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的落寞

黑暗时代的落寞

葡萄牙的宗教狂热曾经抚育出他们的“希望”塞巴斯蒂安，正是这位年轻的国王亲手葬送了葡萄牙的盛世。而西班牙，它那比之于葡萄牙更为狂热的宗教热忱却因为他们过于任性与放纵自己，而走上了另外一条离奇的道路。

比如说：他们仇视犹太人——却和一个犹太人签订了地理大发现的合约——这个犹太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此前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事件之于西班牙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意义。

让我们重新审视伊比利亚半岛的风云变幻，我们应该能够回想起来，当来自于北非的穆拉比王国在半岛上渐而走向他的衰落之时，一个年轻的伊斯兰教徒——穆罕默德·图迈尔特——他只是一个贱民，身世微寒而且模样丑陋，却以他那近乎疯狂的宗教狂热缔造了全新的穆瓦希德帝国，一度为半岛上的穆斯林带来了新的希望，也险些让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付诸东流。

毫不夸张地说，宗教的作用与意义很可能超乎于我们的想象——而伊莎贝拉，和她的堂弟丈夫菲迪南，比任何人更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应该知道1492年对这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www.guayunfan.com)

那是法国文学巨匠拉伯雷的时代，是意大利画家及雕刻家米开朗琪罗的时代，是拉斐尔的时代，是提香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新教伦理全面兴起的时代，教会势力对其的压制与其发展势头同样强劲的年代，而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正以抄本的形式在贵族沙龙与闺室中秘密流传。

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个原因，西班牙建立起了他们的宗教法庭。

但是，轻率地将西班牙在宗教方面不可理喻的狂热解释为他们的任性与过于极端的性格，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我们知道的是，伊莎贝拉的生母死于精神疾病，而她和她那英俊的堂弟生的女儿胡安娜，却同样将这种困扰带给了西班牙人。

关于这位在欧洲病理学上有着突出“影响力”的女儿，伊莎贝拉女王在给西班牙驻佛兰德大使的信中写道：

“她对我说话十分无礼，若不是考虑到她的精神状况，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她对我的侮辱与不敬。”

女王的御医在写给菲迪南国王的信中也写道：

“我们认为女王的生活受到了公主殿下的严重干扰，我们祈祷这团邪火（指胡安娜）早日熄灭，她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一直都在影响着女王陛下的生活和健康。”

事情远不止如此——实际上，胡安娜的丈夫，英俊的菲利普亲王比任何人更为讨厌他的妻子，想一想她对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吧，她苦苦纠缠着他，不允许他在外边寻花问柳——这好像无可厚非——而且她总是身藏一把寒光闪闪的剪刀，并曾经袭击了一名她认为和她的丈夫有染的侍女，剪掉了对方的头发，还狠狠地扇了她几个耳光。

胡安娜的丈夫受够了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就把她锁在了王宫里，每天以虐待她为乐事。而胡安娜对此甘之如饴，并亲切地称呼这位对她穷凶极恶的男人叫“我那世界上最英俊的丈夫”。

在伊莎贝拉去世之后，菲利普和被他长期囚禁的妻子胡安娜成为了卡斯蒂利亚的君主，岳父菲迪南显然不是那么喜欢这个结果，就干脆利索地毒死了自己的女婿。

这个结果导致了菲迪南的女儿彻底成为了一个疯子，她禁止任何女性靠近丈夫的棺木，据说是出自于嫉妒之心，而她自己则经常地把棺材打开，温柔地拥抱丈夫那散发着恐怖味道的尸体。虽然后来她还是允许别人把她的丈夫下葬了，却是选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对于这起怪诞的丧礼，她解释说：

“作为一个寡妇，我灵魂中的阳光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我不会再把自己暴露于白昼的日光里。”

听听她的说话，你简直怀疑疯掉的人到底是谁。

一位不知名的僧侣——如果这个僧侣不是心存险恶的话，那么他的宗教妄想狂疾病一点也不比胡安娜更轻——他告诉胡安娜说：她的丈夫将在14年后重返人间。这个荒谬而邪恶的预言导致了西班牙王室中最恐怖的事件发生。

胡安娜虔诚地等待了14年，然后她命人打开了她丈夫的棺木。

她的丈夫当然不会复活——但这件事情——这种对于教会僧侣缺乏最基本的理性的信任，却最终成为了西班牙人的宿命——我们知道，胡安娜之所以如此信任一位僧侣的信口雌黄，实际上不过是受了她母亲伊莎贝拉女王的影响。

对那些患有严重妄想症的教士们的胡言乱语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一点在女王伊莎贝拉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当然后果也更为可怕。

托马斯·汤戈马达，此人是伊莎贝拉的私人忏悔神父，此人像他的宗教对手穆罕默德·图迈尔特那样地富有智慧与思想——这就意味着可怕的煽动和影响力，此外他比任何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更不近人情，更加不可理喻。

托马斯·汤戈马达极端仇视穆斯林，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极端仇视犹太教，这在宗教上也说得过去。他还极端仇视清教徒，这是当时欧洲较为流行的时尚，我们不能要求这位神父在这一点上免俗。他仇视一切非基督徒，这就稍显过分了。此外他还极端仇视所有的基督徒——如果不是这种泯灭了他那天赋智慧与思想的偏执念头，他也不会那么热情地鼓动伊莎贝拉在西班牙成立天主教法庭。

托马斯·汤戈马达出任该法庭的法官，同时出任该法庭的陪审团，起诉律师也是他，负责调查取证的调查人角色也由他独自不辞辛苦地担当了起来。他喜欢用火刑来对待所有他不喜欢的人，给那些可怜的“猎物”套上铁皮靴子，在刑讯的过程中往铁靴里灌进滚烫的铅汁，同时命人将铁皮靴子砸扁，这个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刑讯过程在罗马教皇时代是屡见不鲜的，它甚至曾发生在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身上，因为他公然倡导令教会完全无法容忍的日心学说。

可想而知，落入刽子手托马斯·汤戈马达手中的牺牲品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为自己进行辩护，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这种指控的依据何在，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被刽子手们缚在烧红了的铜柱上哀号呻吟，无论罪名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一例外是要承认的。

托马斯·汤戈马达在火刑柱上烧死了不少于2 000人，如果他不是过于慈悲的话，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再翻几倍。

犹太教民成为法庭的主要受害者同样是出自于托马斯·汤戈马达的坚持，他显然无法理解伊莎贝拉女王和菲迪南在如此重大的原则立场上的暧昧态度。迫于教会和法庭的压力，伊莎贝拉和菲迪南联合签署了一项布告，勒令西班牙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必须改信基督，否则的话，他们必须要在4个月内离开西班牙，而且不允许带走自己的财产。这项布告所产生的效果远比布告本身更血腥，西班牙人中最精明的商人和掌握了技术的手工艺人成批地遭到不明势力的屠杀，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替他们主持公道。

格拉纳达的穆斯林们试图让伊莎贝拉回忆起她在接受穆斯林的投降时的承诺——女王以她神圣的名义，和菲迪南国王一道，曾许诺保证所有的穆斯林的生命安全和信仰自由。但是伊莎贝拉已经记不起来这些了，在托马斯·汤戈马达的努力之下，数量超过300万的穆斯林或遭到驱逐或是被处死。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怀疑西班牙航海的本质冲动——那仍然是源自于其骨子里的宗教狂热与任性，不断推进的殖民统治区域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宗教法庭的边界扩展，至于其他方面的事情，他们显然从未曾考虑过。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欧洲大陆君临天下的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王朝只是它的一个分支。所以自始至终，西班牙的君主们无一例外地将自己视为基督阵地最前沿的守卫者，这正如那些在北美洲以野蛮手段攻城略地的各地总督，他们只不过是效命于他们的西班牙国王。

而西班牙，则是效命于他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个缺乏创新思想的国家竟然能够建立起来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表示惊讶或不解，那完全没有必要。

正如伊莎贝拉女王那患了精神疾病的女儿胡安娜死抱住她丈夫那散发着腐臭气味的尸体不放一样，西班牙从一开始就错误地理解了他们的职责与使命，所以不管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出多远，最终他们都会选择这个不变的结果。

被称为热那亚人的哥伦布像女王本人一样看透了她的内心，正是这种高度的智慧洞察力，使得他踏着政治迫害日愈加紧的步子走入了女王的宫殿，女王用她那好奇的眼神打量着这个犹太人，难道他不知道由女王亲自签署的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已经生效了吗？他那20万同胞此时就在这片土地上陷入了求死无地的境地。而他，却想入非非地向女王提出来一个极度荒唐的探险计划，这真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

“人们都说，西面的大洋是不可逾越的。”女王冷冰冰地告诉这个异教徒。

“哦，”哥伦布回答说，“那么他们以前是怎么说格拉纳达的呢？”

女王的表情透出几分心不在焉，自言自语地说道：“他们说格拉纳达是不可征服的……”

但是她已经在这里。

带着她的宗教法庭。

几个月后，当哥伦布终于沮丧地离开西班牙，准备去法国碰碰运气的时候，女王的信使在距圣塔菲城4英里的松木桥村追上了这个犹太人。

他是唯一被女王请回来的犹太人。

目的是为了扩大女王心目中宗教法庭的边界。

新的发现就这样来临了。

在这西班牙最黑暗的时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