易,当时仅肩挑小贩,蒙古人称为“丹门庆”(货郎)。他们三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克服千辛万苦,终于使大盛魁由小到大,成为一度垄断对俄贸易的大商号。

明清之际,晋商虽凭借濒临边境的地理优势和坚韧的精神垄断了北方边陲贸易,但边贸均是长途贩运,北方边境多是不毛之地,气候恶劣无常,沿途地广人稀,长途跋涉,夏日酷暑,头顶烈日;冬季严寒,顶风冒雪。他们吃在驼峰上,睡在牛车里,车上虽有席、毡覆盖,但前后开洞,风雨直入车中,长年累月在长达数千里的商路上奔波往返,其吃苦耐劳之精神,绝非今人所能想象,也绝非今人所能行。

即使到了草原销售货物,吃苦也不小。牧民流动性很大,分散、相距很远,商人每日需要负重走几十里,茫茫草原难见人烟,没有大树、房屋可供遮风避雨、歇脚,只能听任风吹雨打,日晒霜冻,况且时有骑匪出没,杀人越货,呼救无求,失财殒命是常事。每遭一次变故,损失动辄数万,商人屈死沙野,人们尚不知其死所。茫茫戈壁和漫漫流沙中的旅途,对于晋商来说,其险如履薄冰。[21]

晋商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有一首当年商人留下的《哈克图经商万般难》的商谣:“创业难,创业难,要创家业如登山。五更起,半夜眠,不避风雨往前颠。一上坝,变了天,口外刮风雷吼天。田野无村无人烟,犹如走进鬼门关……”[22]可见,晋商创业的艰辛。正是这样一种不惧艰难险阻、百折不挠的精神,成就了晋商的宏图大业。

(四)稳重谨慎、稳中求进的创新精神

晋商经商以谨慎闻名,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后,才拍板成交。放款风险较大,山西票号对放款对象的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调查详细,才决定是否放款,有的票号还对用款户透支数额作了明确规定。

谨慎行事是晋商的优良传统之一,但也意味着保守,到晋商发展的后期尤为明显。晋商谨慎、保守的处事原则,也有其特殊原因。一方面,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里,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鼓励商业,但对于商人、商业的保障措施并未增加太多,商人必须谨慎规避贸易风险。另一方面,山西地处内陆,较为封闭,很少接触到新事物,长期居住于此的各大商号财东或总号经理难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难以察觉到外界变化对晋商商业经营的冲击,这也是造成晋商行为谨慎甚至保守的一个原因。

晋商经营管理制度高效、经营艺术高超,有着强烈的创业意识和创新精神。山西人打破了中国历来“学而优则仕”看重科举入仕的社会心态,思想认识超前,重商轻仕。晋商企业管理上开创了股份制、联号制、两权分离制等先进的经营制度,为了调动伙计的积极性开创了身股制,同时在金融方面创立了票号业。

(五)积德行善、乐善好施的精神

晋商乐善好施,多行义举,为家乡作出了贡献。晋商的义行善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修路筑桥、兴学义教和助赈义行。[23]

首先,修路筑桥。乾隆《新修曲沃县志》卷九《烈女》中有记载:“郭氏,南庄米中义妻,为二胞弟赎身郭族,佐夫贸易径阳。后夫亡子死,弟昧其资数千金,氏鸣于官,追赏立嗣,施数百金修汾隰流云。邑人重其职,无不怜而义之。”嘉庆《灵石县志》卷九《行善》“张佩,幼失怙,事孀母,以家贫贸易直隶,闻母失明,弃商归养。后家颇裕,建桥修路输金赈灾……”“张捷三,西白驹村人,业商,办理村事主张公道,出私款补修南头坡路,俾便利车马……”凡此类史料不胜枚举。

其次,兴学义教。晋商非常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很多大的商业家族都设有专门私塾。例如榆次常家虽商业兴盛二百余年,却也是书香门第。另外关于晋商兴学义教的史料很多,如临猗县孙家庄的荆百达,“幼好读书,以家贫贸易河南。因始不染市井习气,年迈归里,修理祠堂,教训子弟”。翼城县“绅商酌劝捐获银八千两,发当生息,以为聘(书院)山长之资,生童膏火之费”。新绛县“韩杰,……捐舍修学为诸生昌。平生所积,仗义散尽”。高平县商业家族赵家,清初已经在侯庄修建书房学馆七所,到乾隆末年又建立了几所,清咸丰时再建义学一所。在内蒙古包头,清道光年间有晋商所办义学四所,私塾更多[24]。

最后,助赈义行。“柴星烁,尝贸易于县北乡,不取非义之利,家致小康,积而能散。道光丙戍岁大歉,赈粟百余石。又在本村出钱百余纸,以周贫乏,个活无算。”“刘向楠,幼业农,继以业商致富。即于村中设义学,贫家子弟多成就。光绪三四年,岁歉捐粟数十石,账村人至本族之贫者,各给银两使谋生理赖以全活。”[25]

二、晋商的成功因素

晋商的成功,除了上述所说的晋商精神之外,还要归功于晋商的经营激励机制、用人制度以及其贾而好儒、官商结合的影响。

(一)顶身股制

顶身股制,源出于明代的贷金制、伙计制,属晋商股俸制的一部分,是晋商在长期经营活动中独创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除了支付全体员工(上至商号总经理,下至伙友、学徒)的伙食费、薪金和衣资等费用以外,商号对取得的利润还要按银股、身股进行分配。

顶身股制规定凡商号中的掌柜、伙计,他们的劳动与财东的银股一样均可作为股份一起参与经营利润分红。但经营亏损完全由东家承担,而顶身股不承担资本亏损的风险。财东决定总号掌柜顶身股的数量,而商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伙计是否顶身股,顶身股的多少则由总号掌柜根据员工的业绩、勤奋度以及对商号的贡献等综合定夺。凡业绩出色、勤奋工作、才华出众的商号内职员,均有顶身股的机会。

这种顶股分红,将职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企业效益越好,职员分得的红利就越多,从而极大地调动了职员的积极性。商号职员为了多顶股份,都努力为商号工作。虽然设置身股会缩减银股比例,但由于企业的盈利总额大幅增长,财东最终分得的红利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

(二)用人制度

1.避亲用乡,惟贤是举

晋商用人多以乡人,需有名望之人保荐从中择优取用。晋商只用乡人的用人制度虽会排斥外省人才,但也便于考察、节制和管理职员,用地缘、乡情充分发挥他们的责任心和创造性。

晋商用人最忌“用亲”。晋商规定财东没有举荐用人权,财东的子弟也不能在本号就业。更不要说荐用自己的亲戚,对三爷(少爷、姑爷、舅爷)更是免谈。

乔家大德通就规定:“各连号不准东家举荐人位,如实在有情面难推者,准其往别号转推。”

2.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晋商的经营权和所有权是分离的。财东决定投资某项商业时,要先物色一位有经验、可信赖的人做掌柜,并授予全权,包括资金运用权、人事权、业务经营权和签约权等,掌柜自主经营,财东不加干预。因此,晋商的财东们在选择掌柜时都严格把关,做到疑人不用,但在选择可信赖的掌柜时极其谨慎。

由于晋商在选人、用人以及制约员工几个关键的环节处理得比较好,一旦选用,财东就大胆地放手、放权,委以重任。

3.严格培养学徒,以学保商

晋商很注重职工业务素质和职业操守的培养,这也是晋商能够在商界驰骋百年的重要保证。学徒都是从小就严格选拔,一旦录用便开始了长达数年甚至十年的全面的道德观察和职业训练。在晋人编撰的《贸易须知》中,对如何做好票号中各项工作都有很详细的说明。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高钰对职业技能培训就概括为:“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

(三)官商结合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朝廷控制着全国的资源,商人想要经商发财,就必须顺应官府。《宋史》中就有官商结合致富的记载。并州阳曲人张永德在宋太祖娶皇后时“出婚钱,金帛数千以助之”。太祖赐其众多盐业资源的经营权作为感谢,张永德因此富可敌国。晋商官商结合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家庭或家族中有人当官、有人经商,实现以血缘为纽带的官商一体;二是与官员或政府结成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主要有以下几种体现:

1.花钱买官入仕

通过科举入仕对大多数丰衣足食、惯于享乐的晋商子弟来说难度很大,他们不愿忍受悬梁刺股的寒窗之苦,于是通过捐纳取得官位成为晋商做官捷径。

清代以来,由于晋商捐输银两数目可观,朝廷为表皇恩浩荡,就对贡献突出的商人赐予官职。尤其在咸丰年间,由于国内形势动荡,清廷为解其财政危机,大力令商民捐输,捐输换官的现象就更加普遍。许多富有的晋商轻轻松松地就实现了经商取利、做官取名的人生追求。如日升昌票号东家李筋视,在捐同知衔时,就花了不少银子;由同知拟请议叙知府职衔,又捐了4000两;协和信、协同庆票号东家王作丰捐银4000两,拟请议叙员外郎职衔。[26]山西平遥的商人大多捐有官衔,通过捐输换官,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定位中“士农工商”之中的“商”,而可以与士并列,甚至在社会上其真正的地位还要高士一筹。晋商就是通过这样的花钱捐输买官,由虚衔到实职,由低品到高级,实现了名利双收,光宗耀祖,风光门庭。

晋商捐官有时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而有时则醉翁之意不在官,而在涉足政界,以官商身份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为自己从商减少限制。山西富户的捐官记录举不胜举,但不管晋商得到多少官衔,经商仍是其老本行,官衔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保证他们商业活动顺利,以谋取更多商业利益的一种手段罢了,在捐官上,晋商与徽商有着本质的不同,晋商捐官大多为商为利,而徽商捐官多为官为己。

2.迎合与结交朝廷官员

晋商从一开始就与封建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早在明末时期,在张家口贸易的八家大商人均为晋商,他们一直与满人频繁地贸易往来,清军入关后,八家商人均承诏入都,成为实力雄厚的皇商,可见晋商与清统治阶层的交往之早、交往之迅捷。

随着晋中商业繁盛,尤其是票号兴起发达时期,晋商与官吏的交往就更加频繁。晋商十分善于用金钱贿赂官员、结交权贵,谋求种种经营特权。晋商与清廷及官吏的关系,大致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私人交结关系。如祁县乔家曾与山西巡抚曾国醛(曾国藩之胞弟)、岑春煊等关系密切,乔致庸之子乔岱与九门提督马玉琨是结拜兄弟。《山西票号史料》中也有蔚泰厚票号与江苏地方官吏王钖九等人交结甚厚;蔚蓝长票号交结庆亲王;百川通与张之洞交好;协同庆与董福祥交好;日升昌票号交结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等达官贵人……等记载。他们常出入于王公大臣之门,往来于督抚藩泉之属,招揽生意,各逞才能。八国联军进京时,慈禧太后在出逃中住在乔家,受乔家尽心招待。临走时,乔家又送其20万两银子。此后,慈禧对晋商很好,为晋商进一步发展商业势力及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奠定了基础。

另一种类型是与清政府产生金融业务关系。如充当清廷汇兑各省税款的办事机构,或为各省垫支晌银,解救清廷和地方财政危机,甚至为清廷抵还外债筹饷垫支,晚清时期全国尚存的51家票号中,晋商占43家,它们充当着清王朝捐纳军饷、汇兑公款、解缴税收的办事机构,以及各省关的代理金库,成为清政府离不开的财政支柱和解救经济危机的救命稻草,被称为清政府的财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