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铸刑鼎存乡校

时间:2018-11-05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55 次

勇铸刑鼎存乡校

春秋时代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用《诗经》当中的一句话形容就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就是说原先高高在上的河岸一下子变成了深深的谷底,原先深深的谷底一下子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河岸。在这场大洗牌当中,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其命运和地位都有可能遭遇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我们要讲到的改革家子产所在的国家——郑国,其命运在春秋时期就经历了一番过山车似的流转。

郑国跟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齐国一样,也属于老牌的诸侯国,与周王室的关系很亲密。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在位)封周厉王(公元前877年-公元前842年在位)的小儿子姬友于郑(今陕西华县附近),建立郑国,姬友就是郑桓公(公元前806年-公元前771年在位)。到了周幽王时期,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有一天,在西周王朝任高官的郑桓公忧心忡忡地对别人说:“一旦天下大乱,我的封地距离国都如此之近,岂不是很容易就会毁于一旦?”那人劝他说:“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条后路呢?现在东部地区相对稳定安全,为什么不将一些财产和人口转移到那里去呢?”

郑桓公觉得此言有理,于是在公元前774年,将郑国财产、宗族以及百姓迁移到了东虢国和郐之间(今河南嵩山东部)的地区,号称“新郑”(今河南省新郑一带)。而最终的事实也不幸印证了郑桓公的预测,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进攻镐京,杀死周幽王,忠于王室的郑桓公在护驾过程中也被犬戎杀害。于是郑桓公之子郑武公(公元前770年-公元前744年在位)即位,率军与其他诸侯一起打退了犬戎军队,并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此后,郑武公攻灭东虢国和郐,重建郑国,定都为新郑。

进入春秋时代以后,由于郑国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国力蒸蒸日上。而郑武公除了是郑国的国君之外,还在东周王廷内担任高官,对东周政治影响巨大,连周天子都得对他忌惮三分,以至于有人对周天子说:“东迁以来,我们周王室也只能依靠晋国和郑国了。”郑武公去世之后,郑庄公(公元前743年-公元前701年在位)登基。郑庄公竖起“以王命而讨不庭”的旗帜,联合齐国和鲁国,攻打陈国(今河南淮阳一带)和蔡国(今河南上蔡一带),并打败了少数民族北戎,稳定了东周的政局。

但是郑国与周天子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周平王的时候,周王室与郑国之间就已经相互不信任,以至于要相互派人质。而到了周桓王时期,双方的关系更是越来越剑拔弩张。当时周桓王试图通过给虢国(今河南三门峡一带)的国君以更多的权力,来制衡郑庄公。郑庄公听说之后勃然大怒,说:“当年我祖父桓公为了保卫天子死在了犬戎手里。我父亲武公又冒险拼杀,护送天子到达洛邑,才使得王室能够重建。天子不仅不知道饮水思源,知恩图报,反而忘恩负义,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于是,他派大夫祭足率领大军将周王室在温地(今河南温县一带)的麦子和成周(今河南洛阳一带)的谷子收割走了,公开向周王室叫板。于是周王室与郑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双方表面上还维持着和平的局面,毕竟周王室这时候已经急剧衰弱,不想也不敢得罪强大的郑国。(www.guayunfan.com)可是双方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反倒是愈演愈烈。终于在公元前707年的时候,周王室王权剥夺了郑庄公在东周王庭的所有权力,郑庄公一气之下,再也不朝觐天子。周桓王也不干了,他气愤地说:“诸侯朝觐天子,这是本分。郑国国君竟敢不来朝觐,长此以往还得了吗?其他诸侯该怎么看?叫孤王如何统领天下诸侯?!”于是周桓王下令集结虢国、蔡国、卫国、陈国等小诸侯国的军队,亲自率领大军讨伐郑国,郑国也不甘示弱,双方在葛(今河南长葛北)展开激战。结果郑国的军队大获全胜,郑庄公手下大将祝聃一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使得周桓王颜面扫地。

祝聃还想乘胜追击周天子的军队,郑庄公假惺惺地说:“算啦算啦,毕竟那是天子嘛,我们只是臣子,怎么能够欺人太甚呢?能够保住自己的国土就可以了。撤吧。”当天晚上,郑庄公还派了大夫祭足去慰问周天子,说:“王师进犯我们郑国,我们抵抗也是无可奈何,至于打败王师,射伤天子,这也实在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希望天子还是能够跟我们郑国和好如初。”周桓王看看自己的伤口,嘴上虽然什么都没说,可是心中却是无尽的伤感与辛酸。从此以后,周天子的威信更加一落千丈,郑庄公的势力更加强大。公元前701年,齐国、卫国、宋国与郑国会盟,事实上承认了郑国的霸主地位,也标志着郑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史称“郑庄公小霸”。

然而好景不长,郑庄公死后,郑国国力日衰。公元前698年,宋国、齐国、蔡国、卫国、陈国五国联军讨伐郑国,郑国大败,威望大损。而战败之后几十年间,郑国连年发生内乱,从此日益衰落。此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陆续称霸,尤其到了春秋中后期,晋国(今山西、河北、河南等地一带)与楚国(今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地一带)两个大国之间上演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争霸战争。而郑国与宋国、陈国、曹国等小国所在的地区就成了两国的缓冲地带,被迫充当其附庸国,还经常遭到进犯与掠夺。在公元前597年,郑国甚至一度被楚国攻破首都,逼得郑襄公(公元前604年-公元前587年在位)赤身裸体来到楚王面前哀求不要灭掉郑国,郑国才得以继续在晋楚的夹缝之间生存。

历史的潮流依旧滚滚前行。经过了长期的争霸战争,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而且两国都已经筋疲力尽,无力再争斗下去。而两国的长期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停止战争,和平解决争端。经过多次努力,晋、楚等国终于在公元前546年在宋国首都召开“弭兵大会”,宣布晋楚从此和好,共同成为霸主,除了秦国和齐国之外,郑国为首的小国都成为两国共同的附庸国。从此,大规模的战争告一段落。而弭兵大会之后的春秋末期,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而郑国的相国子产所倡导的改革,就是这一历史潮流孕育的产物。

子产,本名公孙侨,“子产”是他的字,出身于郑国的贵族家庭。在春秋后期,郑国国君的势力也已经极具衰弱。郑襄公即位以后,郑穆公(公元前627年-公元前605年在位)的七个儿子子罕、子驷、子良、子国、子游、子印、子丰的后人在郑国为卿,这七个家族后来分别叫作罕氏、驷氏、良氏、国氏、游氏、印氏、丰氏,合称“七穆”,从此郑国政权基本上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子产就是子国的儿子。

当时贵族之间经常为了争权夺利展开残酷的斗争,而子产就在这些残酷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自己不同常人的洞察力与政治才能。公元前565年,子国率领军队进犯蔡国,结果大获全胜,消息传回国内,郑国人举国欢庆。有一天,子国正陶醉在刚刚取得的胜利之中的时候,年轻的子产对他说:“父亲,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啊!”“哦?”子国不解地说:“为什么啊?”子产神情凝重地说:“您也知道,我们郑国是个小国,国家内部的事物还是一团糟。在这种情况下,您不好好处理内政,却忙着攻打别的国家,这样做对吗?而且蔡国是楚国的附庸国,这回楚国人肯定会为蔡国报仇来攻打我们。我们能打赢吗?一旦战败,我们就必须顺从楚国。而一旦我们顺从了楚国,晋国肯定也不会饶了我们,也要发兵来打我们。如果楚国、晋国交替发兵来打我们,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听了子产细致入微的分析,子国当时就如同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恼羞成怒地批评道:“国家大事,你一个年轻人懂什么?滚出去!”果然不出子产所料,第二年,楚国和晋国先后攻打郑国,郑国节节败退,损失惨重。

真正考验子产的还在后面。公元前563年,当时郑国的掌权者子驷得罪了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尉止氏五大家族,于是在五大家族组成联军发动叛乱,杀死了子驷和子国等人,郑国陷入大乱。在这种情况下,子产沉着自如,先派人把守好自己家的大门,然后调集自己家族的家臣与武士,命令他们看好自家的府库,防止敌人进攻,然后亲自率领军队去抢回父亲的尸体,再攻打叛军。于是郑国别的家族的势力也纷纷出动,前来帮助子产,一场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了。从此之后,子产在郑国的政界一下子扬名立万。

但是郑国的内乱仍旧没有消除,此后又陆续发生了几次争斗。公元前544年,驷氏与良氏发生争斗,其中驷氏得到执政者子皮的支持,最终获得胜利,而子产由于采取了中立政策而受到子皮的赞赏。就在这一年,子皮让位,子产开始了在郑国上台执政的二十二年的岁月。由于他亲身经历过郑国的多次动乱,因此能够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如果郑国不进行一场巨大的改革的话,将很难渡过难关。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后的子产大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在政治上,勇铸刑鼎,停止秘密立法,向民众公开法律。在《周礼》为代表的旧制度中,法律条文都是秘密的,不能公开,老百姓根本无从知道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而一旦有人犯法,官员就可以随意解释法律来对其加以惩治。这实际上就成了贵族压迫人民的一项手段,因为官员基本上也都是贵族出身。春秋时期以来,伴随着旧制度逐渐瓦解,越来越强大的新兴地主阶级力量为了反对贵族垄断权力,强烈要求主张公开法律,以维护自己的财产、人身等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子产顺应历史潮流,在公元前536年,将修订后的成文法公布于众,而且将法律条文铭刻在一座鼎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铸刑鼎”事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成文法典,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然而,子产的改革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有一天,子产收到晋国贤人叔向给他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对于老百姓,应该注重仁义礼智信方面的教育,这样才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统治。夏、商、周有乱政的时候,就分别诞生了《禹刑》《汤刑》和《九刑》。你现在在郑国大搞公开法律的乱政,却想要治理好老百姓,这不是很荒唐吗?《诗经》里面说要倡导周文王以道德与仁义治理天下。而老百姓一旦理解到法律条文的内容之后,就会争先恐后地去钻研法律条文里面的漏洞,就没有畏惧之心了,就会肆无忌惮地干坏事,这样一来,天下就要大乱了!国家要灭亡的时候,就是法律制度制定的时候,说的就是你现在面临的情况吧!”

看这封信的时候,子产一开始还勉强看得下去里面提到的仁义礼智的东西,但是看到后面将自己的统治比喻为“乱政”,他的心中闪过一丝不快。当看到叔向在最后对自己肆无忌惮地污蔑的时候,子产再也忍不住了,将信狠狠地扔在地上。但是子产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对于这样的污蔑简直是不放在心上。于是他十分坦然地给叔向回了一封信,里面写道:“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本人无德无能,罪孽深重,恐怕都要断子绝孙了,那就让我好好来拯救这个时代吧!对您说的话,本人实在不敢苟同,但是谢谢您的提醒!”

子产与叔向谁对谁错,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历史的发展有一个规律:嘲笑真理的人,终将被历史所嘲笑。一切试图阻碍历史发展潮流的人,都会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得粉碎。叔向自然也不例外。子产铸刑书之后,是否犯法的标准一目了然,定刑量罪也有了统一的标准,法律便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从此以后,旧贵族的一项重要特权被取消了。

第二,在经济上,划清土地界限,推行“作丘赋”,促进商业自由。子产执政后不久,就大力实行“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的政策。“都鄙有章”,指的是要坚持都鄙制(都鄙制即国野制,详见第一章《管仲改革》),实行城乡有别的统治方式;“上下有服”,指的是贵族与百姓要各守其土地的边界,不可随意更改;“田有封洫”,指的是要大力修建水利设施,来促进农业生产。这些政策是对旧有土地制度的继承,也是对于贵族支持改革的必要妥协。

公元前538年,子产正式推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丘赋”制度,即按照“丘”来收取军赋的制度。其中规定:除了井田上的原有的劳役式地租收获仍然归国家所有外(关于井田制的赋税制度,见第一章《管仲改革》),对于私人土地,也要征收军赋。自从管仲改革时齐国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之后,得到了各国纷纷响应,晋国的“作爰田”、鲁国的“初税亩”等政策陆续实施。这些赋税政策的特点是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客观上承认了私有土地的合法性。这也是春秋以来土地私有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除了注重赋税制度的改革外,子产也十分注重商业的发展。他下令禁止强买强卖,促进民间商业的自由发展。非常难得的是,子产还意识到,商品价格的变动,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进行的。政府如果提前制定商品价格,必将造成市场的混乱。所以他一改西周以来政府干预商品价格制定的制度,把商品价格制定权放归给商人。这些政策,都有力地促进了郑国商业的发展,繁荣了郑国的经济。

但是子产经济方面的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作丘赋”,许多已经习惯旧制的老百姓对此很不理解。刚刚实行“作丘赋”的时候,有一天,子产在家里,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好啦!”只见大夫子宽一路小跑进来。“怎么啦?出什么事情了?”子产镇定地问。子宽喘口气说:“现在大街上,人们都在骂你呢!”“骂我?骂我什么?”“他们骂你说‘子产这家伙,他老爹当年活该死在大路上,难怪他现在自己专门害人,像蝎子的尾巴一样!’”“他们还骂我什么?”“他们还骂‘让子产这样的人来执政,郑国还有什么前途可言?早晚得亡国灭种!”

推行改革以来,子产早已习惯了别人对自己的指责。但是这一次,居然骂到了已经死去多年的父亲,子产听了,半天没动声色,表情十分凝重。过了好久,子产慢慢地说:“他们爱怎么骂就怎么骂我吧!我实行的制度不会更改,原则问题我绝不会让步。想叫我改弦更张?门也没有!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我子产都会坚持到底。”正是在这种“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精神的引领下,子产将“作丘赋”这一制度坚持了下去,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第三,在社会生活上,不毁乡校,广开言路。春秋时期的郑国有一项传统,就是人们喜欢在乡校这样一个公开场合议论国事。然而有一天,郑国大夫然明找到子产说:“咱们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它呢?人们干了一天活儿以后,来到这里聚一聚,讨论一下我们这些官员施政措施的好坏。如果有的政策他们认为好,我们就继续推行;如果有的政策他们认为不好,我们就改正。乡校,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官员体察民情的好地方啊!我们能够从这里学到很多施政经验啊!为什么要毁掉它呢?”

见然明不说话了。子产接着说:“我听说,一个人尽量做好事,可以减少怨恨,却从来没听说过依权仗势能堵住怨恨。打个比方,怨恨就好比是洪水。我们对于洪水应该怎么治理呢?堵是堵不住的,当年大禹的父亲鲧就是因为一味地靠大堤围堵洪水而导致治水失败而被杀的。我们必须要像大禹一样,去想办法疏通洪水,才能成功。所以说,我们与其不让老百姓说话,不如保留乡校,让老百姓畅所欲言,这样不好吗?”然明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我从现在起才知道您的确是成大事的人物。小人无德无能。按照您说的,整个郑国都有希望了!”

子产不毁乡校这件事情看上去很小,但是体现出的意义却是重大的。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里面是没有民主概念的,基本上都是为政治王权服务的。但是我们回过头看看子产说的话,里面可以说真的体现了近代民主社会所要求的言论自由的精神。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思想,与他个人博大的胸怀是分不开的。前面提到他在回复叔向的信中,也已经表现出了这种言论自由的精神,用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伏尔泰的话说,就是:“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以至于孔子听到了子产这番话之后,也不禁感慨地说:“人们都说子产这个人不行仁政,可是听了他的这番话之后,我就不信了。”子产的这种可贵的民主精神,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闪烁着熠熠的光辉。

经过子产的改革,郑国的国力蒸蒸日上,对内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很久没有发生大的内乱。对外也维护了国家的安全,连晋国这样的强国都不敢进犯郑国。伴随着国家境况的好转,人们对子产的态度也逐渐由敌视变为支持。子产执政第一年的时候,民间的流言说:“谁要杀子产?带上我一起去!”但是仅仅过了三年,民间的流言已经变成:“我有子弟,子产为我教导;我有土地,子产帮助我使它出产更多。子产要是死了,上哪里找像他这么好一个人来接替他啊?!”

公元前522年,子产去世。郑国人听说子产去世的消息之后,放声大哭,如丧考妣。由于子产十分清廉,死的时候家无余财,以至于家里人都没法将他下葬。老百姓听说之后,男人纷纷拿出自己佩戴的玉器,女人纷纷拿出自己的珠宝,争先恐后地送到子产家里。可是子产的儿子坚决不收,并且自己亲自背着泥土给父亲修坟墓。看着这感人的一幕,郑国的男女老幼们痛哭流涕,说:“子产丢下我们走了!我们这些老百姓该怎么办啊?!”后来孔子听说子产去世的消息后,也流下了眼泪,说:“子产是古代贤明博爱的遗风啊!”

子产的改革,其成就的确巨大,但是其缺陷也不能忽视。因为郑国的贵族势力太大,子产为了保证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不得不对他们妥协。这一点在实行“作丘赋”的时候尤其明显,他在实行按亩纳税的同时,也不得不保障传统的井田制下的劳役式的地租。而郑国经过春秋时期外部战争与内部斗争的蹂躏与消耗,也的确元气大伤,加上国小人少,周围都是强国,所以子产的改革只能暂时解决郑国的发展问题,却不可能帮助郑国成就霸业。

春秋末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日益强大,其中的韩氏对郑国产生了严重的威胁,不断侵占郑国的土地。公元前375年,韩哀侯(公元前376年-公元前375年在位)率军灭掉郑国,拥有432年历史的老牌诸侯国郑国从此消失。但是,子产和他所引导的那次伟大的改革,却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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