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难自强

师夷长技难自强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康乾盛世”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段辉煌以后，中国逐渐走向了衰弱。这一时期，官员贪污成风，土地兼并严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爆发了一场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军转战湖北、四川、陕西等省，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而在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天理教徒发动起义，甚至在首领林清的率领下攻入了紫禁城，嘉庆帝（即清仁宗）惊呼：“这简直是汉、唐、宋、元、明、清以来未有之大祸！”清朝的统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而与此同时，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纷纷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经过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已经逐渐赶上和超过了中国。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开拓原料产地和国际市场，来满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需要，为此他们不惜发动侵略战争。在占领了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以后，他们陆续又盯上了资源丰富而又人口众多的中国。

但是此时的清朝的统治者，仍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鄙视一切外来的新鲜事物。同时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不许人民私自出海。在对外贸易上，也仅仅保留广州的十三行作为通道。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派出使臣马戛尔尼等来华访问，而清朝将他们看成了前来称臣朝贡的蛮夷，要求他们对乾隆皇帝下跪，结果双方闹得很不愉快。中国人的妄自尊大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马戛尔尼等人提出，希望能够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而不再受十三行的限制。结果乾隆皇帝得意地说：“中国乃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你们有的东西，我们都有。你们没有的东西，我们也有。因此天朝没必要跟你们进行什么自由贸易。”于是双方不欢而散。更令人觉得惋惜的是，当时马戛尔尼使团还带来了许多反映英国工业革命成果的物品送给乾隆皇帝，比如枪支、轮船模型、天文钟、气象仪等等。然而乾隆皇帝仅仅把它们当成了玩具，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器物后面所代表着的是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国力。一次学习西方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和平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能通过战争解决。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为了打开中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以林则徐等人领导的禁烟运动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结果，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的清政府根本不是先进的英国人的对手，一路溃败。这期间虽然也有以三元里人民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顽强抵抗，但是最终无法改变中国失败的命运。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英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清政府除了规定赔款割地之外，还规定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开始了。(www.guayunfan.com)鸦片战争的失败，触动了一些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中的杰出代表是魏源，他写了一部著作叫《海国图志》。在这本书中，魏源对于西方的先进器物如蒸汽机、轮船、火车等等都有详细的介绍，而且他提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器物来使中国走向强大，进而赶超西方。遗憾的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使清政府警醒，魏源等人的呼喊并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人。《海国图志》编成以后，关注它的中国人寥寥无几。而此书传到日本后，深受日本人的推崇，一时间洛阳纸贵，被誉为“枕中鸿宝”，对后来日本明治维新也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而日本强大起来后，便着手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落后就要挨打，等待着不愿意改革求变的清政府的，只能是更大的灾难。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英、法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获取更多的特权，在美国和俄国的帮助下，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节节败退，以至于咸丰帝（公元1851－1861年在位，即清文宗）不得不逃到承德避暑山庄。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对“万园之园”圆明园大肆劫掠，最终将其付之一炬。此外，英法还迫使清政府与他们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中除了规定割地赔款外，还规定整个沿海和长江流域基本上对外开放，外国的军舰可以在长江自由航行。而沙皇俄国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掠夺了我国东北、西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遭到严重的破坏。

除了外患之外，还有内忧。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加紧搜刮人民，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人民反抗不断。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一路势如破竹，占领了南京，改称天京，并活跃在南方的几个省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由于原先的武装力量八旗军和绿营军早已腐败不堪，清政府只好依仗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私人武装与太平天国对抗。

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也组织了“洋枪队”（后改叫“常胜军”）等武装来协助清军围剿太平天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之下，太平天国节节败退。有一天，湘军将领胡林翼站在长江边上，看着滔滔的江水，联想到自己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勋”，将来荣华富贵自然会像这长江水一样滚滚而来，不禁哈哈大笑。但是这个时候，江上有几艘外国的蒸汽机轮船飞速驶来。胡林翼看到这一幕后，突然昏倒在地。醒来之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别看长毛（清朝对太平军的蔑称）大势已去了，但是洋人的船行驶得如此飞快，早晚是大清朝最大的祸患！”

不仅仅是胡林翼，在与洋人联合作战的过程中，许多湘军、淮军的将领都见识到了西方的先进武器的力量，深深为之感到恐惧，觉得清政府也必须效仿西方。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夺取了清政府的统治权，并成立了总理衙门，负责处理对外事务，加上通商口岸的增加，原先那种完全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了。而奕一直对洋务颇感兴趣，这也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有一天，曾国藩找到奕说：“王爷，虽然咱们现在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来剿灭长毛，但这只是一时之计。学习洋人的技法，造船铸炮，壮大大清朝的力量，这才是长远之计！”奕点点头说：“阁下的意见甚是，本王爷已经准备让总理衙门向英法等国购买洋枪洋炮，来武装咱们大清的军队。”

曾国藩摇摇头说：“王爷，购买枪炮和借洋兵助剿长毛一样，也只是权宜之计。现在咱们和洋人和好了，是能够买到枪炮。可万一哪一天咱们再跟洋人开了仗，他们不卖给咱们怎么办？所以，在下以为，咱们在购买枪炮之后，应该找一些能工巧匠，对枪炮里面的学问好好研究，掌握其制造技巧。时间一长，咱们岂止能够造枪炮，造轮船都可以！到那时候，咱们大清上下，到处都是枪炮和轮船，对内可以扫平长毛这样的叛匪，对外也可以打退洋人的进攻。王爷以为如何？”奕非常同意曾国藩的看法，并很快支持曾国藩在安庆建立起第一个洋务派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专门生产枪支弹药。

除了曾国藩之外，他的学生李鸿章也是洋务派的一员干将。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李鸿章曾经与“常胜军”一起进攻太平军。当看见洋人的开花炸弹从天而降，炸得太平军伤亡惨重时，李鸿章一开始还欢欣鼓舞，大喊：“神技！神技！”可是转过头，一个想法浮上李鸿章的心头：“万一哪一天大清朝再跟洋人开战，那这开花炸弹可就落到我们头上了！”想到这里，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李鸿章回去之后，很快给自己的老师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跟洋人们相比，咱们大清的军队装备实在是太差了，学生跟洋人们在一起都觉得自惭形秽。咱们中国的各项制度远胜于西方，唯有枪炮远远不及。洋人们依仗着船坚炮利，在我们的国土上为所欲为。他们如此猖獗，咱们大清要是再不振作，怎么能够自主自立呢？”

不仅仅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其他很多湘淮系的代表人物也都有类似的想法。他们后来有很多担任了各省的总督与巡抚，这也为他们办理洋务、施展拳脚提供了机会。就这样，由奕领导的总理衙门牵头，在各地方督抚的大力倡导之下，一场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洋务运动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洋务派主要关注于改善军备，因此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李鸿章购买了美国人在上海开办的旗记铁厂，并委派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在美国采购机器，同时又兼并了其他几个小的枪炮厂，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产品种类非常多，不仅可以制造枪炮弹药，还可以炼钢、造船。江南制造总局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淮军的军费，以及江关和海关税的一部分。由于李鸿章精明能干，加上财政充裕，江南制造总局发展很快，无论是技术还是生产规模都在全国首屈一指。

与江南制造总局主要生产枪炮不同，成立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的福州船政局主要围绕着轮船的制造进行。左宗棠对船政事业十分重视，他曾经说：“当年英法的军队凭借着船坚炮利，一直打到天津外面，大清的防备，居然形同虚设，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船不够快，不够好。我觉得要想加强海防，必须要建设新式的海军。而建设新式的海军，就必须要能够自己建造轮船。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建造轮船的话，除了可以加强海防之外，还可以大力发展海运，促进贸易，民生也能够得到很大的改善。这实在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造船方面，福州船政局的成就还是很大的，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此后几乎每年都有轮船出产。到了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福州船政局还造出了中国第一艘铁甲船。除了制造轮船之外，福州船政局还成立了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两堂，前堂教法文，并讲授造船的有关知识；后堂教英文，并讲授有关驾驶的有关知识。船政学堂培养了许多人才，很多人还被派到英国等国留学，回国以后有的成为船政业的工程师，也有的加入了新式海军，比如后来北洋水师的主将邓世昌等人，都是从福州船政学堂走出来的。

当时洋务派军事工业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生产不计成本，生产的产品不投放市场，直接调配给军队使用。这样就会造成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不好等问题。而且洋务派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民用工业提供原料、运输等方面的支持，建设军事工业是不行的。于是在19世纪70到80年代，洋务派以“求富”为口号，建设了一大批民用工业企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八月的一天，李鸿章找来手下的官员朱其昂，对他说：“现在洋人把长江上面的航运都给垄断了，咱们这种小木船式的运营根本就干不过人家。所以本大人想派你去筹办轮船招商局，学习洋人的办法，发展咱们自己的航运业。怎么样？”朱其昂说：“大人英明！办工厂离不开航运，要是能够把长江的航运从洋人手里夺过来，于国于民，都是件好事啊！可是眼下咱们手里的钱不够单独办，不如官商合办，商人出钱作为商股，咱们出商船作为官股，大人以为如何？”

没想到李鸿章摇摇头说：“可是眼下江南制造总局实在是无船可派啊！前两天我还跟福州船政局那边联系了一下，他们也说没船可以拿出来。”看朱其昂面露难色，李鸿章说：“干脆这样吧，实行‘官督商办’，官府先出一点钱把这个招商局办起来，然后你再想办法让商人们入股当股东。招商局的主事人员由股东推举，但是整个招商局还是要服从官府的领导。这样既能将航运办起来，又能让商人们赚到钱，应该很不错。”

于是在李鸿章“官督商办”思想的指导下，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朱其昂任总办。一开始，轮船招商局由于商人入股不足，又加上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朱其昂引咎辞职。唐廷枢接替朱其昂的职务后，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制定了轮船招商局的章程，招商局的事业逐步走入正轨。面对这样的局面，外国航运公司自然不甘心，它们纷纷采用压低运费的办法来积压轮船招商局。而李鸿章也不甘示弱，采取将官款借给招商局、让招商局承接官府的运输业务等办法，来与洋人对抗。经过长期努力，轮船招商局终于在航运业中站稳了脚跟，不仅经营长江航运，还在天津、烟台、广州、香港乃至于国外的神户、新加坡等处各地设立了分局，承办其他地方的运输业务。

解决了运输问题，原料问题又摆在了洋务派的面前。对于军事工业来说，煤和铁是不可缺少的原料。但是一开始由于没有开矿，所以清政府每年都要花大钱从外国进口煤和铁，这对于地大物博的中国而言，实在是一种浪费。能够建立自己的矿产企业，成为洋务派的当务之急。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李鸿章派唐廷枢等人去唐山开平一带进行勘测。唐廷枢经过考察之后，对李鸿章说：“中堂大人，臣找到外国的专家对开平的煤矿和铁矿样品进行了分析，他们说这是一等一的好矿石。在下建议中堂大人可以在采煤和炼铁的同时，在这附近大修铁路，然后让招商局从天津将开平产出的煤铁运出去销售，这实在是一件多赢的好事啊！”

李鸿章觉得唐廷枢所言甚是，于是在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派他去主持开平煤矿的筹办工作，次年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同样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但是官府的干预较少。由于炼铁成本过高，加之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唐廷枢在开平炼铁的计划没有实现，但是他的其他构想基本上都一一得以实施。开平煤矿的煤产量逐年递增，李鸿章还奏请清政府对开平煤矿的煤减税，来与外国的煤竞争。于是开平煤的成本得以降低，销售情况日益好转。为了满足运输的需要，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唐（唐山）胥（胥各庄）铁路通车，后来又直接修到了大沽口。此外，还有几艘运煤船投入了运营。开平矿务局的事业蒸蒸日上。

此外，洋务派还在教育事业上花了很大力气。一批新式的学校纷纷成立，比如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由奕成立于北京的京师同文馆，聘请了许多外国教师，负责教授外语以及外国的物理、化学、万国公法、外国历史、外国地理等内容，为清朝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由李鸿章成立于上海的广方言馆，主要培养的是外语翻译人才，并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图书；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由李鸿章奏请成立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教授气候学、测量、枪炮操演、机械仪器使用等内容，学生还会上船进行实地操作，培养了很多海军人才。

除了在国内开办新式学校外，很多洋务派人士还往国外派遣留学生。比如在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在容闳的建议之下，经过曾国藩奏请，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和容闳负责幼童赴美留学事宜，后来陆续有一百多名幼童赴美，其中就有后来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总理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也向清政府申请派遣船政学堂的学生赴英、法留学，后来陆续派出三批学生，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有的成为北洋海军的将领，有的成为工程师，都成了有用之才。

虽然洋务派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但是反对洋务派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反对洋务派的人，被称为“顽固派”，他们以道德楷模自居，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尽善尽美，没必要再进行变动。他们仍然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借用西方的先进事物，是“以夷变夏”，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屡战屡败，不是因为技不如人，而是因为人心沦丧，道德败坏。所以清政府不应该大兴洋务，而应该收拾人心，大力提倡礼仪道德。其实顽固派的思想，只不过是过去那种妄自尊大的“天朝上国”观念的延续。

而此时，掌握清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在洋务运动的问题上玩弄了两面派的权术。实际上，慈禧太后也属于顽固派。但是由于洋务派当中，既有镇压太平天国的湘淮系官员，又有辛酉政变的参与者恭亲王奕。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慈禧太后在一开始对洋务运动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是她暗地里也支持顽固派其他分子向洋务派发动攻击，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在洋务运动期间，顽固派与洋务派也几经斗法。

第一次冲突是由同文馆的增添天文算学馆引起。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末，恭亲王奕提出：“西方之所以在器物上领先于咱们，是因为在技术上面领先。而他们的先进技术，没有一样离得开天文和算学。中国古代也有天文和算学，但是跟科技联系得不够紧密。所以有必要在同文馆下面设立天文算学馆，引进西方的理论，好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因此奕就此事上奏朝廷，同时还建议从翰林、进士、举人等科举功名较高的人中选拔人才进入天文算学馆学习。

然而奕没想到，自己这个建议遭到了顽固派的一致声讨。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御史张盛藻抢先发难，他上折子说：“天文和算学，应该从掌管天文礼法的钦天监和主管国家工程的工部中选拔武弁和生员去学。这些人没什么功名，学一学倒也无妨。而翰林、进士等人，都是饱读诗书、精通孔孟的。让他们去学天文和算学，岂不是有辱圣人？而且俗话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天文和算学都是功利之学，恭亲王这么做，等于是鼓励天下老百姓去见利忘义！长此以往，天下必乱！”

虽然张盛藻的折子被朝廷否决，但是挡不住其他顽固派前赴后继。另一位顽固派主将倭仁站出来说：“立国之道在于人心而不在于权谋，国之根本在于人心而不在于技术。中国人口众多，想找几个精通天文算学的人难道很难吗？何必去向洋人学习？如果连科举出来的人，都去学习这些洋人的技术，这不是逼着所有中国人都去归顺洋人吗？”甚至有些地方官利用封建迷信思想，把天下大旱、瘟疫流行等灾害一股脑儿都推到同文馆头上，请求中央以百姓为念，将其撤销。

面对顽固派猖狂地口诛笔伐，奕觉得是又可气又可笑。他怒斥道：“本王爷建议成立天文算学馆，是为了让大清朝学习洋人的技法来赶超洋人，实现自强。怎么可能会有辱圣人？倭仁这些人整天高喊着仁义道德，说本王爷破坏伦理纲常。本王爷倒想问问，就按他们所说的整天收拾人心，能打退洋人的进攻吗？能保住祖宗的江山吗？他们骂本王爷是‘鬼子六’，说本王爷是洋人的奴才，本王爷都能忍受。可要是任由他们这样危言耸听下去，天下人都被蛊惑了，谁还愿意好好搞洋务？大清的江山就完了！”最终这场争论虽然以顽固派的失利而告终，但是受他们的影响，报考天文算学馆的人数大大减少。

另一次比较著名的争论是围绕着修建铁路而进行的。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淮系将领刘铭传向朝廷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兴修铁路。铁路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对于国计民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李鸿章等人大力赞同。然而此时又有一群顽固派跳了出来，有的说：“修铁路会让许多靠马拉车运输的老百姓丢掉工作，无业游民增加的话就会使社会不稳，威胁到大清的统治。而且不修铁路，也不会对咱们大清有什么影响。想当年康乾盛世的时候，不也没有铁路吗？那帮子英国人还不是照样来称臣纳贡？”有的说：“治理国家，根本在于收拾道德人心。如果国家不注重这方面，却去忙着修什么铁路，那实在是本末倒置。”

更可笑的事情发生在后面。唐胥铁路修通以后，由于铁路经过清朝的皇陵，有人就提出来说，火车的蒸汽机车声响太大，而且喷出滚滚浓烟，会惊吓到祖宗的神灵，破坏大清的龙脉，影响大清的国运。结果还是慈禧太后“聪明”，她提出，铁路可以不拆，火车可以照跑，但是要把蒸汽机车换成马。于是唐胥铁路就出现了这么可笑的一幕：一匹马拉着火车，缓缓地行驶在铁路上……

虽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但是洋务运动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大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建立，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洋务派的教育事业，为中国的近代化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对于开社会风气之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洋务运动中，一些使用新式枪炮的新式军队出现了，以前单纯依靠大刀长矛与洋枪洋炮对抗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改观。此外，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三支近代化海军的成立，使清朝的海防状况表面上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对此，洋务派干将李鸿章曾经扬扬得意地说：“现在北有旅顺军港，南有威海卫基地，北洋水师游弋在渤海内外，内可以拱卫京师，外可以抗击外敌，我大清可以安枕无忧了！”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后来的事实狠狠地扇了李鸿章一个大耳光。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清朝军队再一次一路溃败，李鸿章仰仗的北洋水师也全军覆没。战争仅仅打了七个月，清政府就被迫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这标志着这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整体上来看，整个洋务运动缺乏规划性和协调性。名义上，洋务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奕领导的总理衙门，但是无论是奕还是总理衙门，都没有制定过一个完整的洋务运动发展规划。洋务运动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都是各地的督抚各自为战，甚至有些督抚根本就把洋务工业当成自己的私人产业，缺乏大局观。而且他们有的人空有一番热情，却缺乏相关的知识，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

这一点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张之洞在担任两广总督的时候，曾经在当地建设枪炮厂。后来他调任湖广总督，就直接把这个枪炮厂迁到了汉阳，成为后来的汉阳兵工厂。后来张之洞又创办了汉阳铁厂，在引进高炉的时候忽视了湖北当地出产的铁矿石的情况。结果买来高炉以后，才发现这种高炉不适合冶炼这种铁矿石，造成了巨大损失。反观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也是向西方学习，但是中央政府制定了统一的计划，按部就班，全国一盘棋，最终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其次，朝廷上下保守气息浓厚，政治腐败严重，直接影响到洋务运动的进行。关于顽固派的活动，之前已经多次提到，其对洋务运动的恶劣影响也可想而知。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留美幼童回国事件。这些留美幼童来到美国以后，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并与美国人民友好相处。可是管理学生的陈兰彬食古不化，看不惯学生们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认为他们这是大逆不道，为此还与容闳发生了矛盾。结果在陈兰彬的一再要求下，清政府下令将幼童一律撤回。一次本来可以取得圆满结果的留学行动，就这样夭折了。

由于洋务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官府的影响，于是官场上那些腐败的习气也自然而然地被带进了洋务事业当中。比如在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中，官员不办事却拿工资的“吃空饷”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工资、办公等费用占据了其经费总数的一半左右，这就导致生产资金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而开平矿务局本来发展势头很好，可是在唐廷枢死后，有一个叫作张翼的人，仗着自己是醇亲王奕譞的仆人，与李鸿章搭上了关系，最终当上了开平矿务局的总办。由于他不学无术，很快就把开平矿务局搞得乱七八糟，一蹶不振。这都是官场腐败的真实反映。

以上所有的原因，都可以总结为一条，那就是：洋务运动在根本路线上就存在着错误。洋务派妄想在不改变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希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就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这无异于揠苗助长。如此“师夷长技”，当然无法实现“自强”。洋务派的努力失败了，又开始有一批人接过他们的重担，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