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吏治拔贤能

时间:2018-11-05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49 次

整顿吏治拔贤能

北宋中期以后,宋朝初年确立的制度的诸多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当时北宋面临的最为突出的三大问题是“冗官”“冗兵”和“冗费”。“冗官”方面,在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中,设立了大量的官职,其中有很多都是闲散官职。而由于宋朝的科举制的录取人数比前代大增,所以国家要给这些被录取的士子安排的官职也必须增加,这进一步加剧了“冗官”的形势。

而“冗兵”同样也是宋初的改革所造成的。本来宋朝军队的人数还不算太多,禁军加上厢军有将近三十八万人。可是宋太祖认为,一旦发生灾害,有乱民而无乱兵,因此国家应该大量招募灾民当兵,以防他们迫于生计揭竿而起。在这种消极思维的影响下,宋朝的军队数量直线上升。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北宋军队禁军和厢军的总人数已经暴涨到将近一百三十万人。而且由于军队被皇帝管得太死,将领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加之重文抑武的意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极差。而战斗力一差,就要依靠增加人数来弥补劣势,这样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而“冗费”很大程度上也是“冗官”和“冗兵”导致的。由于宋朝优待士大夫,所以给予官员的俸禄十分丰厚。比如北宋前期的宰相每年的俸禄是三百贯,此外还有粟米一百石、做春天和冬天的衣服的绫四十匹和绢六十匹,做冬衣的棉一百两、炭一千六百秤和盐七石;这还不算国家给予他随身仆人的钱物。整个官员群体的俸禄总数可想而知。而北宋对于军队采取的是一养到底的政策。士兵从年轻到衰老,一直都不退役。这就只能导致北宋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多,战斗力却越来越差,而国家花在养兵上的钱也越来越多。

除此以外,由于北宋的军队战斗力差,因此在对辽、西夏的战争中也是输得一败涂地。宋太宗曾经两次北伐辽国,想要夺回燕云十六州,都被打了个丢盔卸甲。北宋不仅没能收复失地,还惹来辽军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南下进犯,逼迫宋真宗同意签订“澶渊之盟”,里面规定北宋每年要送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

辽国这边刚刚消停,西北的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又蠢蠢欲动了。西夏政权的首领李元昊为了迫使北宋承认其皇帝名号,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起,对北宋发动了多次进攻,北宋基本上也是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但是西夏方面也损失惨重。于是双方达成协议,西夏对北宋称臣,北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称为“岁赐”。“岁币”和“岁赐”无疑也是国家财政一笔不小的负担。加之其他花销,北宋的财政日益不堪重负,尤其是进入庆历年间以后,每年的财政都是入不敷出,呈现出“积贫积弱”的状态。(www.guayunfan.com)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的当权者们却不思进取,妄图“无为而治”。从北宋初期开始,政坛上就有一股因循守旧的不良风气。宋太祖的宰相赵普晚年满足现状,他在自己的屏风后面放了两个大缸。有人要是给他写信提出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话,他就把这些信放到缸里去。等到缸子里的信堆满了,他就派人把这两个缸子里的信拿到大街上烧掉。宋真宗时期的宰相李沆,不喜欢任用干劲十足的年轻士子,只喜欢用老气横秋的中老年官员。他还说:“太祖、太宗皇帝已经把朝廷的制度设计得很完美了。谁要是再提出修改意见,就会给国家造成动荡。”

此外,当时对于官员实行“磨勘”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三年对文官进行一次考核,每五年对武官进行一次考核,只要没有过失,基本上就一律予以升迁。这不仅助长了官员们“无过就是功”的消极心理,而且还形成了官员升迁论资排辈之风,打击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官员的积极性,也更助长了因循守旧之风。

然而,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旧有的制度和风气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必须予以大力改革。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范仲淹,而他主持的“庆历新政”,则是他改革思想的一次伟大尝试。

范仲淹出身贫寒,幼年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他人。童年的不幸并没有吓倒范仲淹,反而激发了他刻苦读书的劲头。经过不懈努力,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初入仕途的范仲淹并没有被因循守旧的风气所影响,相反,他以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关心国家大事,并经常与志同道合者交流自己的想法。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一天,范仲淹跟一个朋友在家里交谈。这位朋友说:“希文(范仲淹的字)啊,你平时跟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对于革新的看法,也就算了。孔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说你一个从九品的小官,给皇上上什么奏疏啊?你就不想想,皇上能看见吗?”“老兄难道忘了《左传》的那条记载了吗?”范仲淹回答说,“曹刿曾经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眼下的朝廷故步自封,宰执们贪图安逸。咱们这些读书人受国家厚恩,要是不能报国的话,上对不起老天,下对不起父母,前对不起古圣先贤,后对不起子孙后代啊!”

范仲淹越说越激动,他拿出一份东西给这位朋友看,说:“这是我准备给皇上再次上的奏疏。我觉得如今的高官们都沉醉于这虚幻的太平盛世之中,对于正确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殊不知现在的军队武备废弛,官员贪图享乐,财政入不敷出,大宋早已是危机四伏!这次我上奏疏,就是为了冒死恳请皇上一定要内恤百姓,外防戎狄,罢黜奸邪,兼听则明!”这位朋友看完奏疏,长叹一声:“希文实乃经世之才!只可惜这么好的奏疏,皇上恐怕又看不到啦!”范仲淹笑一笑说:“我相信总有一天,皇上会看到的!”

果然不出这位朋友所料,范仲淹的奏疏递上去,再一次石沉大海。但是范仲淹这股执着的劲头,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富弼等等,这些年轻官员纷纷出来支持范仲淹的主张。整个朝廷已经呈现出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

终于,事情出现了转机。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北宋进攻西夏,被西夏打得惨败,损失惨重。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五月,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八月,张海、郭邈山在陕西发动起义。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朝野上下再也坐不住了,纷纷要求改弦更张。而宋仁宗也表示要进行变革。对此,一贯以保守而屡遭改革派诟病的宰相吕夷简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得宣布辞职。

很快,朝廷的高级领导层进行了调整: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富弼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欧阳修等人为谏官,改革派大获全胜。宋仁宗在召见改革派官员们的时候说:“诸位爱卿一向心存社稷,倡导改革,朕早已有所耳闻,只是没有机会让卿等施展抱负。如今赶上这危急存亡之秋,还望诸位爱卿能够早日制订出改革的计划,也好早日安定朕和天下黎民之心啊!”范仲淹与众位大臣齐声说:“陛下如此看重臣等,臣等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面对这来之不易的胜利,范仲淹心中十分激动,发誓一定要抓住机会,厉行新政。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终于完成了改革的纲领,并将其上报给宋仁宗,这就是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里面列举了改革的十条内容与要求:

第一条是“明黜陟”。这主要针对的是官员的考核机制。前面讲过,北宋施行的是“磨勘法”,这种制度非常容易造成官员不思进取,得过且过,造成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因此范仲淹再次建议皇帝改革“磨勘法”,对于政绩突出、功勋卓著的官员要大力提拔,而对于那些碌碌无为、整天混日子的官员,要毫不留情地坚决予以降职乃至撤职。

第二条是“抑侥幸”。这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泛滥成灾的“恩荫”制度。“恩荫”制度是指当时的高级官员可以推荐自己的兄弟子孙直接做官,不用参加科举考试。比如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二十年内就可以推荐二十多个人做官。这种制度不仅使天下读书人寒心,而且还增加了国家的俸禄开支。同时这帮官宦子弟不学无术,做官之后争相贪污腐败,结党营私,严重影响到朝政的清明。

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才获取功名的范仲淹,对于这种制度一向深恶痛绝,他之前几次上奏疏时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在此次的奏疏中,范仲淹建议限制“恩荫”的人数。具体做法是:政事堂、枢密院、门下省、中书省的官员,在遇到皇帝举行祭祀大典的时候,可以举荐一名子弟担任京官,而皇帝过生日的时候就不能再举荐了。其他京官与地方官,也不能再随意举荐子弟做官。

第三是“精贡举”,主要针对的是科举制度。范仲淹认为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很多考试内容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进士科要考诗赋,明经科只靠死记硬背经文,这样选拔上来的人才,只会空谈玄虚,根本无益于国家。因此他提出进士科要考试策论,考察考生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关注程度;而明经科要让考生解释经文中蕴含的义理所在。只有这样选拔上来的人才,才具备真才实学,能够为国家办事。

第四是“择长官”,主要针对的是地方官的考核问题。范仲淹指出,当时各个州县的地方官大部分都不称职。他认为地方官是皇帝的命令能否传达到地方的重要媒介,如果地方官不合格的话,老百姓的生活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他建议朝廷派出精明能干之人,去各个路考察地方官们的政绩,对于勤政爱民者要予以褒奖,而对于贪赃枉法者要予以罢免。而朝廷以后选派地方官时一定要小心谨慎,防止用人不察。

第五是“均公田”,主要针对的是地方官的公田分配问题。当时的公田是地方官的一种收入来源,但分配往往不均。范仲淹认为,只有保证了官员们的公田收入,才能使他们安心做官,老实办事,不至于迫于生计去贪污腐化。因此他建议均衡地方官们的公田收入,对于没有发给公田的官员,要按照规定发给他们。

第六是“厚农桑”,主要针对的是农业生产和种桑养蚕业问题。范仲淹指出,当时的很多地方官对农业生产和种桑养蚕业很不重视,以至于有的地方出现了砍掉桑树当柴烧的现象。因此他建议朝廷要下令督促农桑事业,还要兴修水利,为农桑事业服务。此外还要制定一套奖励制度,来引导农民积极务农种桑。

第七是“修武备”,主要针对的是军备的问题。范仲淹指出,在西夏进犯的情况下,京城周围的军队大多被调往西北,京城附近已经兵力空虚。因此他建议在京城的附近地区招募青壮年担任京畿卫士。一年当中,给他们三个季度的时间务农,剩下一个季度来进行军事训练。通过这种兵农合一的方式,能够有效补充京城附近的兵源。

第八是“减徭役”,主要针对的是减轻赋税的问题。范仲淹指出,当时的州县数量太多,而人口却比较少,所以老百姓的负担也比较重。因此他建议裁并一些州县,精简一些机构,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九是“覃恩信”,主要针对的是上情下达的问题。范仲淹指出,皇帝每次进行祭祀的时候,都会下令大赦天下和减免赋税。可是很多地方官往往置若罔闻,依旧收税。这样一来,老百姓在痛恨地方官之余,逐渐也会对皇帝的命令丧失信心。因此他建议朝廷派人去地方跟踪皇帝的政策的执行程度,要是发现哪位地方官不拿皇帝的政策当回事,一律严惩不贷。

第十是“重命令”,主要针对的是中央法令的问题。范仲淹指出,中央的法令一定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如果朝令夕改,老百姓就无所适从。因此他建议朝廷制定法令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千万不能儿戏,这样制定出来的法令,颁布以后才不会轻易变更。

《条陈十事》内容以整顿吏治和选拔人才为核心,同时也涉及到军事、经济、法制等各个方面,反映出范仲淹等改革派对国家弊病入木三分的洞察。宋仁宗在看过《条陈十事》以后,对里面的大部分内容表示赞同,除第七条以外,将剩下九条陆续颁布全国实施。一场改革运动就这样大张旗鼓地展开了,由于此时的年号是“庆历”,因此历史上称之为“庆历新政”。

为了贯彻新政的实施,庆历三年十月,范仲淹与其他人选拔了一批能干之人去地方担任转运使,同时兼任当地的提点刑狱。在任命这些官员时,范仲淹翻开各路官员们的花名册,毫不犹豫地将其中昏庸无能者直接用笔勾掉,而以新的官员取代。同为改革派的富弼得知了这一情况后,找到范仲淹说:“范公啊,我们毕竟刚刚开始实行新政,一上来就如此雷厉风行,恐怕有所不妥吧?要知道,你大笔一挥倒是容易,可是这些人丢了官,衣食无着,他们全家可是要抱头痛哭的啊!”

范仲淹回答说:“富公,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喊着要实行新政,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使国家与朝廷能够重新焕发生机吗?要是不罢免这些官员,我们又如何实行新政呢?这些官员一家人哭固然可怜,那也总比那一路的老百姓因为受到他们的虐政而痛哭好吧!”在范仲淹这种精神的鼓舞下,被派往各路的转运使也对地方官的政绩进行认真考核,许多昏官贪官被撤职,国家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初见成效。

但是,庆历新政也触碰到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比如“明黜陟”使得那些贪图安逸的官员失去了升迁的途径,“抑侥幸”使许多高干子弟不能再轻易做官,而对吏治的整顿又使很多贪官污吏丢掉了饭碗。最重要的是,庆历新政中无处不在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气息,与保守派那种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看不惯范仲淹等人兴利除害的种种努力,却习惯于那种因循守旧的行为方式。因此,保守派与改革派的较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有一天,富弼急匆匆地找到范仲淹,给他看了一份东西。范仲淹一看,大惊失色,问:“石介怎么能给你写如此大逆不道的信啊!”“没想到连你都这么说!”富弼忿忿不平地说,“我问过了,他根本就没有给我写这样的信!也不知道是哪个奸诈小人,居然模仿他的笔迹,写出这封信。现在外面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下子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富弼和范仲淹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保守派夏竦策划的阴谋诡计。原来,夏竦在改革派上台后,丢掉了枢密使的位置。为此他怀恨在心,就让一个奴婢天天临摹石介的字迹,等到可以以假乱真了以后,就让她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信中说要和他密谋一起废掉宋仁宗,里面甚至连草拟的诏令都有。这封信流传出去后,一时间人心惶惶,连宋仁宗都有点坐卧不安。

“其实这也早在我的意料之中,”范仲淹镇定地说,“你看那宰相章得象,整天指挥着那群谏官,忙着弹劾我们,对咱们的新政是肆意污蔑。还有一些保守官员,整天在皇上面前说咱们是朋党,是在搞乱政,要搞得天下大乱!这帮人就知道自己那点蝇头小利,咱们为国为民的一片苦心,他们哪里知道!”

富弼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如今之计,应该怎么办啊?”范仲淹说:“据我的估计,皇上现在八成已经对咱们产生怀疑了。长久下去必有危险,干脆咱们离开京城一段时间,也好避避风头。”于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范仲淹主动向宋仁宗提出去陕西、河东(今山西大部)担任宣抚使,以防备西夏和辽的进攻,从而离开了京城。不久,富弼也去河北担任了宣抚使。改革派两位主将的离开,让保守派更加欢欣鼓舞。

然而就在改革事业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些改革派官员的不慎举动,给保守派提供了进攻的口实。庆历四年十一月,改革派杜衍的女婿、大文学家苏舜钦下令将自己官署内到年底还没有用完的纸卖掉,用卖来的钱大摆筵席,甚至请来妓女寻欢作乐。虽然这是在当时常见的事情,可是在如此敏感的时刻,这样做的确很不应该。于是保守派抓住这一件事情,捏造出“监守自盗”“有伤风化”之类的罪名,大肆攻击。于是苏舜钦等人被撤职。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五月,欧阳修、杜衍、韩琦等改革派官员也被赶出朝廷,范仲淹也被贬官,改革措施全被取消,历时一年多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除了改革触犯到了保守派的利益之外,还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庆历新政是由北宋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在短期内集中爆发所催生的,改革派的上台过于仓促。这就导致范仲淹等人的准备不足,所以在实施新政的过程中,缺乏深思熟虑和长远规划;第二,宋仁宗一开始对改革抱以信心并大力支持。而在改革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不仅没有挺身而出,支持改革派,反而落井下石,将改革派一一贬官。由此可以看出宋仁宗的确不是一个有主见的皇帝,他对庆历新政的失败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庆历新政是北宋中后期第一次改革浪潮,它体现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怀,充分展示了他们不畏艰险、励精图治的精神。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是北宋的改革浪潮并没有消失。伴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新的改革又呼之欲出。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