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徽商的经营活动

第二节　徽商的经营活动

一、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

长江流域是徽商活动的最重要区域之一,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镇几乎都成为徽商聚集之处,沿江一线重要的商品贸易大多被徽商操纵。(www.guayunfan.com)

(一)徽商在上海

明代中叶,松江府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总体经济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徽州与上海两地间的水陆交通便利,在上海世代业茶的徽州绩溪籍学者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就提及绩溪至上海的水陆路线就有好几条。

在上海,徽商人数众多。南翔镇就是徽商的重要据点。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上海大南门外修建了当地最早的商人会馆——徽宁会馆(号“思恭堂”)。此后,徽人接踵而来。如绩溪县上庄明经胡氏家族,大约在清乾隆、嘉庆之际,胡兆孔率先赴上海闯荡商海,到道光、咸丰年间,“列肆上海者又有万字招牌十三肆,皆兆孔公派也;鼎字招牌九肆,皆志俊公派也;而余派亦称是”。同治、光绪之际,上海有贞海公之鼎茂、王庭公之万生端、贞春公之松茂”等,皆为“业并素封”的富商。[15]“松(江)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16]足见当时徽商在松江府的财力之雄厚。

徽商在上海经营的行业广泛,有造船、木业、棉布、丝绸、油漆、徽墨、皮草、杂货、饮食[17],其中以徽州的盐、典、茶为最甚。明朝徽州府歙县人汪道昆曾言:“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苏、松两府是浙盐行销的口岸之一,与淮盐一样,势力雄厚的徽州盐商操控着浙盐,在松江府行盐的商客几乎都是徽人。“商等俱系徽籍”,“远挟重赀”营运于江浙之间[18]。在盐商的大力支持和带动下,徽商的其他行业也发展起来。明清徽商在松江府的活跃,与徽州盐商势力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明清徽商在松江府经营典当业的很多,且手段相当高明。黟县三都人汪联洪利用自己在鉴定银两真伪及成色方面的专长,于清光绪初在上海创设了公估局,此后,凡银炉所制宝银,必经公估局加批重量与成色方可在市面上流通[19]。徽商在上海的典当业世代继有,直至抗日战争前夕仍然是“朝奉司当赎,多为徽州籍”。

在明朝,徽茶就已进入上海市场。徽商开设了众多的茶号、茶庄。入清后,徽茶深受青睐,其佳品松萝茶,在顺治初年,每斤价银一两。清末民初仅绩溪人在那里就设有33家茶号,而到抗日战争前夕,歙县人在沪经营茶叶的商号更数以百计。[20]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天津路的“公兴隆”茶栈、福州路的“汪裕泰”、老北门的“老嘉泰”茶庄、上海老城区大东门的“茂春号”、大东门澳行桥头的“茂春西号”茶店以及北京路的“洪源水”茶栈。[21]

徽州茶商还把上海作为茶叶主要输出港口,将徽茶运抵上海,再装上沙船,往北方远道销售或转售外商,销往海外市场。

(二)徽商在苏州

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最为发达,“天下之货莫(不)聚于苏州”[22],徽州商人在苏州人数最多、势力最大。明中叶以后,徽人“商于阊门”、“贾于吴市”、“商游姑苏”、“贸迁于吴越”者史不绝书,很多徽商就是从苏州开始发迹的。

徽州人去苏州经商交通便利。一条旱路“从徽州路行北上,经绩溪,越丛山关,趋宁国县,过广德州而达与浙江长兴县西南的四安镇;一条水路从四安镇登船东下,经湖州府,至平望镇驶入京杭大运河,沿运河北上抵达苏州。这条线路旱路410里,水路304里。若要避免肩挑负担之苦,可自徽州乘船,沿新安江顺流而下,经严州、杭州而达苏州,全程900余里”[23]。

大量的徽商在苏州经营,他们经营的行业以丝绸、典当、盐、木、米粮、饮食等为主,产业规模十分庞大。

当时苏州是全国最大的棉布交易中心。“各省青蓝布,俱与此地兑买”,棉布贸易巨大,徽商是徽州棉布贸易的主要经营者。徽州的布店字号在康熙九年至五十四年的40多年间,从21家增至72家,到康熙五十九年有43家;乾隆四年有45家;光绪三十三年仍有44家。徽商在苏州也大力经营丝绸业。冯梦龙《石点头》第八回就记载了徽州王姓富商在苏杭买绸缎到四川贩卖的事迹。[24]

苏州商业发达,对木材需求很大。明代,徽州木商便活跃于苏州,木商多婺源人。清代康熙元年,苏州木商木牙均9人。康熙二十二年木商38家,木牙11人。康熙二十七年木商增到132家,木牙9人;乾隆三年木商94家,木牙5人,后减为木商80余家。[25]木商在齐门西汇建立了大兴会馆,后同治年间又在长洲建立木业公所。[26]

典当是徽商在苏州经营的面广量大的行业。明代苏州当铺因徽典多且名气大被称为徽州当。清代苏州典铺也多由徽商经营。徽典也遍布苏州各县,常熟最多,顺治时期常熟县曾“奉宪招徕典商,抵押便民”,安徽典商在此经营的典当业发展极快。顺治时有典铺18家,多系徽人所开;康熙二十年徽典至少有37家[27]。

江南“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梓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这种“弃稻种桑”的情况导致江南从富粮区沦为缺粮区,需要从外地输入粮食。苏州城中的粮商主要是徽商。入清后,安徽米商更与浙江米商共建仓王阁以供奉香火,其伙友半系安徽浙绍宣湖等处之人[28]。光绪时,镇上共有44家米业字号,其中11家为徽商开设。[29]

除此之外,苏州的其他行业,如书籍业、墨业、瓷业、漆业、烟业、油业、南北货业、纸业、颜料业、茶业、酒业、盐业等,皆有徽商经营。[30]“其货无所不居”正是苏州徽商的真实写照。徽商在苏州的经营对苏州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苏州经济的勃兴且徽商积极参与苏州市镇的建设,维护市镇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市镇文化的兴盛和都市的繁盛。

(三)徽商在武汉

早在明代中期汉口即有徽商的足迹,到了清代“客于汉皋”就更多。当地有徽商集中居住的“新安巷”。康熙、雍正年间,徽商要在汉口开辟专门码头,“土人阻之,兴讼六载,破货巨万”[31]。到雍正十一年,在徽籍官僚帮助下,终于获得成功,汉口徽商于是“置买店房,扩充径路,石镌‘新安街’额,开辟新安码头,兼造‘魁星楼’一座,为汉镇巨观”。

康熙之后,越来越多的徽人贾于汉口,经营行业众多,像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布匹、药材等[32]。黟县盐商汪廷榜年少时在汉口做生意;歙县木商王士汲少时就“侍父华顺往四川贩木”至汉口;休宁商人吴鹏翔在汉口做粮食贸易一次就从四川贩米“数万石”;中国四大药店之一的叶开泰药店的创始人徽州药商叶文机明末时从溧水迁往汉口经营药业。[33]

除了上述行业,徽商还在武汉经营具有徽郡特色的小商品和服务性行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徽州菜馆了。武汉徽菜馆始于清末,首创者是绩溪湖村的章祥华。他首创了华义园菜馆,后陆续于中山大道开办了华兴园、华旗园、兴华园,在华景街开设了华义园、华盛园,又在民权路、民生路、大智门、花楼街和新安街开设华庆楼、民乐园、汉华楼、醉白楼和庆云楼等。15年中,他先后创办徽菜馆11家,其声名誉满二镇。与此同时,在武汉创办徽菜馆的还有胡桂森。1903年,他与家乡人合伙筹资在武昌创办同庆楼菜馆。在清代末至20世纪30年代,武昌曾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登黄鹤楼,不到同庆楼,等于‘黄鹤’没有游。”将一家同庆楼与标志武汉的黄鹤楼相提并论,可见当时的同庆楼有多么大的吸引力[34]。

武汉的徽州商帮是徽商在徽商衰败的过程中持续时间最长、最晚退出商界舞台的。当徽州商帮开始衰落时,武汉徽帮还在继续进行着大宗商品贸易。徽商“尝贾楚汉间”从事大宗商品贸易在清末民初依然持续。

二、徽商的两淮盐业

盐业是徽商经营的第一大行业,徽州盐商多为“大贾”、“上贾”。而徽州盐商“咸萃于淮、浙”,集中在两淮和两浙开展经营活动。

明初开中法实施时,就有徽商赴边塞纳粮,换取盐引,支盐行销。如歙籍盐商汪玄仪早先曾“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荚”。休宁盐商王全也曾“蒙故业,客燕、赵、齐、楚间”。那时,由于徽州距边塞太远,徽商纳粮办引的活动敌不过山西、陕西商人的竞争,所在盐业经营中还不能居于优势。明朝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提出开中变法,用纳银开中代替纳粮开中,这为徽商在两淮业盐提供便利,徽商大批涌入扬州,与之相反,在开中制中占优势的山、陕商人因远离本土,实力削减,给了徽商发展的空间,徽州盐商迅速兴起[35]。万历年间,在扬州“新安贾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次之”[36]。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袁世振又在两淮实行纲运制,纲运制的实施又固定了徽商对两淮盐利的垄断特权,徽州盐商称雄两淮。

到康熙、乾隆时期,两淮徽州盐商达到其鼎盛时期,执盐商之牛耳。在两淮总商中,徽人最多,势力最强。光绪《两淮盐法志》记载: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80 名,徽商独占60名,山、陕各占10名。嘉庆《两浙盐法志》记述,明清时期,在浙江的著名盐商共35名,其中徽商就占28名。《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两淮盐总为30人。乾隆皇帝南巡,扬州“自高桥起至迎恩亭止,两岸排列档子,淮南、北30总商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銮于此”。“乾隆辛未,丁丑南巡,皆自崇家湾一站至香阜寺,由香阜寺一站至塔湾,其蜀冈三峰及黄、江、程、洪、张、汪、周、王、闵、吴、徐、鲍、田、郑、巴、余、罗、尉诸园亭。”上述诸姓氏中,除尉、田两姓其余诸姓,皆是徽人。可见,徽商在两淮盐业界的显赫地位。

徽州盐商能称雄两淮首先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山、陕相比,徽州与两淮属近邻。且徽州到两淮盐运的中心扬州交通便捷。叶淇变法后,盐商不必长途跋涉输粟边境,可以直接纳银于运司换取盐引。徽商与西商优势地位颠倒,大批徽商涌入两淮。不仅如此,由于徽商与扬州地理位置接近,其风俗、人情也差异不大,其次徽商之前也多在此行商,对这里甚是熟悉,优势显著。

其次,徽商的族居传统和宗族观念也为其壮大创造了条件。纲运制的实施对业盐的组织方式要求更高,每个盐纲是一个管理团队,要担负20万的盐引销售任务。徽商族居的传统正好能够与之匹配,他们结族成纲,用族法宗规来凝聚和节制纲法。而山、陕商人深受“安土重迁”影响,在纲盐法中失去其竞争优势,逐渐被徽商超越。

最后,徽商“贾而好儒”也是徽州盐商发展的优势所在。文化知识与一个人的智能、气质、洞察力与判断力密切相关。两淮的徽州盐商大多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在购买、运销、积贮、贩卖等商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国家对盐业的生产管理、运销、课税等,都有详细的法律规定,从事盐业的经营,必须熟悉盐法,这需要较高的文化知识。在明清时期,盐业主要是“官督商办”。而当时的盐政官员,多为精通翰墨的饱学之士。而徽州盐商文化水平较高,与盐官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与之结交,为其盐业经营大开方便之门。除文化水平高以外,一些徽州的大盐商熟悉盐务,所以盐政衙门有关因革损益事宜,常常请他们参与决策;徽商还大力扶持宗族子弟业儒入仕,这些宗族子弟一旦考取功名,跻身朝列便成为徽商的后盾,借势维护其商业利益。

徽商在两淮经营盐业,富甲一方,其中涌现出很多有名的盐商,以歙县最多,如歙县的棠樾鲍氏的鲍志道、鲍启运、鲍漱芳等,江村江氏的江演、江承瑜、江春等,西溪南吴氏的吴彦先、吴钅丙、吴椿等,潜口汪氏的汪应庚、汪沅等,唐模许氏的许明贤、许承宣等。此外休宁的盐商汪福光、汪弘、姚柱;祁门盐商郑璬;婺源盐商李大祈等也都赫赫有名。[37]他们在两淮经营盐业,获取巨额利润,不仅促进了扬州的繁荣,还将部分资产携回故里,购置田产,大兴土木,建造房舍,修族谱,置族田,建宗祠。除用于奢侈消费外,他们还不忘回报社会,向救灾济荒、筑路修桥及抚孤恤贫等社会公益事业投入相当多的资本。

徽州盐商在两淮盛极一时,直至道光年间,陶澎任两江总督,改纲盐制为票盐制,剥夺了两淮盐商的盐务垄断特权,再后来,清政府抄家没产追缴盐商历年所欠下的盐课,徽州盐商遭受空前打击,纷纷破产,境况凄凉。

三、徽商的茶、木、典、粮

(一)徽州茶业

在徽商经营的食盐、茶叶、木材和典当四大支柱行业中,在盐业衰败后,茶业就成为徽商的中流砥柱。

徽州山高水长,云雾缭绕,十分宜于种植茶叶。茶树漫山遍野,所出皆名优,尤以松萝茶最为著名。冯时可的《茶录》称赞:“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叶梦珠在《阅世编》中也提到:“徽茶之托名松萝者,与诸茶叶犹称佳品。”清初,也有人说“惟徽州北源藏溪松萝数种,可供中原渴吻。”[38]

徽商经营茶叶很早。“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诗中所说的“浮梁”,在唐代属于徽州祁门,说明在唐代徽州就是茶叶的集散中心。[39]在明代,徽州茶叶遍及南北二京,以及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区。歙人许承尧说:“吾祖于正统时(1440年左右),己出居庸关运茶行贾。”《歙县会馆录》记载:“隆庆中(约1570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据说其中有茶行数个,茶店百家以上。关于西南市场,歙县汪道昆《太涵集》记载:“在荆州,将以贾茶入蜀,资斧堇堇,闻者争附之,辇二千络一日至。”

在清朝,徽商的茶叶销售形成了“内销”和“外销”两种形式。内销主要就是徽商将茶叶运销京、津,此后遍及东北、鲁、豫、江、浙、沪等地。从徽商的整体销售情况来看,光绪年间内销茶占总销茶量的10%~20%,其主要形式还是外销。外销茶大多为绿茶,质量要比内销茶的质量高,且包装精美。起初外销的茶叶均从广州销售,“五口通商”后,茶商便将茶叶从上海销售出去。开始时国外不谙种茶之道,茶叶外销的价格普遍很高,后来来自于印度、锡兰和日本的竞争使徽州茶商举步维艰。这些洋茶后来居上,很快占领了国际市场。且中国茶叶的质量在下降,导致茶叶价格下降,但茶税却有增无减。“二十年来,以业茶起家者,十仅一二;以业茶破家者,十有八九。商贾日失志,市肆日减色。”[40]徽州茶商从此一蹶不振。

(二)木材贸易

徽州群山环抱,可耕土地狭少贫瘠,但是山林木竹丰富。以“盐商木客”著称的徽商经营的木业几乎控制了整个江南地区的木材贸易。徽州木商以婺源最为有名,在水中放木排用的竹缆绳也是由名噪一时的婺源木商程文昂始创的。休宁次之,祁门、歙县等又次之。“婺源贾者率贩木”,势力最为雄厚。[41]

徽州木商的整个经营活动包括拼山、采伐、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讲究季节性、周期性和科学性。每年木材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雨季节河水泛涨时出山,出江南者由绩溪,或由青弋江运至芜湖,或由新安江运至严州(今浙江建德县东北),然后转销各地。

由于苏浙地区经济的发展,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从事木材贸易的徽商便远赴江西、湖广、四川开拓新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浙江、江西都是徽州木商贩木最为活跃的省份。明代浙江开化的杉木,几乎全部由徽商拼买。清初《醉醒石》一书中提到家居蒲州开化县城外的徽州婺源籍人程翁“是个木商,常在街、处等府探判木植,商贩浙西南直地方”。有些徽商还溯沉江而上,深入贵州深山老林。在沉江流进洞庭湖的入口处,有个德山镇,是湘西木材外运的必经之地。镇上徽州木商往来不绝,长年聚集于此的徽州运夫不下数千人。

四川西昌所产抬山,剖成木板,花纹极其精美;又有千年古木名曰“双连”,都是难得的畅销货。有许多商人雇人入山采伐,将木材投入河中,沿金沙江漂流而下,进入长江之后,主要运往南京城西的上新河,这里历来是木材集散和徽州木商聚集之地。常州自明中叶就是苏南的木材集散中心,最早开设的是屠源丰木行。据常州屠氏宗祠(现北直街小学)石碑上记载,清嘉庆5年共有司贴官牙56户,多数是屠姓所开。屠家上代原是徽州婺帮山客,早年为朝廷采办木材皇差而有功,故朝廷户部签发部贴,遂在常州独家经营木业,可谓“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据传日进斗金,致使该木行所在地“沟巷”改名为“斗巷”,屠家遂成巨商,雄霸常州木业一二百年之久。

徽州木商在北方各地也很活跃。明朝万历时,徽人王天俊等乘北京修建乾清、坤宁二宫之机,贿赂权贵,营求采办“皇木”16万株的证件,企图藉此规避关税钱五六万两。这个计划最终未实现,但可见徽州木商经营规模之大。

在徽州木商中,婺源西冲俞氏的整个创业经历堪称徽州木商的代表。据记载,最早的俞氏木商是万历年间的第28世俞希治。之后,西冲俞氏陆续涌现了更多的木商,数世相沿,从未间断。堪称地道的木商世家。直至民国时期的第38世,依然有俞氏子弟经营木业,旅沪的俞仁耀就是一位成功的徽州末代木商。

徽州木商有胆有识,为维护木商合法权益,早在清乾隆年间便成立了徽州木商公所,其主要职责是仲裁木材经营纠纷,藉以维护徽州同行人的利益。

徽州木商很早就将合资经营制度发展得颇为成熟。明朝万历年间,祁门郑氏兄弟叔侄5人合资贩运木材,不幸遇洪水,木头被大水冲走,亏本900余两。“照原合伙议定分股,以做十二股均赔开派。各照单坐还各名下,再无异言。立此清单五纸为照。”据此合同,祁门郑氏兄弟叔侄5人按原有股份摊赔,其中,郑逢阳、郑大前投资额分别占全部经营资本十二股的五股和四股,其余3人各占十二股之一,每股摊赔76两余[42]。在当时的社会,合资人的权利与义务能通过契约形式规定下来,可见徽州木商的合资经营制度已经相当发达。

(三)粮食贸易

因为地狭人稠,境内粮食不足,徽州人很早就从事粮食贸易。明清时期,鱼米之乡的江南因为“蚕桑之利莫甚于湖”[43],许多农田改种桑棉,曾经的“富粮区”一下子变成“缺粮区”。而湖广地区由于“人少地多”,附近居民纷纷涌入,开发土地,农田大增,粮食产量剧增。贩卖粮食有利可图。一到收获粮食,“百千万艘入楚籴谷”,粮食的交易量非常大。“在雍正十二年,自湖广运往江浙的粮食,约为一千万石。”[44]虽然很多徽州粮商并不专门从事粮食贸易,由于粮食利润巨大,他们由盐商、木商、典商等其他行业转头而来或兼营,但依靠其长期从事贸易积累的经验,对市场和行情的把握极准,拥有雄厚的资本,很快在粮食业站稳脚跟,并逐步占据巨大的市场份额。

粮食关乎民众的生死存亡。徽商极具商业道德,每逢灾年,不少粮商亏利赈灾。崇祯十三年春,青黄不接,松江大饥,徽商吴民仰载卖经过,尽以舟麦赈济,人各一斗,帮助居民渡过难关,被传为佳话[45]。

徽州粮商的活动还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城镇人口的增加并造成商业贸易的繁荣;促使农业区域分工的扩大,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条件。

(四)徽州典商

明清时期,典当业极盛,仅南京就有当铺500家。清代乾隆九年(1744年),仅京城一处就有大小当铺六七百家。[46]徽商的典业在全国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资本最巨,正可谓“无典不徽”。

其中,“典商大多休宁人……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专业易精也”[47]。休宁著名的望族商山吴氏,就是著名的典业世家。

在南方其他一些富裕的地方,典当业也几乎都为徽商垄断。如扬州府属各县及市镇乡村的典业就为徽人所把持,“新安诸贾擅其利”。如泰兴县“质库多新安贾人为之,邑内五城门及各镇皆有”。镇洋县(今太仓市东半部分)则“行盐质库皆徽人”。嘉兴县“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每以质库居积自润”。平湖县则“新安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者竟达数十家。[48]

北方各地及湖广、江西、闽、粤各省的徽州典商也极为活跃。明末“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徽人汪箕在北京经营典业,有“家赀数百万,典铺数十处”。河南有徽典二百一十三家。休宁人汪海于山东经营典业。婺源人洪仁辅“居息八闽”。汪朝奉在襄阳开当铺。休宁人程周治典于建昌。清休宁人汪可钦“伯兄以高资行质于粤”。[49]

一座较具规模的典铺,所有资金要在5万两银以上。[50]因此典铺的经营需雄厚的资金做后盾。徽州典商资本之雄厚令人惊叹。如明末徽人汪通保“里中富人无出处士右者”。清代侨寓扬州的徽商吴某,“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有出其右者”,号称“吴老典”。清代徽人汪已山,“家富百万,列典肆,俗称为汪家大门”。[51]许多徽商往往因其财力雄厚,一家开设典铺多至数十百处,役使大批雇员、奴仆为其经营管理。如明末休宁人孙从理,在今浙江吴兴一带经营典业,“慎择掌计若干曹,分部而治”,前后增置典铺上百所[52]。

徽州典商治典“称能”,他们在长期甚至世代业典逐渐积累起丰富的专业知识,形成一整套典业技术,只在内部传授,对外秘而不宣。他们关于各地商品的知识积累相当丰富,且对各种商品具有极高的鉴别能力。徽州典商就凭借着这雄厚的资本、世代相传的经商理念和经验,从明中叶开始,开始了其三百余年的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