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夏变夷初试手

时间:2018-11-05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23 次

以夏变夷初试手

经过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掌握魏国朝政的司马氏家族的第三代人物司马炎篡夺了魏国的政权,建立起崭新的西晋王朝(公元265-316年),司马炎就是晋武帝(公元265-290年在位);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中国终于重新归于一统。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以晋武帝为首的西晋统治集团的腐朽统治,西晋很快走向没落。这一时期北方的五个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族、氐族和羌族大举内迁,西晋王朝不努力改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却对少数民族横征暴敛,甚至大规模贩卖少数民族的人民去当奴隶,于是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而与此同时,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宫廷斗争却日益白热化,诸侯王势力也过于强大,终于在永平元年(公元291年),爆发了一场长达十六年的内乱,先后有八个诸侯王卷入,史称“八王之乱”。这场动乱使西晋王朝元气大伤,根本无力抵挡少数民族的反抗浪潮。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军队攻陷西晋的首都洛阳,晋怀帝(公元307-311年在位)被俘虏,由于当时年号为“永嘉”,史称“永嘉之乱”。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军队又攻陷长安,晋愍帝(公元313-316年在位)投降,西晋正式灭亡。

在西晋灭亡前后,许多北方的宗室贵族、官僚和老百姓都纷纷逃往南方。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在北方官僚和南方士族的支持之下,西晋皇族宗室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登基,即晋元帝(公元317-322年在位),国号仍然叫作“晋”,由于建康在西晋首都洛阳的东边,所以历史上称之为“东晋”。东晋时期,虽然也有祖逖等人致力于北伐,但是东晋王朝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贪图偏安,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而与此同时的北方,入主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竞相称王争霸,陆续建立起十六个政权,历史上称这一段时期为十六国时期(公元304-439年)。在十六国时期,北方陷入一片混战的局面,各个政权将少数民族的野蛮性也暴露无遗,比如羯族首领石勒曾经屠杀汉人,而后来汉人冉闵夺取其政权之后,反过来又下令大规模屠杀羯族人。可是,民族的融合和少数民族的汉化毕竟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就连石勒这样残暴的君主,也招揽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担任其谋士,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恢复经济。这也为后来北魏太武帝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北魏是鲜卑人中的一支——拓跋部建立的政权。早在东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的时候,拓跋部的首领什翼犍就建立了代国,他在位期间,设立百官,积极学习汉族的政治制度。然而到了东晋太元元年(公元376年),日益崛起的前秦政权(公元350-394年)灭掉了代国,并逐渐统一了北方。不过好景不长,在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的淝水(今安徽寿县一带)之战中,南下进攻的前秦被东晋打得惨败,被前秦征服的各个民族趁机纷纷独立,前秦政权土崩瓦解。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召开部落大会,重建代国,并在同年四月,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386-534年),拓跋珪就是道武帝(公元386-408年在位)。(www.guayunfan.com)道武帝在位期间,在开疆拓土的同时,也积极向汉文化靠拢。为此他采取了以下的改革措施:第一,迁都平城。北魏刚建立时的首都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这里是适合游牧民族生活的草原地带,不利于控制中原。因此后来道武帝将都城迁到了位于内地的平城(今山西大同),以更好地为自己一统中原的事业服务;第二,借鉴汉人政权的官制来设立新的官职,制定新的礼仪制度,还制定了新的法律,从而向天下人宣告:北魏不再是拓跋部的部族政权,而是代表中原正统的王朝;第三,在文化教育方面,在中央设立五经博士,成立太学,命令各个州县搜集儒家经典,发展文教事业。

此外,道武帝在经济方面也大力推进封建化。首先,他打破旧有的部族制度,开始实行按地域对人口进行管理的政策,打破部族首领对人口的束缚,允许人民自由迁徙。但还是保留了一些部族的残余,他设立了“八部大人”来负责督促老百姓进行农业生产,并征收赋税。其次,为了解决人口与耕地分布不均的问题,他还大力进行移民。他曾经把居住在东边的六个州的四十多万人口迁居到首都平城,还下令给新迁居的人提供耕牛和农田,以便于他们进行农业生产,逐渐在平城周围形成了一个大型农业区。而道武帝的继任者明元帝在这方面也继承了他的政策。经过了几十年的经营,北魏的封建经济已经初见规模。而道武帝的种种努力,也为后人的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道武帝之后将封建化改革带入一个新阶段的,是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24-451年在位)。

太武帝是北魏的第三位君主。他在位期间,继承了前人的事业,统一了北方,正式结束了十六国时期。而就在太武帝统一北方前几年,南方的政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动:公元420年,掌握东晋实权的大将刘裕篡夺了东晋政权,改国号为“宋”,史称南朝宋(公元420-479年)。后来陆续又有齐(公元479-502年)、梁(公元502-557年)、陈(公元557-589年)三个政权相继统治整个南方,这四个政权统称为南朝,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不甘示弱,与南朝进行了几次战争,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加快封建化改革,才能与南朝政权分庭抗礼,树立自己的正统性。为此他进一步推进封建化的改革,改革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政治上,大规模提拔任用汉人,提高汉族官员的地位。十六国时期以来的少数民族的政权,虽然也会任用汉人为自己服务,但是往往以一种征服者的眼光对汉人低看一等。而太武帝认为,想要稳固北魏的统治,就必须大力联合汉族士大夫,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他力排众议,重用世家大族出身的崔浩,而且在很多事情上都对他言听计从。

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的一天,太武帝找来崔浩说:“朕心里很清楚,我们鲜卑人虽然骑马打仗特别在行,但是在治理国家和管理百姓的问题上,还是要靠你们汉人啊!比如你向朕推荐的范阳的卢玄、博陵的崔绰、渤海的高允、广平的游雅等人,个个都是治国能臣啊!你还得向朕多推荐一些这样的人才啊!”“陛下过奖,”崔浩笑一笑说,“还是陛下慧眼识才,微臣只是干了自己本分的事情而已。可是陛下,依微臣看来,眼下就算陛下手里有再多的汉人才俊,也难得大用。”

“这是为何啊?”太武帝不解地问。“恕微臣直言,”崔浩看了一下左右,小声地说,“眼下朝廷的大部分高官显位,都被跟随先帝和陛下打天下的鲜卑人占了。我们汉人跟他们相比,功劳比不上不说,就光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条,就永无出头之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些人不去,我们这些汉人如何辅佐陛下呢?”崔浩的话一下子戳到了太武帝的心里,他问崔浩说:“不瞒爱卿,朕也一直在为此事为难,因为此事关系甚大,甚至可能动摇国本。爱卿有何良策?”

“微臣以为,”崔浩说,“陛下可以用‘阴阳常交替,天地有四季’的天道观来劝说这些鲜卑权贵辞职回乡,但是保留他们的爵位和丰厚的俸禄。鲜卑人敬天拜神,听了这些话,自然不会再抗拒陛下的旨意。而原来的爵位和俸禄又保持不变,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也就自然不会再心生怨恨了。然后陛下再大力选拔汉族士子做官,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太武帝连声叫好,依计实行。后来,崔浩又陆续向太武帝举荐了冀州(今河北衡水、山东德州一带)、定州(今河北省太行山东麓一带)、相州(今河南安阳、河北邯郸和邢台一带)、幽州(今北京、天津、河北唐山一带)、并州(今山西太原、阳泉、长治一带)的几十个汉族士子,太武帝任命他们为郡守,加以重用。通过这种方式,汉人势力在北魏政权内部大大增强,鲜卑人唯我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也有效地促进了北魏的封建化。

第二,经济上,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虽然北魏初期的几位皇帝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但是战争频繁导致国家财政紧张,所以当时国家对老百姓的剥削还是非常严重的。这种残酷的剥削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人民不断起来反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爆发的盖吴起义,起义军一度达到十万之多,震动了整个关中,迫使太武帝御驾亲征,才将其镇压下去。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太武帝下诏蠲免赋税,重新制定赋税征收标准。后来又下令减轻老百姓的徭役,而且要求官府在收税时不可以对富人少收却对穷人多收,严禁这种欺软怕硬的行为。这种做法对于减轻人民负担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由于在制度上缺乏创新性,因此并没有根除严重的社会矛盾。

第三,在文化上,大力打击佛教,支持道教和儒学。自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得到了广泛的普及。特别是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在魏晋玄学家们的批判之下,儒学一尊的地位被打破,佛学进一步深入人心。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儒学的支持者们非常不满。太武帝手下的崔浩是儒学的忠实信徒,他曾经把妻子整天读的佛经烧成灰之后扔到了厕所里面,还怒斥妻子说:“佛经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鬼话,看它干什么?!”而寇谦之也对道教进行改革,使之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这两人利用为太武帝服务的机会,总是想法设法地诋毁佛教,宣传自己的主张,而盖吴起义的爆发,正好给他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太武帝率兵去关中镇压盖吴起义,有一天在行军路上,突然间有一个将领过来报告说:“启禀皇上,附近发现有贼寇活动!”太武帝赶快派人进行围剿,结果这帮起义军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了一座寺庙里面。虽然对寺庙的庄严有所畏惧,但是太武帝也管不了这么多了,下令进入寺庙追击。结果没想到,攻进寺庙之后,庙里面的和尚居然和起义军一起抵抗北魏军队,最后全部战死。太武帝下令对寺庙进行彻底搜查,结果发现这里面隐藏了大量武器、粮食以及其他物资,俨然一个起义军的活动基地。

“太不像话了!”看着这一幕,太武帝勃然大怒,“这帮出家人不好好修行,居然与贼人勾结,成何体统!”“陛下有所不知,”身边的寇谦之说,“这帮和尚,表面上讲什么修行佛法、普度众生,其实整天都在琢磨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您看这天下的寺庙,哪个不是占地千顷,僧尼成群?一旦天下大乱,他们就会利用老百姓的崇拜去兴风作浪,这些和尚拿起武器,就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啊!长此以往,臣真为陛下的江山担心!”

“此言不假,”崔浩接着说,“微臣以为,这帮和尚最重要的还是搞乱了天下的人心。人生在世,离不开纲常伦理。而和尚们却整天号召天下人抛弃掉妻儿老小,不顾天地君亲,却去出家为僧,纲常何在?伦理何存?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知道伦理纲常。这帮和尚们如此行径,简直就是让老百姓倒退为禽兽啊!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请陛下三思!”

看太武帝有所心动,崔浩接着说:“微臣斗胆,恳请陛下宣布佛教为邪教,严禁其传播;拆毁一切寺庙,毁掉所有佛经与佛像;对于和尚和尼姑,一律处死。敢有不遵命令者,严惩不贷!”太武帝正在气头上,于是就同意了崔浩的建议。北方的佛教于是遭受到空前的劫难,一时陷入衰落。直到太武帝死后,继位的文成帝(公元452-465年在位)才重新大兴佛教。后来的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也曾灭佛,历史上将其与太武帝的灭佛行动统称为“三武一宗灭佛”。

在打击佛教的同时,太武帝对道教和儒学倍加推崇。在寇谦之的建议下,太武帝宣布以道教为国教,封寇谦之为天师,并接受了寇谦之授予他的“太平真君皇帝”的称号,并亲自参与道教的仪式。太平真君十年(公元449年),太武帝颁布诏令,宣扬文教,要求文武百官和王公贵胄的弟子都要去太学学习儒家经典。在祭祀典礼上,太武帝也要求把汉人崇拜的黄帝、尧、舜、五岳、天地等作为最主要的祭祀对象,废除一切非正统的祭祀对象。通过这些改革,鲜卑人对中华正统的认同性进一步增强,也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但是历史发展的前途虽然是光明的,道路却往往并不是一帆风顺。太武帝封建化的改革虽然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由于触犯了鲜卑贵族的利益,违背了他们传统的习俗,因此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他们不敢与太武帝叫板,于是就通过打击崔浩等汉族官僚来破坏改革。而崔浩自己做事也的确过于张扬,激情有余,周到不足。比如有一次他居然当众夸奖一位从南朝投降到北魏的汉人王慧龙乃是龙种,有富贵之相,太武帝为此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后来他在没经过太武帝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将编写的国史刊刻在石头上面,并公之于众。由于里面有一些拓跋部族早期见不得人的丑闻,所以鲜卑贵族趁机向太武帝告状,太武帝迫于压力,将崔浩处死,被牵连的还有许多北方士族,史称“国史案”。

“国史案”的发生使改革派元气大伤,这表明当时改革派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的,难以与强大的保守势力抗衡。太武帝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毕竟不够全面,改革力度也比较小。北魏政权封建化的历史任务,落到了冯太后和她的孙子孝文帝(公元471-499年)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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