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对秦灭六国事件的一个缩影

定立帝号

当嬴政接到王贲的战报后，一直紧张的心终于稍微有些平静。但稍作平静后，嬴政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李斯。此时的李斯已经是秦王任命的廷尉了。

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廷尉这一职位是极为显赫的。这不仅仅是指廷尉从爵位上来说是居于丞相和上将军之下的所有大臣之首，更为重要的是，廷尉府实际上是秦法运行的轴心。如果将秦国廷尉府的实际职能与延展职能综合起来，廷尉府至少有以下几个基本方面的职能权力：

首先就是执法权，也就是负责具体的执法审案，可以称得上是秦国最高级的审判机构。(www.guayunfan.com)

其次就是进行法律教育，也就是向朝野臣民宣讲法条，并且随时解答种种的法律疑难问题。

最后就是制定新的法律。无论是筹划新法还是对以往的法律进行修改，在新扩张的土地上要适用哪些法条，这都是廷尉府的职责范围。

李斯虽然师从荀子，但是也可称为法家名士。而秦国又是一个极度崇尚法治的国度，有了这些背景，李斯入主秦廷尉府众人没有异议。

当六国俱灭的时候，眼光敏锐的李斯立即感受到这是真正属于他建功立业的时代来临了。此时他已经清晰地看到自己甚至是华夏面临的一次重大抉择。凭借着李斯对嬴政的了解，在一统天下后，嬴政绝对不会满足做一个诸侯朝贡的周天子，其次，当时天下的潮流和民心也不容许再重演周而复始的诸侯分治而刀兵四起的局面。那既然老路也许走不通，那如何勾勒出一幅新的政治框架将是无可争议的万世功业，而这项功业在很大程度上都将由廷尉府来完成。

众多的事项之中，李斯首先做的事情就是为嬴政选取了一个尊号。在秦王嬴政看来，天下都是他完成统一的，这是前无古人的辉煌事业，也是一项震古烁今的创举。因此，他本人在帝国中的地位则成了他最关切的问题之一。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此有这样的记载，“秦初并天下”，秦王政便在咸阳宫召集丞相等人，并指令群臣上尊号。在这次朝议中，嬴政先对自己的功绩做了这样的一个总结：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

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

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

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

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

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这可以算作是嬴政对秦灭六国事件的一个缩影，虽然这其中嬴政将自己的行为看作义兵，实属对自己军事行为所找的一个借口，但实际上这些功业依然是真实存在的。在承认事实的前提下，如果不更改他本人的“名号”，便与他所成就的事业不相符合。这是因为亲王嬴政所要建立的是前所未有、空前统一的大帝国。

参加这次朝议的大臣有秦国的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这些人都是辅佐秦王的肱骨之臣，见秦王如此说，这些人早就领会到秦王的意图，于是就奉承秦王说道：“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秦王听罢王绾、李斯等人的议论和请示后，然后说道：“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皇帝的制度之命称为“制”，令称“诏”，天子自称曰“朕”。从此以后，“制”、“诏”、“朕”便成了皇帝所专用名词，在中国一直延续了2000余年。

与此同时，嬴政以皇帝的名号与身份，追赠他的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在获得皇帝的称号后，此时的嬴政以皇帝的名号下达了一道制书：“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谧。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嬴政皇帝决定废除谥法，只是为自己留下特定的名号：秦始皇帝。

“皇帝”一词，古已有之。在《尚书·吕刑》中就有“皇帝哀衿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等。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皇帝”的最早称谓。古代学着大多认为这是对尧、舜等之前的帝王的尊称。而以功盖三皇五帝的意思使用“皇帝”一词，并将这项桂冠加在当代君主的头上，显然秦始皇是第一人。

在秦始皇之前，最高统治者已经有过一系列的高贵的名号，比如，夏朝的“后”、商朝的“王”、周朝的“天子”等。秦始皇认为这些称号还不足以概括其权势，显示其功德，最终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皇帝”称谓。

此时的皇帝已经不单纯是尊号，其实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政治制度，而这又是与一系列的名和器相互联系的。简单来说，由“皇帝”一词已经衍生出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东汉蔡邕在《独断》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论述：“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这表明，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还有着一系列烦琐而复杂的礼仪规范来确保皇帝的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此时的皇帝其实也就变成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最高概括。在很多人看来，“皇帝”这一名号的创造纯粹是秦始皇的个人行为。其实不然，从这一名号的诞生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名号是在一系列君主称谓的基础上，经过不同意义的不断叠加而最终形成的。

重名分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孔子提出的正名论调开始。古代人一直认定这样的一个观念：明威不同，礼数亦异。乱名也就是没有法度和违法的表现。皇帝制度的确立，不仅以“皇帝”名号概括了各种君主称谓的终极意义，也使得与这种称谓相适应的人际称谓变成了一种社会政治规范。

追溯我国古代的君主称谓，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类：宗法称谓、权势称谓、神化称谓、圣化称谓和礼仪称谓。这些称谓中的绝大多数都产生在先秦，而真正定型于秦汉，最后一直沿用到了现在。尽管最初的君主称谓中就已经包含着各种君权观念的基本要素，但是在相关的称呼上加上正式的王冠，这又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历史过程。嬴政创造的皇帝称谓则是将这种君权至上的观念发展到了极致，它集中体现了皇权的垄断性、至上性和绝对性。

皇帝的称谓既凝聚着被全体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君权观念，又展示着始皇帝个人的帝王意识。通过对“皇帝”这种君主称谓的解读是了解秦朝或者说秦始皇统治思想、基本制度和他个人政治心态的重要途径。总的来说，并不是秦始皇个人创造了那个称呼，而是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创造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