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的文明大时代

　野蛮人的文明大时代

谈到崛起，谈到一个国家的强盛，我们更多地关注的是那些耀武扬威的炮舰与战船，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我们所看到的认作全部，但很可能我们错了。

同样是对世界的征服，英国人的征服过程历来是臭名昭著的，而另外一种征服则不然。

我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蒙古人对欧洲的征服，那应该是蒙昧时代的血腥往事。当蒙古一支2万人的部队于1241年穿越东北欧的时候，沿途的所有城市被踏为废墟，所有的成年男人被杀死，女子则在遭到凌辱之后再被处死，基督教徒的军队被追逐到了沼泽地里，在那里他们数万人数万人地被杀掉，于是成吉思汗被奉为英雄——因为他杀人，仅此而已。

在英国的殖民时代，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见得比中古时期的那些蒙古骑兵好多少。但是他们最终退出了印度——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强迫之下，想一想，如果圣雄甘地所面对的不是英国殖民者，又会有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我们尽可以把遵守了诺言的英国占领军军官罗素视为小丑——好像这一观念在整个世界都是有共识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另外一件事：英国人的征服模式与别的征服模式是完全不同的。(www.guayunfan.com)

英国人在他们不光彩的行为中，把现代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了全球。我们再一次地获得了解读文明的野蛮人与野蛮的文明人之间的不同的机会，或许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到英国人虽然放弃了他们广阔的殖民地，却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保持着他们的影响力的原因。

我们曾经提到了牛顿，提到过他对胡克的不公正态度，但是历史的另一个侧面，正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成为了科学奠基的划时代之作，它第一次创立了实验实证与逻辑系统美妙结合的思维范式；它甚至突破了主宰人类3 000年甚至更为久远的古代文明思维，——它让我们像文明人那样思考。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些，那谁也没有办法。牛顿在历史上的作用与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他，或是与之相提并论。

说到无可取代，牛顿的历史作用正是如此，而达尔文也一样，凑巧的是他们都是英国人，都是在英国文化背景之下孕育出来的科学巨人。

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达尔文的信徒，包括了那些反对达尔文的人。情况往往是这样，越是对达尔文的思想不以为然者，对达尔文的信奉越是不可动摇。达尔文只能出现在英国。哥白尼出现在波兰，结果他惨遭火刑；清教徒在欧洲各个国家被赶尽杀绝，教皇说：“把他们都杀死吧，我的孩子。主知道谁是他的信徒。”而英国却出现了新教徒，并因为自由大宪章与教会彻底地决裂了，所以他们得到了他们的达尔文，世界也是同样。

还有亚当·斯密，他的思想是那样的深邃而富于洞察力，并以自己的智慧改变人类的命运——在他之前从未有人做到过这一点，在他之后也没有。他开创出一门全新的学术——经济科学，这是对整个世界来说极为陌生的一种新东西，除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它之外，对它的了解与认识仍然是一片空白。

如果我们需要，这样的名字我们还能够列出很多：

比如说帕特里克·盖德斯，他是著名的生物学家、植物学家、生态学家、社会思想家、教育家、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者，苏格兰民族主义奠基者与苏格兰国际主义者（后两种似乎冰炭不容的身份在他的一生中却如此协调）。他于1854年出生，1932年谢世，逝世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声誉比在世时更隆，被誉为当代（或许是后现代）社会的伟大启蒙者。

比如说休谟，睿智而深不可测的苏格兰思想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的至交和智慧之友，现代法治社会的主流思潮、自由主义的开山鼻祖之一。

再比如说钟表匠约翰·哈瑞森，他在1730年的一天走进了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大门，拜会当时的台长，也就是哈雷彗星的发现者埃德蒙·哈雷。他替英国人甚至整个世界找到了一个简易的测量经度的办法，于是他获得了天文台的一大笔奖金。

…………

这就是英国，在那里，就连一个钟表匠也能够将他的个人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

如果这样的国家还不能够强大起来的话，那实在是没有理由。

英王乔治三世曾写给中国的乾隆皇帝一封书信说：“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乾隆收到信之后，不无悲愤地表示说：“朕意深为不惬。”

为何乾隆深为不惬？

原因是不需要多说的！

我们只知道，在这个视人与人的平等为大逆不道的乾隆的统治之下，一个如约翰·哈瑞森的人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形式的荣誉的。

除非让整个民族共同分享荣誉，否则，一个人的文治武功是无法与一群文明的野蛮人相抗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