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成果开新篇

整合成果开新篇

北周武帝去世后，其子北周宣帝（公元579年在位）即位，这位昏君才当了一年皇帝就禅位于其子北周静帝（公元579－581年在位），并于次年病死。北周静帝年幼，权力逐渐掌握在了外戚杨坚的手里。于是在公元581年，杨坚篡夺了皇位，改国号为“隋”，定都长安，建立了隋朝（公元581－618年），杨坚就是隋文帝（公元581－604年）。

隋朝建立时，分裂混战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将近四百年之久，人民渴望统一。而统治南方陈朝的陈后主（公元583－589年在位），荒淫无道，宠信奸佞，政治一片黑暗。在作好充分准备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对陈朝发动全面进攻，陈朝根本无力抵抗。很快就宣告灭亡，中国终于又实现了统一。

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发展，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面对这种状况，许多君主，比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冯太后、宇文泰等等已经开始对此进行调整，但是由于持续的战乱与动荡，这些改革都比较琐碎，缺乏全面性与系统性。而隋朝的统一，给全面的制度性变革提供了可能，于是隋文帝的改革应运而生，隋炀帝即位后，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在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设置州县两级制，改革人才选拔制度。自从汉光武帝改革以来，尚书台就掌控了国家政治，后来中书和门下的权力也日益提升，西晋时期成立了中书省和门下省，南北朝时期尚书省也正式形成。虽然当时中央也有秘书省、集书省等部门，但是这三省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无疑是最重要的。

隋文帝即位后，设立了内史（即中书省，隋文帝的父亲叫杨忠，“中”字与“忠”同音，不能使用，故改称）、门下、尚书、秘书、内侍五省。其中秘书省负责文史事宜，内侍省负责侍奉皇帝，前三省依旧与以前一样掌握大权，其中内史省负责决策，并为皇上拟定诏令，长官为内史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不同意可以驳回，长官为纳言；尚书省负责执行，长官为尚书令，下设吏、礼、兵、度支（后改称为民部）、都官（后改称为刑部）、工六个部，各自负责执行具体事务。这就是三省六部制。(www.guayunfan.com)除了设立五省之外，隋文帝还设立了御史台和都水台，以及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十一寺。隋炀帝（公元605－617年在位）进行了一些微调，他将内侍省改为长秋监，都水台改为都水监，将他们与国子、将作、少府并列为五监。而又设立了谒者台和司隶台，负责监察百官和军民。

通过上述政治改革，隋朝建立了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正式终结了三公九卿制。通过上述官职我们可以看到，三公九卿制度中有很多职务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方式保留了下来，这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中央处理事务的增加，国家机构扩大的必然结果。而在三省六部制之下，三省的运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体系，在中国制度上是一大进步，也为后代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相权一分为三，皇权就得以加强。

除了在中央实现了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的转变之外，在地方隋文帝也开始解决长久以来行政设置纷繁芜杂的问题。在两汉时期，州郡的数量都是比较少的，而且州是郡的上级这一点也是十分明确的。然而在进入三国时期以后，由于政权林立，不同政权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统治的方便，往往在自己的疆域内不断分割出新的州、郡、县。东晋建立以后，为了安抚北来的流民与豪强，东晋政府将北方的一些州、郡、县的名字拿来，在南方设立新的州、郡、县，称为“侨置州郡县”，更是使州、郡、县的数量大增。

隋朝一开始，仍旧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制度。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的一天，大臣杨尚希对隋文帝说：“陛下一心改革图治，除旧立新，刚刚进行的中央机构的改革，天下人有目共睹，无不欢欣鼓舞。但是不知陛下注意到与否，眼下这州、郡、县，与汉朝时候相比，数量可真是增加了好多倍啊！与此同时，州、郡、县的地盘却越来越少，有的地方不到一百里，却有好几个县，有的地方还不到一千户人口，就由两个郡来统辖。真是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啊！虽说州应该统辖郡和县，可是在此种乱象之下，想要实现有效的管理也难啊！”

隋文帝点了点头，杨尚希接着说：“而且，州郡县的数量太多，中央任命的州牧、郡守、县令等官员数量也要随着增加，这不仅造成官员数量庞大，增加了国家的俸禄开支，而且使地方官在具体政务上面很容易互相推诿，造成效率低下，影响中央的命令下达地方。长此以往，实在不是国家之幸啊！”

“那依爱卿之见，”隋文帝发话了，“朕应该怎么办呢？”“微臣斗胆，”杨尚希说，“恳请陛下废掉郡一级设置，在地方只设置州和县两级政府，并裁并一些州县，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国家的开支，而且有利于国家统一管理地方，实在是一举多得。”隋文帝其实早有此意，只是一直隐而未发，这次杨尚希的建议，正好给了他机会，于是他将杨尚希的建议颁布实施。隋炀帝即位后，将州改称为郡，实际上是恢复了秦代的郡县制。这不仅便利了国家对地方的管理，而且还精简了地方政府，提高了行政效率。

可是，当时在官员任用中还存在一个问题。汉代以来，州郡的长官虽然都是由中央统一任命的，但是州郡长官身边的下属官员，都是由长官在当地选用，中央一般不会干预。而这帮属官往往对自己的长官以主人相待，在他们眼中，长官跟皇帝也没什么区别。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手下一个官员在去朝廷办事之前对刘表说：“州牧大人，如果朝廷这次给在下什么高官的话，臣就是朝廷的下属，而不再是您的下属，请大人不要介意。”刘表一气之下，后来把他关进了监狱。这样一来，各个州郡往往很容易形成一个个独立王国，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更是助长了这种势头。

为了解决这种状况，隋炀帝下令，地方大小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命，不许地方官自己任用属官。此外，各个县的属官必须任用外地人来担任，以防止地方豪强利用担任属官的机会来把持地方政权。另外，地方长官每年要向中央汇报自己一年的工作成果，叫作“上考课”。中央还常常派出使者到各个地方巡视，考察地方官的施政好坏。通过这些地方上的调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

除了掌控对地方官员的任命权之外，改革人才选拔制度也成为加强集权的必要手段。汉代的察举制度是以各个郡县为单位进行的，在这种制度下，推举人才的主导权是在地方官员的手里，这就不利于中央集权。于是在三国时期以后，普遍实行的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就是由中央向各个地方派遣中正官，将各地人才按照品行与才干分为九等，按照高下进行授官。

然而伴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增长，中正官往往将世家大族互相勾结，将世家大族的子弟定为上品，而将出身寒门和庶族地主的子弟定为下品，于是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九品中正制成为世家大族把持高官的工具，许多优秀的人才却因为门第不高而得不到任用，抱憾终身。很多皇帝对此现象也十分不满，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来跳出九品中正制的束缚。比如南朝各政权的皇帝就任用一些寒人来担任一些级别虽低、可是实权很大的职务，通过这种方式来侵夺士族的权力。西魏时期，苏绰在“六条诏令”中，也提到了要抛弃门第偏见、量才适用的观点，这对后来西魏北周帝王的用人产生了主要的影响。

隋文帝即位后，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规定每州每年要向中央推荐人才三名。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又命令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员、地方总管（统领几个州的首长）、刺史等官员，要按照“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的标准来向中央推举人才。但是隋文帝的改革措施只是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到了隋炀帝时，创立了进士科，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做官，这标志着一套全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正式开始。后来经过唐代的改革，科举制度才正式形成，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工具。

第二，在经济上，改革均田制，推行租庸调制；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增加国家编户。隋朝也颁布了均田令，可是与西魏北周一样，也对其进行了一些调整：1．从王到都督的各位贵族官僚，都授予永业田，可以世袭，最多一百顷，最少四十顷；2．中央官员授予职分田，一品官给五顷，依次以每品五十亩递减，最低为一顷。地方官也有职分田。各个官署给予公廨田，其收益用以提供日常办公所用的经费；3．男子受露田八十亩，女子受露田四十亩，成年男丁还可以受桑田或麻田二十亩，这些都是永业田，可以世袭；4．奴婢和耕牛也可以受田。其中奴婢受田标准与平民一样，一头耕牛可以受田四十亩。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在隋朝的均田令之下，官员授田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对女子、奴婢和耕牛的授田恢复了，而且没有死后将田地归还国家的相关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隋朝是通过政变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没有经过农民起义的洗礼，旧官僚的势力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隋朝政府必须对他们加以安抚，土地就成了重要的封赏方式。而对奴婢与耕牛授田的恢复，也相当有利于官僚地主。而永业田的大量存在，更是为土地兼并创造了条件。这也为隋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埋下了祸根。

除了均田令之外，隋文帝对赋税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实行租庸调制。其中规定：第一，租调的缴纳以夫妇为单位，一夫一妇称为“一床”。每床每年缴纳三石粟的租；拥有桑田的床，每年缴纳一匹绢和三两绵的调；拥有麻田的床，每年缴纳一端（即六丈）布和三斤麻的调；未婚男丁和奴婢纳一半租调。后来隋文帝又降低了调的标准，从一匹（四丈）改为二丈；第二，规定男女十八岁为成丁，六十岁以上为老。成丁之后要承担赋役，老以后不用承担赋役。后来隋文帝将成丁时间又改为二十一岁；第三，力役方面，每年服役一个月，后来改为二十一岁服役二十天。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文帝下令，五十岁以上的人可以纳布帛来代替服役，称为“庸”。与北周相比，隋文帝制定的赋役标准是比较低的。隋炀帝即位后，又下令免除妇女和奴婢的赋税，并提高成丁年龄，人民的负担进一步减轻，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除了颁布均田令、实行租庸调制外，为了发展生产，隋文帝还努力增加国家的编户。魏晋以来，豪强地主势力强大，很多人口被他们控制，却不入国家的户籍，影响了国家征收赋役，也为豪强地主割据一方提供了条件。这种现象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头疼，很多人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根治。隋文帝统一全国以后，国家稳定下来，为国家整理户籍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隋文帝首先沿袭了北魏时期的三长制，设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基层组织。其中在京城附近，规定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分别由保长、闾正和族正管理。其他地方在保上设里，里上设党，分别由里正和党长管理。这些组织的建立为隋文帝大规模地进行户籍的整顿提供了条件。

开皇三年的一天，隋文帝召集群臣进行会议，商讨整顿户籍的问题，有位大臣说：“据臣所知，现在有很多地方的老百姓明明自己是青壮年，为了逃避赋役，却要故意欺骗官府说自己是老年人，地方官府对此也是视而不见。这损失的是朝廷的收入啊！臣恳请陛下下令在各地方进行‘大索貌阅’，按照户籍上面记载的年龄，来和老百姓的相貌一一进行核对，从而防止以壮充老。”隋文帝点点头说：“爱卿此议甚好。为了防止老百姓和官员串通一气、欺骗朝廷，朕再补充一点：哪个地方要是发现弄虚作假，里正和党长就立刻被发配远方，绝不姑息！”

“臣以为仅仅督促官员是不够的，”另一位大臣补充说，“还要从老百姓这里多下些功夫。臣恳请陛下鼓励百姓互相监督，一旦发现虚报年龄，要立刻检举。另外很多家庭人口众多，户籍情况复杂，为了便于管理，臣恳请陛下命令：各个家庭凡是堂兄弟以下的亲属，必须另立户头，这样做也可防止亲属们互相包庇。陛下以为如何？”隋文帝觉得此言有理，就一体执行。后来隋炀帝在位期间，也曾经进行过一次“大索貌阅”。经过两次“大索貌阅”，检查出大量的隐蔽户口，多达二百二十八万之多。

开皇五年（公元585年）的一天，隋文帝找来大臣高颎，对他说：“高爱卿啊，自从实行‘大索貌阅’之后，朝廷控制的人口的确大增。可是孔子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朕左思右想，觉得用严刑峻法的方式来增加户口，实在不是国家之福啊！爱卿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陛下能以苍生为念，实乃天下之幸！”高颎又想了想说，“臣有一策，可使陛下既能施仁政于老百姓，又能达到增加户口的目的。”“说说看。”隋文帝眼前一亮。高颎接着说：“臣以为，朝廷应该制定出户等的标准，以及按照户等的高低制定出赋役的额度。赋役的额度，一定要比豪强地主们向自己控制的人口征收的低。然后再将朝廷制定的标准下发到地方去。每年正月初五，各个县的县令要参考朝廷的标准来划分户等，并制定赋税的额度。陛下想想，这样一来，豪强地主手下的老百姓谁还愿意向他们缴纳原本那么高的赋役？谁不抢着来加入朝廷的户籍呢？这样一来，老百姓们都会歌颂陛下的恩德，朝廷的户口数量也就大增了。”

隋文帝拍手叫绝，将高颎的建议颁行全国，这就是“输籍定样”。通过“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隋朝户口由隋初的三百八十万户，增长到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的八百九十万户。国家控制的户口增加，有利于国家征收赋役，也打击了豪强地主。

第三，军事上，改革府兵制。在府兵的管理上，隋文帝将上柱国、柱国作为勋阶，不再用来管理府兵，但是沿用了北周的十二个大将军，他们直属皇帝，管理十二个卫。每个卫下辖若干骠骑府（隋炀帝时改称为鹰扬府），骠骑府大约一百个，是统领府兵的基本单位，由骠骑将军（隋炀帝时改称为鹰扬郎将）和车骑将军（隋炀帝时改称为鹰扬副郎将）管理。

宇文泰实行的府兵制虽然有兵农合一的特点，但是由于士兵独立列籍，不列于民籍之中，所以还没有完全实现兵民合一。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文帝对大臣们说：“朕看到府兵为国征战，寒来暑往，颠沛流离，居然因为不入民籍，连故乡都没有，朕实在不忍心看到将士死后连归葬之地都没有。朕决定，府兵的将士一律归入民籍，与老百姓一样拥有自己固定的居所田产。解决了后顾之忧，将士才好一心报国！”大臣们纷纷赞同。这项改革使府兵制真正实现了兵农合一，将府兵制同均田制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并加强了中央对府兵的管理，也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第四，在法律上，颁布《开皇律》。汉代的法律基本承袭《秦律》，但是后来增加了很多条文，有的甚至互相矛盾，给了官员上下其手的机会。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他们制定的法律又有很多野蛮落后之处。鲜卑人建立的北周的律法就是纷繁芜杂，时宽时严，而且十分残酷。隋文帝即位后，命高颎等人在北周法律的基础上，参考北齐和南朝的法律，制定了新的《开皇律》。

《开皇律》分为十二篇，分别为《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和《断狱律》，共五百条，内容涵盖了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开皇律》还首创了“十恶”，就是十种最大逆不道的行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赦免，分别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这被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立法所借鉴。另外，《开皇律》中的刑罚有死刑、流刑、徒刑、杖刑和笞刑五种，废除了很多残酷的刑罚，诸如宫刑（阉割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等等，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开皇律》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对后世法律影响深远。后来的《唐律》以及现存最早的完备法典的《唐律疏议》，就是在《开皇律》的基础上发展来的。

经过隋文帝的改革，隋朝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社会稳定得到维护，国家的收入大大增加，社会生产得到发展，加上隋文帝勤俭治国，隋朝的国力蒸蒸日上，出现了“开皇之治”的好局面。比如隋朝时期国家各个仓库里面的物资，后来唐朝使用了很多年，都没有使用完，足以看出隋朝的社会财富之多。

但是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隋朝不幸走上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老路。隋文帝虽然通过改革使国家富强了起来，可是在他统治期间，他的暴虐性格就已经暴露无遗。而他的继任者隋炀帝更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虽然他在位期间修通了大运河，沟通了隋朝与西域和流求（今台湾）的联系，为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他穷兵黩武，骄奢淫逸，三次出征高丽，并多次南下游玩，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却一点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终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山东人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发动起义，人民胸中积攒已久的怒火被点燃了，各地人民纷纷起义，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而隋炀帝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旧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隋朝权臣宇文化及等人杀死隋炀帝，隋朝就此灭亡。唐代诗人皮日休有一首提到大运河的诗，其中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很好地点出了隋朝的功过得失与历史教训，也为后来的改革者再次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