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君权大一统

时间:2018-11-05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129 次

维护君权大一统

秦王朝被农民起义的烈火吞没之后,原先都属于农民起义军阵营的刘邦的汉军集团和项羽的楚军集团为了争夺天下的统治权,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最终,公元前202年,刘邦的部队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包围项羽,项羽在四面楚歌之中逃到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浦)边上,最后在刘邦部队的追击下绝望自杀,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告终。同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国号为汉,刘邦就是汉高祖(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95年在位),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由于长期的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汉代初期呈现出百业凋零的景象。人民群众自然是民不聊生,连帝王将相也概莫能外,比如当时皇帝要出去,想找四匹颜色相同的马给自己拉车,都找不齐,将相则只能坐牛车。而与此同时,北方的匈奴异常活跃,趁着秦末中原大乱的机会,重新占领了被蒙恬收复的河套地区,并经常南下烧杀抢掠,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匈奴,结果被匈奴大军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西南),汉军组织了好几次突围,都没有冲出去。

转眼围困到了第七天。汉高祖找来手下的谋士陈平,问他说:“陈爱卿,咱们的粮草还有多少啊?”“启禀陛下,”陈平表情凝重地说:“一点都没有了!”“真的一点都没有了?”“微臣怎敢欺骗陛下?”陈平说:“陛下有所不知,现在的情况真是万分危急啊!匈奴人就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里。士兵们现在连拉弓的劲都没有了,陛下得赶快拿个主意啊!”“朕知道你鬼点子多,快想一个!”汉高祖沉不住气地问。

“为今之计,恐怕也只有拿出金银珠宝,去贿赂匈奴单于(匈奴的首领的称呼)的阏氏(匈奴单于夫人的称呼),让她劝匈奴单于放咱们一条活路啦!”汉高祖想了半天,无奈地说:“现在也只好如此了。想当初,咱们君臣横行天下,连号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都被咱们逼得乌江自刎了,结果今天却被小小的匈奴逼得花钱才能逃命,真是奇耻大辱!朕发誓,此仇必报!”陈平的计谋果然奏效,最后匈奴人让开了一条通道,汉军才得以狼狈逃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别看汉高祖在白登山慷慨激昂,可是这一仗下来也真的把他吓破了胆,回来之后他赶快找来大臣们商量怎么样才能不让匈奴人进犯汉朝。大家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没有一个让汉高祖满意的。于是一个叫作娄敬的大臣发话了:“微臣以为,天底下最亲密的关系,莫过于一家人的血缘关系。匈奴人正因为跟我们大汉非亲非故,才会肆无忌惮地进犯我们。所以臣有一计,定能保得匈奴人不敢再来进犯。”“讲。”汉高祖说。“微臣建议,”娄敬说,“陛下可以挑一位公主嫁给匈奴的单于,这样一来,匈奴单于就成了您的女婿了,古往今来哪有女婿攻打老丈人的道理啊?而将来公主跟单于生下来的儿子当上单于以后,那就是您的外孙子了,古往今来哪有外孙子攻打外公的道理啊?所以微臣恳请陛下三思。”(www.guayunfan.com)汉高祖一听,觉得有几分道理,就重赏了娄敬,并要把自己的亲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结果鲁元公主的母亲吕后连哭带号,死活不干,无奈之下汉高祖只好把自己刘氏宗亲的一个女儿册封为公主,嫁到了匈奴。此后汉朝经常会把皇家的女儿或者宫女册封为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这就是和亲政策。此外还经常在边境开辟市场,跟匈奴人做生意,叫作“通关市”。通过和亲和“通关市”,匈奴人获得了很大利益,可是贪得无厌的匈奴人仍然经常南下,给汉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很大损失。而汉朝实力不足,也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忍辱负重。

除了外患之外,内忧也不容忽视。汉朝建立之后,有一次汉高祖召集群臣开会,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有人说:“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在地方只设置郡县,却不分封诸侯,搞得宗族离心离德,失民心于天下。微臣恳请皇上效法周朝,分封皇家子弟为诸侯!”“大错特错!”另一个大臣拍案而起,“秦失天下,罪过在于不施仁义,却去大搞严刑酷法,暴掠百姓!与行郡县制何关?微臣恳请陛下仍行郡县制度!”结果双方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于是汉高祖索性来了个“兼容并包”:一方面,分封子弟为诸侯王,镇守一方,可以跟中央一样任命丞相、御史大夫等官员,并掌握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享有与原来周朝分封的诸侯几乎一样的权力和地位;另一方面又在剩下的土地上,按照秦国的制度实行郡县制,由中央管辖,这就是“郡国并行制”。

虽然实行了郡国并行制,但是汉高祖的内心还是忐忑不安,他规定“非刘氏不王”,把封王的范围仅仅限定在刘氏宗族之内。在分封自己的侄子刘濞为吴王的时候,他拍着侄子的肩膀说:“侄儿啊侄儿,有人说将来东南之地(吴国在东南方向)有人要造反,那人不会是你吧?咱们姓刘的都是一家,千万不能窝里斗啊!”吴王刘濞当时连连叩头,说自己绝对不敢这么做,可最后他还是辜负了汉高祖的期望。

汉景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在位)即位之后,任用亲信晁错为御史大夫,晁错对汉景帝说:“诸侯王势力日益坐大,早晚威胁到陛下。陛下您削弱他们的势力,他们要造反;您不削弱他们的势力,他们还是要造反。不如先下手为强,早日削藩!”于是景帝下令,剥夺吴国、楚国等国的一部分封地。结果在公元前154年,在吴王和楚王的牵头下,胶西王、赵王、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陆续响应,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口号,挑起叛乱,史称“七国之乱”。虽然叛乱很快被平定,可是诸侯割据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从汉高祖开始,汉代初年的诸位皇帝一直信奉“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尽可能少地大兴土木,给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逐步恢复被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其中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和汉景帝在位期间,一方面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另一方面勤俭治国,社会经济得以很快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史称“文景之治”。在对内对外事务上,汉代初年的皇帝们也是尽可能地用和平和简单的对策去解决,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大动干戈。比如当时割据在南越(今两广一带)的原秦朝将领尉佗与汉朝分庭抗礼,自封为“南越武帝”。汉文帝并没有兴兵讨伐,而是派人专门去修理尉佗的祖先在汉朝领土上的坟墓,并给他写信好言相劝。尉佗十分感动,就不再称帝。这件事中汉文帝的对策,是汉初“无为而治”政策的典型代表。

到了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即位的时候,汉朝的财政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这样记载当时的场景:“朝廷的粮库里面积攒的粮食很多,旧的陈粮还没有吃完,新的粮食又装进来了,以至于有些陈粮都发霉变质了;钱库里面存的钱太多了,又很久没有拿出去用,结果穿钱的绳子日久天长都朽烂了,根本没法计算钱库里有多少钱。”伴随着汉代社会的发展,旧有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呼唤新的政策的出台,能够把汉朝带上一个新的台阶。于是汉武帝的改革应运而生。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第一,在政治上,设立内朝,削弱相权;设置刺史,监督地方;实行“推恩令”,打击诸侯国势力。汉武帝是一个拥有雄才伟略的皇帝,他觉得想要实现自己平治天下的愿望,必须要把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在旧有的制度设计之下,丞相是皇帝的副手,权力是相当大的,对皇帝的制约很强。而且在“无为而治”政策的指导下,汉初的皇帝们对于这一点并不是很在乎,但是汉武帝绝对不能容忍这一点,他首先向丞相的权力开刀。

汉武帝先是命令“九卿”绕过丞相向他上奏国家大事。与此同时,他还选拔了一些中下层的官员,这些人虽然地位不高,却可以经常出入皇宫,和汉武帝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久而久之,这些官员就形成了“内朝”,成为国家的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成了执行机构,权力受到很大的削弱。

此外,丞相的人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汉代丞相的仕途道路是“先封侯再当丞相”,也就是说,当丞相的要么是继承了贵族身份的人,要么是通过立功获得爵位的人,总之都是贵族出身。可是从汉武帝开始,这个顺序发生了逆转。公孙弘在还是一介平民的时候就当上了丞相,当上丞相之后才被封为平津侯,从他开始,汉代丞相的仕途道路就变成了“先丞相再封侯”,贵族对丞相之位的垄断被打破了,这样一来,皇权自然大大加强。

除了削弱相权之外,汉武帝还着手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当时汉代的地方豪强势力十分嚣张,他们利用乡里宗族的关系,恃强凌弱,以众欺寡,独霸一方。比如汉武帝初期的灌夫就是一个典型的地方豪强,他在他的家乡广招门客,光每天招待这些门客的酒席就要摆很多桌。灌夫带着这些人横行乡里,为患一方,老百姓对他敢怒不敢言,就传唱歌谣诅咒灌夫说:“颍河(灌夫家乡的河流)里的水都是清的啊,那是因为灌夫他们全家都还平安无事;要是哪一天颍河里面的水变浑浊了,灌夫他们全家就要完蛋了!”

此外,还有一些豪强势力甚至直接能影响到中央。比如汉武帝有一次要迁徙一些豪强去边远地区,有一个著名的游侠叫作郭解,是个大豪强,也在被迁徙的行列,结果汉武帝的大舅子、大将军卫青替他求情说:“陛下,据微臣所知,郭解并不够豪强的级别,还是不要迁徙他吧!”汉武帝哈哈大笑,说:“能让朕的大将军来向朕求情,看来此人绝对是一等一的豪强啊!怎么能不迁徙他呢?”正是由于这些豪强势力对下欺压百姓,对上威胁中央的权威,于是汉武帝毫不犹豫地对豪强进行了打击。除了前面所讲的迁徙到边远地区之外,汉武帝还任用了诸如王温舒这样以执法严酷著称的官吏去地方对豪强势力严加查办,许多豪强及其党羽被处死,豪强的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实施了刺史制度。汉武帝将天下各郡分为十三个州,在每个州任命一名刺史。每年秋天,他们都要从中央到自己所属的州进行监察工作,其中主要的工作任务有六条:第一,限制豪强势力兼并土地,打击他们恃强凌弱的不法行为;第二,打击地方高级官员抗旨不遵、以权谋私、鱼肉百姓、横征暴敛的不法行为;第三,打击地方高级官员执法不公,司法腐败的行为;第四,打击地方官员在向中央推举人才过程中的腐败行为;第五,打击地方官员子弟横行霸道,欺压良善的不法行为;第六,打击地方高官勾结地方豪强,收受他们的贿赂,不严格执行中央命令的不法行为。

从上面刺史的职责我们可以看出,刺史在刚开始主要是进行监察的官员,并没有常驻在州的地区里面。而且刺史的级别也比较低,甚至还没有一郡之长郡守高。所以说,这时候州并没有形成一个地位高于郡的行政区划,这时地方的行政区划仍然是郡、县两级。直到东汉中后期,“刺史”改称为“州牧”,可以统领一州军政、民政等事务,州才正式成为一个行政区划,形成了州、郡、县三级的地方行政区划。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表明,地方上实行三级行政区划,最适合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所以说,汉武帝设置刺史,不仅有利于中央集权,而且奠定了后来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基础,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解决中央集权问题的过程中,汉武帝也没有忘记汉王朝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何削弱诸侯国势力。其实早在汉文帝的时候,著名文学家、政论家贾谊就曾经建议汉文帝通过增加诸侯国数量的办法来将其削弱,汉文帝曾经采纳过这一建议。“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景帝趁机把诸侯国的行政权和官员的任免权收归中央,还对诸侯国里的官员级别和数量加以降低与削减,但是诸侯王问题并没有得到根除。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一天,汉武帝找来自己内朝的一个臣子主父偃,对他说:“爱卿啊,朕现在有一件事情非常头疼。虽说自从‘七国之乱’以后,各个诸侯王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势力了,可是他们毕竟还在那里虎视眈眈啊!朕真担心哪一天他们再来一次犯上作乱。可是朕要硬去削藩吧,想想当年晁错就是建议先帝削藩,结果逼得他们直接造反,朕觉得这样不值。再说毕竟都是皇亲国戚,要是痛下杀手,朕也于心不忍。爱卿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朕解决这个难题?”

“陛下的意思,”主父偃慢慢地说,“是不是既想削弱诸侯国的力量,又不愿意让诸侯王们抱怨陛下您不顾血脉亲情,薄情寡义?”汉武帝点点头。主父偃沉思片刻,说:“微臣有一妙计,可以一箭双雕。现在的诸侯王的爵位与封地,只能由他正妻生的长子才能继承。陛下可以下令:为了让诸侯王们的儿子们都能享受到皇家的恩泽,诸侯王的所有儿子都可分割父亲遗留下来的王国的封地,作为自己的封地,并获得爵位。这样一来,比如一个王国的诸侯王有十个儿子,他一死,他的王国就要被分为十份。以此类推,他儿子们的儿子们呢?再到后来呢?原先一个王国就算再大,恐怕也经不起这样分家吧?这些国家越分越小,还怎么跟朝廷相抗衡啊?”

“太好了!”汉武帝拍手叫绝:“既然是向各位子弟推广恩泽,那这道命令就叫‘推恩令’吧!”除了“推恩令”之外,汉武帝还实行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在诸侯国任职的官员,地位低于中央的官员,而且不能进入中央任职;而后者规定严禁诸侯王与地方官吏结党营私,上下勾结。这样一来,基本上就没有官员愿意去诸侯国任职,诸侯王即使想造反,也很难再吸引人才。

此外,汉武帝还利用种种机会去打击诸侯王,剥夺他们的爵位,仅仅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就以诸侯王在祭祀时捐献的黄金成色不足为借口,一下剥夺了一百零六人的爵位,占当时列侯总数的一半。后来我们熟知的刘备,他的祖先就是以这种方式被剥夺了爵位。经过汉武帝的努力,诸侯王们基本上只能享受俸禄和租税,与一般富人没有什么区别,诸侯国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也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第二,在经济上,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盐铁官营,实行“算缗”和“告缗”,增加国家收入,打击富商大贾。汉朝初期,由于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中央对货币的管理也放开了,允许地方和私人铸造货币。比如汉文帝就曾经赐给自己宠信的邓通一座有铜矿的山,允许他私自铸钱,邓通铸造的钱横行天下,被称为“邓氏钱”。“七国之乱”的发动者吴王刘濞,利用自己王国之内铜矿丰富的地理优势,专门招募亡命之徒给自己铸造钱币。这种现象一方面造成货币种类混乱,质量参差不齐,不利于互通有无;另一方面也给地方势力和富商大贾带来大量财富,严重威胁到中央集权。

于是在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地方和私人铸钱,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然后他又命令将全国各地所有私自铸造的货币都运往京城销毁,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来负责铸造货币,其中“钟官”负责铸造工作,“辨铜”负责审查铜的成色和质量,“技巧”负责在钱币上刻字。铸造出来的新钱币,由于重五铢,被称为“五铢钱”,又被称为“三官钱”。五铢钱含铜量较高,如果造假的话得不偿失,因此很少有人造假,这样就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而且五铢钱质量很好,广受大家欢迎,不仅在当时得到广泛流通,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直到唐初铸造开元通宝,五铢钱才退出历史舞台。

而当时汉武帝还面临着财政上的危机。由于汉武帝与匈奴结束了和亲关系,汉匈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军费大增;汉武帝还兴修水利,治理黄河,这也要花钱;另外,汉武帝还一改之前几位皇帝的作风,奢侈浪费,大兴土木,兴修宫殿。此外他还大搞封禅大典,跟秦始皇一样痴迷于神仙方术,妄求长生不老。虽然汉初给汉武帝积攒了一些老底,可哪里经得起他这么折腾?汉武帝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此他打破了长久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任命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为侍中,而又任命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为大农丞,来为自己理财。

这一天,东郭咸阳和孔仅来觐见汉武帝,参拜完毕后,东郭咸阳问汉武帝:“微臣敢问陛下,天下哪两样东西是老百姓最离不开的啊?”“那还用问!”汉武帝颇为自负地说,“当然是盐和铁了。人不可能不吃盐,一天不吃盐,浑身都没劲。至于铁嘛,无论是铸造农具,还是冶炼兵器,也都离不开。”汉武帝狐疑地看着两人:“东郭爱卿是煮盐发家的大商人,孔爱卿是从事冶铁的大富翁,这两样东西的重要性你们能不知道?又何必来问朕呢?”看两人笑而不语,汉武帝追问道:“爱卿是否有什么理财妙策?但说无妨。”

孔仅娓娓道来:“陛下果然聪明。毋庸讳言,大汉建国以来,对制盐和炼铁一直实行放任的政策。国家向商人们自由开放山川和大海,商人们可以自由经营盐铁事业,官府仅仅收税而已,却从不加干预。盐铁的生产跟买卖,真是一本万利的营生。要不然,微臣和东郭兄怎么可能富甲一方呢?”听了孔仅的话,汉武帝开怀大笑,笑着还不忘骂上一句:“真是无奸不商,无商不奸!”“盐铁事业获利如此之大,可是朝廷眼下收那么一点税就心满意足,陛下难道就真的不想改变这种局面吗?”东郭咸阳接过了孔仅的话茬子。

“两位爱卿是否已经有好办法了?”汉武帝精神一振。孔仅一看汉武帝来了精神,就将自己胸中的计策和盘托出:“微臣和东郭兄共同建议,陛下应该将制盐、炼铁以及酿酒的经营权统一收归政府,只能由国家经营,至于具体的经营方式。”东郭咸阳补充说:“朝廷应该在全国各个出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大的制贩盐铁的商人来当盐官和铁官,来管理盐铁的生产与销售。对于不产铁的地方,也要设立小铁官,负责将废铁收集起来,用以制造农具或其他用具。”

“爱卿所言甚是!”汉武帝连连点头,“就按照两位爱卿的意思办,朕再加一条:对于敢私自经营盐铁者,要砍掉左脚的脚趾头,并没收生产工具,严惩不贷!”盐铁官营施行几年之后,汉武帝找来大农令桑弘羊说:“爱卿,前几年你总对朕说国库里里面的钱不够花,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托陛下的洪福,”桑弘羊回答道,“这两年国家风调雨顺,百业兴旺,尤其是实行盐铁官营的政策以来,国家的收入成倍地增加。陛下南征北战,这其中的军费和赏赐的花销,多得都数以亿万计,但是国库也能负担得起。要是没有盐铁官营,真是不可想象。”

汉武帝得意地说:“是啊,看来当年朕真的没有看走眼,让你们这些商人为国家理财,的确胜过那些整天只会大讲仁义道德的儒生。”“陛下圣明,”桑弘羊深深一拜,说:“商人们干经济之事,自然是轻车熟路。我们大汉的疆土那么大,各地出产的东西又不一样,互通有无那是必须的。商人们只要稍微动一动脑子,跑一跑腿,发大财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当然,这跟朝廷的政策也是分不开的。”“朝廷的政策?”汉武帝疑惑地问,“这跟商人发大财有什么关系?”

“陛下,”桑弘羊娓娓道来,“京城的各个部门经常抢购各种物资给自己的人用。政府部门出手,那自然都是大手笔,量绝对小不了,市场上的某些商品就很容易处于缺货的状态,俗话说物以稀为贵,物价当然就很容易上涨了。另外,各个郡国上交给中央的赋税和贡品,有的东西朝廷根本用不上,可是还必须得收。有的东西千里迢迢运到京城,结果运费比东西本身的价值还要高,真是得不偿失啊!而大商人往往利用京城和地方某些商品稀缺的情况,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自然是赚了个盆满钵满。”

“爱卿是否有何良策?”汉武帝似乎听出了桑弘羊的意思。“微臣斗胆进言,”桑弘羊说:“请陛下授命微臣在各个郡国设立均输官,由他们来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各个郡国征收来的赋税和贡品。哪些东西要是京城用得着的,就运到京城;哪些要是别的地方用得着的,就运到别的地方去卖掉。这叫作均输法。然后在京城设立平准官,负责把各个均输官运往京城的物品,除去政府和皇室需要的之外,进行统一的经营。如果这种物品京城缺少的话,那就出手卖掉;如果京城某些商品过多的话,平准官也可以大量买进,等到涨价了再出手卖掉。这叫作平准法。”汉武帝连连赞同,下令实行。

其实汉武帝对于富商大贾势力的急剧膨胀,早已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这帮商人富可敌国,交结公卿,还与国家争夺利润,汉武帝早已想动手收拾他们了。那是在实行均输法的几年前,有一次汉武帝跟桑弘羊聊天,桑弘羊曾经给他出主意:“陛下,眼下国库入不敷出,而商贾们一个个却肥得流油,一点都不想着为国分忧,这实在是不像话。微臣建议,对大商人们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按照商人的财产的数量,每两千钱要收一算(一算等于二百文的钱)的税,以此类推,财产越多,收的税也越多。此外,对于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收一算的税;不是三老和北边的骑士的人要是有车的话,一辆车收一算的税,商人的车一辆则要收两算的税;有五丈以上的船的人,每只船收一算的税。这叫作‘算缗’。”

“爱卿此议甚妙,”汉武帝说,“可是你也是商贾出身,想必也知道,商人们没那么傻,他们总是会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财产隐藏起来,官府光查找这些财产就得忙活半天,怎么能保证有效地征收到税呢?”桑弘羊接着说:“陛下可以下令:谁要是敢隐藏自己的财产不让官府知道,一经发现,就要没收全部财产,而且本人还要被罚去边疆守卫一年。同时鼓励告发,谁要是告发有人私藏财产,一经确认属实,告发者可以得到被告发者一半的家产。这叫作‘告缗’。这么高的赏格,谁不心动啊?谁不抢着向官府告发啊?有这么多人为朝廷卖命,朝廷还怕收不上税吗?”汉武帝对此完全赞同,于是“算缗”跟“告缗”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来。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法、算缗告缗的推行,不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解决了汉武帝时期的财政问题,而且打击了富商,加强了中央集权,其中的有些政策,还被后来的封建王朝所借鉴和吸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思想文化上,推行察举制度,选拔人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儒学的主导地位。选官制度对于历朝历代来说都是大事。汉朝初期,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承袭秦朝的军功爵制,按照爵位的高低授予官职;第二个是郎官制度,郎官是郎中令手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官,他们平时跟在皇帝身边,负责守卫皇宫和保卫皇帝,同时也能接触一些政务。一旦中央或者地方需要人去做官,皇帝就会从郎官中挑选人去做。与郎官制度相匹配的,还有“任子”和“赀选”的制度,前者是指一些高官的子弟可以被选为郎官,后者指的是一些符合条件的商人也可以做郎官和其他官吏。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些选拔制度下,官吏的来源主要是贵族、官员子弟和富商,一般的老百姓很难有机会做官。为了选拔人才为自己服务,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新的选官制度,最主要的就是察举制。其实早在汉文帝的时候,就已经下令地方要向中央推举“贤良”“孝廉”来做官,可是没有形成正式的制度。汉武帝规定,地方的郡守必须要定期向中央推选“孝廉”等人才,经过中央考核后对其授予官职。后来又规定,要按照各个郡的人口的总数和比例来确定推举的人的数量,并取消了财产的限制,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察举制度。

除了察举制度之外,汉武帝实行了征召制度,由汉武帝召见他们,如果发现他们的确符合自己的要求,就立即授官。此外,汉武帝还实行“公车上书”的选官制度,允许天下吏民向皇帝上书,阐述自己对治理国家的看法和对策,如果汉武帝觉得上书的人言之有理,确有治国之才,也会任用他做官。通过这些政策,汉武帝选拔了大量人才,进一步扩大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在解决人才问题的同时,国家主导思想的改变也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前面讲过,黄老之术在汉朝初年一直都是国家的主导思想,这种颇为消极的思想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质疑。而原本偏于复古保守的儒家思想,在吸收了法家、五行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之后,改头换面,形成了新式的儒学,并日益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

汉景帝时期曾经主持过一次对于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的争论,其中一位秉承黄老之学的人说:“商汤跟周武王作为臣子,却去反抗自己的君王,这就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结果一个儒生说:“孟子曾经说过:‘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汤和周武王推翻昏庸无道的夏桀和商纣王,这是上应天命,下应民心的。照你这么说,当年我们汉高祖推翻暴秦,建立大汉,难道也是大逆不道了?”这下子汉景帝为难了:要是赞同前者的意见,那么大汉王朝就来路不正;可是赞同后者的意见的话,就表明大汉王朝早晚有一天也可以被推翻。于是汉景帝只好打圆场说:“吃马肉不吃马肝(马肝是有毒的),不能算不懂味道。我们还是谈一些别的问题吧。”从这场争论我们可以看出,这时儒学已经可以与黄老之学分庭抗礼,黄老之学独尊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各个地方又推举了一批“孝廉”到中央接受考核。其中一个叫作董仲舒的儒生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因为他听说此人刻苦读书,曾经三年都不去自己家里的园子里转转。于是汉武帝就问他:“董生,历朝历代的君王接受上天的命令,有什么征兆吗?经常发生的一些自然灾害,这是因何而起呢?”

董仲舒答道:“启禀皇上,上天和人间从来都是相互呼应的。想当年武王伐纣,渡过黄河的时候,就有一条鱼跳到了周武王的船上来,这就是上天给他的吉祥的预兆啊!同样的道理,上天为了提醒君王要对百姓施以仁政,就要时不时地进行警醒。一旦君王横征暴敛,昏庸无道,就要降下灾难来,这就是国家发生各种自然灾害的原因。而君王要是能够痛改前非,迷途知返,那么上天就会让国家重新风调雨顺。这就是‘天人合一’。”

汉武帝连连点头,接着问:“天道如此,那么人呢?人为什么又会有善恶好坏之分?”董仲舒回答道:“人的善恶好坏,受两部分的因素影响:一部分是天生的,这是由上天决定的,无从改变,另一部分却是由国家和社会环境来决定的,这就可以改变了。”董仲舒略微停顿一下,说:“依小民之见,陛下您是一国之君,乃是一国之表率。如果陛下您可以带头行仁政,尊德行,那么天底下的老百姓当然也会争先恐后地实行仁义。这样国家怎么会不太平呢?”

“说得好!”汉武帝夸奖说,“那你说朕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呢?”董仲舒一下子来了劲,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小民以为,陛下刚刚即位,应该大兴改革,革除弊政,抛弃原先因循守旧的黄老之术,采用儒家思想,建立新的制度。陛下应该在中央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学校,向百姓灌输仁义礼智信的思想。这样自然能够实现天下大治。”

董仲舒的话,让汉武帝怦然心动,这不是正和自己力图改革、积极进取的想法不谋而合吗?于是后来他又找到了董仲舒,进行了两次策问。在后来的策问中,董仲舒继续围绕着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护封建王朝的正统性。除此之外,董仲舒的主要思想还包括以下两点:第一是“大一统”思想,认为国家应该树立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思想,维护中央集权和君主的权威;第二是“三纲五常”思想,提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条要求,从而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和封建等级制度,为君主的统治服务。

在董仲舒等儒生的影响之下,汉武帝逐步确立了儒学在国家生活中的统治地位。早在汉武帝初年,他就设立了五经博士,抬高儒学的地位。后来在公孙弘的建议之下,汉武帝又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进行考试,能够通晓一部儒家经典以上的人,就可以做官或者担任郎官。而到了汉武帝后期,担任丞相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儒生,许多人为了功名也竞相研读儒家经典,儒家逐渐变成了显学,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从客观上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像秦始皇焚书坑儒那样严禁儒家学说以外的其他学说,其他学说还是可以存在与传播的。然而在国家的主导下,儒家还是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独尊地位,这种政策也一直被后来的历代王朝所沿袭,儒家文化也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但是我们要注意,虽然以汉武帝为首的统治者标榜推崇儒学,但是绝对没有完全按照儒家的那套路子来治国,而是实行“儒法结合,外儒内法”,一旦遇到反抗,他们绝对还是要用法家的那套严刑峻法来处置的。后来汉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3年)曾经对自己的太子说:“我们汉朝有自己的统治方式,就是儒法结合,怎么可以只用儒家思想呢?”一针见血,点出了汉武帝及其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政策。

通过汉武帝的改革,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汉武帝也能够通过掌控全国的资源,实现自己开疆拓土,君临天下的雄心壮志。汉武帝在位期间,积极对匈奴作战,重创匈奴的势力,夺取了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他还通过战争和外交的手段,在南越、西南夷、朝鲜等地设置了郡县,加强了中央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而且在汉武帝时期,张骞还出使西域,沟通了东西方的交往,也为汉代确立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此外,汉武帝时期封建经济持续发展,文化也呈现繁荣的局面,使得这一时期成为整个汉代的鼎盛时期,这也离不开汉武帝的改革。

但是,汉武帝到了晚年,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发动了许多没有意义的战争,结果搞得劳民伤财。而且,汉武帝还宠信奸臣江充,任由他利用巫蛊(古代风传的一种诅咒人早死的法术,其实毫无科学依据)陷害太子刘据,迫使太子发兵杀死江充。结果在乱战中太子被逼死,前后有许多人被杀,史称“巫蛊之乱”。后来汉武帝知道真相后,追悔莫及,进而反思自己的治国之道,因此下诏向全天下人自我检讨,对外停止大规模战争,对内轻徭薄赋,给人民以喘息的机会。不久汉武帝去世,之后陆续即位的汉昭帝(公元前86年-公元前74年在位)和汉宣帝继承了汉武帝的政策,与民休息,汉朝国力得到恢复,史称“昭宣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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